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两个彻底决裂方面的实践——列宁在1917年

列宁在两个彻底决裂方面的实践——列宁在1917年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指出：
 
     ----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  　　

----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　　

如何才能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呢？《共产党宣言》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903/75682.html　　

  对此，有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是以这个"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吗?　　

帶着这个问题我学习了列宁在1917年的有关著作，摘录若干论述(加有若干小标题)，以供讨论。　　

1.      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　　

　1917年4月3日　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在　4月4日　的会议上作关于革命无产阶级任务的报告，　4月17日　和18日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报告，报告中关于在所有制方面提出的革命任务如下：　　

(1)       政权转到无产阶级以及跟随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手中；(2)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放弃一切兼并；(3)真正同资本的一切利益完全断绝关系。　　

在土地纲领上，应把重点移到雇农代表苏维埃。

    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

    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单独组织贫苦农民代表苏维埃。把各个大田庄（其面积约100俄亩至300俄亩，根据当地条件和其他条件由地方机关决定）建成示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进行监督，由公家出资经营。

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　　

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之一）：

俄国农村在最近是否会展开强大的土地革命。我们无法知道，农民中近年来确已加深的阶级分化，即一部分人成为雇农、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半无产者”），另一部分人成为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资本家和小资本家），究竟达到了◎第50页◎怎样的程度。这样的问题，要靠实际经验，也只能靠实际经验来解决。

    但是，为了俄国农民土地革命的利益，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不仅绝对必须立即提出土地纲领，而且绝对必须宣传那些立刻可以实现的实际措施。

我们应当要求全部土地国有化，就是说，把全国一切土地收归国家中央政权所有。这个政权应该规定移民用地的数量等等，定出保护森林、改良土壤等等的法律，严禁土地所有者（国家）和租地者（农户）之间有任何中介行为（严禁土地转租）。但是支配土地的权力以及规定地方上占用土地的条件，都应完全由各区域和各地方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掌握，而绝不应操在官僚、官吏的手里。

 为了提高粮食生产的技术和增加产量，为了发展合理化的大农场和对它们实行社会监督，我们应当在农民委员会内部争取把没收来的地主田庄都改建成大规模的示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苏维埃负责监督。

2.      国家与革命中的陈述　　

从以下论述可见：生产资料公有和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是两个基本点，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需注意和坚持的两个基本点。可以说：只有承认这两个基本点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2.1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写于1917年8-9月。1919年本书再版时，列宁在第2章中加了《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一节。——109。）　　

列宁：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剿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似乎马克思培育出了为进行掠夺战争而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联合会！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不得不承认，只有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这样来“稍稍纠正”马克思，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　　

考茨基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要巧妙得多。“在理论上”，它既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站在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　　

2.2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　　

列宁指出：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恩格斯在他那部流传最广的著作中，把自己的看法总结如下：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接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第121页◎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编者注）

恩格斯的论述：

    “……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除作恶以外〉，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6页。——编者注）；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带着叹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

2.3阶级斗争学说经马克思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的专政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　　

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个月以后（1847年11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的论述，同这一段关于国家在阶级消灭之后消失的思想的一般论述对照一下，是颇有教益的：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直译是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906年德文第7版第31页和第3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和第272页。——编者注）

列宁指出：这个思想的表述，其次我们还看到给国家下的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要镇压的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呢？当然只是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领导和实行这种镇压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资产阶级完全铲除的阶级。

    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持剥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绝大多数人。被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也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去反对极少数的现代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改造也想入非非，他们不是把改造想象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想象为少数和平地服从那已经理解到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小资产阶级空想同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第130页◎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它在实践中导致出卖劳动阶级的利益，…

阶级斗争学说经马克思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从而能把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拚死反抗镇压下去，并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2.4无产阶级“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的拚死反抗，并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列宁引用了一段1852年3月5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话：“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证明了：(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编者注）

    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践上向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由上述可见：列宁的观点是从马克思那里学习和加深认识的，即：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无产阶级“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的拚死反抗，并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2.5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有多种多样形式的论点，列宁最早是在1916年写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本版选集第2卷第732-784页）一文中提出来的。但这篇文章直到1924年才在杂志上公开发表。列宁在1919年写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和1923年写的《论我国革命》（同上，第4卷第59-69、775-778页）中也都涉及了这一问题。——140。）第140页　　

