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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中的边界、边疆与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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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ueshe8.com/viewthread.php?tid=17487&extra=page%3D2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40 期 7 版“历史学”文章之一。
世界历史上的边界、边疆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实践问题。将边界、边疆与国家主权作为世界史编纂过程中的具体线索之一，给予其充分的重视，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以往历史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更好地捍卫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
编纂世界史不仅要求一种系统的描述、总结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叙述形式，而且要求一种科学的认识、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哲学。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说，世界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非常广阔，这就导致了世界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世界史的重要线索：边界、边疆与国家主权
边界、边疆与国家主权是世界史编纂中的一条重要线索。世界史是人类整体的历史和人类活动的产物，其形成的根源与动因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它所导致的分工与交往的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这实际上阐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动力机制，即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等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围绕着人类不同社会形态演进这条主线，世界史在编纂过程中还可能存在着多条不同层面的细节线索。这些线索相互交错、相互支撑，与主线一起共同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合力”，共同构成了人类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编织起了宏阔的世界历史图景。边界、边疆与国家主权就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的线索。
地球上本来没有所谓边界、边疆的存在，只有在人类出现并建立了不同的利益共同体或国家之后，人类才用界线把地球表面人为地划分成不同的区域，以此来标示各个利益共同体或各国所占据的地理范围。从这个意义上看，边界或边疆问题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性，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边界（国界）与边疆的含义既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边界（国界）通常指“本国与邻国的领土之间的分界线”，边疆则指“靠近国界的领土”。在这个意义上，边界是一条线，而边疆则是一个地带，即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内，不同的人类族群长期活动和发生交往的广义边界。对现代国家而言，边界是国家行使领土主权的界限，对边界的任何侵犯都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边界包括了陆地边界、海上边界、空中边界和地下边界，甚至一些对国家利益来说十分重要的无形边界。在这个意义上，边疆就是由这些真实的或无形的线所组成的面。因此，边界、边疆是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基点。边界、边疆问题就意味着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归属问题，直接涉及自然资源、经济利益、国家战略等重大问题。国家对边界、边疆的理解和认识，实际上反映的是国家对自身利益的界限的理解和认识。
边界、边疆的观念及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与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相适应，不同的历史时代会产生不同的边界、边疆观念，并相应地会表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因此，研究世界史上边界、边疆变动的实践与理论，可以深化对人类社会和现代国家的综合性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边界、边疆与国家主权构成了世界史编纂过程中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一条重要线索。
