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解密：毛主席不但没有“引蛇出洞”，而且还对“右派”进行了保护

系列解密：毛主席不但没有“引蛇出洞”，而且还对“右派”进行了保护。

            -------真相：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是特权官僚对“右派”的打击报复　　

   继　2011年11月24日　笔者推出《中央将解密党政秘史，以还毛主席清白》之后，今天又根据李慎明老师在《人民网》撰文《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提供的详细史料，推出了本篇。

《毛主席不但没有“引蛇出洞”，而且还对“右派”进行了保护》一文，将被笔者作为《还毛主席清白》系列文章之二广泛推广。希望广大网友也能够积极行动起来，收集史料，写出一系列的还毛主席清白的文章，并编印成册，以共同还毛主席清白。众人拾柴火焰高。为重建民族魂，顺利完成中华民族信仰现代化，彻底改变当今社会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现状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点贡献。　　　　           ――崔士忠

核心提示：　2011年11月21日　在广州召开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澄清了三个关于毛主席的谎言。1.《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选集不存在他人代笔》，用事实澄清了反毛者污蔑毛主席不会写文章、不会写诗的谎言，他们所谓的“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诗词不是毛主席写的，大部分是秘书胡乔木代写”的谎言，不攻自破；2.《党中央从来没有就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过决定》，澄清了反毛者在社会上造谣的“党中央已经作出了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决议，将在十八大公布”的谎言，谣言竟然还说的有鼻子有眼，说什么中央一半人同意，一半人反对，僵持几个小时后终于通过；3.毛主席不但从没有批过马寅初，而且还肯定了马寅初的做法，澄清了反毛者造谣的“毛主席错批马寅初，使中国增加了几亿人”的谎言（详见《中央将解密党政秘史，以还毛主席清白》）。本篇将澄清反毛者造谣的“毛主席对“右派”耍阳谋，“引蛇出洞”一网打尽”的谎言。

本文论点：1.毛主席和共产党让民主人士提意见的目的，是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帮助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不是让民主人士推翻共产党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2.在国际事件的影响下，一些右派认为推翻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直接要让共产党交权，直接要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茅于轼2010年公开承认自己当时就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3.在对右派不得不反的情况下，共产党中被提意见的特权官僚借机打击报复，造成了反右派扩大化。

   正文：

庐山牯岭东谷长冲河畔，有一座掩隐在一片绿荫深处的英国券廓式的别墅——“美庐”。它是庐山所特有的一处人文景观，也浓缩了中国现代史上两位重要人物——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斗争。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毛泽东对这座别墅表现出强烈的喜好之情，为此多次选择在庐山召开重要会议。

庐山的别墅大都是用号码来标识和称呼的，而“美庐”的成名则是缘于蒋介石。1933年，别墅的原主人巴莉女士将别墅转给好友宋美龄，此后蒋、宋每年上庐山均下榻此处。

1948年8月中旬，也许是预感到难再上庐山，蒋介石在庭园中的一块卧石上题刻了“美庐”二字。后人猜测“美庐”可能蕴含了三种涵义“美丽的别墅”（“庐”即房舍）、“宋美龄的别墅”、“美丽的庐山”。究竟哪种更符合他的本意？这一切恐怕只有蒋介石自己心里清楚了。

毛主席在美庐住了42天。毛泽东住进美庐别墅的第二天，突然听见庭园里有叮叮当当的凿石声，他问这是谁在干什么？服务员告诉他，是石匠在凿蒋介石手书的“美庐”二字（怕毛主席住在里面别扭）。毛泽东忙叫秘书出去制止，说“这都是历史了，不会因凿掉而消失”。石匠们也都住了手，“美庐”二字因此保留至今，游客至今尚能看出被凿的痕迹。

笔者想，幸亏毛主席当时及时制止了石匠对“美庐”二字的“破坏”，不然反毛者又会造谣毛泽东破坏文物了。

今天（2011年11月30日）看到《人民网》一篇文章，李慎明老师的《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非常同意李老师“贯彻落实毛主席晚年‘保持党和政府不变质’思想，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总结了李慎明老师“保持党和政府不变质”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结论。然而真正吸引我的，是关于其罗列的澄清“毛主席引蛇出洞阳谋”谣言的史料。

文章中说，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新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空前解放，但在之后的建设时期，管理权的相对集中，也为一些官僚主义甚至腐败分子提供了脱离群众、违法乱纪、追求特权享受的便利条件。（以下全是摘文）

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翌年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会上，刘少奇着重讲了不要脱离群众和防止产生新的贵族阶层的问题。毛泽东接着刘少奇的话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同志插话：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群众革掉。”
   毛泽东异常清楚，兴衰更替的周期率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甚至只是刚刚破题。他在抓三大改造，讲“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 的同时，对“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 的现象高度重视，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滋长的现象高度重视，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的现象高度重视。因此，他强调：“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

