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证的共和国变迁

我所见证的共和国变迁　　

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我们没见过，但毛时代的人真是团结，齐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忒和谐，谁家有事大家一起帮忙，谁家盖房子，全村人来帮忙，而且是不计报酬的；谁家出现矛盾，大家帮忙调解，不会冷眼旁观。社会很安宁，真正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没人敢偷盗，更不敢坑蒙拐骗，家里锁不锁门无所谓。整个社会很向上，争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唯恐落后被人瞧不起。谁说牢骚怪话，马上就有人站出来批评你。文化活动空前活跃，每个大队都有业余宣传队，排练反映当时农业生产、农村建设中的各类节目，各地去演出。大队与大队之间交流演出，公社与公社之间交流演出。生产队有业余文化组，有文化室，白天大家一起干活，说说笑笑，晚上有人组织教唱革命歌曲，很开心。那时候放电影、开大会最热闹了，放映之前，开会之前，以生产队为单位，十几个方队，排得整整齐齐，然后开始拉歌，歌声此起彼伏，排山倒海，好振奋人心！节假日组织各类比赛。逢年过节（一般都是大年初一），县里组织群众文化大游行，各行业，各部门，一个个方队，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歌声嘹亮，锣鼓震天，到处一片欢乐的海洋。　　

农村组织形式及其分配。农村三级组织：最基层的是生产队（一级），往上的是大队（二级），再往上就是公社（三级）。基本的核算分配单位是生产队。我们大队一千多人，13个生产队。各生产队分配方式基本一样，但由于各生产队的计划管理水平不一样，收入也不一样。精英们胡说这时候是大锅饭，绝对平均主义，那纯属扯淡！这时候的分配绝对公平公正！生产队的管理形式：一名队长，一名会计，一名记分员（还兼出纳）。他们都不是脱产的，一样要参加劳动，一样挣工分，只是他们担负管理职务付出劳动，给予一定的工分补助。这些职务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也绝不是人情金钱能弄到的，绝对的民主选举。如果你心术不正，投机取巧，说多干少，没有身先士卒的示范作用，群众根本就不信任你。说实在的，当生产队长纯属一门苦差，补助工分不会很多，每天都要干在前面给大伙看，所以一般不会有人争当这个队长，只是大伙觉得你不错，选了你，民意不好违，不干也得干。全员无记名推荐，确定候选人，然后差额选举，一切都是公开的，绝对没人敢拉票，更没人敢贿选，当然，你拉票当选了，也不会捞到什么好处。　　

工分是分配的计算单位。工分的标准设定：一级劳动力10分，二级9分，三级8分，高中生课余或假期参加劳动的8分，初中生7分，小学生5分。劳动力级别的确定，也就是常说的：评工记分：民主评议，公开讨论，当面比较评议，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你认为你强，应该定什么级，不作数，要多数人认可才行。劳动力级别确定之后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一个月评定一次，有的一个季度评定一次，有的半年评定一次，每个人都有晋升和下降的可能。担任生产队管理职务的，补助多少工分，也是公开讨论，根据大伙儿的意见确定的，不是队长自己说了算的。生产队设一记分簿，由记分员登记每个人的出勤和所得工分，公开的，每个社员都有权核对自己的，也有权核对别人的，每月汇总张榜公布，半年张榜公布，年终张榜公布，每个人的出勤情况，劳动力定级，工分总数，一清二楚，谁也不敢作弊，也无法作弊。　　

工分值的确定。生产队总收入/ 工分总额。一年进行两次分配，上半年的是预分配，年终是总分配。生产队的收入各不相同。我们队主要是水田种植（稻谷）、少部分的旱地作物（地瓜、花生、玉米、黄麻等），还有一小部分副业收入：一些有手艺的人（木匠、泥瓦匠、弹棉花匠等），他们外出做工，按照跟生产队达成的协议，一年交回多少钱，队里给他记多少工分。这部分钱就属于副业收入。很有意思的，每年夏秋两季稻子即将成熟时，大队干部就组织各生产队队长、有眼力有经验的老农，到田间对每块田的稻子进行估产，以此预先确定每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有了这个数据就基本确定每个生产队的分值了，也基本知道哪个队的社员收入高低了。这时叫做预算，真正确定的要等到所有的水田作物、旱地作物收获完毕，这时叫做决算。　　