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例如，有学者在《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一书中指出，西方关于边界、边疆的早期论述可以追溯到希腊和罗马时代，但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边界、边疆理论，则是在新航路开辟以后，特别是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出现并形成相关理论之后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过程同时也是西方国家在全球进行殖民扩张和争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将自己的国家理念、边疆观念带到了亚非拉地区。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西方的边界、边疆观念在以往基础上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各种新理论：边疆从有形的陆疆、海疆、空疆、天疆等地理边疆发展为经济边疆、信息边疆、文化边疆、利益边疆等无形的“边疆”；西方大国的某些理论鼓吹借助经济、网络等多种手段，从多种形态的“边疆”打破发展中国家的国界，从而冲破地理上的有形的边界、边疆，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颠覆和破坏。
又如，美国学者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在其《世界：一部历史》中也很重视边界、边疆问题。他认为，大约在1.4万年前至1.5万年前，前农业社会的定居者在石灰岩石板上刻画的图形看起来像他们的田地的平面图，这说明他们有领土的概念；而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这一时期，最具野心的国家都被一种悖论困扰：它们力图统治更多的人口，却因领土扩张而无法维系距离中央政府日益遥远的边疆；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00年所谓的轴心时代里，国家的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疆界之内包括了许多共同效忠于一个独一无二的权威来源的政治体，这一时期的新帝国首先在亚洲西南部形成，接着在环地中海地区、最后在中国与印度纷纷出现，它们确立了冲突与文化交流的共同边界或边界地带；在18世纪，一个全世界殖民的时代，一个用定居者来划定政治边疆的时代，拓殖者千方百计地招募人口，让他们稀疏地散居开来，以便延伸定居世界的边界；19世纪食物生产边疆的最伟大的拓殖，发生在阿根廷、巴西、乌拉圭、澳大利亚和北美的辽阔领土上，北美大草原饲养牛群、种植粮食是人类进行的最为引人注目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环境改造；等等。当然，其中一些具体结论及其隐含的政治立场是我们不能赞同的。
简而言之，世界历史上的边界、边疆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实践问题。将边界、边疆与国家主权作为世界史编纂过程中的具体线索之一，给予其充分的重视，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以往历史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更好地捍卫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董欣洁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边疆研究需要新视野
作者：孙勇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0-11-18 9:43: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40 期 7 版“历史学”文章之一。
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使国家安全的内涵逐步发生演化，西方国家强势的利益扩张不断越过发展中国家地理的疆界，利益边疆和战略边疆不受地理限制的特性凸显出来，成为国家安全新的着眼点，迫使各国必须重新审视边疆理论和自身的国家安全战略。
新趋势下的边疆理念与国家战略应当高度契合
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边疆”，在很长的时间里简言之就是“相对于国家核心区的外围性区域”，这是对“边疆”地理概念最基本的理解或阐释。近几十年来，国际上关于边疆的基本理念中，边疆首先仍然是一个关于区域的地理概念，但是在此基础上已逐步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欲在国际博弈中把握战略先机的现代国家，其利益边疆既可以与传统地理边疆叠合，也可以打破传统地理边疆的限制，借助政治、经济、文化等方式拓展本国的利益。正如有学者在《冷战期间西方边疆理论的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陆疆、海疆和空疆的观念自出现以来就与国家的利益密不可分，并对政治生活发生重要的影响。冷战期间，第四种疆域——天疆，也就是太空边疆的观念开始出现；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推动了国家边疆视野的扩展，边疆不再单纯地被视为一种非此即彼的机械的分界线，而是多层次的内容在自然空间的叠加；经济发展引发对国家无形边疆的重视，无形边疆是领土边疆在概念上的转化或某种放大，在国际经济旧秩序和跨国公司迅速发展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殖民时期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控制程度。
又如，美国的决策精英们认为美国的地理边疆扩展已经结束了，然而美国人边疆心理的扩展并没有结束，还在不断地延伸，不仅有形的边疆如太空边疆需要拓展，而且其无形的边疆即文化影响的边界也需要拓展，这些新理念促成了美国新的边疆战略。
