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风云 之 毛泽东“毁家”出山

        北伐风云 第五章 毛泽东"毁家"出山 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王先金 编著

毛泽东“毁家”出山　　

毛泽东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毛泽东回家奔母丧　　

　　毛泽东已从北京回到长沙有好几个月了。他先在长沙修业小学找了一个教师的工作，然后又将三弟毛泽覃带到了长沙，泽覃终于和大哥生活在一起，那欢喜与兴奋就不用提了。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了，他很快就投身到这风起云涌的爱国浪潮中。毛泽东领导并创办了报纸《湘江评论》。　　

    当时湖南的督军张敬尧是一个坏蛋。毛泽东及其同志们正在开展一次反对张敬尧的学生总罢课，要求撤换他。　　

    就在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逐步高涨时，他收到了二弟毛泽民发自韶山的十万火急的家书。他读完后，泪花不断涌出,心如刀绞，悲痛难当，仿佛晴天一声霹雳，人都愣住了。这怎么可能？日夜思念的母亲，真的命在旦夕吗？　　

    毛泽东想到这里，知道母亲所剩时间不多了，必须立刻放下手边的事情，赶回家去。他与同志们协调好了工作，当即带上正在这里读书的三弟毛泽覃日夜兼程，直奔韶山。　　

    兄弟二人一路上心急如火。当他们冲进家门时，一口棺木已停放在堂屋中央。　　

    这是真的吗？毛泽东简直惊呆了！毛泽覃也惊呆了！难道母亲已经逝去了？　　

　　　　　　    这时，悲痛欲绝的毛泽民扑了上来，一把拉住哥哥的手，泣不成声地告诉哥哥：妈妈入棺已经两天了。两天前，她一直呼唤着润芝、润菊的名字，直到最后死去。　　

    这时，三兄弟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悲痛得肝胆俱裂，泪如泉涌。　　

    三人手抚棺木，失声痛哭......　　

    这年春天，母亲已病得很重，整日高烧不退，茶饭不进。毛泽东想把母亲接来长沙医治，毛泽民很快就把母亲亲送来长沙，才得知母亲患的是淋巴腺炎。在那短暂的治疗期间，母子四人才难得地聚在一起，那是多么珍贵的一段时间。三兄弟心中非常高兴，还搀着母亲来到照相馆同母亲留下了一张合影，这是三兄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母亲照相。　　

    现在母亲已辞别了人间，唯有这张珍贵的照片，留给他们永恒的怀念。　　

    三兄弟内心一遍一遍地念叨着母亲，没想到母亲去世得这么早，年仅53岁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毛泽东尤其伤心，想到这么多年来，自己在外奔波，家中的事照料很少，而母亲最后的时刻自己又不在身边，没能最后看上一眼慈母，心中不禁悲思难平，母亲啊，母亲，1919年10月5日月这一天当被儿子们永远铭记。　　

    整整一天，兄弟三人静静地为母亲守灵，母亲似乎没有死，她慈祥的样子又浮现在儿子们的眼前......　　

    毛泽东思绪万千，在第二日凌晨时分，一口气写下一篇饱含热泪的《祭母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还育二女二男。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遭疾......”　　

    三天过后，兄弟三人沉痛地将母亲埋葬在不远处楠竹沱的小山上。这座小山是一个普通的圆形土堆，就在自家住宅的对面。　　

    刚过了“头七”，毛泽东心系长沙“驱张运动”的进展，毛泽覃也要回长沙继续上学，只好挥泪告别强忍住泪水的毛泽民，赶回长沙。　　

    转眼已是1920年初，文七妹去世不过三个月，毛顺生又患伤寒病，几天后也相继去世了。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毛泽东因丧母而悲痛的心尚未平复，此刻又添了一层丧父的悲痛。毛顺生才50岁，正值壮年，但也早早离开了人间，离开了他辛苦操劳的家业。　　

    毛泽民独守家园，在万分悲痛中，盼望大哥早日归来。可是，毛泽东为驱逐湖南省军阀张敬尧，远在北京四处奔走，无法抽身回家奔父丧。　　

                     为驱张二次到北京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为领导驱张运动，第二次来到北京，使他有机会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毛泽东回忆说：　　

    “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完全的信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论。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也在行动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到北京后，与各方面接触更多，特别是与李大钊、邓中夏等坚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同志有了密切联系。同时，更深入地思索各种问题。　　

    1920年4月，毛泽东再次去到上海。驱张代表彭璜等已在上海进行了许多活动，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发行了一种名“天问”的刊物，专门揭发张敬尧的祸湘罪恶和刊载驱张的文章。　　

    毛泽东在上海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他是靠洗衣服来维持生活的。毛泽东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洗衣服不苦，只是因为接送要搭电车，洗衣服所得又转耗在车费上了。　　

    毛泽东集合了当时留在上海的和准备去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开了一次会，明确规定了学会的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并对学会活动方法、会员条件、入会手续等作了详尽评论，决定会址设在长沙，由毛泽东负总联系之责。　　

    毛泽东在上海送别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之后，于7月7日回到长沙，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即校长），不久，又被聘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班主任。　　

    回到长沙，他一边督促三弟努力学习；一边致力于新思想、新文化的教育传播工作，发起并组建文化书社。　　

                    “湖南自治”运动　　

    1920年张敬尧退走湖南之后，湖南各阶层人民都非常兴奋，都在议论着“湖南人管理湖南自己的事情”，实行“湖南自治”。率领湘军进驻长沙的谭延凯、赵恒惕正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帜，他们不能不“顺应民情”，也发出宣布“湖南自治”，和“还政于民”的通电。7月22日谭延凯(门内加岂，下同)发出的通电中说：“民国之实际，纯在民治之实行，尤在各省人民组织地方政府，施行地方自治......认为非以湘政分之，湘省全体人民，不足迅起疮痍，速复元气。”　　

    毛泽东还在北京和上海时，就同彭璜等人研究如何利用驱张胜利的时机，以促进湖南局势向较好的方面发展。他们拟定了一个“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文件，分发各有关人士讨论。　　

    毛泽东回到长沙之后，进行了一连串活动：全省学生联合会恢复公开活动了，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了，留俄勤工俭学发起了，文化书社筹办了，湖南通俗报出版了，湘谭教育促进会成立了......　　

    毛泽东认为，谭、赵政府执行的纯粹是欺骗政策，对流传的“湖南自治”的口号，有正确解释和加以利用的必要。因此以“湖南全体学生修正罢课宣言”的形式提出：“我们此次牺牲太大，所得代价殊不满足。并且此次驱张，军事上的促成，转足以加重民众的痛苦。自今以往，我们更应有彻底的觉悟......凡事须靠自己，不再做无谓的周旋，向老虎嘴里去讨食。这是我们以后做事的目标，更是我们极诚恳慎重的宣言。”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彭璜（学联负责人）、何叔衡等，约集了一批八个新闻界和教育界的人士，发起组织一个“湖南改造促进会”，发表了一个“湖南改造”的宣言，刊登在7月6日长沙的报纸上。宣言中指出：“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凌侮，据湖南地盘，括民财为已橐。往事我们不说，今后要义，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吾人之主张‘湖南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不敢辞亦不能辞。与湖南文明之创造为对敌者，军阀也，湘粤桂阅使也，湘鄂巡阅使也，护国军、靖国军、征南军也；是等之敌对者一律退出湖南境地以外，永无再入湖南境内与湖南人对敌。湖南人得从容发展其本性，创造其文明，此吾人所谓湘人自决主义也。”　　

    在宣言的结尾正面提出对政府的要求：“谭组安（谭延凯的号）、赵炎午（赵恒惕的号）诸驱张将士，劳苦功高，乡邦英俊。此后希望其注意者：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识为平民之一，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最重要者，废督裁兵，钱不浪费，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之自由，此同人最大希望也。”　　

    这篇宣言发表之后，引起各方面极大的重视；但是社会上关于“自治运动”的意见，还是众说纷纭。从9月3日到10月3日，毛泽东连续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了十篇文章，评论所谓湖南自治运动，人民究竟需要怎样一种民主政治。他认为这样的自治运动，必须是由人民种田的农人、做工的工人、转运贸易的商人以及殷勤向学的学生等为主体的；假如不是由人民当家作主，这种“自治”一定是不能长久的，内容一定是虚伪的、腐败的、空洞的......毛泽东号召全体人民起来，大家预闻政治法律，过问国家大事。他在文章中写道：你不去议政治法律，政治法律就会天天来办你。“自治法”必须大多数人来议、来制订的才是有用的；不论工人、农民、商人、学生、教员、士兵、警察、妇女......都有发言权，一定应该发言。大家一定要努力造成湖南自治的事实，不要什么“自治法”，也未尝不可以。　　

    毛泽东又对自己的同志说明：“‘自治运动’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　　

    这时议论很多了，报纸上的舆论也造成了；然而一般人还是停于空发议论的状态，或者将希望寄托在“茶陵先生”（即谭延凯，他是茶陵人）的制宪。毛泽东一面宣传正确的人民民主运动的理论，一面从事实际的运动。他号召长沙三十万市民首先要行动起来。　　

    1920年9月14日，谭延凯召集官绅开“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十人、省议会十一人为“湖南自治法”的起草员。　　

    10月4日，在长沙总商会开了一次各界联合会。大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不能采取理论虽完善，而手续太繁复的程序；不如即由谭延凯这个“革命政府”召集人民宪法会议，既于理论上说得通，又于事实上做得到。第二天，长沙报纸上就刊出了由毛泽东、朱剑凡、何叔衡、彭璜、龙兼公（长沙《大公报》主笔）等377人发表的长达四千余字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书。　　

    10月8日，签名于“建议”书的436人（几天来签名者又增加了一些）在教育会幻灯场开全体大会，公推毛泽东为主席，讨论进行方法，并推举了十五个代表于10月10日向政府请愿。　　

               “双十节”长沙市民大游行　　

    省学联决定“双十节”举行市民游行大会，一以警告政府，一以唤醒同胞，促使人民宪法会议早日实现。　　

    10月10日那天下雨，但是到会的群众很踊跃，将近一万人。游行队伍由写着“请政府召集人民宪法会议”及“湖南自治”的红白二旗为先导。各团体印发的传单达几十种。参加游行的男女学生们、工人们、市民们，遍体淋湿；但群众的情绪很高，沿途大呼“湖南自治”、“打破旧势力”、“解散旧省议会”、“建设新湖南”等口号。　　

    游行队伍到达“督军署”时，谭延凯接见了请愿代表，满口允纳人民的意见。　　

    游行队伍发生了扯旗事件。原来群众对旧省议会（那些省议员早已超过他们的任期了）的一派“官治”，已极不满意。因此，群众游行到省议会时，大喊“解散旧议会”的口号。游行群众抬头一看，省议会的旗帜触到眼帘，遂惹起一番心事，以为“过去之客”，怎么要常据“不散之筵”；反而不知进退，公然包办起制宪问题来。于是有人上前将议会的旗帜摘下。　　

    第二天，谭延凯就特为扯旗事件召集各团体代表会议，开始露出其狰狞面目；并大出威胁市民的布告：“切勿轻信游词，盲从暴行；远则危及大局，近则害其一身。”他又这样回复省议会的告状：“其他借题鼓吹侮辱议会之言论，如果仍不觉悟，触犯刑章，政府自当依法取缔。”　　

    这时，谭、赵政府已很注意毛泽东了。扯旗事件之后，就传出一种流言，说旗子是毛泽东扯的；“省议会”又接到告密信，说毛泽东“在省立图书馆邀集各公团代表开会，运动某军队，捣毁省议会。”于是毛泽东特别向警察厅长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公开信，抗议这种人身迫害。12月5日的长沙报纸上登载了这封信。　　

    在这次运动中，湖南一批“不满现状”的小政客借此获得了一官半职，却反过来嘁嘁喳喳，埋怨群众的“过火”行动。毛泽东为此对新民学会的同志们说：“大伟人虽没巩固，小伟人却颇巩固了。我们不必理睬他们。我们必须另造环境，作长期的准备，精密的计划，实力演成了，效果自然会见。这些不是写几篇文章能办好的，必须有一些真正的同志从事实际的工作。”　　

    1920年11月，赵恒惕赶走谭延凯夺取湖南政权后，还装模作样地请了一班人"“草拟宪法”，又组织了一个御用的由“各县人民代表”一百五十多人组成的“审查委员会”。争吵了好几个月，于1921年4月间公布了一个“省宪法草案”。毛泽东写文章在报上指出“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是关于人民权利规定极不完备，特别是关于工人的基本权利根本没有规定。　　

