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66（补三）

雪火红都
                           一                      
列车在晨光中驶向首都北京。车厢里人声熙攘，气氛热烈。扩音器里播放着最新一期的红旗杂志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播音员那充满信心声音使人们感到了运动的新高潮。大家还在传看着当天的报纸，有的人还附合着广播声一起念着社论中“斗争的矛头对准谁，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党决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来整革命群众，来压制革命。”
（ 《人民日报》12月26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提出了一系列令我们为之十分振奋的观点，坚定了我们的信念，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在工矿企业内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经过严重斗争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口口声声也讲抓革命，其实他们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抓革命是假的，压革命是真的。这些人不是害怕搞不好生产，而是害怕群众革他们的命。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当革命群众向他们作坚决斗争的时候，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疯狂的抵抗。他们俨然以“党的化身”自居，谁要反对他们，就说谁“反党”，并且以“秋后算帐”相威协，他们还以“发展党团员”和物质刺激作为诱饵，欺骗和蒙蔽一些人，成为自己保镖。他们甚至在幕后操纵，挑动工人斗工人，挑动工人斗学生，制造事件，煽动武斗，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

党中央规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任何工矿企业的领导人，都不能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能因此克扣工资，开除工人，也不准因此而解雇合同工和临时工。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必须一律平反。不许调动原来的生产位子，不许对工人家属威胁迫害。受到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大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

工人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各种革命组织的权利。一切工人组织，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勤劳朴实的本色，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装备。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这天是1966年12月13日，坐在车厢里的董宜德和我心情也明亮的好似从窗户射进的阳光 。两个月以来一直压在头上的阴霾散去了，心里真有一种经过拼死争斗，终于走出沼泽泥潭、踏上坚实的新地的感觉。上午刚结束团里的核心会，受命于去北京观察感受运动形势的我们俩，就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回顾10月初在来场新书记的指挥下，推翻文革委员会后的日子里，我们许多人彻底地尝到了“反复”的滋味——被抄、被斗、被打成“反革命”（我的日记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抄走的），但是我们没有屈服，一些年轻人先后到北京上访，而且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工作人员的理解。10月中旬，我们场的“八二五红色造反团”在北京成立。随后他们就以“必须回场抓革命、促生产”为理由去北京抓人，见此我们在场里一些人又去北京支援。二者汇合后，就和来抓我们的“筹委会”发生了冲突，好在事态没有扩大。后来我们回场时由于打了“八二五”的大旗而又被阻挡进场，经过三次努力，终于顺利进场。归来后队伍空前地壮大。
