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艺略览

《讲话》发表60年  军旅文艺硕果累累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里，军旅文学作家和军事文学作品几乎占据“半壁河山” 。它以其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传奇的英雄主义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现代文学姹紫嫣红的百花园时，无不领略到军事文学独有的风骨和才情。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文艺渐入高潮，诞生了如《小二黑结婚》、《荷花淀》等一批优秀作品。《荷花淀》表现了白洋淀民兵的战斗生活，其浪漫抒情的笔调与以往这类题材的作品风格迥然，后被称为“荷花淀派”的代表作。现代军旅诗人艾青、田间等人“炸弹和旗帜”般的诗篇，读来仍跳动着当年“鼓点式” 的韵律。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向太阳》等诗作，表现了严酷的斗争、悲壮的人物以及乐观的战斗精神。 

    新中国是在长期的炮火锤炼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充满着罕见的奇迹，造就了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这段历史，在共和国成立之后，为许多作家所关注。广大群众也迫切希望从文学作品中，了解我们党、人民和军队是怎样艰苦卓绝、用鲜血换来光明的。这是早期军事文学作品《红日》、《红岩》、《红旗谱》、《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党费》等得以诞生，继而在读者中产生强烈影响，鼓舞了整整几代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中间，吴强的《红日》堪称一部摇曳多姿、艺术水准很高的作品。小说在宏大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大战役的正面描写中，成功地刻画了军长沈振新、副军长梁波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它没有将正面英雄人物“净化”、“神化”。他们都有各自的缺点、弱点，以及色彩迥异的爱情生活。小说笔墨跌宕多姿，既表现了人性的美好与呼唤和平，也衬托出战争的残酷。 

    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震动了全国文坛，被称之为英雄史诗的一部分初稿，成为当代军事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的“主流”。汇入这一“主流” 的重头战争长篇小说，先后有《风云初记》、《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同时，军旅诗坛西南边疆的军旅诗群的出现，以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军人为代表，谱写了军旅诗歌清新、炽热的篇章。开一代军旅诗风并影响广远的军旅诗人李瑛，成为当时军旅诗坛的杰出代表。 

    这些多姿多彩的作品，奉献给中国当代文学一个个光彩动人的艺术形象。掩卷之余，人们在深切感受时代脉搏跳动的同时，也强烈地感受到了作家对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由衷的礼赞。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我军的电影事业才刚刚起步。而我军的电视艺术事业，也是最近20多年中才诞生并发展起来的。但是，自从我军有了电影和电视，军旅影视工作者就一直在《讲话》思想的指导下，沿着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创作了大量鼓舞士气、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优秀作品，对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对建设美好的新生活，以及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都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1938年秋天，在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下，党中央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隶属下设立了电影团，人们习惯称其为“延安电影团”，这是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的最早的电影制片组织。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亲自兼任领导，参加过宁都起义和长征的李肃任指导员，袁牧之负责艺术创作，全团只有6名成员。在这样极为简陋的条件下，通过他们的艰苦努力，我军的电影事业开始了最初的起步。“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第一部作品是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前后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电影团的工作和这部影片的拍摄。1939年初，当袁牧之、吴印咸等同志完成了在延安的拍摄工作将要起程到华北敌后拍片的前夕，毛泽东同志会见了电影团的同志，并邀请他们到家里作客，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 

       1941年，“延安电影团”进行改组，将1939年秋成立的电影放映队合并到电影团，电影团下设拍摄队和放映队，人员也有所增加。从此，我军的电影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电影团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继续深入各地进行拍片活动，并由单一的拍纪录片扩展为拍摄新闻片、放映电影、照像等多方面的工作，拍下了许多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如白求恩在晋察冀军区前线和后方忘我地从事救死扶伤的素材等等。1943年2月，延安电影团完成了长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拍摄，并进行了普遍的放映。这部影片由吴印咸、徐肖冰拍摄，钱筱璋编辑。影片以八路军120师359旅在南泥湾开荒生产为题材，还纪录了毛泽东同志专门为影片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情景。1943年2月，《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在延安直政大礼堂举行首映，朱德总司令等领导同志及延安各界人士都出席观看，一致赞扬这部影片是纪录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影片在杨家岭放映之后，周恩来特意到放映地看望了电影团的同志们。 

