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留给共产党人的惨烈教训（旧文）

共产党人的惨烈教训———武兵论文摘转（完） 
  
 

切不可忘记苏东各国的前车之鉴

苏联和东欧亡党亡国已经过去10几年了。当年“8•19”事件的夭折……叶利钦坐在坦克车上发动政变……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共产党……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旗落地……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夫妇被枪杀……10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多米偌般地相继更迭……，这些惨烈的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

当年戈尔巴乔夫这个无耻叛徒篡夺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最高领导权以后，他所提出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其实就是谢韬所鼓吹的这一套。后来，苏联被解体以后，戈尔巴乔夫不打自招，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主义”，“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而改革只不过是他达到这种目的一种骗人的手段和途径而已。

苏东剧变，戈尔巴乔夫的叛变目的达到了，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们高兴了，我国的资产阶级右派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们也手舞足蹈，幸灾乐祸起来。谢韬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

到底是谁的失败，前面已经谈过，这里不再赘述。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在十多年前，就走上了谢韬先生所推崇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也基本上都变为社会民主党了，可是，回过头来看，这些国家目前的境况不仅没有出现“亮点”，而且普遍恶化了。

人们还清晰地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这些国家掀起的“改革”大潮，是由一批修正主义官僚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而推动的。他们的所谓“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运动”，就是由公有制“转轨”为私有制的运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民为这种“转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私有化”浪潮，不仅肢解和摧毁了这些国家原本比较健全的经济体系，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导致社会经济效益的严重恶化，而且造成了普遍的物价飞涨、生产滑坡、失业增多、以及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急速下降等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资料显示，仅在俄国最初实行私有化的5年中，即：“从1992至199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左右，使国民经济倒退了近20年。”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国民收入和手工业生产规模比1990年降低了1半多，私有化改革使国家遭受的损失在绝对程度上比卫国战争时期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使苏联遭受的损失大10倍。现在俄罗斯国家财富和国民收入的大部分集中在1%的富翁手里，而80%多的居民生活水平比改革前大幅度下降，至70%的人仅能糊口。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有4000多万人（全俄人口数14800万人）。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就减少了7岁。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由苏联分裂出去的10几个国家，情况与俄罗斯大同小异，有的甚至还不如俄罗斯。例如由于颜色革命被全世界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几个国家。乌克兰私有化以后，失业者达数百万之多，占工人总量近一半的人出国打工谋生，劳动者的收入普遍低下，66.7%的职工收入低于100美元/月，农业工人不足70美元/月，并且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已成为普遍现象。格鲁吉亚的情况比乌克兰更加糟糕，谢瓦尔德纳泽的家族以及其他官僚家族势力操纵、控制着格国的经济命脉和大部分财富，格鲁吉亚的通讯、移动电话服务等几个比较赚钱的行业都被谢瓦尔得纳泽的女儿、女婿等亲戚控制。一项统计调查结果显示，格鲁吉亚1.5%的人控制着60%多的国家财富。与此相反，普通的格鲁吉亚人仅靠每月7美元的工资收入来勉强维持生活。在格鲁吉亚有60%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全国失业率高达15%。由于生存条件不断恶化，占人口五分之一的格鲁吉亚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国外谋生。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比上述两国也好不了多少。吉国人均工资只有每月53美元，而南部贫困地区的人均月工资只有20美元左右，有的小学教师月薪不足15美元，许多人根本无法养活家人，不少人家吃不起肉，许多贫困人口连温饱都成问题。然而，就在普通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痛苦呻吟的时候，那些大权在握的贪官污吏、钵满肠肥的“暴发户”和形形色色的新贵们，却贪婪地掠夺财产，剥削人民，过着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生活。在如此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时时在积累矛盾，处处布满干柴，已经到了点火就着的程度，由此，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的所谓“颜色革命”就势在必然了。在这股私有化浪潮中，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未能幸免，并且普遍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历史已经写上了这样沉重一笔：由萨克斯发动的“休克疗法”一举把东欧国家带入了“附属资本主义”的深渊。有资料记载，到2000年，外国在东欧国家的工业和银行中的所有权比重分别是：波兰35—40%（工业），75%（银行）；克罗地亚（工业无统计），85%，捷克35%，65%（外国资本购买居民的私有化证券）；爱沙尼亚60%，80%；匈牙利75%，70%；斯洛伐克25%，40%。以波兰为例，到2003年“外国人在波兰拥有的工业资产比重可能不需很费力气就超过60%—70%”。按照波兰法律，银行不得出卖给外国人，但是，到2000年末，外国人占有了波兰银行资产的75%。东欧国家为了迅速实现私有化（例如匈牙利仅用了5年），竟把国有企业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外国人。根据估算，匈牙利和波兰这两个国家的工厂和银行资产被仅以相当于其实际市场价值10%或20%的价格卖了出去。因此在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迈进的道路上，它们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约有90%左右蒙受损失，这流失的90%的财产已化作那些主要来自西欧国家的买主们的利润。把国有企业主要卖给“外国战略投资者”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东欧国家不仅丧失了现有财富，制造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也丧失了未来民族的独立发展。在东欧国家的情况下，当地人民就像外来移民一样在自己的国土上给外国人打工谋生，“外国强权不仅从东欧国家手中夺走了它们对民族资产的经济控制权，还夺走了它们的政治控制权，东欧国家现在是两手空空，既无资产又无选票，这是另一种版本的通往奴役之路。（摘自克里斯蒂娅•弗里兰：《世纪大拍卖》，2004年10月中信出版社出版）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大规模私有化导致了远较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更大的灾难性后果。如果把1989年的GDP定为100，则1999年的GDP分别是：俄罗斯57.6，乌克兰39.3，保加利亚70.7，捷克95.3，匈牙利99.4，波兰121.8，罗马尼亚75.5。（摘自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2004年5月经济管理出版社）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并非是这些国家经济衰退最严重的一年，例如波兰1991年低点为82.2，匈牙利1993年低点为81.9。它们的私有化制造出庞大的失业队伍和把劳动人民毕生储蓄洗劫一空的两位数、三位数通货膨胀。广大劳动人民的绝对贫困化提高了死亡率，降低了出生率，进而引发了这些国家人口增长停滞、甚至绝对下降的民族危机。对于这一空前浩劫，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弗里兰写道：“经过十年的经济衰退后，下层社会陷入日益贫寒的挣扎之中，少数权贵则过着豪华奢侈的寄生生活，……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克里斯蒂娅•弗里兰：《世纪大拍卖》，2004年10月中信出版社）
    笔者引用这些资料是想说明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即：公有制优于私有制，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苏联与东欧国家私有化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坚持公有制这个原则问题上，千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和犹豫，必须坚定不移。