    1921年8月，赵恒惕在“援鄂”战争失败中，匆匆通过了这部“省宪法”，并于1922年1月1日正式公布。　　

    1922年1月17日，赵恒惕屠杀了从事工人运动的黄爱、庞人铨之后，“省自治”的假面具就更加彻底地在省内省外揭破了。　　

    赵恒惕惨杀黄爱、庞人铨，激起群众空前的仇恨。群众组织，不仅压不下去，反而日益发展。赵恒惕想缓和一下，一天找一些群众领袖去谈话。毛泽东也去了。谈了一阵，不大对劲，毛泽东故作不认识赵的样子说：“你先生的话不对头，我们要求省长接见！”旁边人说：“这就是省长。”于是又谈下去。这一来，使得赵恒惕的脸上不免红一块，白一块。　　

    事后，赵恒惕对人说：“幸而只有一个毛泽东，不然，湖南早就给他翻转了。”　　

                   无政府主义者黄爱、庞人铨　　

　　　　　　　　　　　　1920年11月，有两个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在长沙组织“湖南劳工会”。一个名叫黄爱，湖南常德人，1919年在天津读书时，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两次坐牢，于1920年初回到湖南。一个名叫庞人铨，湖南湘潭人，曾参加过驱逐张敬尧运动。他们两人在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都在湖南的工厂做过事，对工人的痛苦较为了解。五四运动时，他们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想提高工人的文化和物质生活，因而联络了一些同学、工厂技师和工人组织“湖南劳工会”。劳工会的简章上规定：“宗旨：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知识’。会员：凡操机械工业及手工业者，或有工业学术者，无论男女，经会员二人介绍，得为本会会员。”　　

     劳工会的会员，最初多是工业学校的学生，后来在工人中发展了一些会员，会员三人一小组，到1921年12月，第一纱厂举行罢工时，劳工会会员激增至四五千人。　　

无政府主义又叫安那其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张极端自由，不要政府，不要法律，不要领袖，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并平均财富，一切平等。无政府主义者正如列宁所说：“主张在二十四小时内完全消灭国          黄  爱            庞人铨　　

家，却不懂得实现这种消灭的条件。”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工人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　　

    劳工会成立以后进行的唯一重大工作，是发动第一纱厂收归公有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代表湖南地方工商业家的利益，因此得到了工商界人士的支持。劳工会分子原来就很复杂，这样一来就更增加了成分的复杂性，许多挂羊头卖狗肉的人都跑进来了。　　

    但是黄爱、庞人铨本人却是纯洁、正直、勇敢和具有一定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的青年。华实公司曾以巨款贿赂他们，遭到他们的严厉拒绝。　　

    1921年4月，他们动员了二千多工人到第一纱厂示威，将华实公司的老板押过河来游街，逼他写下“誓词”，保证不再承租第一纱厂。因此，黄爱曾被赵恒惕逮捕，他在狱中一个多月，还作了绝食斗争。后来，赵恒惕派武装援助，华实公司才得以开工。　　

    黄、庞二人办过工人读书会，和工人有一些联系。他们对于工人必须和资本家作斗争的思想是很坚定的。　　

    由于劳工会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黄爱、庞人铨在工人中也有相当的威信，因此毛泽东要将劳工会的人争取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劳工会经常骂马克思主义者是“长尾巴的”，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要政府的。既然主张要政府，就和军阀差不多。毛泽东仔细了解劳工会的内部情况，向参加劳工会的工人进行耐心的教育和说服，争取其中的先进分子抛弃无政府主义思想，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任树德是一个木匠，性情沉着，态度和蔼，同业工人都很称赞他。1921年时，他常到船山学社做零工，毛泽东即与他交朋友，经常灌输以革命思想。他是长沙工人中最早加入共产党的一个。　　

    毛泽东和庞人铨原来就认识，他们是湘潭同乡，两家相距只有三四十里路；在驱张运动时，庞人铨对毛泽东就很信服。毛泽东鼓励黄、庞反抗资本家，反抗赵恒惕，鼓励他们做工人运动；但批评他们只作经济斗争，没有严密组织，没有远大政治目的，批评他们想用炸弹、手榴弹干掉政府的糊涂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批评他们只谈工会而不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回忆说：“在许多别的斗争中，我们援助了他们。......经过种种磋商，阻止他们干着许多过于急燥而无谓的行动。”　　

    1921年秋，毛泽东邀请黄爱、庞人铨同到安源住过一个星期，一起实地了解工人的真实情况，毛泽东特别指定个别同志和黄、庞保持经常的联系。大概就在1921年年底的时候，他们两人终于都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1月，第一纱厂的工人为要求年终奖金，全体罢工。华实公司贿赂赵恒惕五万元，要他加害黄爱、庞人铨。1月16日深夜，黄爱、庞人铨与华实公司在劳工会协商调停罢工问题以后，赵恒惕派来军队，将他们二人捕去，未经审讯，于17日晨4时偷偷押往浏阳门外斩首。这天正下过大雪，鲜血染红了雪地！　　

    黄、庞被杀的消息传出后，毛泽东极为愤慨，立即召开会议，布置对赵恒惕的斗争和稳定工人的情绪。这天许多工人停止了工作，跑到劳工会的门口痛哭。下午，在又一村一带挤满了工人群众，工人们悲愤极了，自发地冲进内务厅、财政厅衙门，向赵恒惕政府表示严重抗议。　　

    不久以后，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工人群众在船山学社召开了两次黄、庞追悼会，并发行纪念特刊。以后每年1月17日，长沙和全国许多地方，必召开黄、庞纪念会，发行纪念刊。1927年1月，湖南人民隆重公葬了黄爱、庞人铨、黄静源、汪先宗四位革命烈士。　　

    黄静源任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时，1925年10月在安源被军阀方本仁杀害。汪先宗1925年1月在株洲领导农民运动时，被赵恒惕部队杀害。　　

    赵恒惕严密封锁杀害黄、庞的消息，毛泽东派人到上海等地展开反赵宣传，以湖南工界名义通电全国痛斥赵恒惕的罪恶，将他屠杀黄、庞的经过详情，在上海、广州、北京各地发表出来。毛泽东特地为此事到上海去了一个短时期，动员了国内名流学者打电报抗议赵的暴行。赵恒惕这时正打着“省自治”的假招牌向全国招谣撞骗，他的“省宪法”刚公布了十六天，便施行了屠杀政策。　　

    毛泽东领导的反赵宣传，使得赵恒惕在全国刚刚想建立的一点假名誉，马上彻底扫地了。赵对于此事甚为苦恼，但也无可奈何。后来同赵恒惕进行当面的说理斗争时，毛泽东还曾为黄、庞辩护，揭露赵的屠杀阴谋。　　

                  毛泽东“毁家”出山　　

    直到1921年春节过后，农历正月初八这天是文七妹的生日，毛泽东记得母亲的生日。这天，毛泽东才和毛泽覃从长沙回到韶山。他们先去唐家沱看望了舅舅，然后才同两位老表一起直奔韶山。毛泽民把毛泽东和毛泽覃带到了父母的合葬墓前，兄弟三人立于这块墓碑都没有的坟墓前，久久停立，泣不成声。　　

    他们祭扫了父母墓后，才回来热热闹闹地吃晚饭。　　

    饭后，大家又围坐在火塘边继续说话，谈天。　　

    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四周，他看了看大弟毛泽民，弟媳王淑兰，再看了看堂妹毛泽建，然后又面对着通红的火炉，稍停了片刻，才深情地注视着毛泽民，慢吞吞地说道：“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也跟着我在长沙读书，家里的事只有你们两口子撑着。母亲死了，父亲也死了，都是你们安葬的，我没有尽孝，你们可费了不少心啊！”　　

    毛泽民听了哥哥的话，心中颇有些不安，是不是哥哥认为我没有把这个家管理好呢？想到此，他就认真地给哥哥报起账来：“民国六年修房子，母亲开始生病；民国七年，败兵几次来这里出谷要钱，强盗还来抢过一次；民国八年死娘；九年安葬父亲，还给泽覃订婚......这几年，钱用得多，只有二十亩田的谷子怎么行，还要吃饭。钱从那里来？我只好把父亲准备买桥头田的钱用掉了。”　　

    至于供给哥哥、三弟在长沙读书的费用，毛泽民就没有说了。　　

    “是不是还欠了别人一些钱呢？”毛泽东问。　　

    “我们欠人家的就是以‘义顺堂’名义发的几张票子还没有兑换回来。”毛泽民说。　　

    “有什么东西能抵消吗？”毛泽东问。　　

    “能抵消的。家里还有两头猪，仓里还有几担谷，还有别人代我们喂的两头牛。”毛泽民说着，王淑兰也补充了几句。　　

    毛泽东听完后说：“你们讲的都是实情，强盗来抢东西，败兵来要东西，这不只是我们一家发生的事，而是天下大多数人都有的灾难，这叫国乱民不安生。”　　

    全家人都静静地听着大哥讲话。毛泽东停了一下，接着说：“这几年，你和四嫂（指王淑兰）在家受苦了。现在父母都去世了，屋里只剩下你俩，我的意思是把屋里收拾一下，田也不作了，这个家我们全都不要了。润莲一直在家里劳动，读书的机会太少了，你俩和菊妹子（即毛泽建）跟我一道去长沙，一面做些事，一面补习文化。”　　

    毛泽民打断了哥哥的话：“我不劳动，哪有饭吃？”　　

    毛泽东开导二弟：“润莲啊，我们要多想想国家这个大家，不要只顾自己的小家，你要参加一些有利我们国家和民族以及大多数人的工作。离开这个小家是为了建立更美好的家，让千千万万人都有一个好家，这就是舍家为国嘛！”　　

    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你完全不用担心没有饭吃，我每月给你几元的伙食费。对，还要做一套新衣服。”　　

    听了大哥这一席话，毛泽民心里开始有些活动了。　　

    毛泽覃也跟着大哥对二哥说：“二哥，听大哥的没错。咱三兄弟也应该联手去外面闯一番事业出来。哪能一辈子都窝在韶山冲呢？外面的世界大得很。大哥在长沙是响当当的人物，人缘好、朋友多，连北京、上海都有大哥的朋友。你不是常说我们三兄弟见面不容易吗，你只要走，今后我三兄弟就天天在一起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走呀？”毛泽民用焦急的口吻问哥哥，似乎内心还有一些说不出的矛盾。　　

    “三两天就走。”毛泽东干脆地答道。　　

    “两三天怎么行呢？房子、田地、耕牛、鱼塘、猪，还有债务。这么多的事情，三两天哪能料理完？”　　

    毛泽东快刀斩乱麻，对二弟说：“你马上写一个布告贴在外面，就说我们都要走了，谁家还有我们义顺堂发出去的票子，限定几天内来兑钱。你把猪赶去卖了，准备钱，让人家来兑。牛就给别人去喂吧......别人欠我们家的账就算了，一笔勾销；我们欠人家的共有多少，一定要还清。田给困难户种，房屋给别人住。仓里的谷子就不要动了，留给到春耕的时候，给上下屋的人吃......”　　