      延安电影团放映队是由周恩来同志先后从苏联带回的一套　35毫米　移动式放映机、一台　16毫米　放映机及一批电影片发展起来的。周恩来同志手把手地培养了我军第一批放映员。 

       1945年8月，“延安电影团”结束了它的光荣历史，它的全体成员被分派往东北解放区参加人民电影事业第一个具有较完备设备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工作。此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我军在延安和兴山先后建立了“延安电影制片厂”和“东北电影制片厂”，在河北涞源成立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简称华北电影队）。从此，我军的电影事业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军原有的电影制片厂相继被改建为国家电影制片厂，即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1952年8月1日　，总政治部又从全军各大单位文艺团体中抽调骨干，成立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曾经是我国包括长影、北影、上影在内的四大电影厂家之一。从1955 年初到1966年春的11年间，共摄制故事片和舞台艺术片70部之多，其中《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万水千山》、《东进序曲》、《永不消逝的电波》、《柳堡的故事》、《战上海》、《林海雪原》、《回民支队》、《海鹰》、《雷锋》、《东方红》等优秀之作，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反响。有一个时期，只要银幕上一出现八一军徽和响起军歌的旋律，电影还没放，观众就会热情地鼓掌欢呼。　　

军旅戏剧——奠定中国戏剧的重要基石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引领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军旅戏剧也在这篇旗帜般的《讲话》精神激励下，勇立时代潮头，呼民众之心声，壮民族之志气，其精品佳作如涓涓细水汇成滚滚江河，不断丰富和发展着先进文化的内容，将军旅豪气铮骨化作强国富民的精神财富！ 

       在《讲话》精神的感召下，军旅戏剧界的前辈们，一改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因不熟悉当地生活，一段时间内竞演名剧大戏的风气，纷纷深入民众，汲取民间艺术营养，描写刻画现实生活，一时佳作频出，写就了一段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戏剧运动的光辉历史。 

       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是根据地戏剧运动的中心。随着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延安地区和各战斗部队的群众文艺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秧歌剧、独幕剧流行一时，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话剧也竞相亮相舞台。1943年，鲁艺师生组成了秧歌队到街头广场演出，利用民间的秧歌形式，表现拥军、生产、学文化等与当时工农兵息息相关的生活内容，受到广泛欢迎，由此引发秧歌剧运动，创编出一批脍炙人口的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佳作。这些载歌载舞的秧歌剧，在解放战争期间，还迅速普及到山西、河北、东北、山东等广大的解放区，激励着军民的生产及战斗生活。 

        同在1943年，吴雪等人创作的多幕喜剧《抓壮丁》，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的腐败政体和统治者的昏庸无耻。而1944年由姚仲明、陈波儿编剧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因成功表现了抗战初期党内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重大题材，在根据地赢得比较大的影响。1945年，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的优秀多幕剧《白毛女》，则是延安时期戏剧成就的重要标志。它虽说是一部新歌剧，但舞台风格却类似话剧，是话剧的表现形式与民谣巧妙结合的产物，成功地表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面临光明与黑暗的两种命运决战的关口，解放区的戏剧工作者又满腔热情地创编了歌剧《刘胡兰》。 

        在战争年代，常年活跃在战场和官兵中间的战士剧社、战斗剧社和抗敌剧社、战地服务团、抗敌演剧队等，也秉承《讲话》精神，深入生活，创编了一大批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激励民众和官兵生产战斗的活报剧、京剧、评剧、秧歌剧等。 

