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产权改革：郎咸平与大陆学界精英的论战

国企产权改革：郎咸平与大陆学界精英的论战　　
　　___兼谈国企改革的另类思路
　　胡显达
　　“八月初，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　郎咸平　先生在一次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中，指责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8月中旬，顾雏军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了起诉状，以涉嫌诽谤罪起诉郎咸平。这一事件被传媒称为郎顾之争。”（　2004年9月15日　《法制日报》）
　　郎咸平在这次郎顾之争中，用数据说话的方式，毫无顾忌地向公众和媒体披露了“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席卷国家财富的神秘面纱，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国有资产通过管理层的自我收购和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幕后交易而大量流失问题的深层思考。
　　不仅如此，郎咸平还在同年　8月25日　北京举办的“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上，以“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为题，直言批评了我们这里的以“民营化”为导向的国有产权制度改革。郎咸平指出，“目前的国企产权改革走入了两个误区：一是认为民营化、自由经济就能够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所有问题，即国有企业产权问题是唯一问题；二是常常强调国有企业的所有人缺位。”“他认为，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两个误区，以致于不管碰到银行改革出现问题，还是产业出现问题、国企出现问题，惟一想到的办法就是搞股份制、上市、实行管理层持股等等。正是这种错误的思维导致国有资产通过MBO方法大量流向国企老总手中。”（同上　2004年9月15日　《法制日报》）
　　在笔者看来，认为这种民营化、自由市场经济就能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所有问题，这不过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精心编织出来的一个神话而已，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种说教和办法，而把我们这里的国企产权改革悄悄地和平地引到私有化的道路上来。这实则就是从社会经济基本制度层面对我们进行的一次不动声色的和平演变。而大陆学界的那些师承这种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海归精英们，要么至今还没有看透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精心编织这个神话的险恶用心，以致还继续在自己的大学讲坛中鹦鹉学舌般地津津乐道这种并不怎么灵验的学说，反倒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边缘化起来；要么就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内鬼”，而意欲把资本主义和平长入到我们这里的市场化改革中去。
　　实际上，这个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药方，在拉美、东欧一些国家的实验中所遭受到的一连串挫折和失败，已经宣告了这个神话的破灭，只是我们这里的海归们有意回避这一实验的尴尬结果而已。这些海归的精英们担心，如果讲出这种新自由主义实验的真相和结局，这种国退民进式的产权改革势必就会遭受到更多的质疑和反对。这样，依靠这种产权改革席卷国家财富而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计划，就可能胎死在企业更多管理层的腹中。作为这些企业老总利益的代言者，又怎能不执意掩盖这种新自由主义改革实验的尴尬结局呢！李其庆的国际学术前沿报告《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以西方学者的自我反思和拉美实验中的统计数据为据，为我们审视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下的国企产权改革，提供了一面镜子。
　　企业运作的效率也好，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好，固然与产权的私有化，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其中，道格拉斯?诺思就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因为私有产权制度的发明和运用。但也应看到这种产权的私有化改革绝不可能是解决国企现存问题的惟一办法。如果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企业市场运作中的所有问题，那么，1929～1933年的那场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所谓的“滞胀”危机，又何以会发生昵！我们的海归们在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译介、述评和照搬中，大概不会忘记这些铁的事实吧！
　　在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中，计划经济曾被我们的海归们批得体无完肤、弊端百出。其实，这种体制下国企效率的低下不应归因于产权的模糊和所有人的缺位，因为它的产权非常清晰——即全民所有，所有人也不缺位——即全民所有；既然国企的产权不模糊，所有人也不缺位，那么它的效率和运营为什么会成问题呢？其因就在于政府对企业的过多管制和竞争、激励机制的缺乏。在中央经济计划和政府部门掌控资源配置大权的体制下，企业不过是一个只知完成计划任务的生产者而已。不仅缺乏追求技术制度创新的内在需求和外部压力，而且整个企业经营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努力供给，也因激励的缺乏而日渐淡薄、麻痹起来。特别是文革中的政治挂帅和反对物质刺激的极左做法，更是把这种国企运营中的人浮于事、不负责任、消极应付现象长时段地诱致出来。