    大哥的一番话，给毛泽民的震动太大了，放弃祖宗留下的家业，也像哥哥那样跑出去工作，他从未想过。　　

    毛泽东又催促道：“我不会呆好久的，长沙还有事。你们看是不是抓紧准备一下，跟我一块走？”　　

    “我同意跟你们走，可一两天怎么能准备好呢？大哥再多住几日，我们商量一下，屋给哪个住，田给哪个种，安排好了就一道走。”　　

    毛泽东确实有公事在身，不能久留。当晚他和二弟一起把事情商量好了。第二天，又请来一些平日帮忙的人表示感谢。然后又向邻里乡亲们道别。　　

    正月初十，一大早，毛泽东就和三弟、毛泽建匆匆上路。临别前，他还嘱咐二弟：“你们去长沙，东西不要带多了，不然还要多出船费、脚力钱。”　　

    毛泽民最舍不得的是平常挂在屋里的那两幅照片，一幅是父亲的留影，一幅是兄弟三人和母亲的合影。毛泽民想，如果随身带走，又怕途中将镜框摔坏了，如留在家中，家里今后又没有人了。于是他用纸一层又一层地把照片和镜框包扎好，然后交给文家表兄先代为保管。表兄当然万分珍重。多年来，那两张珍贵的照片一直被秘密收藏着，直到全国解放。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毛泽民两口子最后料理完家中的一切事情，便上路了。　　

    毛泽民对到长沙后的生活还没有底，他认为还是带点吃的可靠。因此，他自己挑一担米，让送他的表兄也为他挑了一担，大约二百斤；另外，他们还推了两车柴，往银田寺搭船去长沙。　　

    毛泽民一行一到长沙，便直奔清水塘，找到了省立第一师范附小的主事毛泽东。　　

    看着二弟一家人的到来，毛泽东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立即把毛泽民安排在学校里担任了校务。至此，全家人也就算从韶山彻底迁到长沙了。毛泽覃也在这所附小读书，毛泽建和赵先桂（后来是毛泽覃的结发妻子）在伍家井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　　

    毛泽民一家住在妙高峰，他的具体工作是管理全校的经费，并负责师生们的伙食，成了学校的“管家”。　　

    农历正月十五，寒假还没有度完，新婚不久的哥哥和他的新娘杨开慧一起来到弟弟妹妹们身边。全家人真是高兴极了。　　

    三弟毛泽覃虽比过去懂事多了，也不去捉蛇玩了，但有时还是调皮得很。他年纪小，吃住都跟着大哥大嫂。但他幼稚顽皮，常弄出一些乱子惹哥嫂生气。　　

    1921年秋天的某一天，毛泽覃发现哥嫂常把一只小箱子像宝贝一样藏来藏去，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趁哥嫂不注意就将小箱子偷去藏起来，想看一个究竟。杨开慧发现丢了文件箱子，急得要命，赶紧报告毛泽东，二人正要召集党的负责人商量应急办法时，他才把小箱子交出来。毛泽东气得将他狠揍了一通。　　

    1921年8月，中共“一大”闭幕后，毛泽东、何叔衡由上海回到长沙，很快建立了中共湖南省第一个党支部。同时，为建立和发展党的骨干力量，在长沙创办了自修大学。他们以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为主，亲自上课，辅之以看书讨论。　　

    这时，毛泽民也从第一师范附小来到自修大学。在这里，毛泽民既是学生又是校务。他不仅把开办自修大学的四百元钱管理得有条有理，更主要的是在思想上向革命迈进了一大步。毛泽覃也跟随大哥来到了自修大学，一边读书，一边提高认识。　　

    1922年秋，毛泽民由代理毛泽东主持自修大学工作的何叔衡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和大哥一样，迈入了一个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崭新历程。　　

                     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　　

    张敬尧统治湖南时，1919年泥木工人曾为工资问题作过罢工斗争。后来张敬尧政府规定泥木工人每天的工钱是铜元四十二枚（四百二十文），并牌示“永不再有增加”。当时四百二十文值银元三角，到1922年四百二十文只值银元一角了。因此工人生活更困难了。工人们提出要求加价到每天甲工（正式工人）三角四分钱，乙工（未出师的正式工人）二角六分钱。但是，长沙县知事周瀛干贴出告示，不准工人加价，并以“蔑视官厅定案，自由行动”的帽子，来压制工人的合理要求。泥木工人见到告示，头上冒出火来，一个晚上，把全城的布告都撕毁了。　　

    毛泽东动员了报纸舆论，长沙《大公报》登出“我要替泥木工人说句公道话”，驳斥了周瀛干利用张敬尧政府的法律来压制工人合理要求的无理。　　

    那时的泥木工人组织鲁班庙为封建把头所把持，他们一个个靠工人的血汗养得肥肥的。　　

    毛泽东和泥木工人领袖任树德，积极分子仇寿松、朱有富、张汉藩、杨福涛、舒玉林等筹备组织真正的工人组织泥木工会。毛泽东亲自起草了长沙泥木工人会的章程十八条。　　

    1922年9月5日，长沙泥木工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会场在仓后街湘乡中学。到会代表七十多人，来宾二十多人。来宾中有刘少奇、李立三等人。任树德报告筹备的经过，将为什么要成立工会的缘由说得很明白。会议最后选举任树德、张汉藩等四十一人为委员，任树德为总务股主任。毛泽东派了党的负责干部来担任工会的秘书。　　

    任树德等同志在毛泽东的住处清水塘开会，详细研究了罢工问题。大家都同意毛泽东提出的立即宣布罢工的意见。10月5日夜，泥木工会的主要干部一致议决了六项办法：一、宣布于10月6日全体罢工。二、推定罢工的纠察员，负责维持秩序。三、通电全国，求伸公道。四、散发传单于城内外，述明真相。五、向省议会请愿。六、非达到圆满结果决不中止。并通过了泥木工人的罢工宣言。　　

    罢工震动了全城，一切公私房屋的修建都停工了，连省长公署、第一司令部、外交署等庆祝“双十节”的牌楼也札不成了。罢工的第二天，泥木工人的纠察员整队游行，高举“坚持罢工”、“请求各界援助”的旗帜，通告全市泥木工人，遵守工人统一命令，不要自由行动。泥木工会又与湖北、江西、江苏各帮联络，取得他们的同盟互助。　　

    罢工到第十一天，各机关、学校公私住宅来函催请复工的更多了，并且都承认三角四分的工价。于是，泥木工会向长沙县署发出警告：如果到17日尚不收回成命，决定19日举行游行请愿大会。这时一部分绅商出来调停，折衷为每天三角钱，工人们不同意。　　

    10月21日下午，泥木工会召集了两千多人在教育坪开大会。群众十分愤慨，许多人上台讲话，都表示：与其父母妻子一同饿死，不如誓死再干一场。大会决定23日向长沙县公署请愿，誓必达到三角四分的目的。当日发了一个快邮代电给周瀛干，要他用书面明白承认工人仅够衣食之每日三角四分工价的要求。　　

    10月22日，长沙县署贴出布告，禁止请愿，否则依法惩办，并将泥木工人任树德等十六个代表的名字写上，指明工人中有“暴徒”分子。　　

    毛泽东连夜找任树德、张汉藩、仇寿松等来谈，说明现在主客观形势与黄爱、庞人铨罢工时代已大不相同：一方面工人有了组织，力量强大；长沙和全国各地都正在发生罢工运动，有全长沙和全国工人阶级作后盾；同时社会各行业也都同情我们。另一方面，长沙公署很孤立，这种事与赵恒惕直接利害关系不大，赵可能不会如第一纱厂问题一样顽固。最后，毛泽东鼓励大家，决心斗争到底，完全有胜利把握；同时要大家作好准备，以防万一发生特殊事变。毛泽东最后说：“请愿时我们都来，外面援助的事有专人管，你们放心大胆地和周瀛干干到底！”　　

    1922年10月23日上午8点钟四千多泥木工人到教育会坪集合，由任树德报告请愿目的：非达到三角四分，决不出县衙门。　　

    毛泽东这天亲自来参加了，他穿上一件对禁衣，插在工人队伍中间。　　

    队伍到了长沙县署后，看见县署的正门中间摆了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两条条凳，上面插着纸套“大令”（这是封建统治阶级用以镇压暴乱的护符，摆出“大令”就可以惩办人以致杀人）。正门有一排兵守卫，不让工人群众进去。于是全体工人齐集在县署的前坪，头门派纠察队员四十多人把守，不准闲人进出。任树德等十六个代表分两批入内见周瀛干。周瀛干态度仍强硬，并横蛮地说：“你们的工钱够吃。”代表们就和他算账，他被说输了。他听见外面群众呼口号，就吓得进内再不出来了。　　

    第一批代表出来报告交涉无结果，第二批代表又进去了。等了一阵，代表们还不见出来。毛泽东这时从人群中跳到坪中的大圆花坛上，向大家说道：“我们泥木工人为了工钱少，不能过日子，才请求政府增加工资。我们第一批代表进去交涉没有结果，现在第二批代表进去又一阵了，还是没有消息。周瀛干把我们内外隔绝，如果等一会再没有消息，我们大家就一起到衙门里面去找周瀛干讲理。”他说完了，就领着工人叫口号：“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　　

    过了一阵，里面仍无动静，于是工人们就喊着口号，一齐往衙门里冲。守卫的士兵用刺刀对着工人，被工人夺下两支枪......　　

    到下午四五点钟时，周瀛干请赵恒惕的总司令部派来一连兵，将工人团团包围起来。　　

    工人们的情绪更紧张了。这时，毛泽东插在队伍里面，要大家坚持下去。他领着工人喊口号。他带了个口哨，他吹一声，工人们喊一句，连吹连喊，群众热情更加高涨了。这时有衙门里的人发觉他是领头的，便来捉他。毛泽东便从靠墙几棵树间穿过去，跑到工人队伍中间去了。当时的情形真是：“工人们口号一喊，长沙县的瓦都起飞。”　　

    第二批代表坐在县知事的会客室内，逼迫周瀛干接受条件。周打电话给赵恒惕，请示可否将为首的代表抓起来？并说枪毙了为首的代表，工人就人就会吓退的。赵恒惕大概由于杀黄、庞的教训，没有答应。代表们听见周瀛干给赵恒惕的电话，便厉声地对他说：“省长、吴佩孚我们都不怕，还怕你们长沙县吓人！”　　

    晚上八点钟赵恒惕派一个参谋来“调停”，他对工人们说：“省长答应三天内解决，你们暂且回去吧！”　　

    “冒得三角四分不出衙门！”工人们一齐这样喊。　　

    后来政务厅吴景鸿来电话，答应第二天下等召集公团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无论如何总有结果。毛泽东和代表们商量，同意了这个办法。全体工人整队出来，这时已是24日早晨3点钟了。　　

    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当首席代表，率领工人代表去政务厅。　　

    在谈判时，毛泽东手里拿着赵恒惕的“省宪法”，用上面的条文驳倒了政务厅吴景鸿。毛泽东代表工人说话，讲得头头是首，句句有理，弄得政务厅长吴景鸿没有话说。吴景鸿便问：“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毛泽东便说：“先生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资问题。”　　

    谈判三小时之后，没有结果；于是打电话到教育会坪：“没有结果，只好全体来署请愿。”工人们从早晨十时，便以集合在教育会坪。　　

    这时，谈判的条件已经不在每天工价三角四分，而是根据“省宪法”争取“营业自由”了。这就是说，现在的工价是三角四分，将来情形如有变化，工人要加工钱，政府也不得干涉。他们坚持到晚上八点钟了，吴景鸿终于只有应允：由泥木两行具一呈文，请求营业自由，经政府批准。毛泽东便当场将代表与吴景鸿的谈话记录下来，由吴看过，并声明长沙县“告示”无效，工人有营业自由。于是工人代表一边将会谈记录带回教育会坪向工人报告，一边写呈文，交赵恒惕批准。　　

    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坚持十九天的长沙泥木工人争取营业自由、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于是党的组织连夜动员，决定在25日下午，召开一个全长沙城工人的庆祝大会。　　

    10月25日上午，仍由毛泽东率领任树德等工人代表致政务厅，催吴景鸿将“呈文”批准。“呈文”批准后，代表们到省署坪中，向工人群众报告：最后胜利已经完全争取到了。两万工人欢声雷动，一齐高呼：“营业自由万岁！”“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随即放了许多鞭炮。然后又整队游行。到县公署时，工人们冲到县衙门的大厅内，大放鞭炮，并高呼“罢工胜利万岁！”　　

                     成立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　　

    1922年9月，毛泽东和郭亮同志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取得了伟大胜利。　　

    1922年11月，水口山工人大罢工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这段时期内(19221923年)，毛泽东又领导了长沙各行业工人（理发业、缝纫业、织造业、笔业、人力车、铜官陶业）的罢工，每次罢工都取得了完全胜利。　　

    1922年11月1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总站开成立大会。这个大会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全省各工会都派了代表参加。大会开完后，株萍铁路的工人代表提出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建议，各工会代表一致赞成这个意见。于是随即召开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代表会议。参加者有粤汉铁路总工会，粤汉铁路岳州、长沙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长沙的泥木、理发、人力车、笔业等工会的代表。毛泽东以粤汉铁路总工会代表资格出席这个会议，其他参加会议的代表有郭亮、朱少连、任树德、张汉藩等同志，大家推举毛泽东为会议主席。会议正式宣布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成立，并议决“凡产业工会及职业工会均有加入本联合会的资格”。　　

    会议之后，毛泽东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简章。在11月5日的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朱少连、朱锦堂等为各部正副主任。同时发布宣言通告全国：湖南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全省工团联合会已正式成立。　　

    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发生后，工团联合会号召湖南工人阶级起而援助，发宣言，募捐，开追悼会，展览死者血衣，并举行了二万人的大示威游行，抗议吴佩孚的暴行。　　

