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光大道》中的乌托邦色彩

     摘 要：新时期以来，对《金光大道》及其作者浩然的评价一直充满着争议，其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文本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对这个问题，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持肯定态度，认为作品是基本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另一种则持否定态度，认为作品是为逢迎当时主流意识而进行的有意粉饰，或者是由于政治对文学的过多干扰而对现实的无奈遮蔽。笔者对这两种看法都不能完全赞同，本文从乌托邦角度对文本进行分析，认为文本内容与现实相比确实有差距，但这种差距更多应与特定时代作家的情感认同和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需求有关。
     关键词：乌托邦 情感认同 民族文化需求

　　关于乌托邦主义传统的论证在东西方都古已有之，西方最早可以上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东方则可以上溯到春秋时老子的《道德经》。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老子的“小国寡民”虽提法不同，论述有异，但又殊途同归，表达的都是一种至善的社会伦理，是一种对社会和谐的追求。而 “乌托邦”一词的出现则源于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莫尔本人的乌托邦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共和国，一个不存在但又至善至美、值得所有人追求的国家。今天的乌托邦往往有一个更加广泛的意义。它一般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有时也被用来描写当今社会试图将某些理论变成现实的尝试或者某些好的、但又无法实现（或几乎无法实现）的建议。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个理想的国家或社会中，从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的实现。总的来说，乌托邦思想的主要特征有两个：理想化、虚无化。
　　乌托邦思想与我国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心理模式异常契合，中华民众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在潜意识里往往都遵循着一种乌托邦化的思维模式，其中文人尤甚。虽说作家所处时代环境不同，写作观念千差万别，但作品中的乌托邦色彩却往往都能或隐或显地体现出来。
　　　一、《金光大道》
     新时期以来，随着“文革”这段历史的被批判和被否定，《金光大道》作为文革主流小说的一个代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因此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而受到攻击或有意的漠视。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和文学观念的调试，这部作品又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尤其自1994年全部完整出版之后，对这部作品及作者浩然的褒贬之争一直是当代评论界的一个焦点。其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文本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争议虽众说纷纭，但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持肯定态度，认为《金光大道》的文本内容基本是真实的，“他记录了那一个特定时期人们的生活追求、情感活动以及在今日看来近乎幼稚的行为”[1]，认为无论作为文学作品阅读，还是作为史料研究，都有其独特价值；另一种则持否定态度，认为《金光大道》只是对当时政治理念的图解，是有意粉饰现实，为文革历史唱赞歌的有意迎合，或者是为时代环境所迫而违心遮蔽现实。对这两种观点，笔者都不能完全认同，本文试从乌托邦角度分析乌托邦色彩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谈谈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二、乌托邦色彩在《金光大道》中的体现
　　（一）乌托邦式的的国家想象