以下几段列宁的引述也非常有意义，这对划清某些界线是很有益的。　　

恩格斯谈到布朗基主义者20在公社以后因受到公社经验的影响而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的时候，曾顺便把这个立场表述如下：

    “……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作为向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第55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7页。——编者注）

马克思讥笑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时写道：“……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5—556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里批判了也被马克思在给白拉克的有名的信里批判过的哥达纲领草案，并且特别谈到了国家问题，◎第167页◎他写道：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出现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巴黎公社以后。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注：指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1-198页）。——168。）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公团’(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德文原版第321—32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编者注）

恩格斯：“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274页。——编者注）

列宁在论及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时指出：　　

马克思却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编者注），…正是正在消亡的国家制度。　　

很清楚，确定未来的“消亡”的日期，这是无从谈起的，何况它显然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21页。——编者注）◎第187页

马克思继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编者注）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2.6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无产阶级国家人民这个大多数享有民主，对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这就是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改变了的形态　　

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那么无论在选举权的一些“微小的”（似乎是微小的）细节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表机构的办事手续上，或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建筑物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纯粹资本◎第189页◎主义的办报原则上，等等，到处都可以看到对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用来对付穷人的这些限制、例外、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微小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起来是很微小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就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

    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实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编者注）

    但是从这种必然是狭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发展，并不像自由派教授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直线地、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

    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仅仅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第190页◎点，他说：“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编者注）　　

列宁指出：人民这个大多数享有民主，对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这就是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改变了的形态。　　

列宁这个论断多么鲜明，这种状况是一切资产者及其帮凶（右派之类）所万万忍受不了的，这也是当今社会某些人攻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缘故！　　

2.7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是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　　

列宁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没有人需要加以镇压了，——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个别人采取极端行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行动的必要性。…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过程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动一定会消亡。而这种行动一消亡，国家也就随之消亡。　　

马克思不像拉萨尔那样说些含糊不清的笼统的话（“全部劳动产品归劳动者”），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怎样管理的问题作了冷静的估计。马克思具体地分析了这种没有资本主义存在的社会的生活条件，他说：

    “我们这里所说的〈在分析工人党的纲领时〉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第193页◎的痕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编者注）

就是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　　

2.8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们已归全社会所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只要产品“按劳动”分配，“资产阶级权利”就会继续通行。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们已归全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完成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就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他根据这张凭证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应数量的产品。这样，扣除了用作社会基金的那部分劳动量，每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　　

马克思说：这里确实有“平等的权利”，但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资产阶级权利”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权利”就是破坏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与别人同等份额的社会劳动，就能领取同等份额的社会产品（作了上述各项扣除之后）。　　

然而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如此等等。　　

马克思总结说：“……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第194页◎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编者注）　　

可见，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马克思通过驳斥拉萨尔泛谈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言论，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说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另一不公平现象：“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了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只要产品“按劳动”分配，“资产阶级权利”就会继续通行。　　

马克思继续说道：“……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编者注）◎第195页◎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弊病”，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2.9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当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极大地提高，以致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劳动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　　

马克思接着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编者注）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因此我们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发展，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197页◎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指出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而把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当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极大地提高，以致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劳动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像夏洛克（注：夏洛克是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一个残忍冷酷的高利贷者。他曾根据借约提供的权利，要求从没有如期还债的商人安东尼奥身上割下　一磅　肉。——198、608。）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诺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巧克力糖、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不加任何监督。就是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在用这样的嘲讽来搪塞，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　　

说他们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作品（注：指19世纪俄国民主主义作家尼·格·波米亚洛夫斯基于1862-1863年所写的《神学校特写》。——198、539。）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　　

2.10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第199页◎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　　

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第202页◎的工厂。　　

但是，无产阶级在战胜资本家和推翻剥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造成的卑鄙丑恶现象和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　　

显然，生产资料公有和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是两个基本点，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需注意和坚持的两个基本点。可以说：只有承认这两个基本点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3十月革命前后　　

3.1害怕走向社会主义能不能前进？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这篇著作在印成小册子以前，它的最后两章《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曾发表于　1917年10月1日　（14日）《工人之路报》第25号。——232。）　　

