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襄西部振兴的新机遇

邓小平同志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这就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面对基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因素以及内外因素所形成的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呈现的复杂局面和诸多困难，我们认为“魔高一尺而道高一丈”。所以，在新问题产生的时候，解决问题的外在机遇和内在有利因素也同样增加着，而且比较而言，机遇远远大于挑战。初步分析，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内陆欧亚时代的到来，为我们解决西部民族问题提供了200年不遇的地缘政治学机遇。纵观近现代历史，中亚一直是大国争雄的重镇。先是英国殖民印度到中亚的捷足先登，稍后是沙俄南下东进，并与英、美、德、日诸列强在中亚的群雄争霸，俟后是二战后美、苏两霸在中亚的角力对抗。苏联解体标志着以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对垒为特征的冷战时代的结束。美国在失去对手后一霸独大，其控制“世界岛”即中亚地区并进而称霸世界的战略意图昭然若揭。以9.11事件为契机，美国借反恐之名，直接插手中亚各国事务，甚至不惜发动对伊拉克等国的侵略战争，在前苏联中亚地区大搞颜色革命。美国的触角伸展到了中国的家门口。中国古话讲，“有敌国外患者国恒强”。列宁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总是要知难而进的。面对美国的咄咄气势，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直面应对，经营好中国西部。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而是“反霸”和“防演”的需要。目的就是用虎狼之力颠覆虎狼之道，从而“打碎拳坛，构建花坛”（黄纪苏、王小东，2010），开创我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新道。回眸历史不难发现，“西”安天下安，“西”宁天下宁。[1]当中华民族处在政治清明、国威赫赫的时代，中国西部往往受到朝野重视，因而也就每每雄厉无前。或者反过来讲，每当西部健翮翼翼大展宏图的时候，也意味着国家处于蒸蒸日上的盛世。所以，司马迁才有中国自古“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的政治箴言，魏源才有“卫藏安，而西北之境安”防卫心得，左宗棠才有“重新疆而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而所以卫京师”的睿哲判断。而当政治腐败、军事无能、国运式微，民族走下坡路的时候，西部也往往被人忽视，重新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关中在清朝后期产生的所谓“老不上边、少不下川”民间俚语，都是政竭势衰以后蜗居在“超封闭文化环境”（金观涛，1985）中的文化犬儒们对自己数典忘祖（主要是忘记了秦文化的进取精神）和消极无为行为的一种开脱之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忽视西部发生在近200年前清朝的道光皇帝时代。从此，清朝统治者就从根本上忘记了国家主权在陆地、在“塞防”的本质，其结果就是在舍本求末中把“海防”当成了国防的全部内容。最后在丧失战略纵深中沦落到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我们认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世纪之交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的西部大开发的动员令，不啻是出于一种经济的考量，而更是一种“讲政治”的具体行动，即以“世界性眼光”打量和战略性思维观照下应对西部民族问题的政治性举措。西部大开发已经过去了十年，今天，汲取西部“血性”，强化国家意志，打造国家政治战略高地，已经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其次，中国新时期“世界加工厂”角色的转型与提升，为西部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30年不遇的地缘经济学机遇。在2007年党的17大上，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作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决策。紧接着，2008年就爆发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经济新形势的突变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变得“刻不容缓”。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转机”，即转金融危机之危，变为构建新经济发展方式之机。这个“转机”是最近三十年不遇的新机遇。审视新时期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在贯彻“两个大局”理论诉求中，把中国打造成了“世界加工厂”，但由于它是以重化工产业为龙头的“两高一低”（即高材耗能耗和高污染以及低人力资源成本）的形象昭示于世人的，所以就只能处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并且具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治理以上经济沉疴的破局之策。具体而言，它为西部提供了以下可能的机遇：一是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市场需求结构，将是以内需为主，更加体现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结构，这样就在客观上有可能改变出口导向下的的外需型经济结构尾大不掉的弊端，从而把加大国内消费力度尤其是西部居民的消费力度的话题变为实实在在的现实。二是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生产力部门结构乃至行业结构，将把三次产业的协调作为重点，这样就会在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农业和服务业中从社会就业和方便生活两个方面为西部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三是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扩大再生产，将会把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和包容性发展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样就会在改变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能源、资源的过度开采中把挖潜、改造、革新提到议事日程，从而在物尽其用和人尽其才走出一条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并最终导致山川秀美大西部的再现。四是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我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将是更加看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创新和不断进取与学习超越的内源型的社会发展模式，这样就可以改变自由主义观照下的“依附发展”模式，从而在摆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阴影，改变不平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把蕴含在西部的延安精神的创新精髓和毛泽东思想的独立自主灵魂得以有效的释放。五是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生产力要素结构，将是劳动和土地、资本、企业、市场直接结合的要素结构。这样就可以克服劳动和其他要素相分离的悲剧，使得西部人民不再像候鸟一样来回折腾，每年往返于东西部两个地区，从而在恢复和修补业已残缺不全的家庭功能中找回人生幸福的感觉，活得更加有尊严、有品位。而且更为重要的，将会引来人才向西部的回归，从而为西部的腾飞创造人气。　　