　　正因为如此，郎咸平也才重申道：“现在国企并不存在所谓的所有人缺位的问题，而是存在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由此看来。解决国企的运作效率问题，决不能盲目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列出来的“私有化”这个药方，而要通过自己的理性思考和冷静分析，真正搞清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运作效率低下的症结所在，然后再通过体制性的改革加以解决。说真的，关于国企问题的诊断，郎咸平的分析还是很合乎我们这里的实情的。如果我们能像郎咸平所建议的那样，“建立起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用法律来保障其信托责任，”我们这里的国企运作效率问题，也同样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用信托责任、激励机制的重建来取代这种以“民营化”为导向，以“产权的私有安排”为实质的改革方案。
　　郎咸平在这次“朗顾之争”中强烈建议停止这种以“民营化”为导向的国企产权改革，这种呼声固然在网络的民意上获得了一边倒的支持。然而，却很少得到大陆智识阶层和学界精英的认同。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就对此专门反驳道：“国企产权改革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说，是不做学问的人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后确定的基本方针。因此可以肯定说，产权改革不会停止，风向不会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市场”——吴敬琏也反对郎咸平的这个建言。他说到：“民营企业里面确有一些是依靠权力等非正常手段的，这种情况的确发生了，而且不是一两个。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就说民营企业整体都不好。而且，　郎咸平　教授的一个背景思想是国有企业挺好的，这个我不赞成。”清　华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慈蕴则说：“郎咸平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国有企业应当怎么改，产权如何改。其实，国有资产私有化是大趋势，这是没有错误的。”（上述言论均参见　2004年9月15日　《法制日报》）
　　按照这些智识较高人士的逻辑，我们这里的国企产权改革还应该继续沿着这种股份制、民营化、管理层持股等变相的私有化方案搞下去。是的，他们的初衷之一也许是想通过股份制、管理层持股的办法，而让国企民营化，以解决其经营激励缺失的痼疾。他们发现国企经营绩效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管理层的劳动激励出现了问题。他们也许在道格拉斯。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找到了解决这种体制性问题的办法。因为道格拉斯。诺思依据大量的社会经济发展史料发现了西方世界兴起的一个秘密，就是西方世界发明了一种私有产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劳动的努力供给最多，资源配置效率最高。
　　不错，人们在以往的大锅饭体制下，由于劳动报酬和自己的劳动付出与努力供给关联性不大，因而就极易滋长这种懒散滑头、消极应付、坐享其成的阴暗心理和工作态度。但如果就以此为据而说，公不如私，国有资产私有化是大趋势，这样的论调固然也能歪曲地解释一些经济上的现象和事实，但确是对我们这里公有产权历史作用的一种误判。公有产权并不是扼杀人们工作干劲的根源，相反它却是激发和保持最大多数人工作干劲的一个坚实基础。新中国建立之初，亿万农民为什么会焕发出冲天的建设社会主义热情，这实际上就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等一系列产权变革的结果。
　　为什么在这种公有产权的新起点上没能保持住人们的冲天干劲呢？这里的根本症结就在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给严重扭曲了。在这种分配体制下，劳酬脱节、扭曲。干多干少，干好干孬，都一样取酬。如此而为，又怎能激励人们更好的对待自己的工作呢！正因为如此，对这种体制痼疾的经济学分析才构成了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主干部分。林毅夫在对20世纪初中国农村生产队体制的经济学分析中发现，这种体制下的生产效率之所以长期低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严重扭曲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而使这种劳动普遍缺乏一种有效的激励。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则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劳动普遍缺乏有效激励的问题。依靠这种生产分配制度上的变革，林毅夫发现了中国的农业发展成功地解决了困扰自己几十年的生产效率低下问题。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这个成功经验表明，解决这种劳动的普遍激励问题，并非都要依靠这种产权的私有安排。依靠按劳分配体制的完善，也同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有劳必酬、多劳多酬，做到劳酬相称，还愁人们不好好工作吗？既然如此，又何须固执一途，而非要通过管理层持股的办法来增加他们的工作干劲和劳动的努力供给呢！
　　事实上，国企管理层的尽不尽责，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按劳分配体制的完善，把其管理薪酬的高低与其整个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利润盈亏直接挂钩的办法来解决。企业盈利了，完成了国资管理部门制定的目标任务，就可按照合约拿到较高的薪酬和奖金；企业亏了、跨了，通过问责追究，依据责任的轻重大小，不仅拿不到既定的薪酬，更甚者还要拿出自己以前的薪酬和家资来弥补自己的经营过错和企业的利润亏空。如果真能把这种经营管理上的高额收益和潜在风险紧紧地捆在一起，我们的国企管理层必将在它的双重规制下而尽心尽责起来。
