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由纪念辛亥革命想到（二）

还是由纪念辛亥革命想到（二）　　

上个世纪有一首歌，叫《东方红》，一首再简单不过的民歌旋律，一个农民的作词，全国人民都会唱，属于无闻无识真人之作，故为民族之真声。然而，真正领会这首歌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效应的人并不多。音乐心理学在华夏不是一个科学研究专业更何况发达。或者，民间如何感想感受是高居殿堂者们所不敢兴趣的事情。但不能否认，音乐心理学是一门学科，我们虽然没有，但在西方，这是社会学的一部分。

中华的学者从未为这首歌的流行做过只言片语的社会和历史分析，抑或艺术评价、哲学解析，它土味十足，今天有可能还有不少人对之嗤之以鼻。但耸人听闻的正是这首歌的流行度。歌词虽然简单，但包含中华民族千年来深藏在内心幽暗中的一种渴望，当《东方红》乐声响彻时，霞光仿佛从东方地平线上的彤云中喷薄而出。那是怎样一种感情！一种漫漫长夜后、光明终于出现、灵魂终于获得新生机会，那无限的喜悦，这至少是原作者在创作那一刻的心得罢。而且不能说它不具备代表性。正是由于它产生得那样朴素、天然，它昭示的应该是最深厚的历史心理积淀。经历了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并且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经历中对中国、对历史真正有所觉悟的中国人，再仔细地听听这首民歌，宁静中，你会听到发自历史长廊尽端的呐喊，它会让你感震撼。如果已经忘了这首歌，或对这首歌毫无兴趣，我可以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你，在精神的层面，你没有经历二十世纪。你仍然在昏睡。

《东方红》创作前提之一是“五·四”运动。耸人听闻？

“五·四”运动在中国的历史上，如千年长夜后的闪电惊雷，划破黑暗，炸开陈腐，为这块古老的大地带来一股新鲜空气，让在封闭中沉睡的亿万万灵魂渐渐苏醒，让在蚕茧中自恋的旧中国从此渐渐走出怪圈，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文进步。一时间，“德先生”、“赛先生”、“打倒孔家店！”的呼喊声响彻中华大地，为什么？率先苏醒的少数灵魂立刻意识到，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拯救刻不容缓。早期革命家谁没有读过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谁没有读过周容的《革命军》？中华民族的灵魂在那一瞬间惊醒，五·四标志着中国进入现代。

中国传统上，文人将国家的命运视为高于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未经宣誓的誓言，但在实践中，一直存在着许多具体的问题。历史上，中华作为国家之所以能够存在，与其说依仗了她的古代的文化底蕴，不如说更多是依赖了它得天独厚的天然地理位置以及在各种文化因素影响下所形成的被动的民族心理。当然，古代文化，一杯由本民族和外来民族喝了千年的浓茶，总有寡淡无味的一天。十九世纪，世界逐渐变小，西方列强破门而入，中华经历丧权辱国的羞耻，除了统治者，中国文人，尤其是做官的文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在民族存亡最关键的时刻，或许挺身而出了，浴血奋战；或忍辱负重的是广大人民，以身殉国的广大将士。

每次，中华都输了，输在宦官的手里，它们输了朝廷托付的国家，不少也输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无论如何，输得都很丢脸。甚至连侵略者（八国联军之一德国首领）都认为，“清王朝的行径是对中华农民千年血汗的出卖，对支撑中华文明的苍生的背叛。”　　

英国作家毛姆和丹麦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杨森，在上个世纪初来过中国以后，对中国政府中的宦官有过入木三分的描述和揭露。他们一眼看透了这些道貌岸然的大官们金玉其外败絮其里，一针见血地道出这些宦官的自私、贪婪、卑鄙、狭隘和无能的内在。最让毛姆愤怒的是，这些大权在握的宦官对自己人民的命运是那样的冷酷和无情。毛姆尤其轻蔑中国文人的学问，指出这不过是装饰他们身体的羽毛，他们坐在精美古典家具中间，会说子曰诗云，但他们是一群自私狭隘的冷血动物。大师的眼光。

