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人类意识

人类文化如同绵延不断的由许多支流汇成的一条大河，下游与上游相联，主流与支流相通。我们不能将中国现当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相隔断，也不应将中国当代文化从世界当代文化中分离出来。凡是优秀的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所有民族，在弘扬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要学习、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如果忽略这个简单的命题，就会对外来文化抱有偏见，甚至心惊肉跳、惶恐不安。中国“入世”之后，我们更应该用博大的胸怀面对人类一切优秀文化。　　

　1961年4月12日　，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开创了人类进入太空的时代；　1969年7月20日　，阿波罗号太空船成功登月，美国人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留下人类第一个足迹。无论美国还是前苏联的航天飞行大多为了本国的利益，但同时，这些壮举也代表人类征服太空的共同理想。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加林和阿姆斯特朗是哪国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代表人类走出地球，开始了探索宇宙奥秘的征程。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的宇航员率先登上火星，那将不仅是为中国争光，也将是对全人类做出的杰出贡献。　　

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国家以后，不同的阶级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出现了种种矛盾、冲突。尽管如此，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始终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灾难、共同的困惑、共同的努力和共同的理想。人不仅有着不同的阶级意识、民族意识，还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人类意识。在当今世界，保护自然环境，征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各种疾病、更快更高更远的奥林匹克精神，打击毒品交易和其他刑事犯罪、反对恐怖主义、促进经济发展、消除战争、防止小行星等天体对地球的撞击等是全人类的共同需要、共同愿望。人类意识也体现在人类文化中。优秀文化不仅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群体精神，也同时代表、反映着人类精神。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其辉煌灿烂的成果，这些优秀的文化成果，不仅属于这个国家或民族，而且属于全人类。对那些在人类文化史上有过杰出贡献的大师们，人们最关心的并不是他们的国籍，而是他们留给后人的文化果实。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达·芬奇、罗丹、阿炳是哪朝哪代哪国人士，但《蒙娜丽莎》的微笑是永恒的，《思想者》的沉思是不朽的，《二泉映月》的悲凉是刻骨铭心的。　　

在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纳入到世界经济的大范畴中，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日新月异，使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变得更加容易，更加频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在逐渐缩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世界的真实情况再也不是“雾里看花”，一方面，对西方的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感到惊叹；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突破了十九世纪之前古典文化的界限。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悄悄地“与世界接轨”：中山装变成了西装；面包从过去的点心变成今日普通家庭的早餐；汉语中夹杂着英语单词已不是“假洋鬼子”的专利，而成为青年人的一种习惯。至于文学艺术，以20世纪70年代末的意识流、通俗歌曲和迪斯科为开端，已发展到今天电影院里的西方大片，舞台上金发碧眼的艳丽表演，家庭里纯屏彩电和CD、VCD、DVD的享受……在此影响下，中国的歌星舞星们也开始超越“出水芙蓉”，普通青年们跳起街舞显现旺盛的生命活力。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时时处处看得见、摸得着。对此，虽然不断有人感到惶恐，但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天非但没有塌下来，反而更高、更蓝。    　　

我国入世之后，势必会有更多的有着西方“国籍”的文化产品涌进来。于是，又有人开始忧心忡忡了，他们担心稍有疏忽，便会中敌人“和平演变”的圈套，从而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确，入世后对外经济的更加开放，必然加速中西文化的交流。就艺术方面而言，不仅西方的大片有增无减，而且还会有更多的西方艺术团体登上中国的舞台。毫无疑问，西方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有不小的差异，但这并不等于进来的都是要不得的糟粕。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文化都有三六九等。我们不能因为封建文化的存在而全盘否定“五四”时期的文化，不能因为极左路线的影响而彻底否定十七年的文化，同样，也不能因为西方有种种不良的文化现象而因噎废食。拿西方的文学艺术来说，的确有一些让我们看不惯、容不下或违反我国法律的作品，但也不乏对人类文化有卓越贡献的经典之作。即使是文化历史比中国短得多的美国，也有惠特曼、杰克·伦敦、海明威等世界级的作家，有公认的电影名片《乱世佳人》、《卡萨布莱卡》、《辛德勒名单》，有让各国观众为之倾倒的音乐剧《猫》、《悲惨世界》，有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即使美国的爵士乐、迪斯科，也正在被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在舞台上“洋为中用”。美国文学艺术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抨击美国的种族歧视、反对越南战争，揭露虚伪利益至上的人与人关系。这些，不仅对美国人的有益，也对整个人类的有益。电影《泰坦尼克》不是还受到我国国家领导人的赞赏吗？　　