　　既然依靠这种与企业经营盈亏直接捆绑的薪酬机制，也可以解决这些国企管理层的劳动激励问题，而让他们忠实勤勉地履行自己的信托责任，尽心尽力地管好自己所在的企业，那么国企产权的私有安排或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就事实上丧失了再继续推进的现实依据了。因为国企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其根本症结并不在于所有人的缺位，也即所谓的产权问题，而实则导源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这种流弊。在这种分配流弊的肆虐之下，国企经营人员的信托责任和努力供给，也就被扼杀的一干二净。只要我们通过国企管理层薪酬机制的改革完善解决好他们的工作干劲不足和信托责任缺失问题，那么，通过管理层的自我收购而把国企产权转为私有的改革方案，又怎能再获得事理上的支持昵！　　
　　这样看来，郎咸平的观点就变得十分的中肯了。现在的国企并不存在所谓的所有者的缺位问题，而实则存在的是职业经理人员的信托责任问题。按照郎咸平的建议，中国的国企改革根本出路就在于建立起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用法律来保障其信托责任。
　　关于这个信托责任的问题，郎咸平在后来的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批评中更是专门地谈到了这一点。郎咸平在《中国的错误在于迷信市场化》中提醒到，“市场是需要政府细心培育、细心构建的。而细心构建的基础是什么？那就是通过严刑峻法的力量，让每个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这才是市场化的基础。”
　　要解决国企管理层的这种信托责任缺失问题，除了依靠高薪的激励和严刑峻法的力量之外，我看更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办法也还是这种事后严厉的责任追究和过失补偿机制。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一个人张三通过公平竞争而赢得了一家国企的经营权，按照国资委的合约和竞聘时的承诺，他在企业盈利达到预定指标时可拿到150万元这样的年薪；但如果没能兑现承诺，完成任务，则他的薪酬须累进制地下浮起来；更甚者，如果把整个企业搞垮了，除了要充其家产来弥补自己的经营亏空之外，同时也还要依据情况依法追究其应负的民事和刑事责任。在这种利益与责任的双重约束下，还有哪一个管理者不尽心尽责地管理自己所接手的企业昵!
　　由此看来，这种以“民营化”为导向的国企产权改革，并不是不可以叫停。事实上，解决国企改革的根本并不在于这种产权的重新界定或把它转为私有，而实则在于重建这种企业管理层的劳动激励与责任约束机制。政府的一个任务就是通过立法来解决郎咸平所提出的那个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
　　凭心而论，郎咸平的国企改革建议还真值得考量一番。他通过对海尔、科龙、格林柯尔等国内知名企业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了国有资产流失和国企老总一夜暴富的秘密所在。他为何要在“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上直言批评我们这里的国企产权改革，其初衷之一可能就是为了阻止更多的国有资产继续通过这种产权的私有安排和管理层的持股或自我收购，而流向他们的腰包。郎咸平没有直言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也共同参与了这种国有资产的盗窃或巧取豪夺。
　　缺乏公开透明、严格监督的企业改制，连同官商一体、自定价格的买卖交易，早就让我们这里的胡雪岩式的红顶商人泛滥起来。一个早就为人所熟知的把戏是，“你把国有资产超低价格卖给我，我就以四六分成的形式暗暗送给你一个大红包。在这一买一送的心知肚明的交易中，我们全民的国有资产就被大把大把地装进了买卖双方者的腰包。郎咸平在这些铁的事实面前，依靠确凿的数据，而疾呼叫停这种以”民营化“为导向”的国企产权改革，难道不值得我们谨慎地考量吗？像这样的叫停声为何还要一再遭到那些占据大学讲坛和决策智囊们的责难昵？试问，这样的责难究竟是在为什么样的“民”代言谋利昵？
　　如果我们的政府真的想为占据社会最大多数的贫民阶层维权谋利，就不应该再继续这种以“民营化”为导向的国企产权改革了。既然依靠按劳分配体制和企业管理层信托责任的完善，也可同样收到这种产权私有安排的变革效果，又何须非要沿着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路径走下去昵！如果我们还依旧固执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偏见，而继续把产权的私有安排或管理层的持股视为解决国企所有现存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依何而保，按劳分配的原则又怎能不被按资分配所历史地取代昵！
　　在大学讲坛上，　刘国光　教授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生死之争；在社会经济制度层面上，透过这种“朗顾之争”，笔者则看到了这种国企产权的公私较量。　刘国光　教授在大学讲坛上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的旁落，而笔者则透过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国企产权改革的主导，看到了私有化的潜兹暗长。　刘国光　教授在大学讲坛上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正在被不断的边缘化，而笔者在社会经济基础的改造层面上则看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被偷梁换柱的危险。这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延续存亡的问题，又能引起多少人的忧思昵！
　　在国企产权的安排问题上，叫停这种羞羞答答的私有化改革，这的确都事关着社会大众的未来幸福和根本利益。通过劳动激励和信托责任的重建来解决我们这里国企现存的一些问题，值得尝试。这种疾呼对也否，错也否，一切还是交给社会上的大众去评判吧！
　　胡显达　　
　　初稿于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