        1949年全国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和工商业改造顺利完成，随着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胜利，军旅戏剧也逐渐变换了战争年代亦军亦民的特点，慢慢与地方戏剧团体剥离开来，并随着50年代初总政话剧团、海政话剧团、空政话剧团、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等一批专业化军旅戏剧团体的成立，军旅戏剧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然而，部队戏剧团体的这种变化，始终没有游离《讲话》精神这根红线。50多年来，他们坚持立足军旅，深入生活，关注社会，着眼现实，视民族国家大业为己任，高扬时代主旋律，激励官兵和人民群众的奋斗精神。在五六十年代，军旅戏剧相继推出了话剧《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第二个春天》、《霓虹灯下的哨兵》、《南海长城》、《东进序曲》、《雷锋》以及歌剧《江姐》、《红珊瑚》、民族舞剧《五朵红云》等一批精品佳作。　　

军旅杂技，也是军旅舞台艺术一颗璀璨的明珠。军旅杂技家们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深入生活，观照现实，努力创新。早在50年代，他们就对杂技传统节目《转碟》作出了突破性的创新。几十年来，一直孜孜不倦于古老杂技的新生。　　

军旅歌舞——引领当代舞台艺术潮流　　

音乐和舞蹈作为艺术门类中最具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表现形式，一直是我国的艺术家们孜孜耕耘的一片沃土。自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年来，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音乐、舞蹈艺术工作者们，在这一《讲话》的指引和感召下，将时代的进步思想和精神，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火热的现实生活，融入到作品的艺术形象之中，奏出了黄钟大吕般的时代旋律，舞出了意气风发的时代精神。在这种全国性的文艺创作大势中，军队的音乐舞蹈艺术家们更是出手不凡，作品频频出彩，屡获大奖。 
   

毛主席在这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和舞蹈创作，尤其是部队的音乐和舞蹈创作在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文化，多题材、多体裁、多角度、全方位展现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优秀作品不胜枚举。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应运而生的《长征组歌》、《学习雷锋好榜样》、《打靶归来》等歌曲，就因其准确表达了广大军民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社会主义、歌颂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迫切心情，一经问世就迅速唱红大江南北。　　

世纪的舞步——百年中国舞蹈成就　　

中国舞蹈虽具有几千年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但作为独立的表演艺术，其发展明、清已呈衰落趋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舞蹈得以重塑其独立品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起到了孕育、催生作用，其中也不乏西言舞蹈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新舞蹈艺术的先驱们更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吴晓邦——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主张“为人生的舞蹈”，在民族危难之时以“一腔热血与一颗丹心”创作演出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饥火》；戴爱莲——沟通中西方舞蹈文化的大师，开中国舞风之先，创作表演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民族舞蹈《瑶人鼓舞》、《哑子背疯》；康巴尔汉——新疆第一舞人，率先将自然传衍的新疆维吾尔等各民族舞蹈，加工成精美的舞台艺术，《盘子舞》、《林帕特》等倾倒天山内外、大江南北；贾作光——展翅翱翔的草原之子，将牧民们世代相传的舞蹈，提纯、升华为蒙族舞蹈的艺术瑰宝，《牧马》、《雁舞》等民族风格鲜明，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先驱们的艺术生涯、创作风格各异，但都致力于探索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舞蹈并自觉地将自己的艺术实践与祖国、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20世纪中国舞蹈最可宝贵的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发了中国当代舞蹈之勃兴，而其源头应追溯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延安新秧歌运动”。建国后，随着中央、地方与部队专业歌舞团的相继成立，广大舞人沿着《讲话》的精神，在深入生活、深入民间采风学习的基础上，先后创作演出了许多优秀的舞蹈：《红绸舞》、《荷花舞》、《鄂尔多斯》、《孔雀舞》、《丰收歌》、《草笠舞》、《快乐的罗嗦》……短短几分钟，通过对民族舞蹈固有审美特质的提炼、升华，突现了民族群体性格和新的时代气息。取材于敦煌壁画的《飞天》和从戏曲中提炼语汇的《春江花月夜》等堪称古典舞佳作；反映军旅生活和革命题材的《藏民骑兵》、《三千里江山》、《洗衣歌》、《艰苦岁月》等更具现实主义风格。上述作品大都具有广泛、长久的群众影响——流传至今，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起到了“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作用。
   

