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建国以来第二次翻天覆地的变化

评建国以来的第二次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十画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快60年了，期间经过两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建国之日起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二十九年是第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时期打倒了蒋家王朝，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之后，全国劳动人民得到了彻底解放，成了新社会的主人。接着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迅速涤荡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留下的一潭污泥浊水和不平等现象。突出的是只用了两三年时间清除了封建社会的毒瘤“黄、毒、赌”，把那一部分人挽救回来，改造成了社会的新人。从此，中国社会没有了妓女，没有了“瘾君子”，没有了赌徒。随后通过各种教育运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道德风尚；人人有理想、有抱负、爱国家、爱集体、意气风发；工人农民不怕苦不怕累，士兵不怕死不怕伤，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为名不为利，大家都一心为建设社会主义做贡献；处处都有同志爱、阶级情，一人有难全社会帮忙，一人有功全社会学习，真正实现了国人梦寐以求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

这二十九年社会主义建设搞得红红火火：工业方面，解放前没有像样的工业，建国后基本上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至建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摸出了一套社会主义工业管理模式，如“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体制，工业学大庆等。从1950年到1977年，我国工业产量平均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两弹一星”证明我国科技已进入世界先进水平，为后来航天工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农业方面，通过土地改革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关系，解放了长期受苦受难的农民，并引导他们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农村的许多基础设施，水利建设，大都是六、七十年代发挥集体力量建设起来的。毛主席的许多有关农业的重要思想：如“农轻重”、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八字宪法”、“农业学大寨”等等都得到了贯彻落实，所以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后，我国农业生产一直是稳步发展的，到1977年我国粮食产量已达到6000亿斤，证明粮食问题已经初步解决。

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在解放前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的新文化基础上，民族的、大众的、爱国的、歌颂新社会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蓬勃发展，许多反映现实的文学创作、艺术作品、音乐、戏曲，至今还为人民所喜爱。革命歌曲和革命样板戏，人们还百听不厌，百唱不衰，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毛主席在开国时向全世界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大大地激励着中国人民。这二十九年，中国人民清除了长期形成的奴才思想和半殖民地病态，以大无畏的精神既敢于同野蛮的美帝国主义作斗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又顶住了苏联修正主义的压力。同时，还大力援助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尽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因此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得到了他们的尊敬。这就是建国前二十九年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解放后第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到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三十年是建国以来的第二次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第二次翻天覆地的变化，真可谓翻了天覆了地，比北方三四月的沙尘暴还暴虐。请看一下几方面的情况。

剥削阶级又重新掌握了中国命运，劳动人民又重新沦为奴隶

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成绩”就是造就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一大批新的亿万富翁。私营企业的发展就表明新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私营企业主即新资本家的户数从66万户增至430万户，增长5.5倍。私营企业的雇工从822万人增到4715万人，增长4.7倍。资本从2262亿元增至61331亿元，增长26倍。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之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那时的私营工商业户才16万人，雇工才250万，资产才24亿元。据一些材料测算，目前我国私有制经济已经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更何况私有经济至今一直在发展，其比重还在上升。

为什么这三十年新生资产阶级发展如此之快？首先是得到了潜伏在党内的走资派的鼓励和大力支持，主流学者们为之制造舆论和鼓噪。这三者相结合而形成了一个掌握中国命运的官僚买办资本集团（有人把它称为官学商“铁三角”），要把中国推向资本主义道路，这本来是走资派们蓄意已久的图谋。

现在的中国不仅有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也不稀罕。中国富翁拥有财富，从基尼系数看，大大超过了像印尼、印度、韩国、伊朗、埃及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美、英、法、德、意大利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有些人认为中国崛起了，值得骄傲的原因。所以，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2004年，我国最高收入的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贫富悬殊之大令人震惊。

那么这些大资本家大富翁又是怎样富起来的呢？解放前那些老资本家富起来是很不容易的，要经过很长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没有百八十年成不了气候；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尤其是一夜暴富。他们快速致富的门径：一是盗窃国家资产，国家在前二十九年就已经为他们原始积累好了的。盗窃的手法很多，总的一条是千方百计把国营企业搞垮，然后名曰公有企业效率低，必须私有化，于是，这些企业老总们向银行贷上一二百万就将上亿资产的国有企业收购为己有，这就是白手起家，一夜致富。其二，许多房地产商低价购买或通过政府强夺农民的耕地（有材料说，1992年起，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单靠占农民的土地而获得的土地差价就高达10万亿到20万亿人民币）。其三，他们用尽恶毒的手段获取利润，如那些迅速富起来的煤老板，就是以无数矿工的生命换来高额利润的。新资本家以上这些富法，当然离不开官员们的支持和合作。其四，为了让某些干部和官员的子女亲属们有富起来的机会，一段时间曾号召干部“下海”，于是老子当官儿当老板，或丈夫当官妻子当老板，一下子又一批人富起来了。像中国这样的富法表明官僚和资产阶级是一体的。这就是为什么在80年代陈云、彭真等老领导就提出要建立干部和家属财产、收入申报制度至今不能做到的重要原因。