以文化边疆为例。人类社会结构正在由传统的“平行线”型结构向“网络”型结构转换。信息时代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网络社会，文化边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有学者在《文化边疆：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维护的发展性取向》一文中提到，文化边疆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使其文化的性质能够得以保持、文化的功能能够得以发挥、文化利益能够不受威胁和侵犯的防御界限。作为对传统领土边疆的发展和深化，文化边疆具有多重特性。文化边疆是一个客观性的概念。只要存在正常的对外交流，就存在文化边疆问题。文化边疆不仅适用于小国和弱国，也适用于发达国家，比如法国、德国也会非常关注美国文化在其国内的影响。文化边疆具有边缘的模糊性、交叉性。文化边疆产生的基础决定了它是一个交互性的客观存在。文化边疆是一国国家文化利益向外辐射的范围，而随着全球性交往的深入，各国文化边疆在向外拓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种交融的趋势。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已经成为文化边疆的基本特征之一。文化边疆作为一种动态存在，其外层始终处于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所受的侵蚀最严重、最容易被攻破。文化边疆的出现使得国家安全从传统的地理边疆中拓展出来，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因此，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念也需要新的突破。
对国家边疆问题的研究应有超前视阈
当一国将对有形与无形边疆的思考结合起来，在一段时间里依据国家战略的轻重缓急重点关注某一区域或领域时，该区域（领域）即成为战略边疆。战略边疆是可变的，其变动范围往往与国家战略重点有关，凡是符合国家战略重点的地方，就是战略边疆。
我国思想库对国家边疆的研究应有超前视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未来比过去更为重要。相对于传统的领土边疆的研究而言，要重点围绕利益边疆、文化边疆和战略边疆的新视点进行学术研究。国家利益与利益边疆、文化边疆和战略边疆是对同一内容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认识和概括。如果说利益边疆回答的是国家利益的范围，文化边疆回答的是国家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诉求，战略边疆则是回答国家利益战略重点的要求。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制定内外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在边疆问题上尤其如此。
从实践的角度看，国家领土的边疆（地理边疆）是国际法公认的主权国家行使对内最高管辖权的地域界限。这条地域界限往往以边界线的形式表现出来，边界线内外有着绝对的、原则的区别。而利益边疆、文化边疆可能没有明确的地域指向性，有的时候利益边疆、文化边疆与领土边疆的内容是叠合的；有时也表现出某种非地域性特征，利益边疆包含文化边疆在内，既包括国内利益，也包括国家的国际利益，是领土边疆概念的放大和转化，远远大于领土边疆。
边疆研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国家是历史的范畴，国家边疆问题亦是历史范畴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家领土的形成和边界的产生、对形形色色疆界理论的批判，特别是对国家、民族发展内在原因导致疆域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的思考，对我们具有深刻的启发和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一书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36篇有关论著的章节，是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读本。要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疆域观，必须通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把握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疆域变化理解的丰富内涵。这本身是国家边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边疆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总之，只有清醒地认识和分析边疆问题实践及其理论的演变，我们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之中，主动应对西方国家利益边疆或战略边疆的拓展，在各个有关边疆的领域中有力地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真正地维护好国家的主权利益。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勇 单位：西藏社会科学院）“边疆的消失”与特纳的追问
作者：王邵励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0-11-18 9:45: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40 期 7 版“历史学”文章之一。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 Turner，1861—1932），美国史学的重要奠基者，早年在霍普金斯大学求学，而后供职于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及加州亨廷顿图书馆等地，因提出“边疆假说”而开美国边疆与西部史研究之先河。他所倡导的现实主义史学观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亦推动了美国史学的职业化进程，并为他个人赢得了“社会科学大师”的称誉。