                            私有化的路在我国走不通

    为什么说私有化的路在我国走不通呢？归纳起来笔者以为有这样几点理由。
    第一，苏东各国的教训和新殖民主义的危险警告我们不能私有化。如上所述，苏东各国的私有化导致了三大弊端与恶果。一是成为新殖民主义的牺牲品。所谓新殖民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旧的殖民统治体系瓦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控制、干涉和掠夺所推行的一种新殖民主义政策。在苏东，尤其是东欧各国，帝国主义以经济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来控制经济命脉和选择代理人等方式对这些国家进行控制与掠夺，现在东欧各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由私有化向新殖民化的转变。由于新殖民主义的毒害，这些国家毁掉了自己的民族经济基础，丧失了国家的经济独立。表面上看这些国家似乎是独立的，而实际上它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都已经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靠仰人鼻息过日子。二是造成日益严重两极分化。私有化造成阶级分化，矛盾激化，民不聊生。三是导致亡党亡国。私有化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分化”。首先是执政的共产党被分化、“下台”，凡是搞了私有化的苏东国家无一幸免；接着是国家分化、瓦解，这已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成为现实。
    如果我国搞了私有化，其结果，同样是由私有化导致殖民化，“国退民近”导致“国退洋进”；资本主义的中国将无法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与掠夺；与此同时，私有制必然引起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引发剧烈的阶级冲突，社会动荡，天下大乱。
    《后汉书•贾谊传》有这样一段话：“秦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意思是，秦朝之所以很快地灭亡，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后人如果不加避免，那就像前面的车子一样，又将要翻倒了。我国绝不能再重蹈苏东各国的覆辙，绝不能陷入到这个“多米诺”中去。为了避免这种覆辙，我们除了与新自由主义改革派进行斗争，还有必要克服当前流行的几种错误思想。（1）“国有经济可以只求质量不求数量”。这个说法有问题。要知道，没有一定的数量保证，公有制为主体就无从谈起。（2）“全国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就行了，具体到一个省、一个县就不必要这样强调了。”这涉及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问题，如果各地都强调国有经济全部退出，都不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那么全国的公有经济“主体”地位还有什么保证呢？（3）“我们要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既然我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表示我国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全一样，如果完全一样了，也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了，公有制的主体恐怕就难以存在了。（4）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不能搞唯心主义。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在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公有制都比私有制优越，如果否定这一事实，就等于否定了公有制的先进性及其合理与合法性。（5）“股份制就是公有制”。这是简单划等号，不是实事求是。（6）“不求所有，只求所在”是一句错误的口号。“所有”即所有制，连所有制都可以“不求”，还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吗？显然不能。当年东欧国家那些打着改革旗号的“精英”们，也喊过类似的口号，如：不管是哪国人收购国企，只要是“在本国领土上的工厂就是本民族的工厂”。其结果带来个新殖民主义。（7）有人把苏联和东欧的改革称为“激进式改革”，把我国的改革称为“渐进式改革”。 “渐进”与“激进”只是快与慢的速度和方法不同的问题，没有方向和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岂不是我国也要走苏联改革的同样道路吗？
    第二，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公有制成功实践和辉煌成就昭示国人不允许私有化。新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公有制才能救中国，私有化后患无穷。多年来，自由派的“精英”们为了在中国推行以私有化为标志的资本主义改革，大肆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歪曲、污蔑、攻击我们党、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他们造了许多谣言，企图搞乱人们思想，误导群众，张五常、李慎之、余杰、焦国标、李志绥、曹思源、刘再复、马立诚、钱理群、王若水、刘晓波、袁伟时、张戎、高文谦、朱学勤等，以及跑到国外投到帝国主义怀抱的那些汉奸、走狗和民运分子，一直在这样干。在这次西山会议上，某些精英的发言，也没有忘记这一点。张曙光的发言，就极力鼓吹中国的市场经济要走西方国家的“模式”，攻击毛主席“留下两大遗产：一是经济上的贫穷落后；二是政治社会的专制、统治。” 真实的历史早已推翻了这些人的无耻谰言。
