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民族音乐改革之未来（二）

             司马文公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就记录了蔺相如随赵王使秦威逼“秦王击缶”的故事。“缶”是一种当时秦国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瓦器，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乐器”。蔺相如威逼秦王击缶，不过是为赵王和赵国挽回尊严罢了；起因是秦王首先蔑视侮辱赵王，要赵王为之“鼓瑟”。

             张艺谋主导的2008奥运会开幕式也搞了一段“击缶”的超大排场表演，我当时在现场观看；事实上，现场表演并不是“击缶”而是“击鼓”。听朋友说，他买的2008奥运会开幕式光碟对这段表演的解说词就是“缶是我国古老的打击乐器”。张艺谋喜欢张冠李戴，他导演的《千里走单骑》也是把明明是600多年前诞生于贵州安顺的“地戏”，指鹿为马硬说是连云南人都不知道的什么云南“面具戏”。为此还打了官司，法院也稀里糊涂的判张艺谋胜诉，真是一桩冤案。

            “缶”是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不假，中国最古老的吹奏乐器是什么呢？我想应该算是贵州苗族的“木叶”了。“木叶”就是贵州苗族聚居地方的一种非常普通的树叶，南方许多地区也有。苗语称之为“吵戈脑”。用于吹奏的木叶，常采用橘、柚、杨、枫、冬青等无毒树叶，以柔韧适度、不老不嫩者为佳。吹奏时，叶片正面横贴于唇，右手指轻扶叶片背面，拇指反向托叶下缘，运用适当气流吹动叶边，使叶片振动发音。通过嘴劲、口形、舌尖的控制和手指松紧等技巧，改变叶片的振动频率，吹出高低、强弱不同的音响，音域可达十二度。

             木叶的吹奏历史很悠久，可谓源远流长；21世纪的今天，在苗族地方也仍然能够见到听到。到唐代，木叶以它优美淳朴悦耳动听作为一种“乐器”被选入宫中，并在宫廷乐队乐器中占了一席之地。据《旧唐书·音乐志》有“啸叶，衔叶而啸，其声清震，桔柚尤善”。乐队在演奏像《景云河清歌》和《霓裳羽衣曲》等重要乐曲时，就有“啸叶”在其中。白居易在他的《杨柳枝》中也对以叶为器作了如实的反映：“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剥条盘作银环样，卷叶吹为玉笛声。”（见《全唐五代词》）； 相传晚唐时候，洛阳有一个名叫柳枝的歌女擅长吹叶，她在丝竹管弦的伴奏之下，能够奏出“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听者无不惊奇并为之震撼。

             王之涣的《凉州词》有：“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羌笛”是四川一带少数民族最古老的“飞鸣乐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苗族，据文献记载有5000年文化史；据此也可以肯定，木叶作为一种“飞鸣乐器”，也肯定比“羌笛”要早了2000多年。再从发展来看，“羌笛”是通过人工制作出来的“带孔”乐器；而“木叶（啸叶）”则是劳动人民取之于大自然，信手拈来“卷叶吹为玉笛声”，比经过人工摸索制作的“羌笛”要早也是很自然的了。

            文化体制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木叶”为零成本，在民间处处有老师，人人皆可得而学之，“卷叶”而歌之；如果观众选派十来个人的“木叶”乐队去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和欧洲作巡演，一定比派去一个中国的西洋管弦乐团更能够吸引西人的耳朵和眼球！就像我们土不拉几的“蜡染”在西人的眼中一样。对于原生态音乐的挖掘、继承、发展、规划，贵州苗族自治地方政府和苗族人民群众应当把“木叶”独奏，伴奏、协奏的功能继续加以研究、进一步开发运用。这不仅对于响应文化体制改革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对于苗族文化的发扬光大更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促进。说实话，在现代社会，当各民族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不断同化与异化胶着在一起互相发生作用的时候，一个民族唯一能够保持其民族特性的根，就只剩下她的独特的文化元素了。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特征主要是语言、服饰和音乐这三种文化元素；而唯一能够走向世界的只有属于自己的民族音乐！ 对于苗族而言，“卷叶吹为玉笛声”是唯一能够表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形象大使！

           这个原则对其他民族也完全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