经过探索性的实验阶段，1957年由中国实验歌剧院舞剧团创作演出了中国当代第一部具有典型意义的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此后，更多的剧目遍地开花：《鱼美人》、《小刀会》、《五朵红云》、《蔓萝花》、《湘江北去》、《不朽的战士》……舞剧的题材、形式更加多样。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创作演出的《人民胜利万岁》和国庆15周年隆重推出的《东方红》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代表作，以恢宏的气势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
   

在积极吸纳一切具有世界意义的优秀文化艺术的方针指导下，芭蕾艺术在中国“落户”——1958年成功地上演了芭蕾经典《天鹅湖》，后又相继推出《海侠》、《吉赛尔》、《西班牙女儿》等。1964年以中央芭蕾舞团首演《红色娘子军》和一年后上海舞蹈学校演出《白毛女》为标志，中国芭蕾艺术在探索民族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舞蹈教育与创作同步发展，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正规的舞蹈教育与各种形式的进修、培训相结合，不拘一格地成就了许多优秀的编、导、演人才。这一时期的舞蹈尽管有着某种程度的稚嫩、简单化与趋同性，但毋庸置疑是20世纪以来中国舞蹈空间的繁荣期。广大舞人在追求民族性与时代精神，思想性与审美价值尽可能完美统一的艺术实践中，体现出可贵的探索社会主义舞蹈文化属性的自觉意识。　　

新中国舞剧成就　　

追溯中国的舞蹈史，在可供查证的史书典籍中，尚未见有关舞剧艺术起源的记载。但是，具有戏剧因素的乐舞却可追溯至公元前11世纪左右的西周时期。著名的《大武》就是综合了舞、乐、诗等艺术形式，表现武王灭商这一历史事件的情节性大型歌舞。此后出现的《九歌》（公元前300左右），虽具有更强的舞剧因素，但依然不是我们今天所共识的严格意义的舞剧。至于明、清以后，舞蹈融入戏曲的史实，前面已有说明，此处不赘。　　

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中国舞剧于本世纪30年代初见端倪。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外来艺术”的引进。吴晓邦、戴爱莲、梁伦等新舞蹈艺术的先躯都为此做出过有意义的探索，但是舞剧需要较高的经济投入，相对庞大而稳定的专业演出队伍以及具有现代化装置的剧场……等，显然动荡的社会环境，很难具备这样的条件。此外，舞剧艺术是舞蹈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它所应具有的基本特性：戏剧性基因，广博的题材容量，完整的人物塑造以及综合多种形式的复合化呈现，世纪初叶的中国舞蹈，其自身发展也未见成熟到足以产生综合性的舞剧艺术。　　

中国舞剧这门新兴艺术的真正发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49年至“文革”前——可看作其实验性的新兴期，初期的创作大都以继承发展戏曲舞蹈与借鉴前苏联芭蕾舞剧的经验相结合为基本方法。　　

首演于1950年的《和平鸽》拉开了中国舞剧新兴期的序幕。　　《和平鸽》编剧：欧阳予倩，（1889——1962）编导：戴爱莲、高地安（1912——）等；作曲：章彦、刘式新等；首演者：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1950——1952），新中国第一个专业舞团），女主角：戴爱莲饰和平鸽；男主角：丁宁饰工人；主要配角：赵恽歌饰战争贩子。　　