这恐怕是文革开始以来北京最热烈的日子。这时，六月里政治上的晴天霹雳已经远去；“红八月”式的打砸抢也已停息；毛主席八次接见了一千五百万名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表明运动已经向社会的“纵深发展”。 其重大标志是：工人、农民、干部和其他劳动者正在成为运动的主力军。因此，运动减少了几分激烈，却增加了深层的震动。而这时无论学校还是社会企事业单位的造反者，几乎全都体会到“反复”的含义，命运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的大起大落，使大多数人“浓缩”地感受到了革命的曲折跌宕，从而也空前的激发了他们的信心和热情；与此相对的是：曾抱着“再抓一批右派”党政军领导干部，无论他们是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发现1966年不是1957年了。形势的发展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感到不适应、反感甚至恐慌。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种强大的主流意识驱动下，造成了全社会的震荡、转化和重新组合。很多人开始了心理换位。
北京冬日的阳光显得暖暖的。大街小巷、本市外地的人流都感受到一种热烈紧张的气氛。到处都有人群：有的演讲，有的辩论；人们都在注意：有的推车，有的步行，更多的是在古城墙前或是泥瓦平房前观看着五颜六色的大字报——这边是张春桥、徐向前的最新讲话，那边是陈伯达、关锋的运动总结，更有叶剑英、谢富治的命令。还有不知何时写出的《鲁迅论保守派》…..当然也还有诸如透露彭真指令北京市公安局的摩托车队去百花山为其妻子采蜜等“内幕消息”。不相识的男女在谭力夫“老子英雄儿好汉”标语下争论得面红耳赤，而遇罗克（当时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出身论》则引起更多人的赞叹唏嘘；西城区纠察队（后来称“联动”）带血腥味的通告在墙上已经成为了“历史陈迹”，而“三司总司令”蒯大富则名声雀起；中央文革（虽然在“四大权威”——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排在最后）却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权力机构，“怀疑一切”和“造反有理”成了最响亮的口号和思潮；人们记住了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和地质东方红这些组织，更记住了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甚至李冬民这些名字；口中最常说的是资反路线、黑材料、大串联、保皇派、红五类、红海洋……（当今称为关键词）至于一月风暴、夺权、大联合还是一个月以后的事。这时首都北京比任何时候都明确地体现出它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而来自全国各地“朝圣”的革命群众几乎超过了当地的人口。革命成了一切活动的根本，不仅学校停课甚至工厂停工，而转年的春节也没人过了，须知这是数亿中国人上千年的传统呃。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特别的紧张、亢奋也还夹带着说不清的恐惧的状态中，但也有“做前人从没有做过的事”的特殊感觉……