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发表于1893年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一文，堪称特纳的代表作。此文借助历史回顾，论证了塑造美国的真正力量乃来自于其本土边疆的拓殖，而非由欧洲舶来。文章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既然边疆在美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边疆已经消失，那美国又将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极具现实性，又颇为美国化。对美国人来说，这个问题产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历史转型期，伴随社会发展始终，关乎国家未来，必须予以正视。
“边疆的消失”，便构成了特纳史学思想生涯的追问起点。在该文中，特纳援引当时美国人口普查报告称：我国本有一片可供安居的边疆，但是那里现在已被分占，所以很难说还存在着一条边疆线。在文章的结尾，特纳再度强调：而今再无天赐的无主土地，在发现美洲400年和立宪100年后的今天，边疆已经消失，由此，美国史的第一个阶段便告结束。在特纳的心中，“边疆的消失”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转折点。文中流露的对于“后边疆时代”的茫然，为其通篇所洋溢的乐观情绪主调平添了几分忧患意味。
“历史，包括客观和主观的历史，总是在形成之中，而从不会终结。”诚如特纳所言，他的思想追问，并未随“边疆的消失”而停止。终其学术生涯，特纳对时局变动的观察与思考从未中断，每过一段时期，他就要对新近社会发展状况做出总结，内容涵盖美国各领域。其间的代表作有：《西部对美国民主的贡献》（1903）、《美国历史中的社会力量》（1910）、《克拉克大学创建以来》（1924）和《1876年和1926年的西部》（1926）等。
“后边疆时代”
纵览特纳的思想轨迹，可见他对于“后边疆时代”美国社会的信心在日渐增强。在他看来，“边疆消失”之后，美国仍然延续了其“文明的进化”，3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包括：由科技革新所带动的国家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大众民主权利范围的扩大和文明素养的提高；国际地位的提升与海外影响力的拓展；西部地位日益凸显及其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等等。带着一贯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义自豪感，特纳宣称：这个变革甚巨的时代，堪与独立革命和南北战争一道载入史册。
特纳认为，新成就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边疆时代的历史遗产，在“后边疆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但是，边疆毕竟是消失了，由此引发的国家生存危机正日益紧迫，具体表现为：由不同的边疆拓殖进程所造就的地域间差异正在拉大，西部与美国其他各地区矛盾日益显现；由于可利用土地不足，资源消耗严重，外来移民增多，使得本土定居者的生存空间日益受到挤压。尤其令他忧心的是：秉承了“自由开荒”传统，堪称新时代拓荒者的大资本家，在这样的“自由竞争”环境中，大规模垄断生产，急速聚敛财富，由此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尖锐。
不断推移的边疆
如何化解“后边疆时代”的难题？特纳尝试着为自己的追问寻找答案。一方面，“拓荒者精神”的内涵应得以丰富。特纳意识到，在日趋残酷的自由竞争时代，继续单纯强调“自由开荒”与“各自为政”，只能加剧美国社会的内耗与混乱。因此，他开始发掘边疆时代的另一种精神遗产，即“合作滚原木”的传统，呼吁新时代的拓荒者既能传承独立自主和积极进取的品质，更应从前辈那里学习协作与团结，尊重“民享、民主与民治的政府”，捐弃偏见，解决因生产垄断及地域冲突所造成的矛盾。
另一方面，“边疆”的意义也应更为明确地扩展。细读特纳的手稿便不难发现，他所谓的“边疆”，既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的边界线，也不能简单等同于西进移民所占的前沿地带。其真正用意在于，边疆是“文明”扫除“荒蛮”之所。“边疆假说”的理论体系恰建构于“边疆”的这一重用意：白人拓荒者是开发“无主土地”的主力军，是推广“文明”、扫除“野蛮”的先锋队，在克服自然险阻与人为的“印第安人障碍”的过程中，“边疆”不断推移，“文明”区域不断扩大，美国社会也就不断进步。因此，边疆是不断移动和扩展的，而“文明”不断战胜“野蛮”则是社会进化的标志。这种表述，反映了特纳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历史进化观。
这种进化观还意味着：即使北美大陆“无主土地”已尽，“边疆”的拓殖也不会终结。一方面，特纳看到了海外的无限“边疆”——当时的帝国主义者由此找到了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自然意义上的荒蛮虽然已经被征服，但社会与文明领域里则尚存无尽的“处女地”在召唤“新拓荒者”们攻取。所以，只要美国社会进化不止，“边疆”的拓殖就会继续。特纳在晚年总结道：“边疆”并没有在1890年消失，当年消失的是统计图上的“边疆线”，边疆拓殖运动一直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他还创造了“科技边疆”、“文化边疆”、“城市边疆”等新的表述形式。在这里，特纳所指的“边疆”已超越地理意义，富有更多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内涵。这个简单的词汇，似乎可以被理解成美国历史的缩影、文明进步的象征、社会发展的载体和美利坚精神的体现。
另需说明的是，中国学界对于特纳及其“边疆假说”并不陌生。《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的中译，早已刊于杨生茂教授所编译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此论文集收录了特纳若干重要作品及相关评论文章。但特纳的代表性著作，如初版于1906年的《新西部的兴起，1819—1829》（Rise of the New West, 1819—1829），1920年的《美国历史上的边疆》（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及1932年的《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Sec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至今仍未见完整中译本面世。此外，另有特纳生前大量未刊手稿现藏于加州亨廷顿图书馆及威斯康星大学等地。对于深入特纳思想研究而言，这批文档具有特殊重要的史料价值。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邵励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历史上的边界、边疆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实践问题。将边界、边疆与国家主权作为世界史编纂过程中的具体线索之一，给予其充分的重视，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以往历史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更好地捍卫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