这些吸人民血汗富起来的大款们，因为钱来得太容易了，花起来也就不珍惜；他们住的是王宫式的现代化高级别墅，坐的是上百上千万元豪华轿车，养的是多个“二奶”，玩儿的是花天酒地。这些新资产阶级和走资派们的腐朽生活，就是西晋时士族们的腐烂生活也不能与之相比。

新资产阶级既然在经济上占尽了一切优势，必然在政治上有所谋求：首先谋求进入中国共产党，然后是进入各级代表机构和行政机构领导班子，逐步窃取党和国家的权力。原来潜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早就为资本家入党掌权做了舆论准备，说：中国没有资本家，只有企业家；企业家与工人都是劳动人民，他们之间没有剥削和被剥削关系。于是从九十年代起走资派就鼓励和帮助资本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壮大他们的阶级基础，达到逐步改变党的性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早在中共十六大之前，虽然党章还没有修改，实际上资本家已经进入党内。中国共产党内资本家党员的比例，1993年已经是3.8%，1995年为17.1%，2000年为19.9%，2001年为29.9%.十六大修改的党章正式接受资本家入党后，这个比例一下子达到了33.9%，超过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这样的党还能叫共产党吗？资本家能共自己的产吗？难怪有人主张改党名。在中共十六大上，有三位代表就是排名在100名富豪榜上的大富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新资产阶级不仅钻进了中国共产党内，他们还直接进入了各级人大政协，并控制了一些地方行政机构。

在今日的中国新资产阶级是如此的风光，财大气粗，占尽了一切优势，那它的对立面广大的工农大众，平民百姓，当然就被重新打入了地狱，沦为所谓的弱势群体。政治上，他们当家作主的地位被新资产阶级夺走了；失去了话语权，各级民意机构有的根本没有他们的代表，有也是摆上几个做样子，比如2008年的“两会”几千个代表中弱势群体就只有三个打工仔，他们既代表了农民，也代表了工人。这又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可见“以人为本”的“人”指的是什么人。我们国家虽然“法”很多，而且据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我们扪心想一想，在这样庞大的资产阶级和它的帮凶面前，这些弱势群体能够同他们平等吗？那些小小老百姓受了欺负想去上级衙门上访讨个说法，也被追打个鸡飞狗跳，真是谈何容易。

这些弱势群体在生活上那就更悲惨了，他们已经没有了生存权。建国后的前二十九年，他们在党的带领下一心一意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那时党给了他们一个“铁饭碗”，除解决了自己吃饭问题之外，住房、求医、孩子上学读书都由国家、集体解决了，他们十分爽心，所以干社会主义的劲头越来越大。那二十九年，在工人农民中出了多少劳动英雄、先进人物。谁知改革开放以来在大批的国有企业转型（由公有制转到私有制）过程中，3500万工人被赶下了工作岗位，打破了他们的“铁饭碗”，换上了一个“泥饭碗”、“纸糊饭碗”，许多人根本没了饭碗。据东北调查；有的企业给下岗工人两万元的下岗费，买断了工龄，与厂一刀两断；有的企业每月只给一、二百元生活费，名曰维持最低生活，实际上维持不了。这些下岗工人再就业十分困难，改行又没有那么多的路，做生意没有本钱，逼得他们有的自杀，有因经济困难家庭破裂的，有女工为了求生卖淫的，也有被迫犯罪的。有老工人沉痛地说：“我们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谁知一觉醒来回到解放前。”这能不叫人掉泪吗？!