我紧张而兴奋地穿行于清华、北大、北师大、北航等各大院校之间，在如林的大字报栏和摩肩接踵的人群里感受着类似节日的气氛。到这里的有全国各地的各行业的人们，大学特别是这些所名校这时已经不像培养教育高级人才的学府，更像是革命的策源地和消息发布地。在这种特殊地气氛里，不仅由来已久的各行业之间的区别一下子取消了；甚至森严壁垒的上下级关系也在顷刻间融化了。千百万人们都在干着同样的事，为着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而探寻、交流、争辩。从校园到工厂到商店甚至遥远的没有电灯的山区……我作为一个生活在二百里之外的一个城市的运输场的青年工人，心里明白：如果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大墙后面的一切，然而今天社会却突然给很多人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和遐想。记得一天在离开清华以后，到了一辆公交车上，就和刚才在校园里交谈过的一位女生继续在学校里的话题。很显然，她不想更多地说下去了，可是我却兴致勃勃，非常希望谈得更多。至今记得对于我最后的问题她的回答是，......那不过是一种思潮吧！还好像记得她姓秦。在她下车之后，我莫名其妙的惆怅了好大一会儿，也说不清自己在想什么。当年的北京（不知为什么这时的情景极容易使人联系到法国作家雨果在代表作《九三年》里所写的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正是急风暴雨的时刻。记不清谁给的票，我们还参加了一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大型批斗会。由首都许多造反组织联合举办，批斗对象是已被定为“反党集团”的彭罗陆杨，会场很大，据说有十万人到场。只记得我的座位离主席台离得很远，几个人被斗都看不清，唯一看见一点的是大牌子上的一横道，人们说牌子后面就是陆定一了。过程中还把陆的妻子也带了上来，其可怕的罪名是“恐吓、暗害林副主席”，好像因她的“不老实”还挨了打……看到这些只觉得心里慌慌的，满不是原来预想的那种“扬眉吐气”。 
记得早在七八月间，早就来北京串联的弟弟曾拿回家一些批判材料，批判的是清华大学一个叫“蒯大富”的人，这个很怪的姓名还使自己以为是“反动权威”、老教授之类的人，可从质问他的大字报里才发现他居然是还小自己一岁的学生。据说整他的就是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队，这件事理所当然地使我联系到自己当时的处境来，我曾暗暗地同情这个还曾绝食斗争的同龄人。然而曾几何时，这时的蒯大富已经成了响当当“三司”司令，记得有人来串联时，动不动就说我们是“三司的，直接受蒯大富领导”云云，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但究竟如何，只是遥望，无从臧否。在北京后来还去北京林学院参加了一个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洪山炮打中央文革”的大会，一进校门就赫然发现由李所写的“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墨迹淋漓的大标语，已作为“反革命罪证”被用塑料布盖上。批判会是中等规模，可外人不少。开会时听说李已经被公安机关批准逮捕。只见台上一个年轻的穿棉大衣的学生极不顺从的被两个人架着，由于低头看不清面容，人们说那就是李洪山。我在台下看着这一幕也说不清什么滋味，只觉得也只有在北京才有敢直接反对中央文革的人，有人说他恐怕是高干子弟，但我看到台上的不像。没有想到的是，会议进行中忽然有一支打着“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的大横标的队伍快速冲进会场。而这却引起了主席台的骚动，大会主持人宣布：这是营救李洪山的反革命行动，大家必须提高革命警惕…..于是人们对新来者都侧目而视，整个会场也有些混乱。这个会的结果如何已经记不清了，那李洪山到底是什么角色其结局如何，终究不知道。与此前后，大约也听到了关于以《出身论》及其作者们不利的消息。可是无暇细问，因为我们已经准备返回天津了。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个计划好的绑架行动已经盯住了我们……
                       二