这部舞剧的创作题旨萌发于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的发布——为表达中国人民保卫和平的信念而作。戴爱莲扮演的“和平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和平使者，她飞到哪里就给人民带去福音，但遭到战争贩子的残害，最后在工人的救助下飞到了北京，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建国初期著名戏剧家、舞蹈家、音乐家、舞台美术设计家通里合作推出的这部大型舞剧，不仅在当时堪称文艺演出的盛事，而且对中国舞剧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此后，中央实验歌剧院（1952年成立，1963年以此为基础，分别建成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舞剧院）曾陆续创作演出了3部小型舞剧《盗仙草》、《碧莲池畔》、《刘海戏金蟾》，它们大都根据民间传说和戏曲剧目改编，在表现形式上对源于戏曲的舞蹈动作进行了初步的提炼改造。这几部小型舞剧的实践，孕育着大型舞剧的诞生。　　

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1978年后，改制为大学——即今日的北京舞蹈学院），先后有多位苏联芭蕾舞蹈专家应邀来中国工作，其中维·伊·查普林（W·Y·CHOPLIN）、彼·安·古谢夫（P·A·GUSEV）都是资深而成就卓著的芭蕾编导艺术家，他们在北京舞蹈学校编导训练班先后执教，比较系统地传授了俄罗斯学派的戏剧性芭蕾舞剧编舞法，新中国第一代优秀的舞剧编导几乎都得益于此类培训班。　　

首演于1957的《宝莲灯》，是中国当代第一部具有典型意义的大型民族舞剧。它是北京舞蹈学校第一届编导班的进修生在查普林与中国著名京剧艺术家李少春指导下的毕业实习作品。编导：李仲林（1933——）、黄伯寿（1931——）作曲：张肖虎，首演者：中央实验歌剧院舞剧团，女主角：赵青饰三圣母；男主角：傅兆先饰刘彦昌；刘德康饰沉香；主要男配角；孙天录饰二郎神；陈华饰哮天犬；方伯年饰霹雳大仙。 　　

它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劈山救母》：向往人间美好生活的仙女三圣母，与书生刘彦昌一见锺情，却受到其兄二郎神的粗暴阻拦。三圣母借用“宝莲灯”的神力，击败二郎神，与刘彦昌结为夫妻生得一子——沉香。哮天犬受二郎神的指使将“宝莲灯”盗走并捉拿三圣母，将她压在华山下。沉香被霹雳大仙所救，练就武艺后，劈开华山救出母亲，一家人终得团圆。　　

《宝莲灯》依循舞剧的规律将原来的故事结构成：“定情下凡”、“沉香百日”、“深山练武”、“父子相会”、“斗龙得斧”、“劈山救母”等6场，紧扣三圣母反抗封建势力，向往纯真爱情和人间自由生活的主题，充分调动了舞蹈手段，塑造了6个不同的人物形象。其中：三圣母的长绸，刘彦昌的水袖，沉香的剑，霹雳大仙的拂尘以及二郎神及哮天犬的身法技艺……均是在戏曲舞蹈基础上的发展创造，很富于表现力。而“沉香百日”一场所展现的扇子、手绢、“莲湘”（一种带响的花棍）、“大头舞”（假面）……则以丰富多彩的汉族民间舞很好地烘托了欢乐的气氛。　　

《宝莲灯》对于中国舞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在国内外舞坛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959年它被拍摄成彩色艺术影片，受到广泛好评。这部作品获“20世纪经典提名”。　　

1959年首演的《鱼美人》是李承祥（1931——）、王世琦（1932——）、栗承廉（1931——1993）等北京舞蹈学校第二届编导训练班的全体学员，在总导演古谢夫指导下的集体创作。作曲：吴祖强、杜鸣心，首演者：北京舞蹈学院，女主角：陈爱连（A）陈泽美（B）饰鱼美人；王赓尧（A）、孙正廷（B）饰猎人；主要配角：陈铭琦饰山妖。　　