          妇女界响起钟声  湖南人愤怒驱张　　

    长沙周南女校的学生，原来有“南化会”的组织，但历年没有好多活动。五四运动后开始成立了自治会，自治会的主要干部是人称“周南三杰”的魏壁、周汝祥、劳自荣。她们三人和她们的女老师陶毅都加入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有女会员是从她们四人开始的。当时女学生不敢讲社交，不敢多和男子见面，风气是十分闭塞的。所以在她们入会时，毛泽东提议全体会员齐集周南开一次大会，欢迎她们入会，并照全体相以留纪念。在她们领导下的周南学生自治会，成立了国货维持会，创办了平民半日学校，开展了学术研究和体育锻练的活动。特别是创办了一种名叫《女界钟》的周刊。　　

    这时，长沙先后发生过两起女子自杀的事情。一个是赵五贞，因反抗父母包办的婚姻，在出嫁的时候，以剃刀自杀于花轿中；一个是袁舜英，就是周南的学生，因受在校教课的爱人李某的轻视、冷淡，羞愤投水自杀。《女界钟》为这两个惨剧号召妇女界大家起来讨论。后来在《女界钟》发表的文章多半指出赵、袁两人之死，是死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下面；是死于妇女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经济不能自立，完全依靠男人生活的习惯下面。毛泽东也为《女界钟》写了几篇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　　

    1919年11月14日，长沙一个在南阳街开眼镜作坊的赵某的女儿赵五贞，不愿意嫁给在柑子园开古董店的吴凤林。向父母力争，没有得到同意；请延长婚期，又没有得到许可，因而产生自杀念头。出嫁之日，私藏剃头刀上轿，在抬赴吴家的途中，用剃头刀割断喉咙，自杀于轿中。　　

    这件事轰动了长沙全城。在报上发布这事的第二天，毛泽东写了一篇《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在11月16日的长沙《大公报》上登出。毛泽东在文章中说：“赵女士的自杀，是环境逼着她求死的。赵女士的环境是：一、中国社会，二、长沙南阳街赵宅一家人，三、她所不愿意的夫家柑子园吴宅一家人。这三种环境是三面铁网，赵女士在三角形的铁网当中，无论如何求生，没有生法，于是赵女士死了！”在文章的结尾，毛泽东又郑重提出：“昨天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事件。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独立，恋爱的不能自由......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这一个殉自由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她呼一声冤枉。”　　

    继这篇文章之后，毛泽东从11月18日至28日十天之中，又写了《赵女士的人格问题》、《社会的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恋爱问题少年与老年人》、《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论文和杂感共11篇之多。这些文章集中攻击了吃人的旧礼教，攻击了封建的社会制度。“社会里既有可使赵女士死的缘故，这社会便是一种危险的东西。它可以使赵女士死，它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它可以使‘女’死又可以使男‘死。我们现在未死的人还有这么多，我们就不能不预防这危险的东西遇着机会随时给我们以致命伤。我们就不能不大声疾呼，警觉我们未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　　

    毛泽东对于赵女士自杀给予无限的同情，讴歌她的“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精神，但仍是反对自杀的。他说：“吾人应主张与社会奋斗，......反抗旧社会，与其自杀死，宁奋斗被杀而亡。如目的达不到，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真天下至刚至勇，而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　　

    到1921年，长沙有几个男学校开放了女禁，如第一师范、岳云中学都招收了为数不多的女学生，第一师范还吸收了周南女校转学的学生，岳云中学吸收了福湘女学开除的学生，杨开慧和王佩琼等几个女生因剪发等事被学校辞退，岳云中学把她们作通读学生。这两个学校可说是在长沙开男女同学先声的学校。　　

    1919年1月15日，湘雅医学院学生举办的《新湖南》创刊号出版了。他们虽然提出了改革社会的口号，却又在征稿启事中要求来稿言论不涉及政治。他们想脱离政治来改造社会，显然是一种糊涂思想。　　

    不久，学院放了暑假，没有几个人能继续替《新湖南》写稿。这时，《湘江评论》已被禁止发行，湘雅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征得毛泽东同意，从第七期由他主编。毛泽东决心把这个刊物办好，在第七期上写了篇宣言，说：“本报第七以后的宗旨：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期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第七期的主要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评新中国杂志》、《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内容和形式都与第六期以前回然不同。大家觉得《湘江评论》复活了！　　

    张敬尧（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兼省长）对于反对他的报刊是不许存在的，所以毛泽东主编的《新湖南》还不到四期，就被迫停刊了。　　

                      驱张运动　　

　　　　　　    皖系军阀是在1917年至1918年间，直皖联军与湘桂联军作战，南败北胜，打败了谭浩明、谭延凯后，进入湖南，当了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张敬尧在两年多的统治中，烧杀抢掠，搜刮民财，捕捉壮丁，摧残教育，箝剿舆论，无所不为，湖南各阶层人民恨之入骨。　　

    张敬尧带来的“北军”，所到之处，必抢人抢船，或借口“清乡”，放肆劫掠猪牛鸡鸭，一衣一物，都不得免；轮奸妇女，敲诈银钱，稍不如意，就纵火焚屋。因而群众一听说“北军”来了，无不竞相“跑反”：农民辍耕，商人停市，就是雷雨之夜，也走避山中。兵劫而后，土匪蜂起。如此反复劫掠，往往数十里无人烟。　　

    张敬尧本人和他的三个弟弟（敬舜、敬禹、敬汤），专横残暴，荒谣之至。如张敬尧做生日时，长沙城戒严六天；他曾强迫一女校长为妾，拟以湖田贿买她的家庭，使得舆论大哗；又公开提倡迷信，常常带领大批卫队到玉泉山烧香。“四帅”张敬汤，横行霸道，招权纳贿，尤为人民所深恶痛绝。当时的民谣说：“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1919年7月7日学联大举焚烧日货之后，张敬尧将各校学生代表和一些教职员找到教育会训话。当时是暑天，四个卫士为他打扇。张敬尧粗鲁地说：“你们不准游行，不准开会，不准检查商店；你们要好好读书、教书；否则，本帅就要办人！”　　

    毛泽东看到张敬尧的罪恶与日俱增，人民的痛苦到了不可再容忍的程度。于是在《湘江评论》被查封之后，就开始进行驱逐张敬尧的秘密活动。他领导被封后复组湖南学生联合会，借检查日货，以坚持反日爱国运动，并与张敬尧对抗。同时派彭璜等人到上海作反张宣传，联络省外的驱张力量。　　

    1919年12月2日，湖南国货维持会学生将早几天在火车站起获的同仁裕等名家所购布匹等日货，举行示威游行后，准备将起获的日货全部焚毁。　　

    这天天气晴朗。修业学校的中小学生和教师，刚吃过饭就急忙整队出发，去参加示威游行。冬天的太阳照在年轻人绯红的脸上，照出他们内心的愤怒和兴奋。修业学校的队伍跟着大队，走过东长街青石桥、八角亭、坡子街、西长街，向教育会坪前进。大队的前面由乐队引导，一些身强力壮的纠察队员抬着要焚烧的日货走在乐队后面。男女学生约五千人又走在纠察队后面。大队的两边，学生用手挽着用日货布匹联成的长布条，正象出丧时送葬人执绋一样。队伍走过洋货店门口时，“抵制日货！”“打倒奸商！”的口号。叫得特别响亮。　　

    下午一时，游行示威队伍已经齐集在教育会坪。一大堆日货摆放在坪中内，学生和旁观的达万人，围绕着日货站成多层的圈圈，等侯着日货的焚烧。　　

    正当学生负责人和各校学生代表站在特设台上讲演焚烧日货的意义时，张敬尧的参谋长张敬汤穿着长袍、骑着马，带领一营兵、一连大刀队，冲进坪中，指挥他的兵从内外两面将学生紧紧围住。他自己往台上一站，就破口大骂：“放火，抢东西，就是土匪；男学生是男土匪，女学生是女土匪，对土匪还要讲道理么？打啦，办啦，就是道理！”讲到这里，他叫大刀队压着在台上的代表跪下，并打他们的耳光。他又在台上顿足大呼：“坪中的学生都回去，不许停留！”几百名士兵立刻用枪上的刺刀朝着学生的胸膛，逼着他们离开会场。学生们带着愤怒的心情回到学校，大家觉得今天受了极大的侮辱，难堪到了极点，但不知怎么办才好。　　

    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了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骨干分子开会，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外的力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　　

    毛泽东在会上说：“湖南各阶层人民对张敬尧的愤怒到了极点，广大青年学生和教育界已到忍无可忍的程度；张敬尧的臭名不仅传遍湖南，也已传闻天下；同时皖直两系军阀正互相水火，张敬尧与驻在衡阳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矛盾在增长中，驻在常德的冯玉祥对张不表好感。在军阀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张敬尧极为孤立、脆弱，驱逐张敬尧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毛泽东扫视了一下全场，见大家都在静静地听他讲，他接着又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将群众首先是全体学生教员的力量动员起来，与张敬尧坚决斗争。第一步是举行总罢课，将罢课与驱张运动联系起来，争取社会上广大的同情。只有罢课之后，大家才好集中精力做驱张的工作。”　　

    毛泽东的讲话鼓起了大家的勇气，这次一定要把张敬尧赶走。　　

    于是，学联的干部紧张地四出活动酝酿在两三天内总罢课。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张敬尧一面派密探往各学校侦察动静，一面派出官员恫吓各校当局，严令制止。　　

    这时各校当局对总罢课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服从张敬尧的命令，声称为了避免牺牲学生学业，就劝学生维持上课；一是赞成驱张，同情学生罢课。针对此种情况毛泽东联络“健学会”中的人，共同说服那些动摇观望的校长和较顽固的教职员。　　

    罢课前的最后一次各校代表会议上，还有一部分学生代表犹豫，只主张请愿，不主张罢课。有一位女代表斥责这些人没有爱国心。毛泽东起来支持这位女学生的发言，他说：“反对张敬尧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平时大家都赞成爱国，赞成改造社会，现在就到了实际行动的时候了。”这天的大会，对举行总罢课具有决定的意义。　　

    从12月6日起，先由一师、商专、修业、周南等学校首先发动，各校陆续罢课了。不到一星期，长沙各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及一部分小学都一致罢课。　　

    湖南省学联代表中等以上学校的一万三千学生发布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驱张宣言。　　

    毛泽东接着又召集新民学会和学联主要干部并约集部分教育界人士开会，商定驱张办法：　　

    一、组织驱张代表团，每校派学生代表二人参加，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上海、广州等地作请愿活动。一方面扩大和宣传；一方面利用张、吴（佩孚）的矛盾，军事上压迫张敬尧。　　

    二、各校教职员代表分别参加和率领代表团。　　

    三、一部分人留在长沙，继续组织学生和团结省内外人士作驱张活动，并负责与外出代表团联络。　　

    分赴外地的驱张代表团，于1920年1月间分途出发。　　

    张敬尧派人捉拿毛泽东，毛泽东在湖南站不住脚了，便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北京。　　

    何叔衡、夏曦被派去衡阳。赴京代表团到达汉口时，毛泽东草拟了驱张宣言，历数张敬尧种种罪行，向汉口、北京、上海各地报纸发布。并且在武昌鲇鱼套车站，将张宗昌为张敬尧运去的二十多包鸦片拍成了照片，在报上揭发出来，使张敬尧的名声更臭。代表团到北京后，向北洋军阀的“内阁总理”请愿，为的是对段祺瑞皖系军阀的罪恶，作一种公开的控诉和揭露。　　

    张敬尧在长沙如热锅上的蚂蚁，明令查办何叔衡等教育界代表团，开除各校学生代表，并三令五申严禁活动。学联领导各校学生采取了各种巧妙的活动办法。　　

    吴佩孚是直系军阀的大将，1918年攻入湖南时，他的“战功”最高，但被冷清清派驻在衡阳监视谭延凯（谭当时一直保留湘南和湘西二十多县的地盘），而没有取得湖南督军并省长的位置，对张敬尧早就心怀不满，恶感日增。代表团几次向吴佩孚请求派兵驱张，吴也表示同情。何叔衡、夏曦等趁此机会，在衡阳将全体中学生组织起来，以第三师范为基础（夏明翰、蒋先云等是三师学生中的骨干分子）成立湘南学生联合会，开展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并办了《湘潮》周刊，以驱张为主要内容，大推进了衡阳和湘南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　　

    1920年初，直系军阀冯国璋、曹锟和皖系军阀段祺瑞、徐树铮利害冲突日烈，驻湖南的直系军阀急欲撤兵北上统一力量，以压服皖军。5月下旬，吴佩孚率所部由衡阳顺湘江而下，5月27日过长沙直去武汉。吴佩孚由衡阳退兵时，早与谭延凯、赵恒惕默契：吴退兵一步，湘军进一步。张敬尧所部皖军数量虽多，但腐败不堪，无丝毫战斗力。在湘军随吴佩孚后进逼下，张部不战而溃。　　