这天是1966年12月21日，所发生的细节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由于第二天就要回去，所以各方朋友就来和我们告别。我们和这些人虽然相识时间不长，可却有一种“战斗情谊”的感觉。也许是社会形势使然吧。大家聊啊聊的情绪都很好，对于能够在革命年代相遇都感到庆幸。人们互留地址相约以后联系。哈尔滨的于海宽（据称是烈士子弟）和一位也是黑龙江的年轻的女上访者还唱了几首男女声二重唱。但后来，有人却提到今夜可能有人来抓人的不安消息。人们于是议论纷纷。可董宜德大不以为然，他说伯达同志关于严禁随意打砸抢查抓的11.15讲话刚落实，估量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抓人。对他的话有人附和，有人没有表态。当人们先后散去各回各屋室时，已经夜里12点都过了。
也就刚刚睡下，我就被不很大的声响惊醒了。在不很黑的屋子里我发现进来了人，而且很熟悉的直奔电灯绳，电灯“啪”的一声打开了，进来的人大约四五个，马上来看我们是谁。很快董宜德第一个就被认了出来，来人力逼着他穿衣服。我当时马上意识到，第二个就会轮到我，突然我主动地向屋里人来了个“自报家门”，我是李红卫！我这既是说给来人听的，更是说给董宜德听的。我知道“陈风雨”他们都不认识，但是不能让他们知道。来人看了看身单力薄的、而且没有知名度的我，没有理会。径直奔向了身材高大的我们场的高海泉，他是前天才找到我们的。他已经坐了起来，可是望着来人没有任何反应。这个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员军人的眼神里的退缩使我感到非常意外，于是我就直接开始反抗了，直接问来人，你们要干什么？中央的紧急通告你们知道吗？随后又开始敲墙求救。于是我被注意了，一个人一挥手，董宜德和我就被往外面拉，一下子董宜德大喊救人，可是寂静的楼道里没有任何屋里出来人。我们二人踉踉跄跄地被他们拽出了楼道，随后就先后被推上了停在门前的一辆吉普车。就在半路上，我还一直主动地说自己是“李红卫”，刚来两天。高海泉留在了屋子里，很快就向天津的场里报了信。也许他觉得自己留下来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被送到了另一个招待所（后来知道是煤炭部招待所），这里面更显混乱。我们马上被送到一间大屋里去“审查”，这时我才发现一起被捉来的还有昨天晚上唱歌的于海宽。他此时也没有了原先的精神。所谓“审查”，就是粗暴的审问和殴打，几句话没有问完就开始动手。主要目标是于海宽，一面打他还喊着，让你迫害我们同志！让你打我们的同志！于海宽抱头躲闪、大声喊叫（后来理解他也是为了引起外面的注意）。董宜德也挨了几下打，不很重。我这时极为紧张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随时等待着即将降临到我身上的拳脚，心跳的几乎要吐了。然而侥幸的是，在我口袋里的财物被全数搜走后，他们并没有打我，也许这个瘦小紧张的“李红卫”没有引起他们的任何注意。半个多小时后，我们就被送到另一间屋里监管起来，这时我紧张的心才开始放松。到了后来的1968年我被场里“扭送”军管会的时候，也挨过打，而且很重。但是却从心里有个比较：看着别人挨打也许比自己挨打更紧张——人遭受的精神打击更显严重。那么看管我们的（包括绑架）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就是我们以前得罪过的、各地的上访者，此时的名称是“中国工农红旗军”，俨然全国性的组织。其实都是游兵散勇，而且良莠不齐。来到中央招待站往往又有不适当的要求，解决不了就不回去，反正有吃有住，一时成了这里的“油子”。不像我们这些来自国有企业的职工，显得整齐，又是集体。一时期我们就成了帮助接待站维护秩序的角色。而这样也必然结怨一些人，而另一些人又攀附我们，但也夹杂了他们本来的恩怨，于是矛盾形成了。而过去碍于我们人多势众，那些人也无可奈何，而这次见我们人单势薄，也就敢于动手了。这次看来，于海宽和他们结怨较深，是他们主要的打击对象。我这时觉得我们只是受了牵连而已。董宜德他们认识，可我（陈风雨）他们就未必理会了。然而我想错了。
下午我和董宜德分开，被送到了另一间屋。也是乱糟糟的许多人，不久一个中年女子过来了，她有四十开外了，粗壮里有些憔悴。那是刚吃了午饭，她看着我对他们的人说，我看着小兄弟还快可怜的，准是被他们蒙蔽了。随后她就问了我简单情况，似乎证实了她的说法。接着她就开导我说，你到了哪里也要分清好坏人呀。听说你们场里就有一个姓陈的，好像叫什么陈风雨。他就写了八本“反动日记”啊！说到这，我暗自心惊。感到多亏了没报真名。然而我却对她说，我认识他，和他很熟悉。她好像没有理会我继续说，对那样的人你还不该警惕？这时我问她，您贵姓？姓蒋，蒋快娣！她的直率又使我吃了一惊，原来她就是被我们人称为“破鞋”的那个人，说她行为泼辣，蛮横无理。于是我没有再向她“解释陈风雨”的问题。见我的话不多，她就走了。