粮食的分配。分为基本口粮和工分粮，大部分按7：3，也有的8：2或6：4的来确定，这要开会讨论，全体社员作决定，不是哪个人说了算的。口粮以人头分配，都一样。工分粮谁争的工分多谁就分得多。至于那些旱地作物，因为数量不太多，就像尝新鲜似的，对社员整个生活没太大影响，所以按人头分配，都一样。在我的印象当中，六几年的时候，我们队人均全年口粮300来斤，农村干那么重的体力活一般不够吃，但以后改良品种和技术，产量不断增加，到了七几年，已达到了600斤左右。口粮加上工分粮一般基本够吃了。我们家劳力少，工分少，基本上依靠口粮生活，所以，六几年的时候还是比较紧张的，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就完全没问题了。这里还有个超支户和盈余户的概念。生产队每分配一样东西都由国家定价的，如果你的工分总值小于你所分配的粮食总值的时候，你就是超支户，反之就是盈余户。超支户就得拿现钱出来，否则先压着你的粮食，不能拿回家，由生产队保管，什么时候交齐了钱什么时候拿。也可以逐步交逐步拿。我们家就我妈一个劳动力，我们姐弟四人都小，肯定是超支户，每到年终分配最头痛。好在我爸当工人，后来还当了干部，有工资收入；同时我们家跟另一户盈余户关系很好，每当年终分配前就预先找他们帮我们认下超支的账，我们把粮食领回去，再慢慢给他们还钱。打我记事儿起十多年都这样。那些完全没有劳动能力的怎么办呢？没有子女，又年老体衰，不能干活挣工分，这样的户叫做五保户，没问题，生产队按基本口粮标准分给他们粮食，完全免费，就等于全生产队供养他们。总之，社员们有吃的，绝饿不着他们。生活不能自理的，生产队还选派社员去护理。　　

上学和看病。应该说这个时期基本没有失学的儿童，除非你不愿意读书。我记得我六三年上学，每学期学费1.5元，到了文革升至3.5元；初中每学期5元；我读高中时，每学期15元。当然，我们一家4姐弟都读到高中，每到开学也非常紧张，到处找人借钱交学费。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没有失学。看病有合作医疗。我们家除了合作医疗外还有我爸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医疗福利，能报销一小部分，具体能报多少我不知道。每个大队都有合作医疗室，有赤脚医生。我们大队1500人左右，有3个赤脚医生。合作医疗每人每月交纳1.5元。赤脚医生由大队选派优秀分子参加培训，培训费完全由政府承担。一般的感冒发烧他们都能看好。每年流行病爆发前，卫生部门都组织预防，赤脚医生到各村去给社员打预防针，派发药物，喷洒消毒药水。特别农忙季节，赤脚医生送医送药到田间地头，让人感到挺亲切的。　　