至于现在还在岗上的工人，尤其那好几千万的农民工；由于他们地位低下，失去了被关注的资格，成了资本家肆意宰割的对象，处境十分困难。为了吸引外资和适应外向型经济的需要，中国工人的工资是世界上最低的，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1/40，日本工人的1/43，泰国工人的1/4，甚至比印度还低。就是这样的低工资还被资本家七折八扣，任意拖欠，工人为索取工资被老板雇人毒打的事件，比比皆是。许多私营企业劳动保护极差，而且超时劳动，管理野蛮，工伤事故频频发生，得不到及时治疗，每年因公死亡和伤残的何止上千上万，还得不到合理赔偿。中国的“矿难”、“黑砖窑”和“血汗工厂”与解放前的“包身工”没有两样，已经丑闻于全世界。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劳资关系越来越紧张，近几年来发生工人罢工、请愿事件不少，只是媒体不敢报道，怕被斥为“误导”，丢掉饭碗。就在十七大刚开过不久，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宝屯区爱高电子厂就发生了万人大罢工事件，但被当地联防治安人员、武警、特警镇压下去了，造成许多工人受伤。据各地反映，这类事件不是个别的，每年都有很多起，2003年有60000起，2005年有87000起，这都是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口号下发生的。这里有人会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警是保护工人向不法资本家专政的工具，还是保护不法资本家向工人专政的工具呢？！

中国的政治经济已逐步殖民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对外贸易和外商在华投资迅速增长过程中，出现了两高两低问题；即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国内消费过低和对外技术依存性过高，自主创新能力过低。目前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高达80%，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而美国、日本这样的外贸大国其对外依存度才18%到20%，我国出口的一半以上由外商投资企业控制，形成了一种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日等发达国家只有5%，以“市场换技术”的梦想并未实现。巨额出口贸易的利润绝大部分为外商所获，我国工人只得到相当于美国工人1/40的低工资，却给我国留下了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工人健康受损等诸多问题。近几年来，外资在我国从合资、独资建厂发展到大举并购我国企业，特别是不惜高价并购我国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的国有企业，我国许多企业的排头兵已经或正在被外商并购。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五名的企业几乎都为外商控制；我国28个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产业控制权。在这一过程中“外商与贪官双赢”的现象严重。十年来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中有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检察日报》2007年1月2日），这些贪官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贪官，而是出卖祖国的汉奸了，这说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面临着日趋腐化、殖民化的严重危机。国际经济学家长谷庆太郎声称：“中国离不开日本的产品、技术和投资，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强而不会越来越弱，这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中国各大中城市的零售业都已为外商的大超市所控制，外国酒店巨头都在抢滩中国市场。2006年就有外资和合资建造的四星或五星豪华酒店188个。凡是省会以上的大城市，外商经营的超市、宾馆、酒店、餐厅星罗棋布，包括像星巴克、必胜客、普尔斯马特、麦当劳这样的店家，现在北京就有80多家，单麦当劳、肯德基在全国已有600多家。在上海有些地段中国商人已经插不上手，甚至被排挤。有学者指出，美国人在中国销售的不仅是产品，还有文化，而这种文化正是许多中国人想要的，十年前没有想到，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闲暇生活中会有如此多的美国特色，晚上进酒吧，白天逛购物街，玩迷你高尔夫，冬天去滑雪场，夏天玩水上乐园。所以外国旅游者初到上海黄埔一看，惊呼“这还是中国吗？”

有人这样概括在中国的外国投资商，他们拿出30%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中国资本只能拿30%利润。而那种贴牌生产，专家估计，外国人拿走了92%的利润，中国只拿到8%。所以有国际媒体将中国企业比作“国际民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组装中心。美国有人估计，过去十年来，廉价的中国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亿美元，2006年单单美资企业产品在中国国内市场销售总额达800亿美元左右，利润约100亿美元。这些年来，我国用大量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填补赤字，如今美元大幅贬值，吃亏的仍是中国。

美国一直用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压我们，但情况并非如此，以美国苹果公司销售的个人影音工具为例，每台中国仅收入近3美元，占售价300美元的1%，而美国获得163美元。但是，从中国每出口一台iPod到美国，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就增加150美元。所以前商务部长薄熙来一针见血得说：“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还有人说我们出口的是实物，得到的是贬值美元符号。这就是殖民化经济的反映。

所以，有学者这样说：“西方鼓励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在主权国家间不存在纯粹的资本，资本具有经济和政治两面性。资本在中国取得经济利益之后，现在进入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最大化就是要求中国用法治、人权和民主来消化所谓不确定状态，以保障资本在中国的长期利益。”这段话对西方资本进入中国的目的和作用说得十分清楚，国人应深思之。