这部舞剧虚构了一个情节比较简单却易于发挥舞蹈性的故事：美丽善良的鱼美人爱上了勤劳勇敢的猎人，山妖嫉恨他们的美好爱情，在俩人举行婚礼时，施魔法将猎人沉入海底，夺走了鱼美人。猎人识破、拒绝了各种诱惑，鱼美人对爱情坚贞不屈，最后他们在人参老人的帮助下，战胜了山妖，有情人终成眷属。　　

参加编导训练班的学员们，大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的优秀舞蹈人才，古谢夫充分发挥学员各自的特长，实行分段创作——汇萃精华，使这部舞剧绚丽多彩，有较高的观赏性。其中：鱼美人与猎人、山妖的双人舞，“海底世界”中的“珊瑚”、“水草”、“珍珠”舞以及诱惑猎人的“蛇舞”……都相当精致——可独立演出。编舞技法的显著进步说明了中国舞剧编导在不断走向成熟。它是中国舞剧探索“洋为中用”的一次成功实践。《鱼美人》的“首演版”被确认为“20世纪经典”。　　

同于1959年首演的《小刀会》与《鱼美人》风格迥异。编导：张拓（1924——）、白水（1929——1993）李仲林、舒巧（1932——）、李群（1934——）；作曲：商易；首演者；上海歌剧舞剧院，女主角：舒巧饰周秀英；男主角：陈健民饰刘丽川；叶英章饰潘启祥；主要配角：李仲林饰清朝道台吴健彰。　　

这部作品是上海歌剧舞剧院1956年建院后上演的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剧。此后，上海一直是中国舞剧发展的主要阵地。　　

继《宝莲灯》之后，出现了较多神话题材的舞剧，《小刀会》的上演，是舞剧题材的突破。它以19世纪中叶中国太平天国起义运动为历史背景，描写：“上海小刀会”起义军领袖刘丽川、周秀英、潘起祥，为反抗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秘密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并取得初步胜利——占领了上海县城。他们不畏敌军重兵围城，习武练兵，欢度春节。清官吴健彰以丧权辱国为代价，勾结外国军队镇压起义军。潘启祥、刘丽川、先后牺牲，在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周秀英强忍失去丈夫及战友的悲痛，带领群众浴血奋战，杀出重围，高举义旗继续前进。　　

这部舞剧以曲折感人的情节，成功地刻划了几个性格鲜明具有特定时代印迹的人物：周秀英的巾帼豪气，刘丽川的从容机智和潘启祥的英勇不屈，都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与《宝莲灯》相比，在舞蹈语言的运用上，它将戏曲舞蹈与中国武术很好的结合起来，加强了人物的战斗性并体现了较高的技艺性；其中也运用了汉族江南民间舞，使民族风格与地域色彩相融。《小刀会》较少芭蕾程式的影响，树立了更加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人格力量。其中表现群众习武练兵的《弓舞》，舞姿矫健、动作流畅、构图清晰、风格独特，成为独立上演的著名舞段，获1961年“世青节”金质奖。　　

《小刀会》在中国舞剧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这部作品被确认为“20世纪经典”。　 　　　　　　　

这一时期表现少数民族题材的舞剧也颇有收获。如：1959年由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歌舞团创作、首演，表现黎族人民反抗黑暗势力斗争题材的《五朵红云》；1960年由贵州省歌舞团创作、首演，取材于苗族民间传说的《蔓罗花》……等。　　

此外，表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题材的舞剧也占相当比例。如：1959年由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歌舞团创作、首演的《蝶恋花》，根据毛泽东怀念烈士的诗词《蝶恋花》而作；1962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创作、首演的《狼牙山》，歌颂抗日战争时期的著名英雄——狼牙山五壮士……等，它们的风格样式各具特色，但都遵循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努力塑造时代英雄——这是中国舞剧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主题和重要传统。　　

