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和返乡的困惑--金融危机视野下的流动农民问题思考

进城和返乡的困惑

--金融危机视野下的流动农民问题思考

贵州乡村发展研究所  吉家钦

不久前，官方终于公布了因经济危机而下岗的农民工的数量，他们的数据是这样的：我国目前离开乡镇到外打工的农民工有一亿三千万，农业部的组织的相关调查结果表明其中大约有15.3%的农民工因经济不景气而失业或者找不到工作，失业或者找不到工作的总人数大约为两千万。　　

在本人的角度，以上的数据至少存在两处问题：1）农民工和流动农民的概念界定问题。流动农民应该包括正式就业和非正式就业的在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而一般来说，我们所称呼的农民工就属于正式就业的那一部分，那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一亿三千万；而非正式就业的那一部分农村流动人口因无迹可循，故被官方省略掉了。而根据之前相关机构的调查和预测，目前我国在城市的流动农民人口大约为两亿两千万，同时这个数据也被国内的理论界和大部分三农专家所认可。2）官方的这次调查活动是在流动人口输出地进行的，因此这项调查充其量是针对失业而返乡的农民工的、而不是针对所有失业的农民工的调查，因为他们无法统计到失业而分散地滞留在城市的那一部分农民工，所以说15.3%这个比例水分很大。　　

因每个系统或者单位的出发点和统计方法不同，所以对同一事物的调查会有着不同的结果，因此以上的一些分析的本意不是对政府有关部门工作的质疑和抨击，而是在提醒社会各界，问题也许比我们想象中严重。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大衰退这个大背景之下，我们很有必要思考一下：造成农民工问题的深层根源是什么？而我们又该如何去应对？　　

   1、目前的流动农民进城模式：进城容易返乡难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举世瞩目，但这个过程却把农民的幸福感降到冰点，同时农村、农民和农业也因此付出沉痛和巨大的代价：农村社会结构瓦解、道德伦理流失，并进一步持续破败凋敝；城乡差距日益加大，生产生活成本不断上涨而农民增收困难重重；农业作为公共品的特质日益凸显，而相关财政预算杯水车薪，入不敷出。　　

   不可否认，城市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但三十年以来，我们一直都以片面的发展观和错误的价值观为主要导向，而缺乏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保护和关怀。　　

   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现实是，13亿人口中有超过8亿农民生活在农村，同时他们中的绝大一部分人还无法享受到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恩泽；在城市里，我国还存在另外的一个社会现实，那就是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而且据有关专家分析，在很长一段时间这将成为一个我们不得不忍受的社会常态。这里很有必要对就业机会重新做个界定，这里的就业机会所指的是就业收入要和生活成本匹配的工作机会，而不是单纯的岗位需求。　　

   联系以上两个社会现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赶超工业化、城市化的历程。从20%至40%的城市化率英国用了整整120年，法国用了10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到目前为止，中国只用了短短的22年。同时，我们要记住一点，西方列强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通过两次的技术革命，无数次的殖民运动转移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到了60年代，第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又持续地把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里。很不幸的是，我们都没有或者都错过了这些机会，所以为了追赶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三十年来我们只能一路走到黑，就是通过发展劳力密集型或者外贸出口型企业吸收农村劳动力，以图达成快速城市化和减少农民的目的；其实这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城市化发展的步子迈得过大了，甚至有硬着陆之嫌，步子迈得过大也没有关系，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通过政策和实践对农村进行改造，结果不小心泼掉了盆子里的孩子：对乡村生活价值的漠视。这里的乡村生活价值包括农民认为有价值的乡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基础设施、乡村文化和道德伦理、协作和合作能力等等。　　

