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的美国观的转变

    来自《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青年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之前，不仅从书本中获得了对美国的初步印象，在新文化运动中接受了美国思潮、文化和观念的影响，而且在新村实验和湖南自治运动等实践中尝试推行过美国的政治理念和教育模式。然而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他对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日渐失望。书本中的美国印象、头脑中的美国理想与现实中的美国政府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此期间，他对自己过去所接受的“美国精神”进行了初步清算，对美国政府所奉行的外交政策持尖锐批判的态度，逐步认清了美国政府“对内由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对外实行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认为它不仅是“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而且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以此为标志，毛泽东的美国观初步形成。

　　一、巴黎和会后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的初步认识

　　埃德加·斯诺曾经指出，由凡尔赛和约激起的愤慨情绪，导致了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毛泽东参加了这次运动，并在运动中认清了美国威尔逊政府对华关系上所奉行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由此开始了对美国政府所奉行的外交政策的长期批判。1919年7月至9月，他在亲自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针对美国的批判言论。可以说，正是出于对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愤怒，使他打开了接受俄国革命思想的闸门；也可以说，正是他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批判，帮助他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完成了世界观包括美国观的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对美国是抱着极大的希望的。因为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以“维护各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主要内容的十四条宣言，在中国受到极大欢迎，人们甚至将威尔逊看做是“公理”和“正义”的象征。当时中国舆论界普遍认为，一战结束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公理战胜强权”，一个正义的和平的新世界正在向人们招手。对美国的期待，一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

　　然而，这种期待在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后不久就开始破灭了。当时的中国山东问题是巴黎和会中最重要的远东政策问题。各列强中，美国的态度是影响中国能否收回山东权益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威尔逊虽然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与日交涉，但是美国的对华、对日政策是服从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当时，威尔逊正在谋求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来左右世界政治格局，其出席和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国联。日本洞悉威尔逊的意图，便以退出国联相威胁，迫使威尔逊在中国山东问题上作出让步。1919年4月29日，美、英、法三国首脑会议收下了日本草拟的山东问题条约，并一字不改地列入了《凡尔赛条约》。这样，巴黎和会便以中国的外交失败告终。

　　期望越高，一旦失望带来的痛苦就越强烈。威尔逊从最初允诺在和会上帮助中国到最终背弃中国、转而向日本妥协的行径，使中国民众陷入普遍沮丧和愤怒的情绪之中。正如许德珩所言：“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哪晓得奢望的结果是失望。”[1]51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曾经称赞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好人”的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这样写道：“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2]397李大钊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写道:“威尔逊！……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在为你惭愧!我实在为你悲伤！”[3]1-3即使在美国人中间，也有不少人对威尔逊的这一做法持批评态度。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认为，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行为使“中国人也许会感觉到他们是在朋友家里被人出卖了”[4]276。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他愤而向威尔逊提出了辞呈。

　　美国人在巴黎和会上的表演，特别是与其他列强一道对中国实行出卖政策，对毛泽东的刺激实在太大了。早在1916年，他就曾提出过“联美制日”的设想。那时候，他对美国、对威尔逊政府的“和平政策”确实抱有很大幻想，希望美国不必参加欧洲战争，而与中国联手，在亚洲对日本开战，为亚洲和平作出贡献。但是，无情的现实使他看透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政府践踏中国主权的真相，对威尔逊和美国政府奉行强权政治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1919年7月，已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连续发表尖锐批评美国推行强权政治的文章，对威尔逊本人也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和抗议。他质问：威尔逊之流“满嘴的平等正义”，但是从他们无耻的所作所为中我们要问：“平等正义”又在哪里？看了他对日本提案“‘卒已赞成’四字，为他气闷了大半天，可怜的威尔逊！”[5]318