当晚九点多钟，我们被叫起来集中，看来像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这时看见楼梯一侧都有水龙带，看来他们是有防备的。很快我们就被送下楼，推上了一辆大卡车。车厢四周站满了他们的人，我们被圈在了中央。开车前他们向我们交待，半路别喊，否则我们就不客气。随后引擎发动了。记得好像经过一处比较人多的街口，于海宽又喊起了救人，很快他就被堵嘴和痛打，几下子，就不喊了。其他人就更没有了声音。
估计有十点多了，马路上已经安静下来了。车子在急速向前开着，突然，我发现了上空的景色——那是风雪交加中的景山公园。真没有想到最高峰的万春亭在这个朦胧的夜晚却别有一番神韵。暗紫、灰褐、灰蓝的景色和乳白的雪花几种颜色的交织寻常鲜见。我贪婪地望着忽然出现的美景，几乎忘记了我眼前的处境。这个别有情致的画面那么强烈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事后它还使我想起了德国女革命家卢森堡的那句名言：“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永远和我在一起。”
不久我们就被送到了一个院子里的办公楼。进到前厅一看，仿佛感到这里是拘留所。因为一只特大的木桶就在办公室的旁边，我立即想到小时候看过《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里》所描绘的监狱的饭桶来。我们被送来后，来人就走了。于是我们开始简单的登记，除去姓名、年龄、单位和来京的理由和时间以外就没有了。接着我们就被带进了一扇大门——里面的通道和每间屋子的小窗户，使我们彻底地明白了这里就是拘留所或者监狱。我和董宜德没有分在一屋，他在我的斜对过。
我来到的屋子是十五六平米见方的一个房间。就在这所楼的一楼，它有小窗户而且上了锁的门，门对面是两扇带了铁栏杆的窗户。屋里当中从门到窗是一条也就一米宽的通道，通道两侧就是不足二尺高的通铺了。所幸当晚还给我们吃了一顿馒头加菜汤的晚饭。坐在床上我便有了一种危险已过的安定感。我深信我们的来龙去脉只要和这里的公安人员一解释，一切就会烟消云散。想到这我忽然昏昏欲睡，也许是这过来的20多小时太紧张了……
不知几时天亮了，我一直盼着公安人员来找我谈话。直到约八点多进来了一个穿绿色棉大衣的人。我等着他发话，可是他一声不吭。最后我就开口问他，我们什么时候谈呀？他回过头反问，谈什么？我说谈我们来这里的原因呀。只见他似乎冷笑两声，说我还不知道找谁谈去那？后来我才明白，他也是被送到这里的“犯人”，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保守派头头。我还记得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表过介绍他们夺权的文章，他来到这里也就说明了他们厂造反派的彻底胜利。此时我虽然身陷囹圄，可也为这大形势感到高兴。
这是我人生里第一次“坐牢”，而且身在异地。后来了解到这里确实是一座拘留所，坐落在白石桥一带。运动到了此时公检法已经半瘫痪状态，再加上社会混乱，对于进来的人，他们既缺乏严格的审查，也更无严重的处理，只是说“不算逮捕，也不算拘留，只是对你们的保护”就完了。听说大名鼎鼎地风云人物谭力夫也扣在这里。我们吃得很简单，一律正宗的“窝头咸菜”和油水不多的白菜汤。只是在1967年新年前一天的晚上和当天中午才吃到了馒头，当晚又变成了“老伙伴”玉米面窝头。这里对于进来的人不问案情，也更谈不上组织学习之类，这里显然是一个“中转站”。“犯人们”每天不是坐着，就是闲聊。这里更不供给香烟之类，记得一次听到过董宜德在过道里“要烟抽”的抗议声。我想写一点东西，也就用手纸和蘸水的钢笔。我在这里呆了两个星期，除去认识一些“难友”就是参加过一次很有规模的批斗会。至于我们的角色先不说了。