既然资本具有经济和政治的两面性，经济上殖民化，政治上就有依附性。改革开放三十年，这种依附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九十年代，美国飞机不断深入我国沿海侦察，并公然冲击我升空示警飞机，使我受到重大损失。美国侵略南斯拉夫狂轰滥炸贝尔格莱德时，我国虽然对美国这种侵略行为一声未吭，但我驻南使馆仍被美机投弹，炸死炸伤我官员多人。这是两起受辱的重大事件，虽经交涉，美方一直横蛮，并未作出像样的道歉和赔偿，更未惩凶，也就不了了之。恰在这时，我国总理仍按原安排访美，并说此去是为美方消气。美帝毁我飞机，无端炸死炸伤我使馆人员，不认真道歉、赔偿，严惩肇事者以消中国人之气，反而我总理去消他的气，这叫什么政治，什么外交，中国人不是比西方人要矮三尺吗？！

美国经常找茬挑衅我国，美国总统和政要们多次接见达赖喇嘛和“民运”分子，最近，布什又公开狂叫要把共产主义同恐怖势力一起消灭掉，美国国会公然作出支持达赖分裂西藏的决议。而我们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高层领导人对美国这些挑衅行动，从来不吭一声，不予揭露批判，这又叫什么政治，什么外交，是为了要塑造和谐世界不与之斗争，还是有别的难言之处？！

美国一再强调要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一直应声而说，我们是负责任的大国，所以中美两国结成了战略伙伴，经常进行战略对话，十分“亲密”。美国所讲的“负责的大国”，无非就是要中国对美国在全世界的利益负责任，有人心领神会，对美国的利益照顾得十分周到，比如用大量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解决财政困难分忧，2007年以来，美国因次贷危机引起美欧经济衰退，几家银行濒临破产，我国急忙注资百亿美元以拯救之。总之，我们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景气，十分“担忧”，怕资本主义“万岁”不了，影响我们赶资本主义的末班车。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与美国合作得很好，得到了美国的称赞。美国国务卿赖斯说：“在朝核问题上，中国很有影响力，而且发挥了正面影响，而不是负面影响。当然美国对中国既用胡萝卜也用大棒，既有表扬也有恐吓，赖斯最近访华就进一步要求中国在世界事务发挥稳定的影响力，并警告中国在转型期的经济运转中不要违背国际规则。与此同时，美军太平洋司令基廷2008年年初访问中国时，向中国挥舞大棒，要中国领导人向他解释中国增加军费的意图，并且还要向他说明中国拥有些什么武器和装备、武装部队的开支以及这些部队的训练和战备情况（你看这是平等国家吗？）而且他用前美军太平洋司令丹尼斯·布塞尔的话警告中国说：“别惹我们。”基廷自己也说：“我们已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们想让所有人知道，我不会失败。”赖斯是文的，基廷是武的，文武一齐向我进攻，咄咄逼人，可是我们的媒体一直在渲染中美关系如何的美好，好像美国是在关怀我们，不是在敌视我们，应该向美国表示感谢才对。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与美国（包括所有西方大国）的关系，形象点说，已经用两根绳子捆在一起了，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一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实行市场经济，大量引进外资，促进中国私有化；二是响应西方的一体化即美国化，融入国际社会，用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来改造中国。到目前，中国所有制私有化已经基本完成，现在关键就是政治改革了，前两年资改派在“西山会议”上已经提出这个任务了，他们所说的政治改革就是用西方的政治模式来改掉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具体说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军队国家化，实行西方的普选制度，所以他们公然说共产党执政是非法的，连胡锦涛的国家主席职位也是非法的，“人大”也是非法的，因为没有经过西方式的普选产生。他们说，不是要融入国际社会吗？不是要与国际接轨吗？为什么这个不接轨了。2008年“两会”期间，老右派走资派们以《南方都市报》、香港凤凰卫视为宣传阵地，以广东、香港为活动基地，大肆鼓吹西方式的政治改革，思想解放冲击两会，向中央施压。这时，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外相也跳出来说“中国国内外的人们都关注中国下阶段的政治发展”，明目张胆地支持我国内的资改派。