(1)银行国有化

    大家都知道，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谈“调节经济生活”而避开银行国有化问题，就等于暴露自己的极端无知，或者是用华丽的词句和事先就拿定主意不准备履行的漂亮诺言来欺骗“老百姓”。

    要监督和调节粮食的运送以至食品的生产和分配，而不监督和调节银行的业务，那是荒谬可笑的。这就像只抓偶然碰到的“几个戈比”，而闭眼不看成百万的卢布。现代银行同商业（粮食及其他一切商业）和工业如此密不可分地长合在一起，以致不“插手”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

(2) 辛迪加国有化

    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前的旧的国民经济体系不同，它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极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顺便说一句，要是没有这一点，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技术上都是不能实现的。由银行统治生产的现代资本主义，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到了最高峰。银行和各大工商业部门不可分割地长合在一起。一方面就是说，不采取步骤对工商◎第243页◎业辛迪加（糖业、煤业、铁业、石油业等等辛迪加）实行国家垄断，不把这些辛迪加收归国有，而只把银行收归国有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就是说，要认真调节经济生活，就要把银行和辛迪加同时收归国有。

…我们平常甚至没有察觉到，所谓资产阶级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反民主的习惯和成见是如何深刻地侵蚀了我们的心灵。某个工程师或银行家公布工人的收支情况，公布关于工人工资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材料，被认为是非常合理合法的事情。谁也不认为这是侵犯工人的“私生活”，是工程师在“侦探或告密”。资产阶级社会把雇佣工人的劳动和工资看作自己的公开帐簿，任何一个资产者都有权随时查看，随时揭露工人如何“奢侈”、如何“懒惰”等等。

    可是，如果反过来进行监督呢？如果职员、办事员和仆役的团体应民主国家的邀请来检查资本家的收支情况，公布这方面的材料，协助政府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那又会怎样呢？

    那资产阶级就会大嚷大叫地反对“侦探”，反对“告密”了！“老爷”监督仆役，资本家监督工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认为被剥削劳动者的私生活并不是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有权要求每个“雇佣奴隶”报帐，有权随时公布他的收支情况。而被压迫者要监督压迫者，要查清他的收支情况，要揭露他的奢侈生活——哪怕在战争期间，在这种奢侈生活已经直接引起了前线军队的饥饿和死亡的时候——啊，那可不行，资产阶级是不容许“侦探”和“告密”的！

害怕走向社会主义能不能前进？　　

如果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客观的发展进程是这样：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战争使垄断组织的数目、作用和意义增大了十倍）向前进。　　

这些措施难道不是向资本主义私有制进攻吗？　　

3.2实践问题愈严重，犯有工贼行为的人愈负责、愈“知名”，工贼行为的危险性就愈大，驱逐这些工贼就应该愈坚决，念及这些工贼过去甚至有过“功劳”而犹豫不决也就愈不可饶恕　　

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　1917年10月18日　〔31日〕）:　　

任何一个党，尤其是我们这个越来越集中着群众希望和信任的党，决不会不力图掌握政权，通过国家政权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纲领。任何一个革命的党，尤其是我们的党，无产阶级、城乡贫民的党，决不会也无权利放弃起义，起誓永不起义。举行起义来反对祸国的政权，是劳动群众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在某种时刻也是那些得到群众信任的政党的神圣义务。　　

实践问题愈严重，犯有工贼行为的人愈负责、愈“知名”，工贼行为的危险性就愈大，驱逐这些工贼就应该愈坚决，念及这些工贼过去甚至有过“功劳”而犹豫不决也就愈不可饶恕。　　

大喊大叫的悲观主义。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资本家的一切都准备得好得出奇，工人的一切都不行。　　

3.3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公正的办法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17年10月下旬）　　

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公正的办法应该是：

    (1)永远废除土地私有权；禁止买卖、出租、典押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转让土地。

    一切土地：国家的、皇族的、皇室的、寺院的、教会的、工厂占有的、长子继承的、私有的、公共的和农民等等的土地，一律无偿转让，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第349页◎

    因财产变革而受到损失的人，只有在适应新生活条件所必需的时间内，才有权取得社会帮助。

    (2)所有地下资源，如矿石、石油、煤炭、盐等等，以及具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流，归国家专用。一切小的河流、湖泊和森林等等交给村社利用，但必须由地方自治机关管理。