　　针对巴黎和会上各主要国家你争我夺的表现，毛泽东在这些评论文章中做了初步分析，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实质上是列强之间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而不是它们所标榜的什么公理与强权的斗争，说到底是强权与强权之间的争斗，目的是要建立更大的强权。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仅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5]293由此，他预言，美国同世界列强对外侵略和扩张的争夺将会愈演愈烈。

　　从威尔逊急切建立国际联盟而不惜出卖中国的行动中，毛泽东不仅对美国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野心有了初步认识，而且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现行政策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有了一定的警惕，对自己过去所信奉的英雄史观和“大国政治”有了根本的怀疑。因此，他在对美国对外政策和威尔逊言而无信的行为作了公开批判之后，接着便清算了这种英雄史观，特别是批判了梁启超宣传过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论。他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这种英雄崇拜论的实质乃是强权政治的需要，指出：“崇拜英雄的人，就是要大家将来崇拜他自己。”他警告威尔逊之流：“你们所说的一大篇，我们都清白是‘鬼话’，是‘胡说’。我们已经醒了。我们不是从前了。你们且收着，不要再来罢。”[5]385-386最后，他还乐观地预言：由列强来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大国政治”时代，以及由威尔逊这样一些所谓的大人物来决定别国前途的“伟人政治”时代，已经过去，以后将是各国人民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

　　无疑，过去一度被自己视为世界“民主政治典范”的美国，这时候已经成为毛泽东集中批判的焦点。正是在这种批判和揭露的过程中，他触及了美国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矛盾，初步得出了“美国为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的判断，认为“托剌斯的恶制，即起于此”[5]321。他解释说，所谓“托剌斯的恶制”，就是通过“资本集中”的办法，使金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

　　毛泽东认为，正是实业专制与垄断造成了极大的贫富悬殊，引起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在美国，“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5]321。他预言：美国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冲突尖锐化了，劳动者都在高呼“不许实业专制”。当千百万劳动者都觉悟起来，“由一人口说‘不许’……推而至于高声的很高声的狂呼的‘不许’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5]321。

　　在《湘江评论》上，毛泽东用大量的篇幅详细介绍了美国罢工的情况，并初试“阶级分析”方法的锋芒，认为美国“对内由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已经在国内掀起了反对实业专制的热潮。寄世界未来的希望于美国工人阶级的思想，已露端倪。他断言，美国人民埋葬垄断专制制度的斗争，将成为人类解放斗争的一部分。他非常看重美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力量，对他们斗争的前途欢欣鼓舞，并以轻松的笔调写道：“人人知道很文明很富足的美国，有‘炸弹暴举’同时在八城发生。无政府党蔓延甚广。炸弹爆炸的附近，有匿名揭帖说，‘阶级斗争’业已发生，以待国际劳动界完全胜利，始能停止。炸弹往往埋藏在一些官员的住宅，屋顶上发现人头。可怕可怕！我只挂牵官员人家的一些小姐小孩子，他们晚上如何睡得着？议院……那里痛诋暴动者，通过严惩案。我正式告诉诸位，诸位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诸位要想留着生命，并想相当的吃一点饭，穿一点衣，除非大大的将脑子洗洗，将高帽子除下，将大礼服收起，和你们国里的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5]320

　　从毛泽东对美国的这些政治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对貌似强大的美国已经不以为然。他断言威尔逊政府最嚣张、最猖狂的表演，也就是他们最虚弱、最无能的表现。他预言不仅这个地球上的“实业专制”大国将得到彻底改造，而且全世界也将得到改造；指出美国的出路，就是“步俄国匈牙利的后尘，实行社会的大革命”，“英法美久郁的社会党”起而响应“世界革命主义”，美国人民的解放之日便可以到来。从这些言论中不难看出，巴黎和会以后，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已经开始把自己思考的兴奋点逐渐从美国转向俄国。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通过对美国威尔逊政府在巴黎和会前后的种种表现进行尖锐批判，加深了对美国现行政策的认识，揭露了其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从当初希望“联美制日”，到现在认为“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并最终得出美国乃是“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的结论，不难看出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不仅如此，在实现这一转变过程中，毛泽东还通过对美国国内政策和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得出了美国工人阶级已经掀起反对实业专制热潮的结论，开始把未来新世界的希望寄托在美国工人阶级的身上。这就为他随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走俄国人的路——对“美国精神”的消解