许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甚至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经典艺术作品之所以能长期流传，被不同国家、民族和阶级的人所欣赏，是因为作品中不仅表现了特定的民族性、阶级性、时代性，还包含了超越民族性、阶级性、时代性的人类意识。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至今撼人心魄。这部作品表现了人对不合理命运的搏斗与抗争，这一主题，不断被世界上各个时期的艺术家在各个艺术门类的作品用不同的艺术形象演绎与深化。人们可以感觉到，就是在今天，面对贫穷、失败、灾害、病魔等，是像俄底斯那样奋力抗争，还是甘做命运的奴隶，仍然是对人们严峻的考验。从屈原的“路漫漫兮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到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历尽半生的追求，表现的是人类从无知的幼年逐步走向成熟的不可或缺的探索精神。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和同名音乐剧中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的正义与善良，是人们理想中的人性模式。毕加索描绘和平鸽，表现了全人类对于永久和平的企盼。芭蕾舞剧《天鹅湖》中对美好爱情的歌颂，贝多芬《田园》交响曲中对自然的热爱，美国电影《与狼共舞》中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沟通与友好相处，都符合人类发展的方向。而果戈里的话剧《钦差大臣》中嘲讽的官吏的腐败与虚伪，罗丹雕塑《老妓》中批判的社会罪恶与贫穷对女性的摧残，美国电影《辛德勒名单》中揭露的纳粹德国的野蛮暴行，都是对人类命运的损害。　　

一提到改革开放，一提到中外文化交流，人们想到更多的是引进，是每年将有20部美国大片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影片进入中国电影市场，有更多的外国艺术团体进入我国的演出市场……其实，“入世”为中国文化进入西方国家也创造了同等的机遇与条件。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使文化产业方面的进出口逆差转为顺差，怎样才能使我国的文化特别是艺术为别国的消费者、欣赏者所接受。美国大片进来了，如果中国的大片先在本土站稳脚跟，再打过太平洋，登陆美国和欧洲，还怕它的“入侵”吗？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不同的价值体系。优秀文化中渗透了共同的人类意识，才使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成为现实。这不仅是我们有目的地对外国文化开放的前提，也使我国文化输出成为可能。目前，我国在国际艺术市场上的名牌产品主要是杂技，一些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也已打入海外市场。长篇连续剧《红楼梦》、《宰相刘罗锅》、《雍正王朝》等在东南亚市场卖得很火。中央民族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在音乐之都维也纳的演出也是中国艺术走出国门的佳作。但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和其他艺术体裁的艺术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还未成气候。这里的原因很复杂，缺少人类意识，较少表现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是重要原因之一。美国电影《费城故事》，将镜头对准了艾滋病和艾滋病患者，题材本身，就消除了“国籍”差异。中国人所关心的与其他国家的人所关心的，有许许多多是一致或相似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并不等于凡是民族的，就一定是世界的。只有当“民族的”与“人类的”有相通之处，才有可能成为“世界的”。创作直接反应我国现实生活的艺术作品为我国人民服务当然是我国艺术工作者的主要任务，但使中国文化、艺术走向世界不仅有利于我国人民，而且会进一步提高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在世界上的地位。　　

入世之后，进入中国的不一定都是优秀文化，这也不必大惊小怪。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文化消费者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鉴别力，不会轻易地被某些质量不佳的东西“放倒”。当然，为了防患于未然，还是要像鲁迅说得那样，把外国文化视为一座大宅子，将房子留下，将姨太太打发走，将鸦片送一些到药房，其余烧掉，将大烟枪送进博物馆。　　

优秀的文化，属于全人类。中国古代优秀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极品；中国的当代文化，更应该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助推器。中国的文化建设，不仅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也要为全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就文学艺术而言，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不仅要有民族意识、阶级意识、个性意识，还应该有宽宏博大的人类意识。当代中国应该出现当代的李白、杜甫、汤显祖、曹雪芹，出现当代中国的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应该拍出风靡世界的电影大片，创作出令各个国家游客不睹不快的话剧、歌剧、音乐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