    (3)经营水平高的农场所占的土地，如果园、种植园、苗圃、养殖场、温室等等，不得分割，而应改为示范农场，并视其规模和作用，归国家或村社专用。

    城乡的宅地连同家用果园和菜园，仍归原主使用，其面积和税额，由法律规定之。

    (4)养马场，官办和民营的种畜场和种禽场等等，一律没收，变为全民财产，并视其规模和作用，归国家或村社专用。

    赎金问题应由立宪会议审议。

    (5)被没收的土地上的全部耕畜和农具，视其大小和用途，无偿转归国家或村社专用。

    土地少的农民的耕畜和农具不在没收之列。

    (6)凡愿意用自己的劳动，依靠家属的帮助或组织协作社从事耕种的一切俄国公民（不分性别），均享有土地使用权，但仅以有力耕种的期间为限。禁止使用雇佣劳动。

    村团成员一时丧失劳动力在两年以内者，村团在该成员劳动力尚未恢复的这段时间，有责任通过共耕制的办法予以帮助。

    农民因年老或残废而不再能自己耕种土地时，便丧失其土地使用权，但可向国家领取赡养费。

    (7)土地应当平均使用，即根据当地条件，按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把土地分配给劳动者。

    使用土地的方式应完全自由，究竟采用按户、按独立农庄、按村社、还是按劳动组合的方式，由各乡村自行决定。

    (8)一切土地转让后都归入全民地产。在劳动者中分配土地的事宜，由地方的和中心的自治机关（从按民主原则组成的无等级的城乡村社起到各区域中心的机关止）负责主持。

    根据人口增加、农业生产率和经营水平的提高等情况，土地应定期重新分配。

    改变份地地界时，原份地的基本地段应予保留。◎第350页◎

    因故离村者应交还其土地，但其近亲及其所指定的人，有取得该段土地的优先权。

    施肥和改良土壤（根本改良）投入的价值，由于在交还份地时尚未用尽，应予补偿。

    如果个别地方现有土地不能满足当地全体居民需要，过剩人口应迁往他处。

    组织移民和移民费用以及农具供应等等概由国家负责。

    移民应按下列次序办理：首先是自愿迁移的无地农民，其次是品行不良的村社社员、逃兵等等，最后，才采取抽签或协商的办法。”

    这个委托书的全部内容表达了全俄绝大多数觉悟农民的绝对意志，应立即宣布为临时法律，并应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尽可能立即实行，其中哪些部分必须逐步实行，应由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决定。

3.4列宁坚决主张普遍实施工人监督，充分发挥工人的主动精神　　

《工人监督条例草案》于　1917年10月26日　或27日（　11月8日　或9日）在有列宁参加的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基本上通过，在进一步讨论草案的过程中，有人提议由国家机关代替正在各地成立的工人监督机构和只在最大的工厂、铁路等企业建立工人监督机构。列宁坚决主张普遍实施工人监督，充分发挥工人的主动精神。　　

3.5革命是最好的秩序，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　　

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人们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人们　　

    （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有些人看不清历史的前景，他们被资本主义的陈规所束缚，他们被旧事物的急剧破灭、被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建筑崩溃◎第371页◎倒塌的折裂声、巨响和“混乱”（表面上的混乱）弄得目瞪口呆，他们被发展到极端尖锐程度的，即变成了内战的阶级斗争吓坏了，而这是唯一合理的、唯一正义的、唯一神圣的战争，这不是神父所说的神圣战争，而是凡人所说的神圣战争，即被压迫者要推翻压迫者，使劳动者从一切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神圣战争。　　

这种思想是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相容的，更不用说这种计划了。我们一向就知道，并且反复地说过，社会主义是不能“实施”的；社会主义是在最激烈的、最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内战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助产婆；同资产阶级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相适应的，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这就是对某一阶级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的特殊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而这种专政的前提和含意就是被抑制着的战争的状态，就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敌人采取军事斗争措施的状态。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责备过公社，认为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在运用自己的武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时不够坚决。（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2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92—393页。——编者注）　　