再次，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其崛起必然会给西部带来前所未有的文化机遇。文化是文明萌生的渊薮，而文明是文化结晶的精髓。中国西部既是中国的文化高地，更是中国的文明高地。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四个方面，其中每一个方面我们都能在西部找到原始基因和活力源头。张维为认为，以理性观念表现出来的中华文明大体上有以下八个方面：即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和选贤任能、兼收并蓄和推陈出新、和谐中道和和而不同。[2]细细观察不难发现，这八个文明成果的基因几乎全是在西部形成的。一是实事求是的直接来源虽然是湖湘大地产生的明清实学，而它的最早源头，却是发轫于北宋年间由张载所创立的关学理论。张载关学中氤氲的“崇实”和“致用”的致思偏好，是明清实学最主要的理论源头。二是民生为大的理论源头直接发源于《尚书经》的“六府三事说”，而“六府三事说”最早的实践模本就是周公创立的礼乐制度。孔子倡导的亲仁爱民、“近悦远来”民本政治之范本，就是由“敬德保民”的周王朝创立的。三是整体思维的方法论最为丰富的组成部分就是周易八卦说，而这一经典是由被囚禁在羑里城的周文王演绎而成的。四是“政府是必要的善”的最早的制度示范者，恰恰是秦始皇所推行的郡县制。五是良政善治的最抽象模型，就是青年学者　阎雨　先生概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的C模式（和美国的A模式行对应），而这个模式的始作俑者，就是由来自中国西部川北羌族人民的儿子大禹在实践“水政”中开其先河的。六是诠释“得民心者得天下”和选贤任能的最佳案例，一个就是西部唐太宗李世民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千古箴言；另一个就是秦时创立的军功爵制。七是兼收并蓄和推陈出新这两点，我们很容易从周秦汉唐四大朝代文化的历史积淀中找到基因。[3]八是和谐中道和和而不同，我们也可以从周太史令始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中发现历史的基因。总之，文化视阈下的西部问题，说到底就是西部文化的保护和创新的问题。蛰伏多年的西部文化和西部文明，适逢中国崛起的历史性运动，其魅力必定会被人们发现，因而西部文化重放光明之日，就是中华民族真正腾飞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时。　　

最后，重庆模式的横空出世，为西部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社会建设价值的示范效应。社会建设在这里主要是指民生工程建设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推进。胡温新政以来力主“四大建设”，而这又是以社会建设为主参量的。这就要用社会关爱价值诉求来整合政治建设的公平正义价值诉求、经济建设的世俗幸福价值诉求和文化建设的自由创造价值诉求。社会关爱价值诉求的社会伦理基础是亲社会性的利他主义，而利他主义在中国的现实表现就是“舍己为家”。这个家不啻是核心家庭的小家之家，同时也表现为社区之家、家乡之家、家园之家、公家之家和国家之家。我们从薄熙来主政重庆以来所坚持的“大下访”、“结穷亲”、“三进三同”、“唱红打黑”、“五个重庆建设”等一系列举措中看到了致力于西部民族问题解决的希望。因为从信仰和价值维度来审视西部民族问题，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构建西部和谐宗教中把少数民族信教群众心中所弥馨的宗教情愫，如爱上帝（基督教）、爱真主（伊斯兰教）、爱佛祖（藏传佛教）转化到现实的爱自己、爱家人、爱邻人、爱集体、爱国家的行动中来。为此，就要紧紧抓住民生建设和社会保障事业这个“抓手”不动摇，把加快西部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这一核心任务用社会建设的各种具体事务体现出来，用构筑和谐家园的行动体现出来。惟其如此，才能使人民群众感觉到生命的尊严就在自身，“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幸福生活就在眼前，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路子就在自己的脚下，诚信友爱的社会生活的基础结构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这样的话，他就会把改变命运的希望由对“来世”的期盼转变到改造“现世”的实践活动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