只有保障绝大多数人福祉的制度才是好制度

只有保障绝大多数人福祉的制度才是好制度　　

——与　胡鞍钢　先生谈‘好制度’　　

我的首先声明，从抽象的角度说，我不是一个社会制度的虚无主义者；从具体的角度说，我也不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制度的否定论者。如果非要问我是什么论者，充其量我只能算一个社会制度好坏求证论者。　　

制度的问题是个大事情，因为它事关全社会所有成员的喜怒哀乐，所以每个社会成员都不应该等闲视之。　胡鞍钢　先生之所以关注与论述制度的好坏，恐怕其用意也在于此吧。　　

看了　胡鞍钢　先生的宏文，我不得不佩服这些知识精英们的写作能力与良苦用心。又是表格，又是试卷什么的，真像是理据凿凿，无可争辩的架势，其实真理是不需要粉饰的。如果是出于逢迎邀功的目的，　胡　先生是可以得个满分的。假如从问题的真理性上来推敲，草民觉得是有许多可商榷的地方的。　　

让我们先看看　胡鞍钢　先生论证制度的认识论基础。我记得实用主义的鼻祖黑格尔有句名言，那就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从本质上来看，　胡　先生的暂时成功的、比较数字暂时居多的就是好制度，也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实用主义的典型的认识方法。这与‘不管论’的‘猫实用主义’真是一脉相承。　　

再让我们看一下　胡鞍钢　先生衡量社会制度好坏的标准。　胡　先生说：“我们又如何从国际视角来衡量她的成功，并进而证明她的政治体制是适宜的，也是成功的？”呢？　　

“这里不能靠主观判断，更不能按照西方价值观来判断，而需要用数据说话，用客观事实来证明。这里“成功”与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能使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案例’和‘具体指标’；‘成功’与否不是自我的评价而是横向的评价，并可以进行国际比较，在比较中鉴别。”　　

以下便是　胡　先生发明的‘阶段数据’比较鉴别法：一是从过去30年(指1978-2008年)的长期发展角度，对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国际比较；二是从过去3年(指2008-2010年)的短期发展角度，对G20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国际比较，进而说明中国的发展成绩是最佳的，确实是‘风景这边独好’。　胡　先生于是就完成了‘好制度’与‘坏制度’的评判。　　

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以‘胡鞍钢之法’还制‘胡鞍钢之身’的话，恐怕也会罗列出比胡鞍钢持续‘30’年更久的发展‘数字辉煌’、‘治理危机辉煌’，等等，应该说近200年来，要是比‘社会经济发展增长数字’我们是比不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列强的，那按照　胡鞍钢　先生的‘谁圈定’年代、阶段经济发展数字大、多就是‘好制度’的逻辑，没有疑问就只有资本主义制度好了，各个民族与国家在这个阶段所进行的反对、推翻这个制度的任何革命、独立与建设，就都是与‘好制度’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行径了？！　　

即使从经济发展的具体角度来鉴别，作为拥有相对的稳定性特制的综合性的‘社会制度’，与拥有绝对、具体的、不稳定的阶段性的经济建设发展指标，也没有什么可比性，因而也就不具有客观的说服力，这是一。　　

二呢，社会制度的好与坏的鉴别、考评的标准绝对不是一个经济建设发展指标，而应该也必然是政治的、社会的、军事的、伦理的等综合性标准。以一个经济指标代替全面的考核指标，无疑问是以偏概全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主观武断，关于这一点，我想作为博导的　胡　先生应该知晓，因为这是认识论的ABC的问题。　　

第三啊，我只　能说胡　先生为了达到自己才知道个人目的，不惜偷换概念，硬将属于经济制度的具体问题与属于综合的原则问题的社会制度等同起来，以至于才会犯以偏概全、张冠李戴的低级错误。　　

其实，我以为检验一个社会制度的好坏，根本用不着制图表等玄乎套，不就是一个国体和政体的问题吗。既然是说社会制度，就得由全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评判，社会是什么，不就是人与人的总和吗？检验一个社会制度是好是不好，根本的一条就是看这个制度是给少数人带来福祉，还是保障绝大多数人的福祉。只有能够保障绝大多数人的福祉的制度才是好制度。　　

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啊，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保障绝大多数人拥有民主、自由、权利和幸福的制度。保障少数人民主、自由、权利和幸福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保障少数人民主、自由、权利和幸福的制度即使阶段性的或者长期的经济建设发展指标再高，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说，也不是好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