按照中国人民传统的欣赏习惯，原本比较喜爱载歌载舞的戏曲形式，“哑吧剧”（50年代中国老百姓对舞剧的戏称）之所以能在中国很快的生根发芽遍地开花，反映了群众审美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也是政府倡导支持的结果。中国舞剧的探索始终遵循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继承或借鉴都切忌生吞活剥，而是依据内容的需要，注重融汇贯通和群众的喜闻乐见。民族舞剧的探索促进了戏曲舞蹈的提炼与改造，逐渐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古典舞风格”。　　

时代的律动－－新中国50年音乐艺术回眸　　

世纪之初，在文化浪潮的裹挟之下，千百年来涵养着中国人精神气质的传统音乐，开邕了它与“新音乐”彼消此长的冲突与融合的进程。中国的近现代音乐就在这种挑战与机遇之间迈开脚步。它激励着中国人民反抗军阀、抵御外辱、争取自由解放，终于迎来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院系调整、院团整编，形成了新的教育体系和表演团体分布网。音乐工作者把对新中国的满腔热情都化作了和谐的乐意。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期间展演的成果，不仅多姿多彩，而且显示出相当的艺术水准。在“双百”方针、“音乐周”座谈会上毛泽东讲话及后来的“三化”方针的鼓舞下，音乐事业总体上一直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50年代末以后，艺术上炉火纯青的作品陆续出现。《江姐》一剧，标志着民族歌剧艺术的成熟；革命战争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大合唱，在《长征组歌》和史诗《东方红》中大放异彩；交响乐也因特别注意音乐的标题性、旋律的可唱性以及从民族传统音乐中汲取音调特征而受到听众的普遍欢迎；本时期民族乐队作品中改编、移植的部分取得突出成就。“十七年”音乐总体呈现以下趋势：前期作口题材、体裁均较为宽泛，呈多样化态势；60年代，革命历史题材渐居主导地位。 　　　 　　 　

热烈而和谐的乐音　　

50年代，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热烈氛围中，音乐创作空前繁荣：歌曲《歌唱祖国》、《全世界人民一条心》、《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管弦乐《山林之歌》、《春节组曲》、民族管弦乐（移植）作品《瑶族舞曲》；钢琴独奏曲《新疆舞曲》、《儿童组曲》以及一些优秀的歌剧、舞剧作品成为其中的代表。这些作品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期间大展风姿。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优秀作品有：歌曲《克拉玛依之歌》、《草原之夜》；交响诗《嘎达梅林》；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民乐合奏《喜洋洋》等。　　

管弦乐曲《春节组曲》
　　音乐以陕北秧歌和民歌为素材，情绪热烈，于1965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期间首演。“音乐周”历时23天，是一次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成果大展演。其间演出歌剧4部、交响乐８部、大合唱和声乐组曲12部、民族管弦乐曲32部以及大量中小型声乐、器乐作品。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1959年在上海首演，俞丽拿小提琴独奏，上海音乐学院管弦乐队协奏。优美的越剧唱腔、丰富的戏曲音乐表现手法、协奏曲惯用的奏鸣曲式被创造性地融在一起，成为中国交响乐民族化的杰出范本，自诞生之日起常演不衰。　　

歌剧再掀高潮　　

在延安诞生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和新歌剧《白毛女》，成为中国歌剧自我确立的标志。进入50年代，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草原之歌》、《刘胡兰》等作品。50年代末60年代初，《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望夫云》、《柯山红日》等对歌剧艺术进行了成功探索，形成第一次歌剧高潮，尤其是《江姐》一剧，堪称中国歌剧艺术史上的华彩乐章。
　　

创作舞剧的条件到50年代中期已经成熟，出现了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小刀会》等力作；1958年以后的现代舞剧《五朵红云》，芭蕾舞剧《鱼美人》、《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均为中国舞剧中的佼佼者。