编纂世界史不仅要求一种系统的描述、总结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叙述形式，而且要求一种科学的认识、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哲学。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说，世界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非常广阔，这就导致了世界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世界史的重要线索：边界、边疆与国家主权
边界、边疆与国家主权是世界史编纂中的一条重要线索。世界史是人类整体的历史和人类活动的产物，其形成的根源与动因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它所导致的分工与交往的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这实际上阐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动力机制，即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等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围绕着人类不同社会形态演进这条主线，世界史在编纂过程中还可能存在着多条不同层面的细节线索。这些线索相互交错、相互支撑，与主线一起共同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合力”，共同构成了人类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编织起了宏阔的世界历史图景。边界、边疆与国家主权就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的线索。
地球上本来没有所谓边界、边疆的存在，只有在人类出现并建立了不同的利益共同体或国家之后，人类才用界线把地球表面人为地划分成不同的区域，以此来标示各个利益共同体或各国所占据的地理范围。从这个意义上看，边界或边疆问题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性，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边界（国界）与边疆的含义既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边界（国界）通常指“本国与邻国的领土之间的分界线”，边疆则指“靠近国界的领土”。在这个意义上，边界是一条线，而边疆则是一个地带，即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内，不同的人类族群长期活动和发生交往的广义边界。对现代国家而言，边界是国家行使领土主权的界限，对边界的任何侵犯都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边界包括了陆地边界、海上边界、空中边界和地下边界，甚至一些对国家利益来说十分重要的无形边界。在这个意义上，边疆就是由这些真实的或无形的线所组成的面。因此，边界、边疆是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基点。边界、边疆问题就意味着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归属问题，直接涉及自然资源、经济利益、国家战略等重大问题。国家对边界、边疆的理解和认识，实际上反映的是国家对自身利益的界限的理解和认识。
边界、边疆的观念及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与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相适应，不同的历史时代会产生不同的边界、边疆观念，并相应地会表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因此，研究世界史上边界、边疆变动的实践与理论，可以深化对人类社会和现代国家的综合性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边界、边疆与国家主权构成了世界史编纂过程中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一条重要线索。
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例如，有学者在《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一书中指出，西方关于边界、边疆的早期论述可以追溯到希腊和罗马时代，但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边界、边疆理论，则是在新航路开辟以后，特别是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出现并形成相关理论之后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过程同时也是西方国家在全球进行殖民扩张和争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将自己的国家理念、边疆观念带到了亚非拉地区。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西方的边界、边疆观念在以往基础上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各种新理论：边疆从有形的陆疆、海疆、空疆、天疆等地理边疆发展为经济边疆、信息边疆、文化边疆、利益边疆等无形的“边疆”；西方大国的某些理论鼓吹借助经济、网络等多种手段，从多种形态的“边疆”打破发展中国家的国界，从而冲破地理上的有形的边界、边疆，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颠覆和破坏。