　1957年4月27日　，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要求“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 。　5月4日　，又在《中共中央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成效）” 。　1957年5月10日　，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整版刊登了22位中、小学教师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题为《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　5月14日　，毛泽东读了发言摘要，写批语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说：“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有的研究人员认为，1957年的党的整风一开始就是搞阴谋，是为了“引蛇出洞”，好一网打尽，这是误解。整风的本质，是要防止党脱离群众，保障党不变质。

开展整风之后，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畅所欲言，对党、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大量批评、意见和建议。党和毛泽东同志明确肯定这些批评，“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各级领导干部中的绝大多数对大家的批评甚至态度、言词有些过激的批评也是认真接受并虚心改正的。

但也有的干部对大家的批评甚至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很不理解，个别的还窝着一肚子火，对在全党开展整风有着很大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实质上主要来自部分干部在全国解放后的享受思想和特权思想（拼命打江山就是为了享受的思想）。
   但是，由于1956年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了“波匈事件”，国际上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气候：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资产阶级右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在中国也将很快出现波匈风波。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一些人公然说：“现在政治黑暗”，“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提出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甚至毫不隐讳说“请共产党下台”。在此情势下，我们党不得不中止整风，被迫开展反右斗争。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决议》的论断完全正确。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长期复杂的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斗争还会发展为政治斗争。由于我们党对领导这种斗争缺乏经验，加上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某些具体背景和场合下不容易区分清楚，对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中央领导集体都有一定的领导责任。邓小平就坦率地承认：“从一九五四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六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 勇于承担责任，坦诚地作自我批评，这正是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伟大之处。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不少人也有直接的责任。整风被迫中止开展反右后，一些有特权和享受思想的领导干部，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使他们受到很大的伤害。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领导干部对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负有更直接的责任。此后，群众给领导提意见都是小心翼翼的了。1957年以后，我们党又开展了几次小规模的整风，但由于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成效都不明显。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告诉笔者：“1957年10月间的一个周末，我与稼祥同志到中南海春藕斋跳舞。毛主席问我，仲丽呀，你们单位打了多少个右派？当时，我任友谊医院院长兼党总支书记。我回答，十二三个。主席又问，你们有多少人？我说，一千二百左右，有十二个科室。基本上是一个科室打了一个。主席说，你们是搞自然科学的，有那么多右派？我不相信。你回去后能否甄别一下，砍它一半？那时的保密观念和纪律观念强。回到医院我又不能说是主席的指示。我们总支讨论多次，要往下砍，但每个科室抓了一个，每个科室主任都不同意砍掉本科室的。因为每个科室抓的‘右派’，往往都是本科室与自己对着干的‘刺头’。在整风时，这些科室领导对给自己提了意见特别是言辞激烈的人，十分窝火。整风被迫停止开展反右斗争后，给这些领导正好提供了出气的机会。在我们当时的友谊医院，有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在整风时要给科室主任提意见，一位老同志劝他说，这个主任官僚主义确实严重，但他报复心也很强，你还是不提为好。这个小伙子说，党开展整风号召群众提意见，就是让他改掉这个官僚作风的，为什么不能提？这位老同志摇头说，你呀，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个小伙子说，我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结果，那位科室主任说，你敢说党是老虎？这还不是典型的右派？！我原打算解脱几个人其中包括这个小伙子的，但由于各科室领导的坚持，原来划定的十多个右派，一个也没被砍掉。”笔者认为，朱仲丽所举的例子，可能有一定普遍性。有些人把反右斗争扩大化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是极不公道的。
　　事实证明，那时我们党内和社会上确有右派。当年被打成右派者有的如今公开承认（茅于轼2010年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所说）：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的，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且至今并不以为非。

事隔50余年的这种自白，进一步证明了当年反右斗争的必要。当然，我们也充分看到，党对当时右派进攻和阶级斗争的形势确实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在反右斗争时也确实采用了错误的斗争策略和方式，使大量的同志和朋友特别是知识分子受到伤害，他们的家属、亲友受到牵连。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也使刚刚形成的民主空气被严重破坏，毛泽东原想通过整风形成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非但没有形成，从一定意义上讲，反而助长了原来所要反对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一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总是寻机对毛泽东进行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要搞垮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就要攻击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要搞垮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首先就要丑化这个执政党的主要领袖。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们的最有效、最便捷的手段。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教训之一，就是苏联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投入大量金钱，创办和导引各种媒体恶毒攻击、抺黑、否定斯大林以致列宁。现在，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又用同样的手段肆意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甚至不惜伪造事实，极尽造谣、诽谤、污蔑之能事，恶毒攻击毛泽东。这决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企图全盘否定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质是为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舆论。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在竭力贩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时，把主要矛头集中放在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在近期甚至近几年围剿、演变、颠覆社会主义中国战略部署十分重要的步骤，是其“软实力”、“巧实力”十分重要的内容。尽管这仅是极少数人的行为，但他们能量很大。加上各种资本控制的种种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扩散与扩张作用，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恰当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