    6月11日，张敬尧仓皇自长沙逃走，26日张部全部退出湖南。驱张运动即胜利结束。　　

                    同赵恒惕的当面说理斗争　　

    毛泽东以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率领各工会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张汉藩、仇寿松等同志二十三人，浩浩荡荡地于1922年12月11日会见了长沙县长周瀛干、警察厅长石成金，12日会见了政务厅长吴景鸿，13日会见了赵恒惕本人。　　

　　　　　　    交涉事项约分十项：一、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二、集会结社自由问题。三、表明工界的态度。四、工界与政府应时常接头，免生误会。五、建议组织劳资裁制所。六、人力车问题。七、理发工问题。八、笔业工问题。九、机械工问题。十、缝纫工问题。　　

    在毛泽东等人正面的质询下，赵、吴、石、周四人，都不得不被迫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取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近来各处罢工四起，政府并未干涉，即是证明。”赵恒惕提起黄爱、庞人铨事件时，仍然无赖地将这一残酷暴行说成是“迫不得已”，以“收买枪支、勾结土匪”的莫须有罪名加诸黄、庞，还狡猾地说：“系对黄、庞，并非对工界。”　　

    毛泽东当即予以反驳：“所谓黄、庞收买枪支、勾结土匪，及运动造币厂罢工，都不是事实。”　　

    毛泽东拿出赵恒惕的“省宪法”，指着条文说：“关于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不知‘省宪法’第十二条：‘人民在不抵触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任何特别法令之限制。’并无规定要官厅允许才可结社。若须允许才可结社，则许可与否官厅大可自由，‘省宪法’大可自由，‘省宪法’第十二条就根本取消了。”毛泽东又提到集会问题：“集会亦然。近来经常有暗探到场，各方阻扰，或竟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能随意干涉。”赵、吴、石、周四人因此也只好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但是提出“只要人民是守法的，政府当然不干涉”的问题。　　

    关于法律问题，毛泽东和吴景鸿展开了尖锐的辩论。毛泽东说：“从前政府有干涉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之自由，常有以某种集会结社或言论出版之意思会要侵犯刑事法典为词，与法律本意不合；若政府在人民未有行为以前，只根据其用意（并且是揣测的），就去干涉，那就几乎无事不可指为‘将会’侵犯刑事法典，无事不可干涉了。”　　

    吴景鸿说：“法律本有动机与行为主义二派，现在法律确是行为主义；但如果动机确会有某种犯法行为发现时，亦不得不干涉。”　　

    毛泽东说：“人民如无直接违犯法律之行为，实不应干涉。”并举英法等国的一些法律条文为论据，这样就使得吴厅长无辞以对了。　　

    接着，毛泽东表明工人的态度说：“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之语，全违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因无政府主义于工人殊不利也。”　　

    赵、吴、石、周之流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确是“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完全茫然无知。因而他们说：“工人采这种态度极为得当。”吴、石两厅长又说：“社会主义为进步之主义，将来一定可以达到。”周县长说：“劳资不要互斗，应互让，以免酿成社会上之大损失。”赵省长也说：“目前以开发实业为主，劝工人稍为忍点痛苦。”　　

    毛泽东幽默地说道：“政府确负有一种责任，即政府宜使资本家店主多多退让，则工人便不致与之冲突了。”　　

    在毛泽东理直气壮的辩驳之下，这次“交涉”，使赵恒惕政府打了一个败仗。赵恒惕对他的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赵恒惕这时对工人运动和群众革命运动虽还不敢大肆镇压，但对毛泽东个人则处心积虑要加以谋害。1923年4月，赵恒惕下令通缉“过激派”毛泽东。　　

    赵省长出布告用很高的赏金捉拿毛泽东，毛泽东却还在大街上走动。当他走过布告后，周世钊同学惊异地问他：“捉你，你不怕？”毛泽东说：“我不怕，我下午找你。”果然，下午毛泽东来到了周世钊家。　　

    毛泽东从容地布置了湖南共产党的全盘工作，在“通缉令”下了半月之后，才离开湖南，前往上海。　　

    在上海，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1924年底，毛泽东再度回到湖南，着手研究湖南的农村状况和领导农民的革命斗争。在这期间，又受到赵恒惕的通缉而去广州。1925-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举办有名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努力于训练领导农民斗争的干部。　　

                         马林提出国共合作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李达家的客厅举行。到会代表十二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施存统、项英、王尽美、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　　

    毛泽东当时在上海，他是到上海帮助组织反对当时湖南省长、军阀赵恒锡的运动。他本想参加中共“二大”，因为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会议由陈独秀主持。这一回开会，每一次会议都改换地点，而且多开分散的小组会，保密工作比中共“一大”做得好得多。　　

    “二大”会议上规定了中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即把革命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马林没有出席中共“二大”，那时他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他在中国的工作情况。直到7月27日，苏联政府派出外交代表越飞来华时，共产国际派出马林与他一起来华。                                            马  林　　

    马林一到上海，便会见了陈独秀。两座“火山”一见面，马林便取出了一件衬衫交给陈独秀。借着灯光，陈独秀细细观看，看清了衬衫上用打字机打印的几行英文，那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全文如下：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七月十八日的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　　

                                                      共产国际远东局　　

                                                            维经斯基　　

                                                一九二二年七月莫斯科　　

    文件中提到的“菲力浦同志”，即马林。　　

    陈独秀看罢这衬衫上的文件，久久沉默着。　　

    陈独秀与马林的分歧，是在1922年3月29日马林北京回到上海之后，达到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地步！于是，在四月六日，陈独秀直接给维经斯基去信，希望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执委直接反映他的意见，以求共产国际执委否定马林的意见。马林这次带来了以维经斯基下达的文件，等于答复了陈独秀。　　

    马林是提出“国共合作”重大战略的第一人，提出中共应建立“统一战线”这一重大决策。在中共“一大”，马林就已经谈了自己的这一见解。当时，他的意见未受到重视。　　

    当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看重吴佩孚，希望中共与吴佩孚建立合作关系。维经斯基则与陈炯明长谈三次，又倾向于与陈炯明合作。　　

    马林经过深入调查、了解，指出吴佩孚、陈炯明都不可靠。他在张太雷陪同下，1921年12月23日在广西桂林拜望了孙中山。马林在孙中山大本营里住了九天，对国民党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孙中山对马林说：“虽然我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我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一致的地方。”　　

    马林从桂林回来，写了报告给共产国际执委，主张中共应与孙中山合作。他的意见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的支持。这样，1922年3月底，马林从北京来到上海，便非常明确地向陈独秀提出了中共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　　

    马林的这一意见，遭到陈独秀的坚决反对。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因此，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执委打报告，而马林则回莫斯科当面向共产国际执委陈述于是，马林才带着那件具有“尚方宝剑”般威力的衬衫，返回中国。　　

    为了统一思想，马林建议召开一次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陈独秀同意了。　　

    于是，1922年8月29-30日，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中共中央全会，即“西湖会议”。　　

    出席会议的是五位中共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马林和翻译张太雷出席了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　　

    经过讨论，中共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实行国共合作。　　

    当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在彼得格勒召开。陈独秀作为中共代表、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王俊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出席了会议。记者瞿秋白此时已加入中共，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由英语流利的刘仁静代表中共作了重要发言：　　

    “为了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这一前提，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已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了，其形式是我们的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　　

    这是中共第一次把关于统一战线的决定公诸于世。　　

    这样，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这样，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时，大会主席为孙中山，而主席团由五人组成，即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会上，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共党员初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后补委员。　　

    国共的第一次合作便正式开始了！　　

              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　　

    建党初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一度紧张。陈独秀到上海后，对于马林指手画脚、打官腔等做法表示不满。他不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关系，认为苏俄党是苏俄党，中国党是中国党，各有各的国情、风尚。我们犯不着去做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不应要共产国际的钱，以后需要时再说。马林则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和高压手段写信给陈独秀，要求中共：第一，要加入国际支部；第二，要领取国际经费；第三，经经常向国际报告工作。陈独秀看过马林信件后，感到马林没有好意，但又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的意见。　　

    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访晤了孙中山，得出了应该实行国共合作的结论。他去北京向苏俄第一个驻中国使团团长巴意凯斯汇报工作后，便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对此完全赞成。　　

    马林兴冲冲回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热情地提出：“我建议中国共产党，包括社会主义青年团，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与国民党实行彻底的合作。”　　

    陈独秀一听就觉得不入耳，他恼怒地扔掉烟头反驳道：“国民党有许多毛病，注重上层，投机取巧，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两个党的纲领差别那么大，怎么合作？”　　

    马林不愿与陈独秀公开争论，就于1922年4月返回莫斯科向第三国际汇报，得到第三国际的批准，然后与苏俄政府新任命的驻华全权特使越飞，于8月12日一同回到上海。尽管有第三国际的上方宝剑，马林仍然觉得陈独秀不好说服，想到妥善处理此事，必须有为人憨厚、性情平和的李大钊参加，于是派人去请李大钊来上海一趟。　　

    在上海一座普通寓所里，中国共产党“南陈北李”坐在一起，两人决定召开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讨论此事。　　

    总书记陈独秀主持会议，他请马林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马林从身上脱下他的丝质衬衣，只见共产国际的命令用英文直接打印在马林的丝质衬衣上，由马林穿着带回中国，众人过来观看，由张太雷翻译：　　

    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此简短信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立即将住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利普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共产国际远东部维经斯基（吴廷康）　　

    1922年7月莫斯科　　

    马林接着讲述共产国际的指示，说明只有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工作，才是在中国实现国共合作的惟一可行的方法。　　

    众人听了一言不发，马林催促了一阵，张国焘与蔡和森站起来表示坚决反对。接着陈独秀振振有词道：“我想先撇开共产国际的信，谈谈我对加入国民党的看法。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他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共产党一旦加入国民党，肯定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反倒会大大地有害于中国革命势力的团结。”　　

    马林摆出“钦差大臣”的派头：“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我想提醒大家一句，加入国民党，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　　

    李大钊见陈独秀与马林已经形成顶牛之势，便满面含笑扶了扶眼镜，发表自己的调和意见道：“中国共产党是个独立的政治组织，加入国民党，怎么做到不放弃党的独立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慎重考虑。”　　

    陈独秀像在大学讲坛上发表演说一般声称：“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当然应该执行，但这也必须有条件地执行。只有孙先生同意取消打手膜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的封建方法，并根据民主主义原则改组了国民党，中共党员才可以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有共产国际的命令，我也坚持反对！”　　

    陈独秀说罢，气咻咻地瞪了马林一眼。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李大钊若无其事地说：“我建议，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李大钊找紧时间做陈独秀与马林之间的疏通工作，使第二天会议的气氛有所改变，他发言说明陈独秀提出条件是合理的，接着又发表实际上支持马林的观点。　　

    李大钊含笑望了望陈独秀与马林一眼，说明如果真以中共二大设计的那种联合战线方式去搞，恐怕孙中山难以同意，所以与其采取这种不易实行的或不能实行的办法，倒不如采取加入国民党这一比较容易实行的办法。总之，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联合和团结各种革命力量，进行革命斗争，有分岐不要紧，可以慢慢商量嘛！　　

    陈独秀也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表示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等国民党取消了打手膜和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的规定，中共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先行加入国民党。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但仍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此后，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毛泽东等均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毛泽东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1923年6月，广州。正是骄阳似火时。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他说自己在一年来的工作中犯了不少错误，各地的同志也没有做好工作。他的语气很沉重。后来他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陈独秀表扬了湖南，毛泽东是湖南区委书记，实际上表扬了毛泽东。　　

    毛泽东和陈独秀相识于1919年，那时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已名扬四海，毛泽东是一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第一次见面，虽然地位悬殊，彼此却留下了深刻印象。陈独秀很赏识毛泽东的聪明才干，毛泽东对陈独秀也非常敬仰，称他是思想界的明星。此后，两人经常有书信往来。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毛泽东在湖南组建了共产党。1923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几乎全遭敌人镇压，唯独湖南未受损失，蓬勃如前。因而陈独秀对毛泽东更另眼相看。由于陈独秀的青睐，也由于毛泽东的工作很有成绩，他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局委员。陈独秀是党的总书记，毛泽东是秘书，在党内的实际地位几乎仅次于陈独秀，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核心。　　