又如，美国学者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在其《世界：一部历史》中也很重视边界、边疆问题。他认为，大约在1.4万年前至1.5万年前，前农业社会的定居者在石灰岩石板上刻画的图形看起来像他们的田地的平面图，这说明他们有领土的概念；而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这一时期，最具野心的国家都被一种悖论困扰：它们力图统治更多的人口，却因领土扩张而无法维系距离中央政府日益遥远的边疆；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00年所谓的轴心时代里，国家的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疆界之内包括了许多共同效忠于一个独一无二的权威来源的政治体，这一时期的新帝国首先在亚洲西南部形成，接着在环地中海地区、最后在中国与印度纷纷出现，它们确立了冲突与文化交流的共同边界或边界地带；在18世纪，一个全世界殖民的时代，一个用定居者来划定政治边疆的时代，拓殖者千方百计地招募人口，让他们稀疏地散居开来，以便延伸定居世界的边界；19世纪食物生产边疆的最伟大的拓殖，发生在阿根廷、巴西、乌拉圭、澳大利亚和北美的辽阔领土上，北美大草原饲养牛群、种植粮食是人类进行的最为引人注目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环境改造；等等。当然，其中一些具体结论及其隐含的政治立场是我们不能赞同的。
简而言之，世界历史上的边界、边疆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实践问题。将边界、边疆与国家主权作为世界史编纂过程中的具体线索之一，给予其充分的重视，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以往历史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更好地捍卫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董欣洁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边疆研究需要新视野
作者：孙勇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0-11-18 9:43: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40 期 7 版“历史学”文章之一。
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使国家安全的内涵逐步发生演化，西方国家强势的利益扩张不断越过发展中国家地理的疆界，利益边疆和战略边疆不受地理限制的特性凸显出来，成为国家安全新的着眼点，迫使各国必须重新审视边疆理论和自身的国家安全战略。
新趋势下的边疆理念与国家战略应当高度契合
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边疆”，在很长的时间里简言之就是“相对于国家核心区的外围性区域”，这是对“边疆”地理概念最基本的理解或阐释。近几十年来，国际上关于边疆的基本理念中，边疆首先仍然是一个关于区域的地理概念，但是在此基础上已逐步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欲在国际博弈中把握战略先机的现代国家，其利益边疆既可以与传统地理边疆叠合，也可以打破传统地理边疆的限制，借助政治、经济、文化等方式拓展本国的利益。正如有学者在《冷战期间西方边疆理论的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陆疆、海疆和空疆的观念自出现以来就与国家的利益密不可分，并对政治生活发生重要的影响。冷战期间，第四种疆域——天疆，也就是太空边疆的观念开始出现；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推动了国家边疆视野的扩展，边疆不再单纯地被视为一种非此即彼的机械的分界线，而是多层次的内容在自然空间的叠加；经济发展引发对国家无形边疆的重视，无形边疆是领土边疆在概念上的转化或某种放大，在国际经济旧秩序和跨国公司迅速发展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殖民时期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控制程度。
又如，美国的决策精英们认为美国的地理边疆扩展已经结束了，然而美国人边疆心理的扩展并没有结束，还在不断地延伸，不仅有形的边疆如太空边疆需要拓展，而且其无形的边疆即文化影响的边界也需要拓展，这些新理念促成了美国新的边疆战略。
以文化边疆为例。人类社会结构正在由传统的“平行线”型结构向“网络”型结构转换。信息时代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网络社会，文化边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有学者在《文化边疆：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维护的发展性取向》一文中提到，文化边疆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使其文化的性质能够得以保持、文化的功能能够得以发挥、文化利益能够不受威胁和侵犯的防御界限。作为对传统领土边疆的发展和深化，文化边疆具有多重特性。文化边疆是一个客观性的概念。只要存在正常的对外交流，就存在文化边疆问题。文化边疆不仅适用于小国和弱国，也适用于发达国家，比如法国、德国也会非常关注美国文化在其国内的影响。文化边疆具有边缘的模糊性、交叉性。文化边疆产生的基础决定了它是一个交互性的客观存在。文化边疆是一国国家文化利益向外辐射的范围，而随着全球性交往的深入，各国文化边疆在向外拓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种交融的趋势。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已经成为文化边疆的基本特征之一。文化边疆作为一种动态存在，其外层始终处于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所受的侵蚀最严重、最容易被攻破。文化边疆的出现使得国家安全从传统的地理边疆中拓展出来，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因此，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念也需要新的突破。