在我看来，农村一年到头没有空闲的时候。秋收完毕了，该歇会了吧，不可能。接着又有新的任务：老弱一点的劳动力，在家搞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垒田埂，修沟渠，积肥，为来年生产做准备。特别我们家乡，有一条河叫南流江，每年洪水泛滥，政府组织根治。因此，秋收完毕，由县政府水利部门牵头召开三级干部会（生产队、大队、公社），布置水利大会战任务。会议一结束，层层发动，组织青壮劳动力，组成浩浩荡荡的水利大军，奔赴水利战场。县政府还组织厂矿企业、政府机关、学校参加会战，直到春节前才班师回朝。我读高中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两次。那场面真是太壮观了，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声，喇叭声，歌声，号子声响成一片。层层布置任务：县里分到公社，公社分到大队，大队再分到生产队。挖的挖，挑的挑，垒的垒，夯的夯，到处开展竞赛。工地上每个单位都有墙报，评比先进人物，广播不时报道先进人物的事迹。说实话，干活是很累的，但大家的心情是愉快的。就这样，连续八年，南流江终于根治好了，七几年以后再没有水患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可理解，那时候人与人的关系怎么那么简单，那么和谐，群众与领导的关系那么亲近，人民那么听党的话，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呢？整个水利战场一万多两万人，在一起一个多月，基本上没发现过打架斗殴什么的。白天干活冲锋陷阵，晚上开会学习，总结评比，或者教唱革命歌曲，组织放电影，演文艺节目，井井有条。没看出哪些领导有什么能耐，都是泥腿子，也没太高的文化，也没学过什么现代管理学，怪了。现在想起来真觉得那时候的共产党神奇。也许能够揭示其中奥秘的就是共产党本身——因为冲锋在前的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　　

75年我从军离开家乡。　　

86年底大裁军，我转业到一个科研单位，从事人事管理工作。这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7、8年了，计划经济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这叫双轨并行）。从我进所（1986.11）到我离所（2001.2），我看到了所长脱胎换骨的变化，也许从他的变化能折射出共和国的变化影子。1987年下半年，我们所最后一次按照计划经济的，依据中央的工资改革文件，调整全所员工的工资（此后的调资都是有名无实，档案材料有，实际工资没有）。我们所长大学本科毕业，高级工程师。87年调资时，他跟我所一名工人老师傅基本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傅工龄长，技术等级高级技师，虽然文化不高，但手头功夫很了得，水管网络安装维修、电工、机械设备维修，都行，所以，他们两个代表了全所的标杆：一个是管理者，一个是工人。87年所里分房，也是按照省里的文件，逐项打分，张榜公布，而且三榜定案，所长跟这位老师傅也差不多，都分到了三房一厅。这时的所长给我的感觉是：有点专制、跋扈，但还能够自律。他不吃请，也不请吃。所里有一台面包车，一台接送职工上下班的大客车，但所长没有将面包车据为己有自己享用，而是用来接送客户或者所里科研技人员办公事用，他不管刮风下雨，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　　

进入九十年代后，他就开始演变了。国家鼓励政府公职人员下海经商，科技人员离开单位办实业，鼓励民营企业大发展，国企要大胆改革，思想要再解放点，胆子要再大点，步子要再快点，要不怕冒富，要敢于冒富，越富越光荣。在这样的政策感召下，许多人心里有谱了，敢干了，不论什么手段方法，都敢用了，因此很多人一下子发了起来，百万富翁不断出现，数量不断攀升，媒体大张旗鼓宣传吹捧。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所长坐不住了，自己也算有点能力的人呀，怎么就拿这么点工资呢，人家企业老总就上百万呢？因此，他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改革研究所，否则没出路。怎么改呢？以减拨研究所的事业费为代价，换取对研究所的松绑，让所长有更多的人、财支配权。棍据他的思路，搞了个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依托，科、工、贸一体化的研究所经营模式。分配制度离开事业单位的级别体制，原来的工资级别装进档案不再执行，由所长根据每个人的能力表现决定每个人的工资。改干部党委任命制为所长聘用制，所有中层干部都有他来聘用。而且彻底打破干部和工人的界限，不适合当干部的下去当工人，适合当干部的工人聘为干部。这一下所长的权力就大多了。所长不喜欢公开，喜欢暗箱操作。他常说人家香港老板怎么怎么着，外国老板又怎么怎么的。他也不喜欢职工再叫他所长，而喜欢称他为老板，于是乎所长从此变成了老板。原来每个职工的工资都是公开的，你多少我多谁都知道，他要改变，互相保密，不允许公开，而且这还作为一条财务纪律。从此研究所人与人的关系开始神秘起来。你猜测我多少，我猜测你多少；你琢磨我跟所长的关系，我琢磨你跟所长的关系。谁都不敢说真话，生怕得罪所长。这一年我们所接到天上掉下的一个大馅饼——因为我们所一直以来都搞计算机外围设备的的跟踪研究，这是一个高工（此人淡泊名利，没有官瘾，上头几次让他当所长他都不干，否则轮不到现在的所长，他是连续五届全国人大代表）领头搞的，这个项目在国内还是有一点名气。国家为改善我们所的科研条件，拨款600万进行改造。我们利用这笔钱重新盖了一栋科研大楼，还征了12亩地。所长这下更牛了：这不是我改革的功绩吗？在这样的成绩面前他开始寻思了：既然人家企业老总都有车，我现在跟他们有什么不同，不也高科工贸一体化经营了吗，不也是企业吗？因此，他也决定买车，一下子拿出40多万买了一辆奔驰3.0供他享用。这是所长开始变化的第一步。　　

