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孙子谈陈永贵

陈永贵孙子谈陈永贵

陈春梅　

赵树理说：“陈永贵了不起！”

    大寨人藐视困难、战胜天灾的事迹引起了上级领导的关注。山西省委再次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学习大寨，全省掀起了学大寨的新高潮。
    爷爷在山西省农业劳动模范大会上系统地介绍了大寨的经验。这一次他不仅向人们介绍了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过程，更向与会人员展示了他绝佳的口才。他的讲话在省里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人们听了情绪激昂，纷纷传诵。省委候补书记黄志刚说：“陈永贵同志有水平呀！讲起话来头头是道。”
    著名作家赵树理听了讲话后马上跑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办公室说：“陶书记，我今天发现了一个人才！”陶书记问：“是谁？”“陈永贵！陈永贵没一处讲到毛主席，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都是辩证法，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人才啊，人才！陈永贵了不起！”
    听了赵树理的评价后，陶书记特意邀请爷爷到省委讲一下。这是爷爷第一次在省委讲话，省里的领导专门为他拟了个讲话稿，他看了笑着说：“我讲话还用什么稿子呀！”随后，省委宣传部部长李琦请他到太原给干部作报告，他问李琦：“允许我讲多长时间？”“你愿意讲多长时间就讲多长时间。”他不用讲稿，讲了整整半天，台下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会后李琦连声说：“行，行，你把大寨的历史讲活了！”这次报告轰动了太原。随后他又应邀连讲了4场。

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

    国家计委主任张劲夫也到大寨参观，回到北京后积极促成有关部门请爷爷进京作报告。
    1964年1月19日，应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大的邀请，爷爷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一万多名党政军干部盯着他，他却从容不迫，毫不腼腆，仿佛面对的是多年的老朋友。
    会议由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同志主持。参加报告会的有水利电力部、农业部、农垦部、粮食部、农业机械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他不看讲稿，娓娓道来。用那独特的充满太行山乡土气息的话，讲了整整4个小时，没有重复的地方。他讲合作化，三战狼窝掌，多缴爱国粮；讲抢险抗灾，“三不要、三不少”和白天治坡、晚上治窝……大寨建设史被他讲得活灵活现。
    刚刚经历三年灾害的人们盯着这位头上裹着白毛巾的大队书记，兴奋地听着大寨田粮食产量的数字和大寨人新鲜生动的故事，听着他简洁深刻、形象生动的顺口溜和条理分明、逻辑性强、充满哲理的话，精神为之振奋，不时发出热烈的掌声。当他讲到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动人事迹时，台下爆发出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
    他的报告大获成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并配发了一篇由新华社记者宋莎荫和范银怀采写的题为《大寨之路》的长篇通讯。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几乎成了一份“大寨专刊”，这份“专刊”的发行对全国范围农业学大寨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吹响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号角。
    在回大寨的火车上，不知是谁认出了他，火车上的人传开了：“陈永贵在这列火车上！”人们纷纷拥向他所在的车厢，要见见这位新闻人物。人们朝他使劲地鼓掌。他微笑着，一边拍着巴掌，一边向人群频频点头，在火车上来回走了一趟。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学大寨，赶大寨”专题连续广播，关于大寨先进经验的介绍和宣传开始传遍全国。节目播出后，中央台收到了13个省市上百封听众的来信。社会的关注把大寨推向历史前沿，为农业学大寨运动做了最好的宣传铺垫。

毛泽东认同之路

    人们常说：撒下思想的种子，便收获行为；撒下行为的种子，便收获习惯；撒下习惯的种子，便收获人格；撒下人格的种子，便收获命运。大寨人战胜灾害，获得思想和粮食产量双丰收的不平凡事迹，让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深受感动。陶鲁笳直接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搞封锁包围，苏联翻脸撤走援华专家，国内又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面对这种境况，党中央和毛主席一直在探寻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1964年3月，毛主席南巡。他召集陶鲁笳和林铁等人到停在邯郸的专列上汇报工作。陶鲁笳把他在昔阳县蹲点的情况向毛主席详细作了汇报，他说：“我一直在农村，我见过的农民不少，我认为陈永贵是一个杰出的农民。”
    毛主席感兴趣地听着。陶鲁笳接着汇报：“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要好于一般委员。有人说怪话：‘看这些穷小子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不可。’陈永贵知道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十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账，从来都是一清二楚，定期公布，接受大家监督。群众称他们的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听到这里，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陶鲁笳接着汇报：“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都有新套套。他常说，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所以很见效。正如他说，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农业社以来，大寨年年改变着生产条件，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缴的征购粮。可是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浮夸虚报，说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800斤时，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亩产500多斤。”毛主席抽着烟，仔细地听着。
     “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有的人哭了起来：‘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陈永贵挺起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也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禾苗，一棵棵被扶起来，千方百计救活了，粮食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高产纪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十年造地规划，建设抗旱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一新的新大寨。到大寨参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惊叹大寨人个个是改天换地的劳动英雄。”
    毛主席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
    陶鲁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说：“他42岁扫了盲，今年50岁了，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毛主席用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陈永贵识字不多，干的事情不少。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你们有陈永贵的材料没有？”
    随即，中共山西省委农工部部长阴发祥递给毛主席一份由山西省委副秘书长毛联珏整理的材料，材料的第一页是关于政治挂帅、差别不大又不繁琐的劳动记工和报酬分配办法，总结得十分简练。毛主席当场看完，对大寨的劳动分配制度非常赞赏，并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讲了一大篇话。毛主席说，过去在革命根据地实行供给制，人的思想还健康些，并不为追求待遇吵架，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靠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励。毛主席还批评了不讲政治觉悟，只讲个人主义的物质刺激等现象。
    （《环球视野》摘自《我的爷爷陈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