对国家边疆问题的研究应有超前视阈
当一国将对有形与无形边疆的思考结合起来，在一段时间里依据国家战略的轻重缓急重点关注某一区域或领域时，该区域（领域）即成为战略边疆。战略边疆是可变的，其变动范围往往与国家战略重点有关，凡是符合国家战略重点的地方，就是战略边疆。
我国思想库对国家边疆的研究应有超前视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未来比过去更为重要。相对于传统的领土边疆的研究而言，要重点围绕利益边疆、文化边疆和战略边疆的新视点进行学术研究。国家利益与利益边疆、文化边疆和战略边疆是对同一内容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认识和概括。如果说利益边疆回答的是国家利益的范围，文化边疆回答的是国家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诉求，战略边疆则是回答国家利益战略重点的要求。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制定内外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在边疆问题上尤其如此。
从实践的角度看，国家领土的边疆（地理边疆）是国际法公认的主权国家行使对内最高管辖权的地域界限。这条地域界限往往以边界线的形式表现出来，边界线内外有着绝对的、原则的区别。而利益边疆、文化边疆可能没有明确的地域指向性，有的时候利益边疆、文化边疆与领土边疆的内容是叠合的；有时也表现出某种非地域性特征，利益边疆包含文化边疆在内，既包括国内利益，也包括国家的国际利益，是领土边疆概念的放大和转化，远远大于领土边疆。
边疆研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国家是历史的范畴，国家边疆问题亦是历史范畴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家领土的形成和边界的产生、对形形色色疆界理论的批判，特别是对国家、民族发展内在原因导致疆域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的思考，对我们具有深刻的启发和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一书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36篇有关论著的章节，是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读本。要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疆域观，必须通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把握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疆域变化理解的丰富内涵。这本身是国家边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边疆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总之，只有清醒地认识和分析边疆问题实践及其理论的演变，我们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之中，主动应对西方国家利益边疆或战略边疆的拓展，在各个有关边疆的领域中有力地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真正地维护好国家的主权利益。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勇 单位：西藏社会科学院）“边疆的消失”与特纳的追问
作者：王邵励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0-11-18 9:45: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40 期 7 版“历史学”文章之一。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 Turner，1861—1932），美国史学的重要奠基者，早年在霍普金斯大学求学，而后供职于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及加州亨廷顿图书馆等地，因提出“边疆假说”而开美国边疆与西部史研究之先河。他所倡导的现实主义史学观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亦推动了美国史学的职业化进程，并为他个人赢得了“社会科学大师”的称誉。
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发表于1893年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一文，堪称特纳的代表作。此文借助历史回顾，论证了塑造美国的真正力量乃来自于其本土边疆的拓殖，而非由欧洲舶来。文章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既然边疆在美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边疆已经消失，那美国又将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极具现实性，又颇为美国化。对美国人来说，这个问题产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历史转型期，伴随社会发展始终，关乎国家未来，必须予以正视。