94年，国有企业转制，企业与职工不再有固定的劳动关系，只有合同关系，全员下岗，从新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工人阶级从此不再是国家的主人了。这一下全国几千万工人下岗。企业松绑了，甩掉包袱可以轻松上阵了。老总也轻松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所长又不满足所里的现状了：我们所有那么多老员工，怎么搞，企业都甩了，我们为什么不甩。因此，他又打报告，要求研究所再改革，要求给研究所更多的自主权，其中包括有权辞退科技人员和一般工人；分配权再扩大，允许拉大差距5—15倍。这次改革的名称是：研究所综合改革。这一改革之后，前面讲到的那位工人老师傅，原先跟所长工资基本一样，现在的情况是：老师傅每月1300多元，所长8000多元。两极分化就这样出现了。人员要优化组合，双向选择，部门选择员工 ，员工选择部门，最终没有部门要的员工按富余人员处理。三个月内，自己再找部门接收，或者找单位调走，三个月后仍然没有部门接收，也找不到单位调出的，作辞退处理。年龄达到55岁的，所里办理内退。调整所的机构，改变所的研究方向，不再搞计算机外围设备的研究，转搞通信、集成电路研究。这样一来，原来牵头搞计算机外围设备研究的那位高工，尽管为所里挣来600万，给研究所带来新的转机，但一样没有部门要他，没办法只好内退。这一下就有十多位工程师，高工内退，辞退员工将近20人（全所才170来好人）。其中有一位助理工程师，开始劳动组合时找不到部门，富余了，跟许多富余人员一样，由人事科管理。总不能老挂在人事科呀，得消化呀对不？于是我就积极为这位助工寻找部门。终于有一个部门同意接收她。正当我准备通知她去部门报到时，所长知道了，先去找了这个部门的头给他做了交代，然后又找我谈话，狠狠地训了我：我看你是多管闲事。我为什么让她富余你知道吗，我就是让她滚蛋，你倒好，充当好人，给她找部门，你有工资发给她吗？我明白了，我无话。三个月到了，辞退她。她不服，哭，闹，闹也不行，一定要辞退，收回分给她的房子。最后这位才三十出头的助理工程师精神分裂了，老公跟她离了婚，家庭也没了。这时候的所长已经不是不吃请，不请吃了，而已经成为专家了。他让财务专门为他办了一张银行卡，财务定期把钱注进去，不断地花。还办了一个自由进出香港的通行证，三天两头跑香港转转，要么就去美国遛遛。名义为所进行科技考察，到底考察了些什么，为所里带来什么，谁也没看到，反正美金花了不少。有一个事实人们看到了，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女儿都送去美国读书了。他的所作所为跟定有人看不惯，其中就有两名副所长。你看不管就是当我得道，不清除障碍研究所就不能按我的设想发展。于是，他就想尽办法，硬是逼着两位副所长内退了。党委书记是女的，年纪还轻，观点跟他也不尽吻合，常常被骂得痛哭流涕，实在无法再忍受，最后含泪离开。从此，所长一人独步天下。这是所长变化的第二步。　　