这样一来将导致的结果是，农民进城容易返乡难。不可否认，地少人多是我国的农村的社会现实，在目前科技水平之下，农业生产的收益几乎没有增长之可能，因此土地的产出依然无法满足他们对生活的预期，但农村的生活成本很低，一家几口要依靠几亩地来维持一年甚至很长时间的生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如果在城里失业或者找不到工作，特别是就像目前全球经济紧缩的这种背景之下，他们能不能或者愿不愿意返回农村？很显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这里面的原因包括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因素，比如有些人的土地已经流转出去，在短时间里无法回流，因此返乡的生活就失去了根本；有一部分人确实由于在城市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他们已经无法适应乡村的生活，但大部分人不能回去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缺乏对农村的认同。　　

我们曾经就此进行了调查研究，我们的调研结果表明，乡村生活价值的缺失是导致流动农民无法（不愿）返乡的一个主要原因。接受调查的大部分人反映，通过农业生产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乡村基础设施落后，缺乏公共活动空间；文化娱乐生活贫乏等是影响他们返乡的主要因素。在这些因素中，年轻人更多的是基于消费和享受层面上考虑，而上了年纪的人普遍流露出对乡村生产生活的失望甚至是绝望。　　

2、失业流动人口无法返乡所带来的影响　　

一直以来我们的认识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最脆弱的环节为流动农民问题，中国2.2亿流动农民，因其自身在城市生活或者在工厂打工的处境，成为被资本压榨的群体和市民歧视的对象，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感极低，也极易产生对城市市民的对立情绪。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也决定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因此我们一直有一个担心：一旦全球性的经济紧缩与经济危机爆发，中国的流动农民将会大面积失去就业机会，将不得不返乡。但是，乡村生活价值的缺失及农村就业机会紧缺，又会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不能或者不愿返乡，而滞留在城市，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2.1 他们的生产、生活将面临更大的压力，生存处境将持续恶化并进一步导致他们更加贫困和边缘化。前面分析过，农村的生活成本非常之低，要依靠农村的资源让他们安全渡过经济紧缩的这个时间段，问题不会很大，等到经济好转之后在流动出来，他们生活和生存的压力更小。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宁愿选择留在城市继续生活，并祈望寒冬早点结束，在这点上尤其是年轻人的表现更加强烈。　　

我们的调查报告表明，农村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月的生活开销也就在两百多块钱左右，但在城市至少要一千块左右才能维持。试想一下，在没有工作的状况下，返回乡村合算还是选择留下来合算？如果社会经济状况一直得不到改善，同时他们又找不到工作，卯吃寅粮，他们能撑多久？　　

 那怕经济紧缩的日子会一晃而过，我们也要做好渡过漫长寒冬的准备；即使不发生经济危机，在工作不顺心或者失业时，我们一样可以经常回来看看，因为乡村依然是最后一块慰藉我们心灵的港湾。　　

2．2 大量的滞留在城市的失业农民，因为生活和生存状况持续恶化，他们将被迫成为流民，进而有可能演化为我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在这里我们要分析一下为什么流动农民在城市容易误入歧途，而在乡村却能遵纪守法的问题。归纳起来原因如下：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的言行举止都难逃熟人眼睛，同时都由乡村特有的道德伦理框范，因此熟人社会加道德伦理形成了乡村的“软约束”，规范人们的一举一动；城市人口流动性很大，同时钢筋水泥隔断了人们的关联，因此到了城里乡村的“软约束”得到解除；当流动农民的生活出现困境时，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由于无法也不愿返回乡村，逼于无奈之下只好动了非法之念；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情形是，随着城乡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仇富心态”和相对被剥夺感强化了他们的犯罪欲望，当然，社会排斥和体制性歧视以及合法权益易受侵害且救济途径的缺失也是流动人口犯罪不可忽视的内在诱因。对于大部分的年青人来说，贪图享乐也是他们误入歧途的主要原因之一。　　

流动人口犯罪率增加，是近十年来我国城市的治安现状，特别是近两年来的群体性社会事件频发，这不得不令我们警钟长鸣。　　

3、一些看法和建议　　

    3.1 政府的应对措施　　

面对大量农民工失业的社会现实，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快速作出应对，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农民工再就业和创业的政策和举措：免费培训，提高农民工技能水平；工商和金融政策倾斜，支持返乡农工创业；组织本土企业举办针对农民工专场招聘会，支持农民工就地就业等等，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政策和举措都取得了一定的的社会效果。　　