纵观这30年，我们在国际上已经陷得很深了。如果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们不团结一致革命到底；如果我们广大的劳动群众在被蒙骗中不幡然醒悟，奋力抗争，中国就有可能发生三种情况：1.在西方国家唆使下可能爆发“颜色革命”，国家分裂。美国从“颜色革命”中尝到了甜头，这几年它仅花了46亿美元，就在几个国家得手，最近在我国新疆、西藏连连出事，就是向我们敲响了警钟。2.西方向我们动武，逼我们屈服，布什已经发誓要把共产主义铲除干净，虽然我们已经融入了西方社会，共产主义已经不提了，但人家说你还叫共产党，你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他总不放心，而且美军早就把布置在欧洲的军队调整到西太平洋，并且着重建设了关岛军事基地、日本横须贺基地、新加坡海军基地，目的就是威胁和遏制中国。3.在西方加强和平演变和威逼诱降下，中国出现第二个苏联崩溃亡党亡国的结果，这才是令人十分担忧的。

社会风气和思想文化趋向糜烂

九十年代，走资派有人发明了一种理论叫什么“代表”，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只看他说的先进文化都是些什么东西。

众所周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腐败文化乘机而入；国内的封建文化沉渣泛起，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风靡全社会；金钱腐败着人民，导致道德滑坡，腐败丛生。传播西方低级庸俗的腐朽文化的夜总会、酒吧间、卡拉OK厅、歌舞厅、游戏厅等在所有城镇应运而生，星罗棋布，这些文化垃圾腐蚀着人们的灵魂，糜烂着人们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先进文化”。

现在是殖民文化卷土重来，一部分国人到处都呈现一种殖民心态，什么都是西方的好，孩子上小学就去国外读书，干部也到国外去培训，语言也要学港台西方的。只要街头一站，数不清的殖民文化色彩映入眼底；广告有殖民文化色彩，宣传画有殖民文化色彩，歌舞厅传出的音乐有殖民文化色彩，殖民文化还表现在英系文化中的所谓“张艺谋”现象，有专家说，张艺谋现象是一种迎合西方文化霸权的“后殖民主义”边缘心态的表现，他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心理体会很深，故投其所好。张艺谋以及陈凯歌就是借用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把我国民族风情的野蛮丑陋的一面向西方呈现，以满足“西方中心”的霸权心理并讨取后殖民主义的欣赏，而且屡屡成功，有人甚至封他为艺术大师。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艺术表演，其总设计师就是这位张艺谋，以取悦于西方人。

这种殖民文化，在赵紫阳当政时就有《河殇》问世，赵视之为国宝，准备奉献给新加坡李光耀，适逢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对改革开放有所觉悟，鼓励批判了《河殇》的辱祖文化，这才作罢。这种殖民文化延续到今天更有泛滥之势，就在2007年中共召开十七大前后，在全国各地电影院放映了一部名为《色·戒》的电影。台湾导演李安根据汉奸作家张爱玲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我国文化界一些人视之为电影“经典”。电影把汉奸头子描绘为英雄，把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描写成一群无能、智弱的小丑。而且影片着力展示色情手法，宣扬所谓“性文化”的一面。此片在全国放映，影响极坏，赞扬者称赞“它开了大胆性爱的先河，体现了人性的回归，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当然也遭到爱国者的强烈谴责，一群大学生上书文化部指出：“《色·戒》则是把‘黄、奸、毒’文化推到了极端，五毒俱全……应被国人唾弃。可像这样的‘汉奸文艺’和倡导糜烂生活的影视文化，今天却登堂入室，已然泛滥成灾。”让有志的青年人十分失望。

这三十年，国内的封建迷信思想又泛滥成灾。当前看相、算命、看风水、拜菩萨、选吉日等封建迷信活动，风行于全国城乡，并渗透到党政上层。外国媒体都知道中国人迷信“8”这个数字，所以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时间都是几个“8”字，不知这是巧合还是明目张胆地推行唯心主义。

现在儒学很吃香，宣传中庸之道、以和为贵的调门很高。不但要孔老夫子出来帮助创建和谐社会，还要他领头创建和谐世界，据说在国外已有孔子学院一百多家，成绩是很大的，让各种肤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以和为贵的，已经放弃阶级斗争三十年了，你们应当欢迎。自“五四”时期梁漱溟提出“新儒学”后，长期以来台湾和海外华侨学者中有不少人在提倡新儒学。这种学术思想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为国内学者和政界中某些人所接受，他们企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用儒学偷换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实质就是“以儒治国”，建“和谐社会”。

