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血，总是热的》

      这是一部在改革初期就反映了改革的现实主义电影。
　　
　　　
　　凤凰纺织厂厂长罗心刚在广交会上同外商签定一单出口合同。这份合同给他带来的意想不到麻烦，当时中国经济体制的各种弊端暴露在了这张合同面前。在生产任务最繁忙的时候，厂长却不得不“不务正业”的忙着各种各样生产以外的事：企业没有人事权，为了一个急需的人才，厂长跑东跑西；厂里的设备维修技改，却触犯了僵化的生产管理制度，荒唐地要拆新用旧；外商不要求丝绸的牢度，而出口商品的管理制度却要求；财经制度，分配制度也一样在阻碍这份合同的完成。来企业内部的阻力更大，厂党委书记思想保守僵化没能及时跟上时代步伐，在厂里产品都积压卖不出去的情况下还想着要争产量，保红旗；干部队伍素质跟不上，党团员信仰缺失，职工思想波动……。 
　　
　　这部电影创作的大背景是变革之初的中国--------那时，我们刚刚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悲痛中走出来正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当中去。那时，我们祖国的前途还笼罩一片迷雾当中，改革还处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许多人物许多事件性质面貌还看不清楚，绝大多数的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那时，我们正满怀激情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可还没有足够的准备迎接最坏的打算。如今，三十年时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得中国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社会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部电影留下了当年的印迹。 
　　
　　影片给予了改革足够的理由。改革者乘风破浪,改革者不顾一切大步向前,然而改革却碰到了许多非常棘手的问题。影片直接把矛头指向当时的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体制象架庞大的机器，有些零件锈死了绞死了……”，这样的疑问一开始就缠绕在锐意进取的改革者的头脑之中，并且被反复的提问。影片最终以厂长罗心刚的激情演讲回答了这个理性的问题，“我们用自己血作润滑剂”。 
　　
　　坦白的说，这种回答是无力的。人们在口号鼓舞起来激情消退过后，会依然发现问题仍然是问题。
　　
　　首先改革既不是自上而下，也非自下而上。党虽依然高高在上,牢牢把握权威，但改革却是在被动中进行的，是在一种模式的理想破灭后被动的去寻找出路的行动，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它只是在四处碰壁后凭借着一种动物求生的本能才愿意进行改革，而且它只是希望兴利除弊，仅仅满足于作改革中涌现的新事物性质的权威鉴定者，却没有为这场涉及华夏亿万人民切身利益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提供完整的理论体系指导，或者一个即使没有经过严格证明对错起码也应该是清晰透明可见的方案。改革不是先从理论上准备。影片中党的化身-----市委书记仅仅在影片结尾的最后场景中出现，镜头，台词不多，甚至没有对事件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但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他没有表态前，谁也不知道是非对错。他的一出场，剧中各色人物就“紧密团结”在他周围寻求他的支持，告状的，求情的，看热闹的，众人的注意力都放到了他身上。罗心刚厂长行为全凭他来鉴定。罗厂长最后那场坦白心迹令人热血沸腾的演讲与其是说给全厂职工听的倒不如说是说给党听的，因为只有党才有资格去作判断下结论定性质。尽管位高权重的“党”没有当场表态，但在当时的语境下“人民”只不过是党的另外一种称呼，影片用艺术的手法说明了党的态度。 
　　
　　在这一幅壮丽的改革画面上，跟高高在上的党形成一定对比的是厂里的工人们。改革，换个角度来说也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旧有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转过弯的形势下，“人民”一词仍然是那么的神圣，但单纯宣扬为人民谋利益的主题已经开始有所松动。缺乏政治发言权的阶层，他们的其它权利永远无法指望获得可靠的保证，更何况在他们利益之上还多了一个更应该照顾的利益，国家利益。那些被誉为中国脊梁的最普通工人阶级们，改革从头到尾都需要他们的支持、奉献和被领导，而不需要他们的理解。他们对于改革来说是没有发言权的，而改革对于他们来说是不用争论的。在当时，如今他们所处的地位已经初见端倪，生活的沉重压力无论何时都紧紧压在他们头上，他们痛苦、烦恼、迷惘、找不到出路。在当时，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按劳分配已经按照最狭隘的意义来解释：它不再是作为鼓励劳动，促使劳动者发展自身提高劳动效率的一种手段，而是恰好相反的走到了它原来意义的对立面，成为压迫劳动者的工具，即按劳分配只在劳动者当中实行，劳动的监督者利用它在他们之间挑起竞争，寻找发现劳动的费用。