但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绝大部分的农民工并不知道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这些政策和举措，同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表示，他们也不想参与进来，因为失业人口太多，他们通过这种途径重新获得工作的机会不大，同时对政府在支持创业上的一些措施他们也不是很感兴趣，他们认为自身没有技术，何况银行的贷款是要还的，要是亏了日子将更加艰难。种种迹象表明，第一，某些地方政府的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更多的是应付上面的行政指令而在实际的运作中流于形式；第二，各行各业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全国范围内的就业难是目前的社会现实，而且据有关专家分析，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将有可能成为我国社会的一种常态，因此政府的相关政策和举措与其说是真正解决农民工就业和创业难题，倒不如说这是一项民心工程，是一项利于社会稳定的举措。　　

但我想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还是，政府为振兴经济，拉动内需的而投资的那4万多亿里到底有多少用于三农方面？这些钱又是怎么用的？按有关人士估计，投到三农方面的资金大约不少于6千亿元，其中大部分将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至于将怎么用，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一般来说按传统的做法是资金将由不同的政府系统进行运作，然后投放下来，最后的结果是这笔钱农民将花不到，等政府部门为他们安排，为他们花。　　

因此著名的三农专家李昌平就针对这种现状写了一篇《假如给我2万亿》的文章，结果招来一些质疑声。不可否认，李昌平的本意是好的，资金直接用到基层、用到农村将产生极大的经济效应，但问题的关键是用来做什么？谁来用？谁又来监督？抛开文章中一些过于理想化的计算方式不管，就是以上三个问题，按目前的中国基层的执行能力而言，都是无法办到的。说到底，问责和监督机制的缺失是我国基层政府执政能力上的致命伤，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3.2  我们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我们认为，中国的流动农民的问题属于三农问题的范畴，而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农村社区为本，所有脱离农村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的实施都于事无补，至多起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表面效果罢了。　　

上面我们提到过我国社会结构中最脆弱的环节为流动农民问题，而这个脆弱环节产生的关键是我们没有构建起农民自由往返城乡的通道。目前我国农民流动的现状是农村进城容易返乡难，造成这个后果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农村就业机会紧缺，生产回报无法满足农民对生活的预期，第二是乡村生活价值的缺失，促使农民产生对乡村的不认同感。对于第一点，目前农民要从农业生产中达到货币增收的目的，几无实现之可能，原因如下：1）地少人多，土地的产出无法满足农民对生活的预期，同时科技的发展已将土地单产提高到至极，但依然无法进一步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2）八亿人生产的产品由五亿人消费，供大于求。这也是为什么农产品价格上涨远远滞后于工业品特别是生产资料上涨的价格的主要原因。3）农产品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工业原料，因此价格不可能放开。因此在全世界范围里，农业都被作为公共品来加以扶持的。　　

既然农民从农业中增收极为有限，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新农村的建设就必须以重建乡村生活价值为切入点，而资源赋权是我们认为的至今为止较为可行的合适的选择。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及农村税制改革以后，村庄作为共同体的经济基础遭到消弱；同时受到来自市场经济的错误的、片面的价值观的挤压，村庄精英纷纷逃离乡村，导致农村的原子化现象进一步加剧，人们孤立分散，缺乏合作和协助能力。同时政府涉农资源和村庄公共资源在使用和分配上缺乏透明和公平，彻底瓦解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干群关系以及合作传统，因此村庄的生活价值在内乱外困的形势之下逐渐流失。在三农问题浮出水面之后，政府对三农的扶持进一步加大，具体的体现是在资金上加大投入，但到目前为止，其效果乏善可陈，究其原因，主要是资金在使用和管理上没有真正做到以农村社区为本，因此也无法真正回应乡村和农民的真正需求。　　