　　《金光大道》中的乌托邦色彩首先体现在作品中理想的国家想象上。书中描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的互助合作化运动，作家笔下以芳草地为代表的新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作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虽然这个社会处于新中国刚刚成立、物质生活尚一穷二白的非常时期，但是人们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团结奋进、众志成城，都在齐心协力为一个明确美好的目标而奋斗。作者笔下的这个世界，虽不乏个别对新社会不满者，但总体来说，阳光向上是它主要的色彩，昂扬欢乐是它主要的旋律，可称得上是一个实现了至善政治伦理的理想国。这个理想的社会蓝图不但吸引了广大人民不畏艰难困苦积极投身农业化合作社，而且具有强大的规范和改造人民的威力。作者坚信这个社会终将能发展为让所有人友爱地团结成为一体的理想世界。但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否就如作品所写呢？将文本与当时史料相比可以知道，文本世界有一部分确实是与现实相符的。的确，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社会的许多方面给人一个即将实现共产主义的错觉。那个时代在经济上贫富差别较小，在政治上贪污腐败现象较少，人们精神比较振奋，政府普遍清正廉明，社会风气重义轻利，这在后来许多人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但这种状态并不是太稳定也没有持续多久，毕竟当时社会物质相当匮乏，温饱问题尚未能解决。“新生的国家形象虽然生机勃勃，但却抹不掉大病之后的虚弱形象，胜利者所继承的只不过是一个烂摊子而已。连年征战，人们痛失家园和亲人，国家早已失去元气，国库羞涩，电力铁路各种工业几乎都陷于瘫痪，在这样一个现实中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从前的社会制度，执政者又几乎没有任何管理这个国家的经验”[2]，失误挫折在所难免。作品中的理想蓝图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是作者在现实基础上进行了理想化。从这点来说，作者笔下那个从城市到农村到处洋溢着胜利和建设激情的理想社会更多的是个人心目中乌托邦式的国家想象了。
     （二）“理想化”的人物形象
　　《金光大道》中的高大全可以说是文革主流文学理想人物的一类代表。他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备受推崇的美好品格和当时被广泛赞誉的时代精神，“大公无私，消灭一切私心恶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几乎排除了个体人的一切缺点和弱点，是具有鲜明群体特征的集体人形象的化身。不仅如此，作为众人膜拜的对象，他还起着一种社会教化和心理寄托的作用，不仅严于律己，还带领大伙一块儿进步，共同彻底消灭个人私欲，克服所谓弱点，最终纯净地走向理想化。乌托邦时代的最大特征，在于以一整套道德理想主义的符号来实现对民众思想、言语和心灵的引导、改造。作品表现的正是在这样一种乌托邦文化的支配下，为了想象中的美好明天的早日到来，人们集体陷入一种对包括个人利益在内的各种牺牲的偏执崇拜之中。可回顾历史，这种大公无私的先进人物尽管代不乏人，毕竟还是屈指可数。人类的生存本能和自私天性决定了绝大多数人安身立命、行为处事的原则首先还是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用王富仁的话说“人类的动力机制只能存在于首先以个体人的形式存在的人的欲望情感意志和理性的形式中，永远存在于由他们发动起来的实践活动之中，而用抽象的至善的要求扼杀人的生命力不但不可能实现人类的大同理想，而且会造成人类社会的停滞不前”[3]。从这个角度而言，高大全之类“理想者”的普遍化也只能是作者一厢情愿式的道德乌托邦的寄托罢了。
　　（三）简单圆满的问题解决模式
     曾有人将《金光大道》的故事情节概括为一个英雄带领人们摆脱苦难，寻求幸福的创世故事，一个关于寻找救赎的故事，这种概括本身就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原始的乌托邦色
彩。这个通往美好未来的路途虽是比较纯净的，但还是涉及到很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复杂问题，比如造假、腐败、干群关系等，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体现了一种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这就是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样的解决方式在作品中比比皆是。比如第二部中的“鞋底子事件”，资本家用马粪纸填充鞋底，以次充好、偷工减料，为了蒙混过关，又给村长和区委书记送礼行贿。这种弄虚作假，行贿受贿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历来都绵延不绝，给社会带来莫大损失，普通民众对此的厌恶与痛心疾首是不言而喻的。可这些如此不得人心的行为却能够在各个时代屡禁不止，其原因应是多方面的：既有商人追逐利益的天性原因，也有社会的法制不健全、惩治措施跟不上的原因，当然也和一些利益阶层的权钱交易、从中干扰与不作为有关。总之，造假腐败之严重可恶世人皆知，但由于其中的盘根错节、利益交织，要彻底根治又谈何容易。当然不容易并不等于毫无希望，但至少也必须是循序渐进的，来不得感情用事。而《金光大道》中是如何处理这种现象的呢？书中将这种造假和行贿受贿现象写为是极个别的，原因归为是资本家本性作祟，是一种阶级矛盾，最后通过认清资本家的真面目从而将其打倒，以不法厂商彻底失败做结。区委书记得到同伴提醒，及时醒悟，迅速改正了错误思想。村长则怀着侥幸心理，执迷不悟，最终越陷越深，终至无法回头，得到应有下场。这其中渗透了我国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清官意识”和“善恶有报思想”，也暗示着通过阶级斗争将资本家打倒或真正改造之后，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就不会再发生了。这无疑是把现实问题解决得过于简单和理想化了，只能是一种政治上的乌托邦。这种解决方式不是为《金光大道》独有，而是充斥于当时大多数作品中。这些作品往往将一些现实生活中经常存在又难以根除的社会问题当做一场阶级斗争给以彻底解决。这种将问题以阶级斗争方式加以简单化解决的办法，与复杂的现实生活相比，无疑只能是作者一厢情愿式的政治乌托邦想象罢了。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就反映内容而言，文本世界的乌托邦体现显然是与现实有出入的，但笔者认为这种出入并不仅仅是想为文革历史唱赞歌而有意粉饰，或是由于当时政治拘囿而无奈遮蔽，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特定时期下作家的情感认同和我国传统的民族心理文化使然。