    毛主席给中国人民留下的遗产是非常丰厚的。在经济上，经过二十八年的高速工业化，中国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１９５２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３０％，农业占６４％；而到１９７５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的７２％，农业则仅占２８％了。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倍。即使“文革”期间，工业平均发展速度也在10%以上。再看以下几个关键部门的发展数据：从１９５２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基本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000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短短的三十来年，中国人民的人均寿命和人口总数都翻了一番。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是在国际环境恶劣、大战不断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在毛主席逝世时，即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极其罕见的。在政治上，毛泽东时代实行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在国防建设和军事上，取得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和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帝国主义不敢再欺负我们。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伟大遗产，就连那些不带偏见的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也都啧啧称赞。
    第三，我国的国家性质、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不允许私有化。《宪法》第一条清清楚楚地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美国帝国主义和他们在我国的走狗、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为了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无一例外地煽动中国搞私有化。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国和平演变，反对西化、分化的斗争中，不能不反对私有化。
    宪法第六条还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第十二条：“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宪法是我国的基本法，也是根本大法，它是规范全国人民行动的根本准则。谁鼓吹私有化，谁就是违犯了这个大法，必须给予严厉惩处，否则就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
    第四，共产党的性质不允许私有化。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始终把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任务抓紧抓好。党章里明确规定：“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身为共产党员的贺卫方宣扬私有化就是严重违反党规党法的违纪行为。西山会议的严重性并不只是贺卫方一个人的露骨发言问题，还有那么多身为共产党员的与会者，甚至还有担负高级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他们对于贺卫方等人鼓吹私有化和煽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叫嚣持何态度和立场问题。我们从已经公开的记录上并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反对和批评的表示，而更多的是默许或随声附喝。此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会议的主持者和贺卫方们对他们的问题并没有一个字的检讨。人们不仅要问，这些人还有资格当共产党员吗？他们究竟是哪个阶级的“党员”？话又说回来，尽管共产党内有这么一些败类滥竽充数，但笔者坚信，只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变，只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不变，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允许走私有化这条路，谁主张走这条路，不管职务有多高，贡献有多大，谁就必然遭到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第五，工人、农民与全国人民不允许私有化。已经获得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是不能允许有人把他们重新拉进被剥削、受压迫的地狱的。如果私有经济真的成为主体，私有化的“豆腐”做成，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其严重后果是可以想象的。到那时，帝国主义高兴了，叛徒、汉奸、洋奴高兴了，资产阶级高兴了，但人民哭泣，劳动人民被沦为奴隶，共产党被赶下台，社会主义制度被瓦解，无产阶级专政被资产阶级专政取代，进而社会动荡，国家分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好重新起来革命。这难道不是可怕的情景吗？
    所以，私有化的路走不通！也不能走！

写到这里，笔者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即面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泛渣再起，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的同志应当怎么办？是站出来进行斗争，坚决捍卫社会主义？还是漠视不管，麻木不仁？笔者写这篇文章查资料时看到恩格斯的一句话很受启发。1888年，威•李扑克内西、倍倍尔面对马龙、布鲁斯等机会主义者为首的“可能派”企图夺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使工人运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轨道并把它引入社会改良主义的企图的关键时候，没有采取与“可能派”进行坚决斗争而采取调和主义态度。对此，恩格斯非常气愤地批评他们说：“可能派奔走不休，而我们却沉睡不醒”。（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2卷，第353页）当前像谢韬这样的机会主义者们，不是也在“奔走不休”吗？！而我们一些共产党员不是还在“沉睡不醒”吗？！

毛主席指出：“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革命本质。

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我们要切实记住：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而民主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只能害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