和我在一起最初的熟人里有一个来自武汉的叫张抗援，他也是在商业部招待所和我们一起被绑架来的，据他自己说在武汉当地也是个很有名气的头头，攻击目标是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他对自己被送到这里感到很气恼，可是又出不去。和我交往比较多的有两个人，都是很文弱的知识分子，一是中央乐团的王玉民，他从吉林大学毕业，在乐团的工作是写歌词，自称“手无缚鸡之力”的他，就是由于单位的派性斗争送来的；再一个是医学科学院的张学礼，更是一个文弱书生，而且也不像是派头头。只是他们办公室被抄时发现了藏在镜框后面的刘少奇画像，而且他们组织的游行又偏偏地不合时宜地选在了一二.九这一天（有替刘少奇歌功颂德之嫌），于是他作为部门的负责人也就被送到这里来了。他们对于社会形势很不理解，也很无奈。一有时间就相互背诵诗词解闷。我的社会立场和他们不同，但是也觉得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而且很有修养。我深信他们来这里是不会有任何过错的，也愿意随时和他们闲聊。
12月27日，一大早我们和董宜德就被叫了出去，然后破例地吃了馒头咸菜早点。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就一辆车被送到了一个很大的人声嘈杂的会场里。到了这里（北京政法学院）才明白这是一个批判会，我们竟成了站在台侧的批斗对象。会议开始通常地学习了毛主席语录之后，主持人就叫站在台上被批判的人，自己报出姓名和单位。从中间开始，第一个——“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我听后吃了一惊。紧接着第二个——北京市市委书记雍文涛！后来就不认识了，但都是负责干部，没想到最后一直报到我这里才算结束。
谁在主持这个会，为什么要批斗这些人，我们毫不清楚，更不清楚的是我们为什么要作为“陪斗“对象。然而在批判过程中也似乎听出一些头绪。就是参加批判的人里，肯定有“中国工农红旗军”，因为他们的矛头很明确地对准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接待站。控诉这里的干部勾结当地的当权派“共同迫害”他们这些上访者。批判中他们直接质问也站在台上被批判的接待站干部张文彩，周荣鑫给你下了什么指示？我只听见一个略带南方韵味的普通话在回答，周荣鑫没有给我任何指示！你不老实！要彻底交待！批判者喊了起来，甚至还传来碰撞声。我这时听见那个声音依然从容不迫的说，周荣鑫不是我的直接上级。我的直接上级是乌娴容，乌娴容的上级是xxx,xxx才可以直接听到周荣鑫的指示。这个合情合理合程序的回答显然使批判者无言以对，只有用你不老实！包庇周荣鑫没有好下场之类的口号来对待他。当时的形势看来对周荣鑫不利，很明显有些人是想通过这样的会给他增添罪责。这大约是这位高级干部第一次被冲击，而第二次他作为教育部长在1975年“批邓”时遭到批判，就是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了。而在这个会上接待站张文彩的不卑不亢、从容镇定也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它告诉人们的是：无论在何种处境下，都要说出你应该说的话。
这个批斗会居然进行了5个多小时，我的腰简直都要弯折了。在我们被抽起来的时候我竟然发现我胸前挂的牌子是“杀人凶手”，这真使我大吃一惊，于是连忙向看管我们的学生说，我们是冤枉的，罪名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他们只是说，会有解释的机会的。我们又被带回了拘留所。
回来后我的腰痛的站不起，又躺不下。更没有法吃饭。这时张文礼过来心疼得给我呼噜腰，一面轻声的安慰着我。我当时感到最气愤的倒不是我们受到的摧残，而却是我们为什么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斗，我决心做出反应。 第二天一早我就忍着腰疼给中央文革写信，诉说冤情。信的开头就是“陈伯达同志，您好！……”忘记了是这信没有发出，还是我留下了底稿。反正时光流逝四十年后，我还保留着这封纸已经发了黄的特殊的信件。
                        三
后面的事就该用章回小说常用的一句话来说了：花开两头，各表一枝。我们遭到绑架的消息虽然经来这里的场里同事带了回去，然而却不知道我们的准确下落。只是27日的批判会后，在会议组织者散发的传单里也提到了我们，传单经过转抄（当时一个很快很有效地信息传播途径），消息很快地到了我场。这时由于社会形势的发展，我们组织很快地成了全场第一大组织，人数接近了全厂的一半。