　　居于这副画面中心的是象罗心刚那样的改革家。这是很特殊的一类人，他们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旗帜下闯荡，真正推动改革前进的是他们。他们拥有一个上面恩赐的界限模糊的空间。当他们奋力改革时，上面的态度常常是不明朗的，随时可能因为上面的肯定而获得荣誉鲜花甚至利益，但也随时因为上面而深陷囹圄，背负恶名，失去一切。
　　
　　影片中，罗厂长感受到了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一边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普遍提高需要更好的商品，另一边计划经济开始松动，黑市等其他经济冲击到了传统经济模式，凤凰厂在改革的大潮中遭遇到了困难，他意识到在大的环境下厂子不进行改革即是等死。凭着振兴企业的一腔热血，他锐意改革，他推行他改革措施的最主要手段就是狠狠打破那些妨碍他前进的规则制度。抛开动机诸多复杂的东西，仅仅简单从个人行为的角度上看，罗厂长对于的现行规章制度的仇视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那帮破四旧的红卫兵的态度竟有一脉相承的相似之处。
　　
　　这似乎应证了一个古老的观点，两极是相通的，从极左的文革到极右的改革也许就只有一步之差，也许就在于灵魂深处的那一闪念的不同；当他们内心还在相信无产阶级正在受苦受难需要他们尽快解救的时候，他们就是左派。当他们内心已经信奉能捞到钱的猫才是好猫的时候，他们就是右派。而且在他们看来，狂热的行动往往比狂热的思考更能证明自己的伟大，敢于打破旧东西才能显得自己更加革命。极端思潮控制下的社会，话语权和思考权仅仅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其他的思想不再有益反而有害，绝大多数的民众思考的权利是被压抑住的。政治走向的稳定没有保证，因为它随时会随着这特殊利益群体其中成员的变更而变更。从极左猛烈的转变为极右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只不过是这些少数人换一种思考方式而已。
　　
　　从影片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时社会的政治原生态，党、改革家和工人。我愿意相信那时仍然还是纯真年代，我们还充满激情和希望，还有勤劳的工人和正直的共产党党员；拉关系，走后门，利用特权收贿受贿……，如今已经司空见惯的小儿科的东西，在当时还不足以成患，是可以克服的丑恶现象。我愿意相信影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乐观态度，相信只要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就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但翻阅历史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获得革命性的突破，造成农村出现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顺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涌进城市，并在城市各行各业中找到机会扎下根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质变，工人阶级队伍开始膨胀起来，工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也由于涌进费用更加低廉的劳动者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同时他们的阶级意识开始觉醒，他们自己为自己争取利益，逐步脱离我们以前熟悉的那种在“在党领导下”的模式。厂党委书记用官腔官调的“工人阶级的觉悟”来教训工人的时候，工人毫不客气反击，“我要是每个月领一百多，觉悟比你还高”。青年女工共青团员巧珍因为家庭困难得不到组织上的照顾，抛弃原来的政治信仰，开始信仰上帝帮助解决自己的痛苦。心直口快的方英过着紧巴巴的生活，一直在计较工资奖金。然而新来的劳动者要求更低，他们没有政治信仰，用不着书记为他们操劳什么，他们没有法律保障没有住房保障没有各种社会福利保障，他们要求的只是比原来在农村被层层盘剥的生活过得要好一点。在改革者看来，旧体制下的工人阶级要求无疑是很奢侈的，改革最重要的对象就是工人还有他们的那个碍手碍脚的铁饭碗。

　　所谓的“同心同德”事后证明是一场虚幻。改革充满了抛弃，背叛和欺骗。当年的那些工人，方英，巧珍，申华，蒋技术员……，到了现在，恐怕早已被凤凰厂抛弃，下岗待业或者是换一种身份继续在工厂里卖命工作，除非他们自己先抛弃凤凰厂走人生的另外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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