　　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始于巴黎和会前后两次到北京期间。当时，马克思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等等，已经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并且掀起了一系列的论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胡适和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进行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这次争论，实际上是“美国精神”与“俄国革命”理念相互抵牾的一种突显，也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分化。由于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泽东所敬重的，因此他对于这场争论的态度，似乎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他很倾向于李大钊，因为他一向看重要探求事物的“大本大原”，特别看重“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6]；另一方面，他又很注重社会实际，并不排斥对种种具体现实问题的研究，因此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也颇为欣赏。

　　与同胡适的交往不同的是，毛泽东对李大钊有着更为直接的接触和了解。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李是图书馆主任。因为工作的关系，李大钊的言论和行动自然给毛泽东的影响更加深广。作为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李大钊也得到毛泽东更多的钦佩和景仰。1918年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听到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这篇演说和《新青年》杂志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主将陈独秀，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也有过直接的接触，并受到很大影响。1919年7月，他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赞扬陈独秀倡导“科学”与“民主”的“至高至坚精神”，并“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后来，他还这样评价过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1919年的冬天,为了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湖南,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和李大钊有了更加频繁的接触。他们多次讨论了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之事。这时，由于受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不仅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且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那时所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其中包括1919年12月出版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上登载的《共产党宣言》。

　　正是带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认识和对俄国式革命的种种设想，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当时，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正在这里着手筹组共产党。毛泽东与陈独秀多次会晤，同他讨论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并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对此，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次在上海，“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和陈独秀讨论过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7]115、117

　　毛泽东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实现对“美国精神”的消解，最直接的原因，当然还是十月革命胜利及其影响在中国的传播。正当中国人为在巴黎和会上遭到耻辱而义愤填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总结经验和寻找救国道路之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迅速传入中国，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范例。特别是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自愿表示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领土，并放弃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和按《辛丑条约》规定偿付的赔款，这与美国威尔逊政府的对华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知识分子心里引起了巨大的振荡。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苏联政府的实际行动，使中国一切爱国的人们开始相信，只有苏联才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真正朋友。在他们看来，“走俄国人的路”有着双重含义：一方面，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树立了成功的典范，并提供了足以取代西方民主主义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走俄国人的路”不仅意味着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且意味着获得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独立和解放，并将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7]116但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对自己过去曾经崇奉过的实用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平民教育和工具主义等美国思潮进行彻底的清算，实现自己对美认识的根本转变。这年年底，毛泽东就做了大量的“清算”和转变工作。12月1日,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特别指出杜威的改良主义教育救国方案行不通。他分析认为：教育需要金钱、人力与机构,可是在当今世界,金钱完全控制在资本家手中，掌管教育的人要么是资本家，要么是资本家的走狗，因此现时世界的教育不过是资本家的教育，他们把受教育的权利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是决不会轻易放弃的。他强调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由此，他进一步接受了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并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8]4

　　正是带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美国思潮”进行彻底清算的决心，毛泽东积极参加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大论战。这场论战是由罗素、杜威、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挑起的。论战的实质是：中国是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采用欧美改良主义的方法，还是采用俄国暴力革命的办法？

　　1920年11月，正当湖南自治运动宣告破产的时候，杜威、罗素、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众多学者却云集长沙讲学，继续宣扬改良主义。罗素发表《游俄之感想》等讲演指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是“行不仁慈之事”，列宁是“智慧的专制家”，马克思主义是“违反心理的见解的”，俄国革命所造成的世界革命的漩涡，使世界文化“要沦落一千年”，等等。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根本否定罗素的观点，指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对此，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所谓“理论上说得通”，并非认为它在理论上正确，而是指它只是“说得好听”而已。