听说恰恰是在组织的一次大会上听说我们被扣在北京拘留所的消息，会场群情激奋。人们纷纷发言，表示对我们两个人的行为“一百个放心，一千个赞成”，相信我们绝不会做出任何违法的事情。甚至还提到了我们自运动以来的“重大贡献”，激动时发言者泪如雨下。最后，有人提出了“立即去北京解救我们两位好同志”的动议，并很快获得全体通过。经核心研究最后确定出动10辆卡车，共计160人组成赴京队伍。由梁保山等主要负责人带队，其余同志“要好好地抓革命、促生产，等待好消息。”这也是我们运输行业的条件，否则，情况再危急，也不会有这个力量和气势。
后来听说，我们的队伍先后来到了华北局，见到了负责人袁博（音）可以没有得到确定消息；又找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也是不知下落，最后，来到了公安部。已经天很晚了，可是在门口也是找不到负责人，形势使大家万分焦急、万分无奈。梁保山声泪俱下地要求见负责人，可依然不让进。怎么办？开弓没有回头箭！整个队伍也说不清谁先谁后的一起从大门冲了进去，立即有许多警察和持枪的解放军战士从办公楼里跑出。可这时我们的人已经进到了院子里——公安部就这样被我们冲击了。我们这100多人在院子里就和军人和警察对峙着。一下子双方都安静了，可也都感到了空气的危险。这样持续了没多久，一个公安干部对我们说，你们谁是负责人？我们领导接见你们！梁宝山立即站出说，我是！那个干部说好啊，我们走吧。紧接着又有两三个人也跟随着梁保山一起走了过去。大家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进了一座离大门不远的小楼里。心都嘀拉起来。
果然，公安部的“总值班夏印”接见了了梁保山等人，听清楚我们的要求以后，就仔细地问了被扣押的两个人的姓名，随即派人进行联系。前后也就半个来小时，“夏印”对梁宝山说，一个小时以内，你们就会见你们的人。但是要求你们今后要遵守纪律。梁保山等人喜出望外，不仅原来的担心没有了，而且还这么迅速地解决了问题。于是他马上做出反应，我们感谢首长的最大关心，我们对于冲击公安部向首长请求处分。“夏印”宽厚地说，下不为例吧，你门也是被逼上梁山呀。我们的队伍也很快地撤出这里，回到了住处。而这次行动，也成了梁保山以后的一大“罪状”。
再说拘留所里的我们，一直郁闷而且略带担心地等待着。一天晚上，吃了晚饭好久，就要睡觉了，忽然公安人员打开门叫我出去。好在没有什么东西，就随他到了办公室，一看董宜德早已站在那里。负责人对我们很简单地说，你们单位的人接你们来了，现在就送你们回去！我们将信将疑地随着他们走了出来，嗨，没有想到一辆轿车在等着我们。这也使我消除了再去开批斗会之类的疑心。
车子开在了灯火辉煌的大街上，我又想起了那天景山雪夜。心情一下子舒畅了起来。不到一小时，我们就见到了场里的战友们。证实了一下，这天是1月4号。
来人几乎扑向了我们，而且不分男女。这种特殊的亲情是任何时候也无法体会的。大家仔细地看着我们，既像检查，又像看不够。我们也接应不暇，我一面和梁宝山握手，一面接过一位女车工送来的红香蕉苹果。当时恨不得和所有的人打招呼。感谢所有救了我们的人。一时兴奋得大家头昏脑胀。有的人眼睛又湿了。忙乱中大家发现已经11点多了，由于招待所住不下，还一部分人要住在浴池。当晚，我就在这里给所有的人倒水——以此表达我微薄的谢意。就要睡下的时候，我紧握着新参加到我们这里的党员柏秀山的双手，表示致谢。它是老劳模，也是当初我们的反对者。如今不仅参加了我们的队伍，而且还不畏艰险地投入援救我们，实在使我感动。他说风雨不客气，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第二天又传来了好消息，就是绑架和策划批斗我们的“中国工农红旗军”的头目已经被捕。于是我们当天就决定立即返津。又是一个初冬的上午，阳光和煦，我们一溜10辆大卡车满载着162名八二五战士沿着京津公路凯旋而归了。到场门口的时候特意安排了我和董宜德走在最前面，是庆贺也是示威性地（向当初对我们的幸灾乐祸者）回到了阔别半个多月的七场。
这正是有名的“一月风暴”的前夕，全国的造反派似乎都处于高歌猛进的过程。在场里我们的队伍进一步壮大，人数已经超过了总人数的一半。回首在北京的日子，虽遭意外和折磨。可并没有造成任何心理上的阴影，也许一句“经风雨，见世面”就给我们这次惊险之旅带来了革命的浪漫色彩。那是个渴望冲击、渴望锻炼的时代，都把经受严酷考验当成革命者的必修课。又何况它还没有真的使你伤筋动骨呢？
一切仅仅是开始，严重的考验还在后面。而且大都没有预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