“边疆的消失”，便构成了特纳史学思想生涯的追问起点。在该文中，特纳援引当时美国人口普查报告称：我国本有一片可供安居的边疆，但是那里现在已被分占，所以很难说还存在着一条边疆线。在文章的结尾，特纳再度强调：而今再无天赐的无主土地，在发现美洲400年和立宪100年后的今天，边疆已经消失，由此，美国史的第一个阶段便告结束。在特纳的心中，“边疆的消失”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转折点。文中流露的对于“后边疆时代”的茫然，为其通篇所洋溢的乐观情绪主调平添了几分忧患意味。
“历史，包括客观和主观的历史，总是在形成之中，而从不会终结。”诚如特纳所言，他的思想追问，并未随“边疆的消失”而停止。终其学术生涯，特纳对时局变动的观察与思考从未中断，每过一段时期，他就要对新近社会发展状况做出总结，内容涵盖美国各领域。其间的代表作有：《西部对美国民主的贡献》（1903）、《美国历史中的社会力量》（1910）、《克拉克大学创建以来》（1924）和《1876年和1926年的西部》（1926）等。
“后边疆时代”
纵览特纳的思想轨迹，可见他对于“后边疆时代”美国社会的信心在日渐增强。在他看来，“边疆消失”之后，美国仍然延续了其“文明的进化”，3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包括：由科技革新所带动的国家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大众民主权利范围的扩大和文明素养的提高；国际地位的提升与海外影响力的拓展；西部地位日益凸显及其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等等。带着一贯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义自豪感，特纳宣称：这个变革甚巨的时代，堪与独立革命和南北战争一道载入史册。
特纳认为，新成就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边疆时代的历史遗产，在“后边疆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但是，边疆毕竟是消失了，由此引发的国家生存危机正日益紧迫，具体表现为：由不同的边疆拓殖进程所造就的地域间差异正在拉大，西部与美国其他各地区矛盾日益显现；由于可利用土地不足，资源消耗严重，外来移民增多，使得本土定居者的生存空间日益受到挤压。尤其令他忧心的是：秉承了“自由开荒”传统，堪称新时代拓荒者的大资本家，在这样的“自由竞争”环境中，大规模垄断生产，急速聚敛财富，由此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尖锐。
不断推移的边疆
如何化解“后边疆时代”的难题？特纳尝试着为自己的追问寻找答案。一方面，“拓荒者精神”的内涵应得以丰富。特纳意识到，在日趋残酷的自由竞争时代，继续单纯强调“自由开荒”与“各自为政”，只能加剧美国社会的内耗与混乱。因此，他开始发掘边疆时代的另一种精神遗产，即“合作滚原木”的传统，呼吁新时代的拓荒者既能传承独立自主和积极进取的品质，更应从前辈那里学习协作与团结，尊重“民享、民主与民治的政府”，捐弃偏见，解决因生产垄断及地域冲突所造成的矛盾。
另一方面，“边疆”的意义也应更为明确地扩展。细读特纳的手稿便不难发现，他所谓的“边疆”，既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的边界线，也不能简单等同于西进移民所占的前沿地带。其真正用意在于，边疆是“文明”扫除“荒蛮”之所。“边疆假说”的理论体系恰建构于“边疆”的这一重用意：白人拓荒者是开发“无主土地”的主力军，是推广“文明”、扫除“野蛮”的先锋队，在克服自然险阻与人为的“印第安人障碍”的过程中，“边疆”不断推移，“文明”区域不断扩大，美国社会也就不断进步。因此，边疆是不断移动和扩展的，而“文明”不断战胜“野蛮”则是社会进化的标志。这种表述，反映了特纳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历史进化观。
这种进化观还意味着：即使北美大陆“无主土地”已尽，“边疆”的拓殖也不会终结。一方面，特纳看到了海外的无限“边疆”——当时的帝国主义者由此找到了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自然意义上的荒蛮虽然已经被征服，但社会与文明领域里则尚存无尽的“处女地”在召唤“新拓荒者”们攻取。所以，只要美国社会进化不止，“边疆”的拓殖就会继续。特纳在晚年总结道：“边疆”并没有在1890年消失，当年消失的是统计图上的“边疆线”，边疆拓殖运动一直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他还创造了“科技边疆”、“文化边疆”、“城市边疆”等新的表述形式。在这里，特纳所指的“边疆”已超越地理意义，富有更多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内涵。这个简单的词汇，似乎可以被理解成美国历史的缩影、文明进步的象征、社会发展的载体和美利坚精神的体现。
另需说明的是，中国学界对于特纳及其“边疆假说”并不陌生。《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的中译，早已刊于杨生茂教授所编译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此论文集收录了特纳若干重要作品及相关评论文章。但特纳的代表性著作，如初版于1906年的《新西部的兴起，1819—1829》（Rise of the New West, 1819—1829），1920年的《美国历史上的边疆》（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及1932年的《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Sec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至今仍未见完整中译本面世。此外，另有特纳生前大量未刊手稿现藏于加州亨廷顿图书馆及威斯康星大学等地。对于深入特纳思想研究而言，这批文档具有特殊重要的史料价值。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邵励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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