实质上，知识分子对于镇压资本家的反抗而发出的这种种号叫，说得“客气”一点，不过是旧的“妥协主义”的复活。如果使用无产阶级的直率的说法，那就得说：是继续向富人讨好的奴才行为，这就是反对现在工人对资产阶级、怠工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使用暴力（可惜还太弱，还不够坚决）的号叫的实质。　　

知识分子大肆叫嚣，反对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使用暴力的真正的社会基础。他们的叫嚣，他们的抱怨的话，他们关于“自由”（资本家压迫人民的自由）的虚伪叫喊等等的客观意义就是这样。假如人类能够来一次精彩的跳跃，一下子就跳到社会主义，没有摩擦，没有斗争，没有剥削者的切齿痛恨，没有剥削者用迂回办法维护或恢复旧制度的多种尝试，没有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对这种尝试作出的一次又一次的“回答”，那么，这些知识分子是“愿意”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食客，正如德国一句有名的谚语所说的，只要毛皮一刻不湿，他们“愿意”进水洗一洗。　　

当资产阶级和惯于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官吏、职员、医生、工程师等等采取最极端的反抗手段时，这些知识分子就吓坏了。他们怕得发抖，他们更加凄厉地哀号必须回到“妥协主义”上去。我们和所有被压迫阶级的真诚朋友对剥削者所采取的极端的反抗手段只能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并不期待通过商议和规劝，通过甜蜜的宣传或夸夸其谈的说教，而是通过生活的锻炼、斗争的锻炼，使无产阶级成长壮大起来，掌握好政权。无产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并且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就应该学会这一点，因为它不能立刻得到这种本领。必须在斗争中学到本领。只有严酷的、顽强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才能把这种本领教给无产阶级。剥削者的反抗愈激烈，被剥削者对他们的镇压也就愈有力，愈坚决，愈无情，愈有效。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拼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他最后的藏身之所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滋生（而且必然滋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大发横财、厚颜无耻的肥壤沃土。　　

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真诚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才能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他们的。　　

这就是列宁在1917年的态度。　　

3.6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就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训条。社会主义革命赋予劳动者伟大的、在世界历史上是真正豪迈的组织任务　　

怎样组织竞赛？　　

    （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资产阶级的走卒和食客们把社会主义描写成生活千篇一律的、死气沉沉的、单调无味的军营。富人的奴才，剥削者的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总是拿社会主义来“吓唬”人民，然而，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才注定了要过那种服苦役住军营的生活，从事永无休止、令人厌烦的劳动，过着半饥半饱、贫困不堪的日子。使劳动者摆脱这种苦役生活的第一步，就是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工人监督，把银行收归国有。下一步便是把工厂收归国有，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同时又是产品销售合作社），以及由国家垄断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贸易。　　

只有现在才广泛地、真正普遍地开辟了表现进取心、进行竞赛和发挥大胆首创精神的可能性。每个赶走了资本家或者至少是用真正的工人监督制服了资本家的工厂，每个赶跑了地主剥削者并且剥夺了他们土地的农村，现在而且只有现在才成了劳动者可以大显身手的场所，在这里劳动者可以稍微直一点腰，可以挺起胸来，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被迫为剥削者做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而且可以利用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来工作了。　　

昨天的奴隶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奴仆们总是这样想，这样说：我们一向是组织者和长官，一向是发号施令的，我们仍旧要这样，我们不会听“老百姓”的话，不会听工人和农民的话，不会服从他们，我们要把知识变成保护富人特权和保护资本对人民的统治的工具。　　

“他们”以为，社会主义革命赋予劳动者的那种伟大的、在世界历史上是真正豪迈的组织任务，“老百姓”即“普遍”工人和贫苦农民是负担不了的。那些惯于替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效劳的知识分子自我安慰说：“没有我们不行。”他们厚颜无耻地盘算是不会实现的，因为有学问的人现在正在分化，正在转到人民方面，转到劳动者方面来，并且帮助他们粉碎资本奴仆们的反抗。而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间是很多的，他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认识自己，觉醒过来，投入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伟大的工作，独立地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就是最主要的任务，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劣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建设。　　