    1927年，国共合作的形势越来越复杂，陈独秀感到力不从心，变得软弱无力，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毛泽东却顶风而上，站在斗争的前线，迎着蒋介石的挑战，第一个站出来热烈赞颂湖南的农民革命，写出了语言铿锵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说，湖南的农民革命代表了革命的方向，全中国都应该象湖南一样，发动农民起来，摧毁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陈独秀对毛泽东的言行大加反对。认为毛泽东年轻气盛，过于偏激，担心这样做会使本来就很敏感的国共关系更加复杂化，提出湖南农民运动的后果要由毛泽东负责。毛泽东也就从这时起与陈独秀产生了裂痕，并在后来的岁月中越走相距越远。　　

    1927年4月下旬至5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未能进入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圈，仅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7年夏，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失败了。许多共产党人人头落地，血流成河。中共的领袖们痛苦地反思。在这时有些同志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远见。　　

    蔡和森说，毛泽东一向反对中央的农民政策。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为一切敌人所痛恨，又为一切农民所欢迎。　　

    李立三说，大革命失败前，毛泽东就有这样的意见，国民党已经“死”了，但当时很少有人去注意这个意见。　　

    瞿秋白说，党内唯一有独立思想的就是毛泽东。他们共同地感到，大革命中的毛泽东表现了很强的预见性，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革命的要点，代表了革命的方向。因而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由一名候补中央委员，又一举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志们请他留在中央工作，毛泽东则要求，今后党的上级机关应该尽心听一听下级的报告，并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他不愿留在中央，要求到基层去组织、领导农民真刀真枪地和敌人干，用枪杆子打出一个天下来。所以在会上，他力争去湖南，去组织农民暴动。同志们为他的真情所动，批准了他的请求。　　

    告别了娇妻幼子，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继南昌暴动之后，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　　

                      毛泽东十次到上海　　

　　　　　　    典型的江南风格的石库门建筑，推开黑漆大门，恍若直进80年前的都市生活，天井内青砖铺地，苍台横生，主人仿佛刚刚离去，毛泽东一定又是去环龙路（今南昌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上班了，他手挟公文包，上着青布长衫，下着圆口布鞋，俨然就是“写字间先生”，临走前只是和楼上的蔡和森夫妇匆匆招呼了一下；他的岳母向振熙女士一定是携着外孙岸英去买菜了，辣椒是每天必买的；女主人杨开慧整理完毛泽东的文稿后，抱着岸青买奶糕去了......　　

1924年2月至1924年年底，毛泽东第九次来到上海时即和岳母向振熙（向警予之姑母）、妻子杨开慧、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住　　

1924年毛泽东在上海 ↓             在这里。　　

　　　　　　　　

    “房东”是蔡和森、向警予夫妇，蔡和森夫妇原住楼下，毛泽东一家来沪后，蔡氏夫妇就把底层让了出来，住到了楼上。　　

    当时，17平方米的客厅供毛泽东夫妇会客，客厅光线很好，阳光可以直射到八仙桌上。　　

    进大门左侧的厢房就是毛泽东全家居室，总面积为34平方米，前厢房约有20平方米，高敞明亮，向西的长窗前是毛泽东的老式书桌，右墙角是一只旧式衣柜，稍后靠墙就是大床，床上被褥都为白色，床右侧是一张浙江一带的可以摇晃的竹制小床，当是岸青的摇床，与前厢房一板之隔的是毛泽东岳母向振熙和外孙毛岸英居住的“后厢房”，光线较暗，约14平方米，青花被褥铺床，亦有一旧式衣柜。　　

    出后门就是石库门楼梯，盘旋而上即为蔡和森夫妇的两大间居室，现已辟为毛泽东旧居图片展室。　　

    在毛泽东十次来沪的记录中，三次是建党以前的活动。　　

    1919年3月14日，毛泽东首次来上海，此行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送行，住址不详。4月初，毛泽东离沪，不久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　　

    1919年12月中旬，毛泽东率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请愿团赴京而途经上海，与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蔡畅、向警予以及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随子女一起赴法留学）话别，住址不详。　　

    1920年5月5日至7月初，毛泽东第三次来上海，此行出席半淞园会议，并为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送行。这次来沪，毛泽东多次去了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和陈独秀长时间探讨了马列主义，住在哈同路29号(今安义路63号)。　　

    毛泽东1921年7月第四次来沪即是参加中共“一大”，住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　　

    以后，毛泽东又四次来上海，一次是向中央局汇报工作，两次是在中央局工作，第八次则是转道上海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2月，毛泽东第九次来上海，即住慕尔鸣路（现茂名路）甲秀里318号，此次来沪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的“一大”，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因此到上海以后就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组织部秘书（管上海和苏、浙、皖赣党务工作），团结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一段时间（整整九个月）应该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婚姻生活中最稳定、最甜蜜、最丰裕的日子，是他俩爱情中的华彩乐章。　　

    那时的毛泽东每天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办公，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和各色人等、各种社会力量周旋，晚上，除了去上海大学演讲外，就是伏在窗前的书桌上激扬文字，每每工作到天亮。　　

    杨开慧那时刚生下毛岸青不久，跟随毛泽东来上海后，除了照看两个孩子，料理家务外，常在室内的方桌上帮助毛泽东收集资料，誊抄文稿，每周还坚持两个晚上去著名的小沙渡路工人夜校讲课......　　

    那是何等光亮的青春岁月啊，楼上又是一对革命夫妇，向警予和杨开慧是表姐妹，这两对夫妇当时讨论中国的前途是何等的热烈......　　

    1924年年底，毛泽东离开上海后，投身农民运动，将主要精力放到指导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方面。1926年11月毛泽东第十次来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并任中央农委书记后，就20多年没再来上海。　　

    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湮没在闹市的喧嚣中，80多年后，政府拨款修缮为“上海茂名路毛泽东旧居陈列馆”。　　

                    广州主持农运讲习所　　

                湖南参加工农代表会　　

　　　　　　　　

    1925年冬天，毛泽东从湖南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那时正是黄埔学生打败湖南军阀杨希闵、广西军阀刘震寰的时候，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充溢着乐观的空气。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担任了《政治周报》编辑，这是国民党政治部的喉舌，它后来在攻击和批评戴季陶所领导的国民党右派，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又负责担任了训练农民运动组织者的工作，并且为此目的开设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有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来参加学习，其中有从内蒙来的学生。毛泽东来广州不久，又担任了国民党宣传代理部长和中央后补委员。林伯渠是国民党农民部长，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那时，毛泽东写了很多文章。在共产党内，他担任农民工作的特别任务，根据他的研究和他在组织农民运动的经验，他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叫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叫做《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所发表的意见。那本书主张一种急进的土地政策和在共产党内加紧农民组织，陈独秀拒绝由共产党中央机关发行这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后来在广州《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上发表的。第二篇论文是在湖南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的。　　

    大约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不满意，他们慢慢地分离了。　　

    毛泽东来到广州后，主要精力放在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领导工作。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共产党人的建议，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设立了指导农民运动工作的农民运动委员会，由毛泽东、肖楚女、林祖涵等九人担任委员。委员会决议继续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在全国范围招生，由毛泽东任所长，肖楚女任教务长。所址由东皋大道迁到中山四路四十二号一座古老的建筑里，这里原是封建统治者培养统治人民工具的土豪劣绅养成所番禹学宫。　　

    毛泽东住在原“番禹学宫”的更衣室的一间小小的耳房内，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房间一角是毛泽东的床铺：两条木凳支着一副床板，上面铺着草席。床边放着一对湖南产的方形篾篓，这是毛泽东唯一存放衣物的用具。篾篓上面常常堆满许多书报杂志。在房间的另一角的窗口下，放置着毛泽东的办公桌椅。桌上除墨、砚、笔架等文具外，当时也堆放着一迭书报和文稿。桌前放着几把椅子，是招呼学员和来访者的。房间的另一角放着一张条桌，学员们交来的习作和教学参考材料，就放在了这上面。　　

    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课程，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为中心。全部课程分二十五个专题，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等课程。肖楚女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等三课，周恩来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恽代英讲授《中国史概要》，李立三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彭湃讲授《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　　

    第六届农运讲习所共招生327人，毕业318人，来自全国二十一个省区。　　

    毛泽东在1926年3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登载在当时的《中国农民》月报第二期上。毛泽东在讲习所亲自向学员们讲授了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在讲授这篇文章时，毛泽东运用了非常丰富的材料和通俗的语言进行讲解。他说：“地主的地和浮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佃户、雇农身上剥削来的。”他在讲到地主的来源时说：“一是前清的官僚和现在的军阀、政客，凭刮地皮所得的金钱购买土地，如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首领曾国藩及其将官，后来都成了大地主；二是劣绅匪首等，用巧取豪夺的方法取得金钱和土地；三是族长、会首、教长等，利用祠堂、庙宇及各种地方公堂，以祀祖为名，集资购买土地；四是城市及乡村商人与其他自由职业者积资购买土地等等。”　　

    在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毛泽东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他一面讲就一面在黑板上画出来，他指着高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最受压迫和剥削，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有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项是帝国主义。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斗争，百姓齐，泰山移，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就能推翻。”　　

    毛泽东还专门讲授《中国农民》一课。他说：“中国农民问题，以前没有人研究过，但这个问题很重要，又很复杂。农民问题就是革命问题，共产党对农民问题比较注意一些，但是，现在党内还有着许多糊涂认识，有的同志还不肯到乡下去搞农民运动的工作，这是很错误的。”　　

    接着毛泽东就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从几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讲解。最后，他指出：“农民运动不解决，工商业就不能发展，知识分子就没有出路，工商学兵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在学习中途，毛泽东组织一批学员到粤北韶关去实习一星期，在将毕业之前，毛泽东又组织全体学员专赴海丰县实习两个星期，让学员亲身参加那里农民的斗争活动，深入群众做宣传工作，调查了解农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学习农民运动的工作经验。　　

    毛泽东在广州工作直到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为止。之后，毛泽东去到了上海。　　

    1926年12月2日，长沙市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几十万人高呼：“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建立革命政府！”等口号，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热烈庆祝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湖南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是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发展起来的。这时，毛泽东正在长江两岸视察农民运动，不在长沙。农民代表大会特别向毛泽东发去电报：“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毛泽东对这两个大会非常重视，接到电报不久，他就回到了长沙。　　

    毛泽东回到长沙的消息传出以后，两个大会的代表高兴极了，决定于12月20日下午，在教育会坪幻灯场召开盛大的欢迎会。事先，两个大会特别发了通告。通告说：“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运外，实以此为最早。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先生闻讯，间道入粤。为建立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现先生已抵湘，大会定于本日午后二时在幻灯场开会欢迎。”　　

    欢迎大会按时召开，来参加欢迎会的人非常多，楼上都挤满了人。大家用暴风雨般的掌声，欢迎毛泽东。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热情地赞扬农民革命运动。他说：“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或者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在讲话中还讲到学生问题，他说：“中国的学生多半是很苦的，并且毕了业无处可用，故不得不革命。中国的学生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比如是一座三层的楼房，上层是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下层是工人农民，中层是学生，有上去与军阀、帝国主义接头的，有下去与工农接头的，还有些上下不得的。”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两个会议开得很成功。12月28日，两个大会举行闭幕典礼。　　

    毛泽东在闭幕会上作了讲话。他说：“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他严厉地斥责了“惰农运动”之类对农民运动的诬蔑，和“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的反动理论。他说：“过去军阀政府只准地主向农民加租加息勒索，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租减息就是‘闹事’了吗？这种只准地主向农民勒索，不准农民向地主作斗争的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一方面，就是破坏革命的人。现在的湖南虽然由‘国民政府’所统治，但实际上还是‘国民政府’与赵恒惕共同统治。因为赵恒惕虽然不在湖南，然而，赵的余孽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在湖南还有很大的势力。”　　

    们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一个个心明眼亮了，大家更加明确必须与反革命做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代表们牢记了毛泽东所说的“工人要团结，团结就是天，力量大无边！”　　

 鲍罗庭预计国共分裂　　

　　　　　　    1926年12月10日左右，鲍罗庭偕同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经国民党中央及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名义，到达了武汉。　　

    在汉口旧德租界的一所精致洋房里，鲍罗庭正在客厅接见宾客。张太雷和张国焘一起来找鲍罗庭。见鲍罗庭正在会客，两人便在他的办公室里坐下来。　　

张太雷说：“鲍罗庭真有几手，一席话便把唐生智收服了。”他接着说明，鲍罗庭在下船后，即偕同欢迎他们的的唐生智，同车驰至唐的总指挥部。他们开始谈话，张太雷任翻译。鲍罗庭劈头就向唐生智说：“谁能忠实履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就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唐生智听了这句话，似乎喜出望外，欣然答道：“我愿意这样做。”鲍罗庭接着说了一些如何忠实履行孙中山先生主张的话，不着痕迹的将他已不信任蒋介石，转而信任唐生智的意向表示出来。唐生智因而向鲍罗庭恳切地表示：“一切愿听指挥。”　　

