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

人类社会的自由经济时代大约是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代开始的。此前封建社会的几千年，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自然经济；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奴隶的人身、实行超经济奴役，主要特征依奴隶主的意愿与其所选择的生活方式而定；原始社会的经济，如果一定要说出主要特征的话，就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人们尽一切力量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最起码的延续来进行的。　　

1405年7月11日（永乐三年六月十五 ） 34岁的郑和，奉明成祖之命，与王景弘率27800人首下西洋，仅仅是大船就有200多艘，这应该是世界历史上最早时间，最大规模的远洋航行，派头远远超过了现在美国的第七舰队。明成祖派郑和远行，想的当然不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未雨绸缪，而是炫耀明朝的富有与强大，中国明代以后自以为是的封建帝王中，鲜有能摆脱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羁绊，他们的思想的自由全部局限于孤芳自赏的自我陶醉中，待忧患临头，大限已至。空余“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慨叹。　　

在郑和首次下西洋之后87年的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仅仅带了88人（是郑和所带人数的1/360），支持哥伦布远航的西班牙国王想的，好听一点，是帮助西班牙王室寻找黄金，直白一点，就是侵略，就是为西班牙扩张自己的经济政治的势力范围。　　

比较起来，中国的帝王，夜郎自大，没有丝毫的忧患意识；而欧洲许多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的帝王，则忧心忡忡，唯恐因为自己的大意自满使国家陷入绝境不能自拔而惶惶不可终日。中国明代以后的帝王，其思想的局限性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局限性，欧洲某些国王思想的超前性决定了欧洲经济在近代远远超过了中国。这仅仅是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而言。　　

我这样讲，当然不是反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恰恰相反，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上层建筑相对稳定的时期，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60余年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反复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经济的自由决不是信马由缰任意胡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发展到垄断时代，经济的“自由”受到了价值规律、市场、原材料、供求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由此，就有了帝国主义的殖民战争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狗咬狗的战争，有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战争，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他们为了转嫁经济危机而进行的争霸世界的局部战争与世界大战。局部战争也好，世界大战也罢，从本质上讲，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垄断决定了他们思想自由的“垄断”，由于他们经济上的强大决定了他们思想上的“强大”，强大到他们最终要强奸全世界的民意即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这种“强奸”是以“民主自由”思想的输出为幌子打着主持正义，维护人权的旗号堂而皇之进行的。在当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伊拉克的侵略，对阿富汗的侵略，对伊朗的“制裁”，对朝鲜的“制裁”，对利比亚的强暴，对海峡两岸局势的粗暴干涉，对出口到中国的商品管制以及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处处刁难，对人民币兑换的种种苛求等等等等，可以想见，少数强大的经济垄断进而思想垄断国家的经济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恰恰极大程度的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人民思想的自由与经济的自由。　　

结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第一世界的经济垄断和思想“强奸”，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自己的经济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才能真正的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任何妥协、退让，都会压缩自己的生存空间，最终窒息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