98.、99年，国家在那些精英们的策划下，经济改革已经到了资产重组了，要国退民进，拍卖国有企业，国有资本退出市场。在这样的政策安排下，大批企业被拍卖，原来国企老总一下子变成私人业主，货真价实的资本家。与此并行推进的是，国家要卸包袱：社保改革，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医疗改革，医疗推向市场；科研改革，将一批科研单位转制为企业，国家不再承担费用。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我们所长又开始动心思了。国企老总一下子变成了私人业主，新的资本家，不就是把自己经营管理的国有企业卖给自己吗？我何不也借科研单位转制的政策平台再改革一回呢？再说，我59岁过了，不久就要退休了，不抓紧不行了。首先培养傀儡。于是急急忙忙把他的门生提起来当了所长、还提拔了就要退休的财务科长当了副所长；接着成立一个民营公司——挤出利公司。这个公司表面上所里的职工都可以参加，但后来通过内部途径得知，注册的股东只有所领导五个人。他亲自任董事长。公司注册完毕，接着，他又急急忙忙推出了一个研究所转制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将研究所下属的电子厂、机械加工车间、线路板加工车间剥离研究所，各自转制，推向市场。剥离后研究所只剩下50来号人，然后独自转制。这个方案一出台，职工哗然，一片反对声。就所的资产而言，两栋科研大楼，一栋生产大楼，还有一块征下未建的土地（12亩），如果被剥离了，等于你与研究所这些财产没有任何关系了，这就是问题之所在。职工要求，要么全所整体转制，要么所里几个领导分到各经济实体去，将资产划分开，领着各实体搞转制。他死活不同意。还有职工建议，25年以上工龄的员工，由研究所办社保后办理所里内退，然后再搞转制，他也不同意。他还强词夺理地说：研究所的资产是国家的，跟你们没任何关系，不要惦念着研究所这些资产。员工们已经看清楚了，这样的转制目的是什么。所长也不管职工的强烈反对，就铁了心要按他的方案来搞，硬是将方案提交职代会讨论，讨论了三次都通不过。见硬的不行，他开始进行分化瓦解，分别给电子厂、机械加工车间、线路板加工车间的头头们一些实惠，让他们同意接受剥离。最终他的目的达到了。分别将电子厂、机械加工车间、线路板加工车间剥离后转制为民营企业。除线路板加工车间外，其余两个不到半年都倒闭了，许多人加入了失业大军。　　

剥离后研究所独立转制为企业，归属省电子集团公司管。所长也退休了，当了挤出利公司的董事长，而且还在研究所大楼办公，只是从原来的三楼搬到了七楼，开始悉心经营这一亩三分地儿。他退休了却还继续干，继续赚；而剥离研究所那帮人，还没到退休年龄却失业，没活干了，这就是改革的结果。挤出利公司独揽了研究所所有固定资产的经营权后，他瞄准了研究所那块还没有建设的12亩土地，于是密谋着与研究所合作开发。说是合作，其实挤出利公司有什么资本与研究所合作，注册资金才30万，12亩土地建写字楼、高尚住宅，没有4000万——6000万根本拿不下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空手套白狼。他就是操纵他亲手扶植起来的傀儡，以合作的名义来开发，其实根本不出钱（挤出利公司根本就没钱），而是以研究所现有的几栋科研大楼，生产大楼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建好后各自分，研究所分得的那部分还要交给他来经营。这是多好的买卖呀！应该承认他的策划是相当高明的（也应该算得上所谓的精英了吧）。但有些事情往往不是你算计到了就成功的，因为世间事很多东西你不可能完全掌控得了的，因为事理之外还有天理呢。也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结果合作正在密锣紧鼓进行时被研究所的上级发觉了，勒令停止，终止研究所与挤出利公司的一切业务。至此，所长的如意算盘算砸了！我也因为研究所的转制问题与所里那班人观点冲突，被迫离开了研究所。　　

其实研究所所长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是国家政策一步一步把他演变成这样的。以前他专横跋扈，家长作风，但有制度的制约，党委说了算，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做任何非分的图谋。从他的身上折射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社会变迁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