    不一会，鲍罗庭到办公室来了。他和张国焘握手后说：“好了，我们又在一个新地方晤面了。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做一篇新的文章!”接着他又说，“广州我已住腻了，我对武汉很感兴趣。但最使我刺目的，就是武汉仍处在外国兵舰的炮口威胁之下。”　　

    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党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组成以后，鲍罗庭和中共的领导同志讨论一般政策问题时，他说：“在广州时，我曾说过，北伐军打到北京，国共便要分家；现在认为，分家这事已经大为提前了。”张国焘问他为什么有这种看法，他说是凭他的嗅觉。　　

　　　　　　    鲍罗庭接着指出：“一、蒋介石占领了江西之后，正锐意经营东南，以夺取南京、上海为目标；这种东进方针，将与苏联日渐疏远，而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浙江一带的买办资产阶级，寻求妥协。蒋的这些活动，是经由黄郛、钮永建等人从中拉线的。二、蒋介石一直要建立他个人的军事独裁，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完全置于他掌握之中，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国民党大多数中委不赞成蒋的这种野心，因而成立了一个联席会议，以使中枢大权不致为蒋介石个人所操纵。三、蒋介石如果取得了南京、上海，很可能要发动一个反共运动，以取悦于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　　

    鲍罗庭很注重军事实力。他说，大多数军队也都对蒋介石不满。唐生智持反蒋态度；邓演达和第四军的多数将领，将积极支持汪精卫；谭延恺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程潜的第六军也都是一向不满蒋介石的；第七军也与蒋有许多矛盾；而且冯玉祥已解西安之围，他的军队一出潼关，又将是蒋的一个有力对手。因此，从军事实力来看，蒋介石的独裁前途，也是荆棘丛生的。　　

    张国焘认为鲍罗庭在军事力量对比的看法上，有点过于乐观。　　

    联席会议成立之初，主要任务是筹备在武汉建都事宜，蒋介石则认为，这无异是与他的权力对抗。　　

    徐谦被选为联席会议主席，邓演达在武汉行使总司令职权，采取了拥护联席会议的态度。他原是武汉行营主任，他是国民党著名的左派，是反蒋的。　　

    12月26日，汉口举行反英市民大会。此次大会是因天津、上海两地的英租界发生压迫国民党的事件所引起的。天津英租界当局封闭那里的国民党市党部，逮捕了国民党员17人，转交给张作霖，其中7人被张作霖枪毙了。　　

    1927年1月最初的三天，武汉举行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产伐胜利大会。　　

    3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宣传队，在江汉关附近，毗连英租界的广场上，举行讲演会，英国水兵出动干涉，死伤民众多人。引起了武汉民众的愤怒，民众包围了英租界，接着通过谈判，收回了英租界。　　

    1月10日至18日，蒋介石来到武汉，企图说服在武汉的要人支持他，但失望地返回南昌去了。　　

    1月下旬，上海中共中央派汪寿华为代表来到武汉了解情况，张国焘向他介绍了武汉方面的情况。张国焘的意见是要尽量避免和蒋介石分裂。　　

    汪寿华原名何金亮，是留苏学生，1926年10月间回到上海，接替李立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委，直接领导上海工运，很能干。汪寿华答应将张国焘的意见转达中央。　　

    2月间，威金斯基继汪寿华之后，由上海来到武汉。他此行的目的，是来与鲍罗庭商谈对蒋的政策，他却与鲍罗庭争吵了一场。威金斯基在武汉考察了一般情况，受到了苏联顾问加仑的影响，提出了与鲍罗庭不同的意见。他也不同意与蒋介石分裂，他说：“蒋介石究竟不是陈炯明，鲍罗庭更不是孙中山。”　　

    威金斯基去了南昌一趟，与蒋介石寻求谅解，以避免革命内部的过早分化。几天之后，他从南昌回来后说：“事态已无法挽救了。”他和鲍罗庭又展开了争论。威金斯基无法扭转鲍罗庭的做法，怏怏的返回上海。　　

    中共中央一直在上海不想离开，大概就因接受了威金斯基的意见，对蒋介石的叛变没有准备。到4月12日，当蒋介石举起屠刀同共产党人杀来的时候，共产党牺牲惨重。　　

                      湖南考察农民运动　　

                 武汉举办农运讲所　　

　　　　　　    1926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上海闸北一个胡同的一座楼上，几个人围着一张方桌在谈话，有人伏在桌上飞快地做记录，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常委会正在紧张地进行。柔和的灯光均匀地照在每张激动的脸上。桌子的一角边，坐着一位穿浅兰色大褂的人，他把两只手放在膝头上，注意地听别人讲话，自己却很少作声。这人，就是刚离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来到上海的毛泽东。　　

    在中国农民运动问题上，毛泽东始终代表着正确路线与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今天，毛泽东提出的组织农民运动委员会的问题，终于被列入讨论日程了。　　

    毛泽东听大家发言完了，才从容地从衣袋里取出一个纸卷，在桌子上摊开来。这就是毛泽东草拟的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计划。他简要地说明了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和共产党必须很好地把它领导起来的道理，然后一条一条地念了计划书。大家交换了意见，认为计划十分完善，没有什么补充意见，通过农民运动委员会成立，并选毛泽东为书记。同时委托毛泽东到农村去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　　

    1927年1月3日，天高气爽，万里无云。毛泽东由上海经武汉来到了长沙。　　

    那时，在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领导下，湖南的农民运动得到了大发展。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们立刻大哗。在武汉、长沙，毛泽东都听到了不少街谈巷议，有钱人口口声声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毛泽东想：“从群众中发生出来的问题，只有仍然到群众中去，才能得到解答。”于是，决定下乡去做实地考察。　　

    毛泽东到达湘潭，又从县城回到韶山。1月6日，韶山农民一支上千人欢迎队伍，打着“农民协会”的大旗，到远离韶山四、五里的地方去迎接毛泽东。几里长的路上，锣鼓喧天，鞭炮不停，特别是那冲天炮的响声，直入云霄。象征农民团结的犁头大红旗，红绿纸做的三角小红旗，迎风飘扬。人群中高呼着口号：“欢迎毛书记视察韶山农民运动！”“全中国的农友们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在通往韶山的大路上，一个高大的人影出现了。他身穿一件兰布大褂，一双布鞋，手里拿着一把雨伞，肩上背着行李，越走越近了，他就是毛泽东。乡亲们一拥而上，不由分说，从毛泽东的肩上抢下行李，几个人争着挑。毛泽东脸上充满了微笑，频频向人们点头致意。　　

    人们汇成一股洪流，前前后后把毛泽东紧紧围住。他们边走边说，农民们争着把农民协会组织起来的情况，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的喜悦，农会领导大家修塘坝修道路等新气象，一五一十地争相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边走边和大家攀谈着，他耐心认真地听人们述说着，有时也提出一两个问题，说上一两句很有风趣的话，引起一片笑声。他们走走停停，一直到中午过后，才到了毛震公祠。　　

    贫苦农民打倒了压在他们身上的族权，现在是祠堂的主人了。　　

    今天恰好是祠堂吃冬至祭酒，他们欢欢喜喜地把毛泽东邀请到这里来，请他和大家一起吃酒，来庆祝这个大好的日子。　　

    毛泽东走进毛震公祠，发现有许多在路上欢迎他的妇女也都拥进祠堂里来了，就笑着说：“你们妇女同志，有胆子进祠堂门啦！以前这个祠堂门可没有你们进的分啊！”　　

    “是呀！”妇女们回答，“毛书记，自从你要我们办起了农民协会妇女办起女界联合会以后，妇女真正翻了身，不仅有胆子进祠堂了，还有胆子在祠堂吃酒哩！”　　

    “那很好，”毛泽东笑着，“看起来，妇女只有自己组织起来，才能真正地解放自己，对不对？”　　

    站在毛泽东身旁的妇女都激动地点着头。毛泽东又对她们说：“今天你们妇女同志来得好，我不止赞成你们进祠堂，还要请你们坐头席，你们说好不好？”　　

    “好，好，毛书记，我们坐头席！”　　

    妇女们一个个高兴得蹦起来，真的跑到头席上坐好。　　

    当大家坐定以后，以毛泽建为首的一群妇女端起酒杯向毛泽东走来，向他敬酒，从内心深处感谢毛泽东对妇女解放的关怀。　　

    毛泽建举起酒杯说：“石三哥，我们妇女同志向你敬酒！干杯！”毛泽建把酒杯中的酒一口喝光了。　　

    毛泽东也举起酒杯说：“谢谢妇女同志们！”也把手中的酒喝光了。　　

    毛泽东吃过午饭后，没有休息，就从毛震公祠走了出来。因为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特地在毛鉴公祠布置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要请毛泽东为农协会员讲演。欢迎他的人群簇拥着，朝毛鉴公祠走去。　　

    毛泽东到达毛鉴公祠的时候，里里外外已经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甚至连窗子上，窗外的树上，都爬满了人，大家都在等候着毛泽东的到来。　　

    毛泽东刚出现在戏台上，公祠内外立刻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他站在台前，几次向群众挥手，掌声才渐渐停下来。他首先赞扬了韶山的农民运动。他说：“世界总是要变化的，今年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还在乡里作威作福。几个月后，农民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把几千年的封建地主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把它的体面威风，扫地殆尽。‘农民万岁！’黑脚杆子也算作万岁吗？现在‘农民万岁’、‘农民协会万岁’明明写在红绿告示上，喊得十分响亮，乡里的一切权力归了农会。前后几个月的情况对比，世界不是起了很大变化吗？世界还是要变的。农民们把所有的反动派葬进坟墓，世界是应该由下力的人来管。”　　

    接着，他严斥反革命诬蔑农民运动“搞糟了”的滥言。他说：“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这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这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而是‘好得很’！”他热情地赞扬了农会，修塘坝、修道路、清匪、禁鸦片、改造游民的伟大成绩。他接着说：“这明摆着都是做的好事嘛，他们却叫喊‘搞糟了，搞糟了！’这是土豪劣绅一派反革命胡言。他们说我们农民协会不该杀人，不错，我们农民协会办起来以后，也的的确确杀过人，可是我们回答：我们杀的是坏家伙，是无恶不作的劣绅。韶山这么大一个地方，就杀了一个汤峻岩，杀得对，杀得好！”　　

    “对呀！对呀！”台下一片应和声。　　

    毛泽东又说：“可是，为什么有些人讲农民协会不好呢？大家晓得不晓得，他们说农民运动不好，说农民运动搞糟了，目的只有一个：把农民协会搞垮台。农民协会垮了台，他们好继续骑在农民的头上，作威作福。”　　

    接着，毛泽东提高了嗓门问大家：“同志们！现在反革命又在向我们张牙舞爪了，你们怕不怕呀？”　　

    “不怕！”农民们齐声回答。　　

    “敢不敢和他干呀？”　　

    “敢！”这声音惊天动地。　　

   毛泽东继续说：“对，搞革命就要有这个劲头，要敢在老虎嘴上拔毛。当然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打了几个土豪，几个劣绅，这算不得什么，好比指甲缝里的污泥，还只挑去一点点。要彻底消灭土豪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要出几身热汗呢！”毛泽东讲得不快不慢，声音清朗，语言通俗，有时打几个比如，或者举上几个有趣的例子，不时引起农民会心的笑声。　　

    为了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毛泽东特别提出推翻地主的武装，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的问题。他说：“现在韶山一带的武装，还控制在团防局的手里，虽然团防局长被打倒了，团防局的枪兵也投降了，但还是由封建地主在那里掌握，如果我们不抓住枪杆子，刀把子，我们夺得的印把子，究竟还会被他们夺去。”毛泽东的讲话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大家热烈拥护。　　

    演讲完毕，毛泽东往家里走，许多人仍然跟着他，都争着和他谈话，向他反映情况，问这问那，毛泽东高兴地与他们交谈着。　　

    毛泽东在家住了三天，工作了三天三夜。这班人去，那班人来，都来找他指导农运的工作。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韶山迅速建立起农民自卫武装农民自卫军。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更加深入，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在家乡视察了农民运动的情况之后，又到了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考究了农民运动的情况。经过三十二天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写出了热情歌颂农民革命运动的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中央的刊物《响导》上开始发表，陈独秀见了，勃然大怒，喝令《响导》不准继续刊登下去。但在瞿秋白同志的支持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单行本印出来了。　　