　　歌剧《江姐》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政歌剧团在北京首演。它把四川民歌作为基本素材，融合了众多戏曲、说唱种类的音乐因素，形成了以歌曲连缀体为骨架，与主题贯穿发展、戏曲板腔化手法有机结合的音乐结构。反复出现的主题曲《红梅赞》成为江姐形象的概括性音乐基调。它巨大的戏剧张力、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在创造民族宣叙调等方面提供的新鲜经验，使之在民族歌剧创作过程中达到阶段性顶　 　　　　　峰。　　

歌剧《洪湖赤卫队》
　　1959年湖北省实验歌剧院在武汉首演。歌剧以湖北民间音乐为素材，运用主题贯穿和戏剧板腔化手法，营造了连贯的戏剧冲突，刻画了生动的人物形象，在民间音乐个性化、戏剧化方面取得重大收获。 　　

1957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在北京首演舞剧《宝莲灯》，是我国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剧，剧情取材于民间神话“劈山救母”。作曲家广泛吸收传统戏曲、民间歌舞和民歌的音乐素材，运用主题贯穿手法刻画人物、推进剧情，填补了中国作曲家在大型舞剧音乐创作领域的空白。　　

60年代中期，“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方针促进了音乐创作，出现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唱支山歌给党听》、《马儿啊，你慢些走》等优秀歌曲。电影音乐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刘三姐》、《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的音乐家喻户晓。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型作品《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和史诗《东方红》应运而生，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佳作。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以波澜壮阔的音乐舞蹈场面，展现了1921年以来中国人民争取解放、欢庆新生的生动画卷。音乐方面充分发挥大量具有代表性的革命历史歌曲的作用，同时谱写了10余首新歌和众多舞蹈乐章。音乐、舞蹈、戏剧、诗歌、美术等艺术种类的融合，构成了作品史诗般的宏伟风格。 　　

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而作，1965年北京部队战友歌舞团在北京首演。长征经过地区的民间音乐和与红军歌曲音调的有机结合，生动地再现了红军长征艰苦而壮丽的岁月，抒发了人民军队崇高的英雄主义情怀。　　

“文革”十年，万马齐喑。音乐生活一度出现只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3首歌的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现象，但作曲家们仍在夹疑中创作出了《北京颂歌》、《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等作品。钢琴协奏曲《黄河》也给当时的钢琴音乐创作带来一些生机。 　　

天煞穆珏按：以上主要截取的是1978年之前新中国在文艺方面的成就,有一小部分是解放前的舞蹈方面的事迹。除了让大家了解一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文艺成就之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想说一下。这些总结文章一说到‘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有的就写万马齐暗,有的就写受到摧残，而总结军队文艺时则采用了跳过的方式，既不说是万马齐暗，也不说是丰富多彩，就是完全跳过的方式，这里面的意味大家可以想一想。表面上是贬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可是这世间总有自打嘴巴的时候。记得右派们都说十年文化大革命只有八个样板戏可以看。但是在这里说到音乐时又不一样了，又变成：音乐生活一度出现只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3首歌的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现象，但作曲家们仍在夹疑中创作出了《北京颂歌》、《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等作品。钢琴协奏曲《黄河》也给当时的钢琴音乐创作带来一些生机。 那么我们从反面寻找文化大革命文艺的证据，至少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八个样板戏之外，中国人民还可以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三首歌，还可以听《北京颂歌》、《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钢琴协奏曲《黄河》等作品。这个‘等’字也很有意思，这说明当时的曲艺作品不止上面所说的这四首曲子。而最重要的是钢琴协奏曲《黄河》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作品。这首曲绝对称得上是经典了吧，这样的经典那怕一百年只出一首，也值得骄傲！那么如果注意看看其他总结文章，应该能得到更多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时的文艺信息，反正光是上面音乐上的总结，就已经打破了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的不实说法。后面改革开放后的文艺成绩我没有摘录，因为改革开放后的成绩都很容易查找到，所以就不摘录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六十年的建设成就筑就的，并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筑就了六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得更确切一点，新中国，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在奠基，然后由中国人民一块砖一片瓦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