　　罗素、杜威、张东荪等人挑起这场论战的目的，名义上是想“用中国的药来治中国的病”，说到底还是要用“美国精神”来抵消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防止十月革命在中国的重演。当时，在新民学会内部也存在着改良和革命的尖锐意见分歧，一些会员认为关于中国改造问题学会自有主张，“不必多讨论了”。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意见，他坚决主张通过讨论提高认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弄个清楚明白。

　　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举行新年座谈会，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连续3天的激烈讨论。毛泽东在会上公开表明自己放弃美国式的改良主义立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9]1

　　这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总结了自己这种思想认识发展变化的轨迹，明确指出：“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8]4这就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信仰和对过去一度崇奉过的实用主义、改良主义等美国思潮的抛弃。

　　如果说，五四运动以后在《湘江评论》发表的一系列评论文章，反映了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转变的话；那么，1921年新年前后与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和讨论，则进一步揭示了这种认识转变的主客观原因。从此，他主张“劳农专政”，取“阶级斗争”四个字来老老实实地分析中国和世界的问题。这表明毛泽东与美国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标志着他青年时期思想中的“美国精神”已经被“俄国道路”所消解。因此可以说，从这时起，他的美国观已经开始告别杜威和胡适的实用主义、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而他本人，也开始从思想和行动上迅速向马克思主义过渡，并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到1921年7月，他参加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

　　三、华盛顿会议后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强化

　　如前所述，巴黎和会以后，毛泽东已经初步认清了美国“对内由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对外侵略和扩张”的真实面目。而这种认识到了华盛顿会议以后，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并最终提升到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这一认识高度。这标志着毛泽东反对帝国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的初步形成。从此，美国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便成了“帝国主义”的代名词，“美帝国主义”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对象之一。

　　导致毛泽东对美国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认识得以深化和定位的契机，是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这次会议是继巴黎和会之后召开的又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美国既是会议的发起者，又是会议的东道主，中国问题则是其中心议题之一。因此，华盛顿会议同样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与巴黎和会时人人寄予厚望相比，中国人对华盛顿会议的反应是既有期待，也有忧伤，但不再有热情。这说明相当多的人们对美国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刚刚完成了世界观转变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

　　华盛顿会议堪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划分远东及太平洋势力范围的会议，它所通过的《九国公约》实质上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掠夺中国的一个协议。此后，在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势力幕后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引发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如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使中国政局陷入极度混乱。这次会议的召开，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人民当前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

　　作为当时中共党内崭露头角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之一，毛泽东对华盛顿会议践踏中国主权的实质也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批判，而所持的批评武器实际上就是列宁和共产国际对帝国主义的分析。1923年4月10日，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他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侵华政策进行了抨击，指出华盛顿会议大大地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危机；它使中国社会在目前及将来一个时期内，“政治将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他认为，华盛顿会议虽然意在协调美、日矛盾，但由于美国在华政策所取得的优势地位，实际上加深了美、日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分裂于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也就是必然的事情。

　　从巴黎和会之前到华盛顿会议之后，毛泽东由对威尔逊和平主义的希望和推崇逐步转向失望和批判，这是其美国观逐步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其民族国家意识显著增长的一个重要阶段。毛泽东联系自己五四运动前后的切身体会指出，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明明是美国勾结其他列强共同侵略中国的会议，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居然对美国抱有天真的幻想。“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情。他特别强调，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其实都是种种骗人的闹剧，美国的在华利益，与它有“生死关系”，在这个“生死关系”问题上，是和中国人民“势不两立的”。

　　一年多以后，毛泽东把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之后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作了一个比较，指出巴黎和会后，“许多民族见帝国主义列强所说的都是骗人的话，不特失望，且渐觉悟，尤其东方各民族，都知道巴黎和会是不可靠的，遂由倾向威尔逊主义的路途，走至俄国多数派主义的营中。”[10]而华盛顿会议则使世界人民的这种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他通过分析指出，经过华盛顿会议之后，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眼中，美国已经变成了“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11]。