毛泽东的报告像一支光芒四射的火把，点燃起广大贫苦农民胸中斗争的烈火，在很短的时期内，农民运动遍及南方各省，“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仰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 ↓                 武汉农运讲习所操场 ↓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了武汉，武汉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　　

毛泽东来到武汉，在武昌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最早在这里讲授的。　　

    毛泽东在讲课的时候，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无情地痛斥了对农民运动的诬蔑和诽谤。他说：“贫农是革命先锋，他们组织起来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好得很！好得很！，绝不是什么‘糟得很！’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反革命立场上。”毛泽东边比划，边讲解。他的讲话一次又一次被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　　

当时听课的除学员外，许多工厂的工人也来了，把农讲所挤得满满的。课后，大家都学着毛泽东的声音说：“好得很！好得很！”农讲所里，到处是一片“好得很”的声音。　　

毛泽东在武昌时的居所 ↓　　

　　　　　　    “马日事变”后，毛泽东给大家讲《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讲到“过火了”的问题时，他提高嗓门说：“是农民运动过火了呢？还是反动派过火了？过火的是反动派！农民是受压迫的，现在起来办农会，搞革命好得很！而反动派大量杀害我们的农民！你说是农民运动过火了呢？还是反动派过火了呢？”　　

    毛泽东接着说：“他们说我们过火，倒是谁过火呢？我们一点也不过火！”他的讲话把学员们的革命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大家坚决听毛泽东的话，以武装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彻底摧毁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湖北麻城的反革命武装“红枪会”为了配合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于同年五月策划了反革命武装暴乱，麻城人民受着严重的摧残。毛泽东根据农民协会的要求，派了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学员开赴麻城，去协助农民协会镇压反革命暴乱。　　

    队伍在下着小雨的一天早晨出发了，毛泽东亲自把学员们送到汉阳门外黄鹤楼下的江岸上。　　

开始，国民党右派不给学员们发枪，学员们就进行坚决的斗争，迫使武汉国民党政府发给每人一支崭新的汉阳造七九步枪。学员们领来枪，都非常高兴：只有靠枪杆子，才能改造全中国，改造全世界。同时，学员们还自己动手制造手榴弹等武器。学员们按军队编制，编为总队、大队、区队，穿灰色军装，过着军事化的生活。　　

　　　　　　    这天，江风呼号，波浪滚滚，汹涌澎湃，惊涛扑着蛇山、龟山上的岩石，卷起千朵浪花。这恰恰给到麻城消灭反革命武装的学员们以“乘长风，破万里浪”和更加勇敢向前的豪情壮志。　　

　　　　　　    毛泽东和学员们一样，身着灰色军装，打着绑腿，穿着草鞋，在成一列横队的学员们的注目致敬中，毛泽东走到队前，他面部表情在严肃中带有一种温和的笑容。毛泽东作了简短有力的讲话，鼓励大家和反动势力作英勇斗争，勇敢杀敌，然后给学员们行了一个军礼。学员们一致高呼：“不消灭土豪劣绅，誓不回所！”　　

    轮船离岸了。毛泽东在岸上向学员们频频挥手致意；学员们也一边向毛泽东招手，一边在长江浪涛声的伴凑下，高唱起雄壮的《国际歌》，勇往直前......　　

    1927年春，毛泽东到了武汉，举行了一个各省农民联席会议，他提出建议，主张普遍地把土地重行分配。在这次会议上，有彭湃、方志敏和俄国共产党员约克、窝隆参加，决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提交给中共中央第五次大会讨论，可是中央委员会加以否决了。因那时，中共中央还在陈独秀的把持下，毛泽东对于党的政策非常不满意，特别是在农民运动这一方面。在党的第五次全会，不能通过一项完美的土地政纲，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应该加速深入的主张，甚至没有提出来讨论。全会决议以“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这样就把土地问题抛开了。　　

    可是，会议以后，一个全国农民协会组织成功了，毛泽东成了第一任会长。　　

    到1927年春天，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不管共产党对他们的态度如何萎缩和国民党对他如何歧视，已经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国民革命军中的高级长官和军队司令们，开始要求镇压这种农民运动，他们称农民协会为“流氓协会”，认为它的行动和要求都太过火。陈独秀把毛泽东从湖南调开，认为毛泽东要对湖南所发生的那些事情负责任，并且猛烈地反对毛泽东的意见。　　

                     毛 泽 东 与 罗 章 龙　　

    1918年春，以毛泽东、罗章龙为中心，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采纳何叔衡的建议，公推罗章龙等人求学日本探寻报国之路。罗章龙抵达上海时，由于日本发生迫害华侨与中国留学生事件，罗章龙改变赴日计划，仍返回湖南。东渡未成，罗章龙却带回了《新青年》杂志，使新民学会接触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并促成新民学会日后的重大活动：北上赴法。　　

    接着，毛泽东与罗章龙及学会的十多名成员携手北上。不久，罗章龙考入北京大学，毛泽东也经李大钊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两人参加了北大的许多学术及青年活动，并参与建立了新闻学会、哲学会等学术团体。北京成为新民学会的新的活动中心。　　

    新民学会后期，以蔡和森为首者远涉巴黎，国内则有南北两大阵地：毛泽东留守湖南，罗章龙则在北京，天南海北共求改造中国之路。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学会对外停止活动，会员中的大多数成为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中坚力量，使一群青年人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在陈独秀、李大钊等的影响和领导下，罗章龙参与并主持了一个以北大和国立八校学生为主的学生会，团结了一批湖南学生成为中坚。这个学生组织在五四运动中，宣传鼓动、组织指挥，并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罗章龙将自己参与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交同道好友先睹为快。毛泽东拜读《共产党宣言》的时间，竟在陈望道译本刊印之前。简陋的油印本不如后来的陈望道译本流传广。　　

    毛泽东将他创办的《湘江评论》邮寄远人，其创刊宣言及《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既为毛泽东的得意之笔，也使湘江青年热血沸腾。　　

    其后，在李大钊的直接影响下，罗章龙在北京大学积极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任书记，又参与组建了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则在湖南主持了马克思研究会，创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中共一大后，两人又分别主持了北方和湖南地区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罗章龙直接领导了1921年的陇海铁路大罢工，越年又领导了开滦五矿罢工，以及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成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　　

    1923年在广州召开的国共三大，选出了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罗章龙都进入了中央局。毛泽东先后任中央秘书、组织部长；罗章龙先管经济，不久任秘书兼宣传工作。　　

    三大后，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用闸北火车站附近三曾里的一处二楼作为办公地点。常住的是三户：毛泽东、杨开慧带着孩子，蔡和森、向警予带着孩子，再加上罗章龙一户。大大小小十来口，对外说是一家人，由向警予当户主，实则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都多次出入此“三户楼”。当时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都由陈独秀用英文、罗章龙用德文共同署名生效。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罗章龙又以中共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央设在上海环龙路的执行部工作，来往于“三户楼”与执行部之间。　　

    罗章龙在一首诗中写道：　　

        亡秦主力依三户，驱虏全凭子弟兵。　　

        谊结同心金石固，会当一举靖夷氛。　　

    毛泽东与罗章龙在这一时期作为中共领导的核心人物，运筹帷幄，调兵遣将，确实堪称是“亡秦主力”。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毛泽东和罗章龙都到会。同年七、八月间，毛泽东接受中央命令，罗章龙则主动请缨，一起回到湖南，意在重整旗鼓，再开局面。罗章龙坐镇长沙，负责湖南省委，组织市内和邻郊的工农武装；毛泽东在湘赣边界调遣主力部队，里应外合发动秋收起义。起义风暴之后，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罗章龙返回上海，受命重组全国工人运动领导班底。这一对战友，在战乱中匆匆一别，从此再未会面。　　

    那是1930、1931年之交，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秘密来到上海，直接插手中共内部事务，在突然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操纵并扶植王明等人进入党的中央机构。身为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罗章龙，在会上拒绝认同，坚持另行其事。结果使罗章龙结束了他作为职业革命者的政治生涯。　　

    在“上海抗争”的紧急关头，罗章龙亲笔给远在江西的毛泽东写信陈情，并派专人将此信及有关文件通过秘密途径送去。但不知道毛泽东是否收到了这些事关重大的书牍，那一时期的毛泽东，身遭贬谪，处于困境，即使得知这番突然事变，又能有何作为?　　

    罗章龙于其后60多年的逆境中，颠沛辗转，隐姓埋名(改名罗仲言)进入大学著述教学。后来，他一直作为中共的“叛逆者”，被打入在“另册”，被斥为毛泽东的对立角色。但毛泽东本人从未与他这位忘形之友斗过。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时势划开了“人民救星”与“齐民教授”，但无论是谁，那份私交依然藏在心底。1949年以来，毛泽东先是通过湖南省委的负责人询问罗章龙的近况。高校院系调整后，罗章龙去了湖北高校，毛泽东几次经武汉，都向当地负责人说起罗章龙，有一次还认真向省委负责人提出，要为罗章龙盖楼度晚年。可好事偏逢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自己掀起的政治风波，又吹散了他对老朋友的一片好意。　　

    罗章龙多年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他把自己关于国民经济原理的著述印本送给了毛泽东。一次，罗章龙外出讲学路经北京，毛泽东知道后，由身边的杨尚昆将自己的文集送给罗章龙，这是在佳木斯刊印的最早的毛泽东文集。事后，罗章龙写了《寄远》一诗给“二十八划生”：　　

        汝我忘年友，结交争上游。　　

        同心若金石，攻错赋同仇。　　

        湘北齐征战，春中赠吴钩。　　

        群星半陨落，一老卧沧州。　　

                《寄远》　　

    此处“忘年友”不是指年龄相差多少，应理解为“忘记多年的朋友”。　　

    此后，毛泽东与罗章龙两人再也没有交往。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罗章龙悲恸不已。继而相伴40年的老妻也新亡，更是悲上加悲，八十老叟独自在寓所写下数行诗句，命题《悼亡诗》，其后两首是：　　

        生离死别不寻常，满院桐荫洒夕阳。　　

        秋雨秋风花落尽，开荒地老万人怆。　　

        死别生离不计年，艰难忧患共谁怜。　　

        如今撒手人间去，塞北江南离恨天。　　

        毛泽东青年时期曾一首赠“纵宇一郎”的诗，“纵宇一郎”即是罗章龙。毛泽东青年时写的一首诗中有“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安足虑”与”“何足理”有重复，被人批评说“毛泽东年轻时诗词功力欠厚，遣词重复，语意似有未畅。”这实在委屈了毛泽东，实际上是因为人们传抄时，有了错误，原诗中的“何足理”，应该是“从君理”。这事由罗章龙纠正了过来。　　

    90年代初，95岁高龄的罗章龙，当有人与他谈及毛泽东的这首古风时，他不仅逐句背诵，而且逐条讲述诗中用典绝大部分是几十年前毛泽东向他解释的。在罗章龙的《椿园诗草》中，“何足”被他改为“从君”。其实早在1986年，罗章龙赠与友人的“七古”诗横幅上，“何足理”已书为“从君理”。1992年后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也改了过来。　　

    1995年，罗章龙以百岁高龄离开人世。弥留之际，老人在病榻上强撑弱体，断断续续地说起新民学会。　　

                               参阅资料　　

        参见叶永烈著：《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997.03.11)　　

        参见《作家文摘》1999.5.11 《毛泽东与罗章龙的交往》　　

        原载《百年潮》1999年第4期 无 文文                  (1999.05.16)　　

        参见《……》                         (1971.3.31笔记  2001.8.19)　　

        参见张素华：《三失兵权：毛泽东受屈》               (1999.05.21)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1999.05.21)　　

        参见《文摘周刊》2001.5.14 《早期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始末》　　

        原载《炎黄春秋》2001.5 王俊彦/文                   (2001.07.11)　　

        参见《文摘周报》2001.5.28 《包惠僧眼中的陈独秀》　　

        原载《百年潮》2001年第5期 肖 生/文                 (2001.07.12)　　

        参见《作家文摘》2001.7.13 《毛泽东在上海的旧居》　　

        原载《新民晚报》2001年第24期 胡展奋/文             (2001.09.19)　　

        参见周世钊：《湘江的怒吼》         (1971.1.1笔记 2001.12.14-15)　　

        参见李锐著《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周世钊《湘江的怒吼》等　　

                                                (1971.1笔记 2001.12.20)　　

    参见《北岳风》1997年第11期 《毛泽东三兄弟之谜》    (2004.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