还有一种文化也是在改革开放中泛滥起来的，就是“痞子文化”。痞子文化是以“钱”为中心，以“俗”为本质，是那些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者们以及从非公有制经济中“先富起来”的暴发户们所信奉的。由于这些人当中一部分是干部子弟，只知道“无本暴力”和吃喝玩乐；另一部分基本上是赖皮分子和流氓无产者中的“能人”和“明白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在改革开放之初有劣迹和前科，这些人文化水平低，缺乏道德观念，一富起来就财大气粗，胡作非为，使他们固有的痞子文化心理恶性膨胀，其基本特征是唯利是图，玩世不恭、及时行乐。这批人本来就是痞子，暴富之后就成市侩了，罪犯赖昌星可作为他们的代表之一。

市场主义在八九十年代还拥有自己的作家，鼎鼎有名的王朔就是其代表，王朔的创作方式就是“侃”“涮”。这种市场文化一度被奉为时尚。我们不妨从王朔的《自述》和《我是王朔》中了解他的市场文化的内涵。他说：“我在金钱面前全傻，我是拜物狂，那种金钱的东西我很难拒绝。我看有钱比什么都强。”“手头渐渐宽裕，人也扬眉吐气了。”“作家和妓女一样，都是从事‘卖’这个行业，只是出卖的东西不同而已。”他说他搞影视剧就是让老百姓做个梦玩。他还说：“我感兴趣的生活方式里，就有暴力，有色情，有这种调侃和这种无耻，我就把他们弄出来了。”写到这里我就想起了当今的“赵本山现象”，是不是可以与“王朔现象”类比。

有人为了给殖民文化、封建文化以及市侩文化正名，辩护，编造出种种“论据”，如说，文化也要“纳入国际社会”，也要“与国际接轨”，要“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还要“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因此就把这些文化统统封为“先进文化”，而且是当今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可了不得，所以张艺谋、赵本山之流那么风光神气。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除了上述那些属于“三个代表”的“主流”文化之外，民族的、爱国的、革命的、大众的文化也还是有的，不过被边缘化罢了。三十年来，虽然不少“政治家”、“作家”告别革命了，但是还有一些老同志和有革命气节的知识分子、作家，在困难条件下经过斗争发表了不少好的作品。更可喜的是这几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公园文化”，主要是离退休干部少则十几人，多则成百上千人在一起高唱革命歌曲、样板戏，以抒发他们的革命激情。

自然环境和资源受到严重破坏

资产阶级是私有制社会中剥削最残酷、最没有道德的阶级。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资本家集团利用一切新的手段加倍向劳动群众进行残酷剥削，同时运用新的科技毫无节制地掠夺大自然的资源，使全球的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也就破坏了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全球气候迅速升温，空气恶化，河流污染，水质下降，森林减少，农田破坏，样样都威胁着人类的生活和生存，如果资本主义社会长存下去，人类就有自我毁灭的可能。日本有学者说：“资本主义全球化只关注创造金钱的能力，而世界的真正财富正在迅速遭到破坏。首先自然的生存资本正在消失，森林、渔业和矿产资源正在逐渐枯竭，有毒的化学物质在市场上泛滥，危险的废弃物使用于生产的土地和水减少。由于工人被当成一次性商品，人力资源也受到严重破坏，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罪恶。”

解放后，我国本来走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公有制经济，由国家掌握经济发展，有计划有目的地使用资源，保护自然，注意环保，所以在八十年代前环保问题并不突出，蓝天白云的日子比较多，晚上可以参观漫天星斗，心旷神怡。自从改革开放，恢复私有制以来，搞市场化的自由经济，政府“一心一意谋发展”，其他一切都不顾；私营企业主们为了迅速富起来，急功近利，顾小利而舍大局。比如在采矿业方面，八十年代胡耀邦就号召“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于是除了原来的国营企业外，大小私营矿蜂拥而上，布满了全国所有矿区。这些私营企业在各级官员的鼓励和保护下，为了多采矿多赚钱，与国营企业抢矿，不惜违规操作，使全国许多矿山遭到破坏，多少矿产资源被白白浪费，同时矿难频发，许多矿工兄弟惨死在违规操作的矿井中。不仅如此，由于乱挖乱采，有些矿区出现了山崩地裂，破坏了大量农田，威胁到附近村民的安全。十年前经有关部门调查，全国矿山企业因采矿破坏的土地面积为2335万亩，在矿区到处可以看到塌陷的大坑。据专家们测算，全国平均每采一万吨煤要塌陷土地3亩，高者可达3.85亩，据估算，全国每年因采煤就要塌陷土地70平方公里。