　　从巴黎和会后关于美国是“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的论点，到华盛顿会议后关于美国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的判断，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美国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众所周知，当时有不少中共领导人都视英国这个老牌侵略者为最凶恶的敌人，但毛泽东却大胆地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从前独霸远东的英国，现在已处在保守的地位，它在中国的霸主地位，已经不得不让位于美国。从此往后，美国对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将会发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虽然在此前后的一系列文章中谈及国际帝国主义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把英美并列，而且英国始终排在美国之前，但在他的心目中，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势力却是远甚于英帝国主义的。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这种看法是深刻而富有远见的，显示了其世界性的战略眼光。

　　在对美国的分析和批判中，毛泽东特别关注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问题。他告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前还有一部分迷信美国的商人，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而不知美国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试把美国近来怎样阴谋扶助那商人及全国国民所反对的曹锟去抢夺政权，以及他们怎样出死力妨碍商人所要求的禁棉出口政策等等实际的事例看来，就可以知道迷信美国的错误了。”[11]他痛心地指出，对美国政府要察其言、观其行，不能只听它嘴上说得好听。从它的实际行动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哪有什么亲善，哪有什么和平可言！

　　毛泽东还特别列举了浙江的纸烟税这样一个事例，来说明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情况。他指出，美国、英国商人在浙江大开烟厂，以至卷烟盛行，危害之烈不下鸦片。不仅如此，美英公使还抗议加征地方纸烟税，结果浙江政府竟然屈服于美英压力，停止了征收。毛泽东认为，仅仅从这样一件小事中，就可以看出华盛顿会议之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是大大地加深了。由此，他提醒国人注意：美国的经济侵略与政治侵略是相互配合的，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能对美国政府抱有任何奢望。

　　除了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集中批判之外，对美国当时在中国特别是在湖南进行文化侵略的状况，毛泽东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以当时天主教在湖南的传播情况为例，指出：“耶稣天主教教堂布满全省，僻地小镇无不侵入。美国传教事业尤为猛进，以青年会为中坚，兼及教育事业及慈善事业。美国人在湘因商业上无势力，专从宗教、教育及医院筹赈等慈善事业用力，一班留美学生从而和之，造成一种浓厚的亲美空气。”[12]寥寥数语，就把当时美国宗教在中国渗透的情况，揭露无遗。

　　综上所述，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指引下，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努力同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美国式的人权，及其以自由为核心的个人主义文化思潮分道扬镳，并进行彻底清算。从对华盛顿会议以来关于美国的分析与批判中不难看出，他们这一时期的美国观，不仅反映了革命民主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尖锐对立，而且预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终不可调和性。而在他们中间，毛泽东可谓是对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接受得最为坚决、对“美国思潮”及其“帝国主义本质”清算得最为彻底的代表之一。

　　如果我们把毛泽东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前后的言论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的话，就不难看出，他对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持续批判的阶段，他对美国的基本认识也由“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发展到“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从而实现了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基本定位。这是毛泽东美国观初步形成的主要标志。此后，无论他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关于美国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认识始终都没有动摇和改变过。只不过由于时代主题、主要矛盾和当前任务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以及美国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所处地位和扮演角色的反复变化，使毛泽东得以从不同的视角和方位来接触和认识美国，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他在不同时期的美国观。

　　参考文献：

　　[1]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2]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M].上海：三联书店，1984.

　　[3]李大钊文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M].李抱宏，盛震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6]问题研究会章程[N].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1919-10-23.

　　[7][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8]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9]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毛泽东（子任）.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N].政治周报第2期，1925.

　　[11]毛泽东（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N].向导周报第31、32期合刊，1923.

　　[12]毛泽东（石山）.省宪下之湖南[N].前锋第1期，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