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会议吗？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会议吗？
    官方一向按照邓小平的意志将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的标志，歌颂、赞美这次会议的文字更是铺天盖地，如汗牛充栋。事实情况是这样的吗？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7年6月恢复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提议召的，他提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三个问题是：1、通过农业问题的决定；2、讨论李先念在1978年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3、讨论计划问题。从邓小平提议的这三个议题看，三中全会根本不是什么讨论改革开放的“重要会议”，更非什么具有“里程碑历史意义的会议”，而是一次非常普通的会议，并且，从会议最后通过的农业问题决定仍然坚持“不准包产到户”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完全不是“改革开放”的会议，也没有“吹响农村改革的伟大号角”。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倒是有一次更为重要、影响更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在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和华国锋等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向前看，不向后看；不算过去的老账，不纠缠过去历史遗留问题，也不拟提出文革遗留的毛主席定的大案，包括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因此，华国锋的讲话精神是今后的重点工作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胡乔木会前为邓小平起草的讲话稿中说：“还是要处理好阶级斗争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不但王张江姚是走资派，河南省委的王维群、驻马店地委的苏华，也都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他们的罪恶比‘三反’时候河北省的刘青山、张子善严重得多。”这个稿子的思想体系仍然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于11月5日至14日偕夫人卓琳访问东南亚的新加波、泰国和缅甸等国，一开始并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
    邓小平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这五天，出现了很多的“意外”。11月10日，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节外生枝，突然向中央工作会议提供了多种材料和信息：1、关于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的材料和中组部的复查报告；2、彭德怀复查材料；3、陶铸等人复查材料；4、关于康生诬陷603人的材料；5、胡耀邦复查一系列冤假错案中的讲话和中组部复查平反的案例；6、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群众和高层领导对天安门事件的深刻觉醒的有关信息材料。13日，胡耀邦在西北组开始开炮发难。
紧接着，陈云同一天在东北组发言。他参考了胡耀邦提供的材料，根据他本人在中组部和白区地下工作所掌握的情况，提出了六个问题：1、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党组织和中央是知道的，不是叛徒；2、关于所谓自首分子问题；3、陶铸、王鹤寿等定为叛徒问题；4、彭德怀同志问题，彭德怀同志没有被开除党籍，他的骨灰应当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5、中央应该肯定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6、关于康生的错误。陈云的发言被写成简报发到各组。
    从“九大”以后，陈云就没有被选进政治局，只是一般的一名中央委员，同已在台上、恢复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职务的邓小平的处境，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重点有很大不同，因此陈云带头冲破了华国锋、邓小平为会议设置的框框，使整个会议失控了。同会内的热烈讨论文革问题相配合，天安门、西单民主墙的群众的大字报也开锅了，矛头直指向文革、“四人帮”和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开始纠缠过去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求“秋后算帐”。
    11月14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胡绩伟、曾涛、杨希光、于光远商量，这是事件发生地——北京的最高领导人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新华社要当作重大新闻向国内外发布。当晚7时多，新华社的有关新闻稿发布。
    邓小平11月14日从东南亚出访归来之后，发现中央工作会议在陈云、胡耀邦发言的带领之下，已经跳出华国锋和他设置的框框，华国锋和他已经没有了会议的主导权。胡乔木为他起草的大会讲话稿也不能用了。12月1日，邓小平对胡耀邦吩咐说：“乔木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重写讲话稿。”胡耀邦向邓小平推荐了于光远。
    第二天，邓小平邀胡耀邦和国务院研究室的于光远到他家商谈起草讲话稿。按邓小平亲自草拟的三页500字的讲话提纲，胡耀邦、于光远、林涧青等人分别于五日、七日、九日、十一日四次，到邓小平家共同研究讨论讲话稿，最后定稿的题目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2 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以此文做报告。
    客观地看，邓小平最后的讲话也是不符合邓小平本意的，同邓小平原来交代胡乔木起草的讲话基调是完全不同的。为了比别人的讲话更高一些、更远一些，邓小平讲了解放思想问题、民主问题、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高度赞扬毛泽东思想等。但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通篇只讲经济发展，既使讲到农业发展，也没讲农村改革，随后的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决定强调的是“不准包产到户”，这也说明邓小平此时并没有什么“联产承包”等农村改革的“宏伟蓝图”。至于后来批评华国锋搞“洋跃进”，搞“十个大庆”的错误，也是有欠公允的，实际上，“洋跃进”是为了大干快上的新跃进，是当时中央定的。搞“十个大庆”是李先念提出来，邓小平也是圈圈同意的，最后把这些帐算在华国锋的头上，只是“成王败寇”的一种翻版罢了。那时翁永曦等四个年轻人写信向中央进言，主张“轻改革重调整”， 邓小平、陈云等人评价很高。
    所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本不是什么“改革开放”的大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被改革开放派包装得那样神圣、评价得那样重要，完全是在于它是一次失控的大会，它的成功原因在于大会偏离了既定的议题，一经有人挑头，大家就可以七嘴八舌，可以各抒己见，讲自己的话，发自己的牢骚。三中全会的失控，在于当时领导华国锋的无能和软弱，在于华国锋的威望与政治手腕的严重缺乏。既然胡耀邦、陈云可以对毛主席说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的几个文革大案说不，那么其他人也可以对亲朋好友的“遭迫害”鸣不平，对自己的“冤屈”大声疾呼。因此，三中全会简直是乱成了一团遭。
    至于权力方面的斗争，从领导人排序看，华国锋为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李先念为副主席，三中全会以后，陈云由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火箭式跃升至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列第五；而邓小平实际上从第三位变成了握有实权的第一位。最大的赢家乃是邓小平和陈云。
    2008年6月10日，《财经》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撰写的《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对当年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华国锋做了以下的评价：“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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