为什么我们自己很少看穿这些宦官？唐朝的李白看穿了，他在晚年从农民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人生的正路，变得天然脱俗；明朝的李卓吾也看穿了，罄竹难书其罪状，但他死得很惨。不可否认，正是因为这些自私狭隘的儒生宦官们的无能，华夏的灾难才如此频繁，如此无情地、一次又一次地凌辱中华。

历史上，没有一个灾难是偶然的。承认偶然等于否认宇宙有秩序。苍天绝不浪费它的智慧。频频灾难下仍然拒绝苏醒的民族肯定遭灭顶之灾。但在灾难中惊醒、思考并行动的民族，把灾难变成财富、变成思考的根据，这些民族都兴亡发达了。意大利通过灾难走向统一――她曾经一直是欧洲其他列强的战场，并被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数次瓜分；波兰同样是这样的经历；法国历史上的革命和内、外战争屡屡不断，水深火热，生灵涂炭的情形促使本国知识分子开始新的思考，发起启蒙运动，加强民族文化的新陈代谢，给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以新的灵感；今天的德国更是明显的例子……灾难的启示是痛定思痛，以及思考后智慧的结晶。没有智慧的行动是盲动。

为民族思考，为国家存亡思考，这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成词滥调？

中国五·四时期，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真正为国家思考的是学生、年轻的知识分子，而体制中的文人宦官，特别是那些所谓有品的大官、翰林、行走等等，窝囊到了极点。民族命运刻不容缓迫不及待的生死存亡关头，国将不国国将覆灭的危难时刻，这些文人，仍执着于古训和古董的收集与研究，洋人已经打进北京城时，他们仍然在忙于古代的占卜解密。当然他们最后有的自杀了，一了百了。美名曰：以身殉国。被有些人称为“悲壮”。不对！这是无能、窝囊、丢脸！这种人，做学者就好了，做官大多一塌糊涂，而且贻害民族。

国家的崩溃如大船将倾覆、将沦陷，民族的每一个生灵都将深切地感受到灭顶之灾的降临。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绝望。明白这一点，你就会明白民歌《东方红》中，一个农民在黄土高原上，喊出千年压抑脱身后的轻松和喜悦。最地道的民俗原创，最深彻的感受宣泄。

清朝的结束，只是表面上暂时遏止了腐朽的进一步恶化。但民族机体中儒家之毒已经太深太久。这种情况下维持民族生存只有两种办法，抗毒，或继续习惯这种毒素。民国采取了后者。不难想象，中华如果再次沉睡，将会是永远的沉睡。两千多年的沉睡，那是多少噩梦的长夜啊！被困于长夜噩梦中的生灵又怎么能够幸福呢？可能做梦也不会幸福吧。

儒生宦官这笔账暂时被忘却――他们是应当被唾弃的呀。五·四运动中诞生在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并勇敢地承担起拯救民族于水火的使命。这就是以孙中山、鲁迅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放下个人的命运，投身时代的潮流，呐喊“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是值得欢呼的时刻，中国的精诚知识分子终于挣脱束缚，觉悟到自己独立的社会角色和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但不少国人中毒太久、太深，麻痹中甚至还眷念那种辞藻重复千年的温软和堂皇感觉。

戒毒是痛苦的过程。孙中山、鲁迅，两个人都是学医的，这大概不是苍天的偶然安排吧。中国人最后遭鸦片战争之辱，可能也不能够完全归罪于洋人的利欲熏心吧。鸦片让人一时舒服，给人翩然欲仙的感觉，就像礼教道统中修辞语言，何等冠冕堂皇，能够诵读已经让人产生臆想，以为自己是圣贤了，中毒上瘾是迟早的事，礼教道统在华夏的思想和精神中流毒还极其深厚，不除此流毒，民族将终生束缚，代价是神州想象力、创造力的遗失。