在山林方面由于实行懒办法，改革一开始就把国有森林承包给个人，一些承包者怕政策生变，砍光原有树木出卖，先捞一把；加上一些奸商勾结地方官员偷伐森林，致使我国森林栽的跟不上伐的，森林面积迅速减少。由此，每到雨季，水土大量流失，江河淤积，原有的水利基础设施被破坏，没怎么建设新的，所以连年闹水患也就是必然的了。有材料还说，由于森林减少和土地退化，我国已经有70%到90%的野生物种灭绝了或濒于灭绝。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水质迅速变坏。不但湖泊受到污染，就是大江大河、沿海的水质都在迅速下降，严重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以黄河为例，据2004年的材料，由于黄河流域急剧的经济开发，污染迅速加剧，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黄河中繁衍生息的鱼类已有三分之一灭绝，沿海居民出现了异常多的癌症患者。山东省黄河支流的下庄村村民，由于饮用了受污染的地下水，全村1450人中竟有癌症患者百余人。人们认为最干净的长江水现在也同样受到污染。现在中国几乎有一半的城市饮用水供应紧张，七大河流（长江、黄河、珠海、淮河、辽河、松花江、嫩江）可净化为饮用水的河段不足30%，其余的已遭到重金属和其他化学物质的污染。

在一些大中城市周围和工业集中的地区，其污染情况同样令人触目惊心。据报道，在河北石家庄私营企业集中的地区，一些农民愤慨地说：“我们现在是地不能种，水不能喝，味不能闻，老板们赚了黑心钱，可我们怎么过日子。”本来是小麦绿油油的季节，但由于工厂的污水废气排放，许多麦田已变成白茫茫一片，寸草不长。

空气污染对人的健康危害极大，当前我国病亡的人中患肺癌的占首位，主要是空气污染和水质下降所致。汽车排放的尾气比烧煤产生的气体危害还大；工厂放出的废气包含多种致癌物质。北方在三四月还有沙尘暴的肆虐，严重时让人喘不过气来，对人的肺、气管都有严重损害。

国际媒体有报道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0%；中国南方的大洪水，北部和西部不断向东推进的沙漠，工业地区工业废气形成的黑云，使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走向经济强国的道路上有搞垮自己生态的危险。

加拿大著名学者瓦茨拉夫·斯米尔认为：中国每年给环境造成的破坏基本抵消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国最大的错误在于效仿美国的经济模式，比如中国把汽车产业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支柱，如今中国汽车产业的规模居全球第三，使许多城市的交通陷于瘫痪，汽车尾气让城市居民透不过气来。

新的三座大山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

改革开放的设计者说，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因此农村受害最大。那时我也曾去农村，不少地方农民知道上面要解散人民公社、生产队，搞个人单干，他们并不赞成，比如云南洱海边上的白族农民就对我说：“我们这里生产搞得好好的，亩产稻子已经有了八九百斤，大家生活已经过得顶好了；而且人民已经习惯了集体生产生活，一个队就像一个家庭，大家互帮互学，一起劳动十分开心，这有什么不好。西双版纳的傣族同胞也有类似的反映。但是后来听说在上面的压力下，不愿解散也得解散，能顶住的不多。

农村改革三十年来，改成了什么样子，恐怕是设计者原来没有估计到的，改来改去改出了三农问题和新的三座大山，这是他的本意吗？！本来在农村集体化时期经过不断的探索改革，农村形势越来越好，进入七十年代，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都提高很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但解散人民公社实施单干后，不仅妨碍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和科学技术的运用，而且原来建立起来的农业基础设施受到破坏，新的建不起来，减弱了抵制自然灾害的能力，这就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致使九十年代以来，粮食生产呈现徘徊、停滞或低速增长的态势，城乡收入的差距又重新扩大。城乡差距1978年为2.5：1，1985年曾缩小为1.85：1，1990年又扩大为2.8：1，2005年进一步扩大为3.2：1。

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原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如医疗、教育、住房、五保等也随之解体了。那时，农民看病不要钱，而且十分方便，公社有医务所，生产队有赤脚医生，当时世界卫生组织都十分赞赏中国的医疗制度。改革开放把医疗卫生市场化以后，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成了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原来农民子女上学的费用，从小学到高等教育都是由国家和集体负担，改革开放把教育市场化以后，农民子女上学就自己掏钱了，上学难的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这又是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原来农民住房的问题，土改时公了房，后来就由公社、生产队集体解决了，改革开放后一家一户谁也不管谁，谁也管不了谁，现在农村除了少数工商户和乡村干部盖起新房外，破破烂烂的危房不少，经不起狂风暴雨袭击，所以今年初南方雪灾，一下子就压塌了几十万家农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压在农民头上的第三座大山。有了这新三座大山，就像旧社会时期的老三座大山一样，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