这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受到了陈规陋习、守旧心理、奴才习气，尤其是资本家的卑鄙私利的支持。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借掠夺来管理，借管理来掠夺。不，工人们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工人们在追求知识方面表现出非常大的热情，而且正是在现在表现出来，这证明无产阶级在这方面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迷误。凡是识字的、有识别人的本领的、有实际经验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能够胜任组织家的工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傲慢蔑视态度谈论的“老百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有才能的人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是无穷无尽、源源不绝的。　　

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计算和监督，只能由群众来实行。只有工农群众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自愿地和诚挚地进行合作，共同对富人、骗子、懒汉和流氓实行计算和监督，才能清除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残余，清除人类的这些渣滓，清除这些无可救药的、腐烂的、坏死的部分，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　　

对这些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劳动者的敌人要毫不宽容。必须同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殊死的斗争，向骗子、懒汉、流氓开战。这前后两种人，都是同胞兄弟，都是资本主义的儿女，都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产儿。在这种社会中，一小撮人掠夺人民，侮辱人民。在这种社会中，贫困驱使成千上万的人走上流氓无赖、卖身投靠、尔虞我诈、丧失人格的道路。在这种社会中，必然使劳动者养成这样一种心理：为了逃避剥削，就是欺骗也行；为了躲避和摆脱令人厌恶的工作，就是少干一分钟也行；为了不挨饿，为了使自己和亲人吃饱肚子，就是不择手段，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捞到一块面包也行。　　

富人和骗子是一枚奖章的两面，这是资本主义豢养的两种主要寄生虫，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应当由全体人民专门管制起来，只要他们稍一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规章和法律，就要无情地予以惩治。在这方面任何软弱、任何动摇、任何怜悯，都是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犯罪。　　

要使社会主义社会不受这些寄生虫的危害，就必须对劳动数量，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全民的、千百万工人和农民自愿地积极地用满腔革命热情来支持的计算和监督。而要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即每个诚实、精明、能干的工人和农民完全能够做到和完全能够胜任的计算和监督，就必须唤起工农自己的、也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有组织才能的人，必须鼓励他们在组织工作方面实行竞赛，并在全国范围内把这种竞赛组织起来，必须使工人和农民清楚地懂得，应当向有学问的人请教是一回事，而应当由“普通的”工农来监督那些“有学问的”人所常有的懈怠是另一回事。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来自“老百姓”即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实际组织工作者的帮助，没有这些人的领导作用，是绝对不行的。“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的“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页。——编者注）这句话，显得尤其正确了，——在对富人和骗子切实进行惩治、限制，对他们充分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每一步，都比一打冠冕堂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更重要。要知道，“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注：见约·沃·哥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必须组织来自工农的实际组织工作者互相展开竞赛。必须反对知识分子所爱好的一切死套公式和由上面规定划一办法的企图。…在细节方面，在地方特征方面，在处理问题的方法、实现监督的方法以及消灭和制裁寄生虫（富人和骗子，知识分子中间的懒汉和歇斯底里人物等等）的手段方面，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　　

必须使每个“公社”——每个工厂，每个乡村，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供给委员会——都能作为对劳动和产品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实际组织工作者，互相展开竞赛。这种计算和监督的纲领是简单明了的，谁都懂得的：它就是要使每个人都有面包吃，都能穿上结实的鞋子和整洁的衣服，都有温暖的住宅，都能勤勤恳恳地工作；不让一个骗子（其中也包括不愿做工的懒汉）逍遥自在，而是把他们关进监牢，或者给予最繁重的强迫劳动的处分；不让一个违反社会主义规章和法律的富人逃脱理所当然与骗子同样的命运。“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就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训条。　　

看哪一个公社，大城市的哪一个街区，哪一个工厂，哪一个村子，没有挨饿的人，没有失业的人，没有有钱的懒汉，没有资产阶级奴才中的恶棍和自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看哪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做的事情最多；看哪里为穷人建造新的好的住宅、安置穷人住进富人的住宅、按时供给穷人家小孩每人一瓶牛奶等方面做的事情最多；——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各个公社、村社、消费生产合作社和协作社以及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应当展开竞赛。正是应当通过这些工作让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实践中脱颖而出，并且把他们提拔上来，参加全国的管理工作。　　

1917年,列宁所论述的、提倡的，哪一点不与两个彻底决裂相关，虽然有些措施仍可商榷，但其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2009-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