     三、对文革主流小说中乌托邦色彩的价值评析
     （一）特定时期下作家的情感认同
“一个作家总有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是他毕生生活经验、文化教养和时代风尚所形成的，它总是思想和情感交融的统一体，形成他的人格的核心。”[4]由此可见，文学呈现的风格特色与创作主体的价值取向是密切相关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虽然也出现过弯路，如社会主义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以致于长期地遗留了一些问题，但总体上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将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些成就使社会和文学都洋溢着一种喜剧精神，呈现了一种自满自足的胜利者姿态，自信豪迈、欢悦赞叹、以历史创造者的优越蔑视一切就成为当时基本的美学规范，一直发展为夸张适度的热情和单纯轻信的理想主义。
     作为成长于这个时代的作家，这样的历史情境造就了那个时代一些作家特有的文学信念和情愫，在旧社会无依无靠，对新社会满怀感恩之心的浩然更不例外。从浩然终身坚持的“写农民，给农民写”和“永远歌颂”的创作理念中，不难看出其作为一个革命作家强烈的革命任务感和历史使命感。加上作者一以贯之的看待生活的态度“对我来说，积极的、光明的一面永远是生活的主流”，就不难理解他在创作中始终热情歌颂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缘由。由此来看，《金光大道》中这种乌托邦理想王国的呈现，与其说是一种对真实的有意遮蔽，不如说是时代特有的革命任务感和作者独特的文学信念的倾情流露。
     （二）从我国传统的民族心理文化来分析
     王尔德说过：“一幅没有乌托邦景色的世界地图根本不值得一瞧，因为它舍弃了人类永远向往的境域。”从生理学角度出发，人总是通过感知和观念化来思考现实的，人对现实的认知根植于现实。在现实的基础上通过观念化对未来产生猜想和希望。同时，现实于人又总是痛苦压抑的人尤其是个体的人面对现实世界，总是挫折多过成功与征服。因此，乌托邦成为人类心灵得以慰藉的港湾，人类梦想最大的载体，它也是支撑人类面对无尽的挫折还能愤然前行、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大同思想与西方乌托邦思想得以产生的土壤并没有太大差异，都是源于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憧憬。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长期的君主专制和独裁统治使老百姓长期生活在最底层，处于无权无势、无依无靠的境地，他们面对强大的封建国家机器，面对社会上的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丑恶现象时，既深恶痛绝又无力与之对抗，也往往缺乏足够的勇气和意识站出来与之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感到自己是那样的渺小和无力，在这种情形下，老百姓心中潜在的“圣君意识”、“清官意识”等被唤醒，与人们对“太平盛世”的梦想相结合，乌托邦意识或大同梦想也就得以长期积淀于老百姓灵魂深处，根深蒂固地流传了下来，而建立一个乌托邦国家的梦想就成为一个每一代都不断重写，重新着色和修改的情节或脚本构成的梦想。
    尽管许多情节是虚构的、不真实的，但老百姓宁愿相信这些“虚假的真实”，因为这能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和愉悦。他们不管真实与否，只是想借此表达自己的意愿，倾吐自己的心声，抚慰自己的心灵，在一定程度上宣泄长期郁结的内心情绪。这种意识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是一种超越了个人情感而普遍存在的民族意识，它已经深深根置于老百姓的灵魂深处，既表达了老百姓无尽的情思和美好的理想追求，也反映了身处弱势地位的老百姓在强权面前的无奈与辛酸。浩然作为从小生活在底层，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自然也不例外。他反映在文学中的这种以美丽的虚构来丰富令人苦恼的生活的构造，既有作者对生活的理解，更显示了作者对未来生活的期盼。

                          原载《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10年第8期

注释：
[ 1 ]谭解文：《〈金光大道〉三题》，云梦学刊，2000年版, 第
6 期。
[ 2 ] 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 3 ] 刘明华：大同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 4 ] 朱光潜：《谈美书简》，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