要么戒毒，经历痛苦重获新生；要么回避戒毒的痛苦，继续吸毒麻痹下去。

这毒究竟是什么？明摆，就是孔家店的招牌商品，“仁”。有时候，时代的第一感觉就是正确的感觉。五·四运动高喊“打倒孔家店”，不是随便找个替罪羊来解释历史的混乱和不幸。那个时代，中国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有三种。第一种是体制内做大官的，他们无一不是历史的罪人，他们的每一个人的毛孔都散发着孔家店商品的霉腐味道；第二种是在社会中奔走呐喊的知识分子，他们中过毒，但觉醒了，试图唤醒众生，他们是历史的明白人；第三种则是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中人士，他们清楚中国的痼疾，知道毒源在哪里，并以实际行动拯救民族。那一代人，他们是拯救民族的英雄。

儒家本身有什么特征？最明显是复辟，让时间倒流和停滞，并限制和禁锢群众的思想乃至行为。这一意识形态为国家和民族提供了迷醉永恒之幻觉，其实质是违背自然的，因为否定生命，法定精神的进化，这无异于逆历史潮流而动。

食古不化，是本民族治学者众多弱点之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中国大地，有一次全国规模的哲学学习运动，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很多人后来不解，其实中国人需要的就是辩证法。一个古老的文明民族，如果没有一点哲学头脑，这是令人尴尬的事情。千年来，被儒家主义的美妙辞藻毒害麻痹所导致的昏睡，不是一年半载或几十年戒毒能够解决的问题，希望今天有人明白了一点，明白批孔后面的良苦用心。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历史的眼光，多一点辨正的认识。

老子的《道德经》，真正智慧的结晶，汉武帝没用，是他自己“略疏文采”，跟秦始皇“焚书坑儒”虽是两个极端，但却半斤八两。至少秦皇已经意识到，这些走回头路的知识分子是前进的绊脚石，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去除他们。《道德经》这部经典包罗万象，其中辩证法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中国不是没有智慧，而是缺乏释读智慧的人，“独尊儒术”后，统治者强权干预，“罢黩百家”后，中华文化走向单一，走向狭隘。文化中可能只有政治发达了，其他如哲学、科学、音乐、建筑等造型艺术，简直属边缘之边缘。我们可是号称五千年哩。

享受独尊地位的儒家道统，其培养的国家管理人员，有卓越者，但不少人的心太小（中国人总喊“小心”，人心由此越变越小？德国尼采的看法。），太急切，太渴望个人外在的成功，做官，当导师，出人头地，众星捧月，他们内心满满渺小、肤浅、散发低级趣味的欲望，这种人没法理解智慧，又如何能够管理国家，并使国家富强发达？为什么中华少有如布鲁诺，如哥白尼、如牛顿和亚当·斯密这样的人？是中国人笨么？不是，是我们的精神文化程序有毛病。据说孔子去看了老子，老子对他吐舌头，他出来了，以为自己得了真传。但是，问道不是孔子真实的动机，他是想去看一看，人们说的老子比他如何。他一辈子计较的就是看是否有人超过了他。比，这是中国人努力的全部动力。

出人头地，做人上人，光宗耀祖，成为一个庞大民族的全部生活理想，恐怕大大不妥。君子，既然心存国家乃至天下，他的行为跟光宗耀祖扯得上多少关系呢？商王武丁守孝三年，孔子很是赞赏，说古人都那样。一个跟死亡纠缠不休的君王，他的民族是可怜的。厌生的人自然会恋死。然而厌生的人却又那样执着肉体，忽略精神不死这一事实，又是奇怪的。西文中对孔子的翻译是CONFUCIUS，KONFUZE，在意义上很接近“混乱，杂乱无章”的意思，有些牵强，或是笔者穿凿附会，望文生义。但偶然是不存在的。

千年道统，表面上看，这是以人格休养、人际关系和谐为宗旨的伦理，但中国的上等人在仁义礼仪的熏陶下并没有变好，反而变坏了。如果以为可以通过孔子的理论约束人的贪欲膨胀、保护社会稳定，历史早已证明完全不可能。事实上孔子最大的功劳，那就是给上等人指出了如何以“仁”和“礼”为面纱，掩盖他们的不仁和非礼的行为。

老实说，放下伪装，老老实实，真真切切地做人，让法律找回秩序，让权力在法律的轨道中运行而不是越轨徇私。只有这样，民族和国家才有希望。

又是纪念辛亥革命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