我们认为，资源赋权是通过涉农资源进入农村，由农村自我使用自我管理，并在此过程中解决农民个体的参与成本问题，并推动村庄内部良好的公共决策和监督机制的生成，同时通过合作和协作分担参与成本与风险，促进农户个体以至社区整体能力的提升，以至有效回应农村社区生产生活的各种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从宏观上解决涉农资源通过法律、制度等方式直接分配到乡村社区、中观层面上需要通过改革推动农民成为涉农服务的主体，而在社区微观层面，则要解决组织化建设的乡村治理问题。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改制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　　

就拿李昌平的《假如给我2万亿》为例，李昌平的本意是这笔钱要真正用在农村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由政府各个系统部门说了算，但他忽视了一个问题，到了基层也是基层那几个官员说了算，在监督和问责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这笔资金如果要真正用在农村最需要的地方，我们必须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农村社区公共决策、监督和参与机制的建设和完善，这样农民不但有参与管道，也有监督的途径；二是农民必须成为涉农服务的真正主体，这样涉农服务才能真正回应农民和农村的需求；三是通过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涉农资源直接进入农村，由农村自我管理、自我使用。　　

在笔者的视角，政府涉农资源的大力支持，将是政府未来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同时这也是我国农村复兴的主要药方。但我们的传统做法是资金从中央或者省这一级开始流动，到了实际使用阶段已经大打折扣，而在使用过程中奸商又要大捞一把，真正用于实处的资金不多，何况其用途不一定能回应到农村和农民的真正需求。资金的这一路“漏和捞”，到最后其用途还没用真正回应到资金服务主体的需求，究其原因，最关键的一点是问责、监督机制和农民主体性的缺失。　　

资金直接进入村庄的状况又不相同，资金由始点直接进入农村社区，减少人为损耗，同时又能真正解决村庄和村民的现实问题。但在其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是，如何建立良好的村民参与以及监督机制？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乡村特有的性质比如群众性等作为支撑基础的，因为有史以来，来自农村内生的实践更利于农村困境的破题，比如村民自治和土地承包都是自下而上得以达成的。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做法是：选出真正代表村庄意愿的村民组成资金管理小组；资金的使用由村两委审批；乡镇干部负责监督使用，甚至可以由更高一级的地方官员担任督察人员；同时村务和财务要定期公开，直接接受村民的监督和质询。因此看来，涉农资源直接进入农村是有可操作的现实基础的，而在实际的运作层面，一些民间机构的实践活动里里也有过相当成功的尝试。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为关注的问题是，涉农资源进村后对农民的赋权作用。我们希望，在其过程中应该以赋权为手段，通过村庄组织化建设，着重解决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通过支持农民的合作与协作，提升村庄的经济能力、环境能力、技术能力、信息能力、谈判能力等，以至进一步解决村庄需要解决的包括生计改善、灾害管理、环境发展、文化生活重建、社区教育与自我认同等一系列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乡村生活价值。只有重建乡村生活价值，才能建立起农民对乡村、对家乡的认同，这是打通农民往返城乡的自由通道的关键所在。　　

 同时，我们还特别关注的是，部分的政府涉农资金可以转化为农村集体的公共资源，在村庄基于透明和公正的原则下使用，在回应农村社区整体利益需求的前提下，鼓励农民参与村庄公共利益比如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建立其村庄的互助机制，达到在特殊时间段里的“社区就业”和“非货币增收’效果。　　

不可否认，城市化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但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还将是农民的最后一块根据地，也将是我国社会稳定的缓冲带和减压阀，而乡村生活价值是是农民认同乡村的基础，因此，重建乡村生活价值势必成为未来新农村建设模式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去年12月20号，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农民工工作的通知》，里面有一句话本人非常欣赏，那就是：凡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建设，都要尽可能地多吸纳农民工去就业，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政府要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鼓励他们去参加农村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句话虽然离我们的愿望还很遥远，但我能从中依稀地看到了一些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