旧社会农村百姓无法生活，就携儿带女往外逃，现在农村百姓无法生活，就扔下老小进城打工，想挣钱治病、上学、盖房，所以形成了每年春节时期农民工大迁徙人潮。往往几万几十万人滞留在车站，偌大车站人头攒动，可见苦不堪言，既蔚为壮观，又让人心酸，这真是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村有多少人因治不起病而死亡的，有多少孩子因无钱上学而失学、辍学的，有多少人因盖不起新房而在风雨飘摇中挣扎的，在高调建设新农村的今天难道不应该冷静思考吗？九十年代时，那个走资派就用GDP的数字以平均的办法瞎说中国在总体上已经进入小康社会了，这正如一首打油诗所说：“张家有财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这种平均法就是那些走资派们经常用来欺骗老百姓的一种办法。

中国的“三农问题”、“三座大山”的问题，不是向农民减费免税、施小恩小惠能解决的。有些领导只会当“慈善会长”、“救火队长”，他不是考虑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问题。河南南街村党委书记这样说：“中央对建设新农村提出了那么多条，就是缺少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这根本一条。”有材料说，现在农村自发搞农业经济集体化的村已经有六千多个，有头脑的农民也知道小农经济是走不通的，封建社会搞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最终还是破产，更何况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向农民减费免税，补这贴那，对农民当然也有利，但这是治标不治本。农民已经普遍反映；他们从减费免税得的好处，被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涨价冲走了，如再遇到天灾人祸，就很难翻过身来。

新三座大山不但危害工农弱势群体，城市居民和一部分收入不高的白领阶层也同样深受其害。一个月只有两三千元工资收入的人员，如果没有别的灰色收入，孩子上学、看病就难对付了，休想买房。如贷款买房就当一辈子的“蜗牛族”、“房奴”，所以有些年轻人无奈就只好与父母住在一起当“啃老族”。

当前，一般老百姓就是经过千难万苦让孩子上完大学，但能不能找到工作这又是一道关。2008年11月26日，武汉市17万应届高校毕业生冒着寒风冷雨参加了三场招聘会。早上7时就有数千学生赶去排队，到上午10时求职队伍长达数公里，场内是人山人海，结果大多数人还是垂头丧气而返。据省教育厅统计，2008年湖北省有36万高校毕业生，困扰着家长，也困扰着国家的教育。这是取消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的结果，他们认为统一分配是大锅饭，打破了就可以一扔了之，国家可以不为此操心犯愁了，官员也可以省心睡大觉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搞单干，工业搞承包，教育实行自由就业，这些都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懒办法。三十年来，市场自由主义这套懒办法给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带来多大的伤害。

这一切都是用欺骗的手法进行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九年来，一直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深入人心，现在要想否定这二十九年的成果，抛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科学社会主义，换个特色社会主义，全国人民会不会同意，设计者们不无考虑。但设计者既然决心已定，于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步步推进。第一步先放气球试探，看看反映；首先以中央党校派教授去地方作报告，影射攻击当时党的主席华国锋，说他搞“洋跃进”（指上钢），指责他到处题词，搞个人崇拜，说他年轻没有经验，不配当党的主席等等，当然醉翁之意不全在酒，是想连带抹黑毛主席，因为华是毛主席确定的接班人。接着是指使一些部门推倒毛主席的塑像，这就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当时云南傣族同胞就公开气愤地说，谁要是反对毛主席，我们坚决不答应。设计者后退了，没有再继续，所以才有现在一些单位毛泽东塑像还存在；还有更恶毒的就是利用党校这个系统向下造谣散布毛主席的私生活如何如何，想进一步在人民心中抹去对毛主席的崇敬。当时在天安门搞“民主墙”也是针对毛主席和华国锋来的，结果群众不买账反把火烧向了设计者，民主墙也就很快撤掉了。

接着，设计者们又用歪曲的手法公开攻击前三十年，丑化、否定毛主席，为改革开放造舆论，这个内容就多了：其一，设计者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来否定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按此逻辑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问问设计者，是不是“有钱就是社会主义”，那么，欧美发达国家就应该是老牌社会主义国家了，更何况老一代的革命家们谁也没有说过“贫穷才是社会主义”。每个社会制度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从贫穷到富裕，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所以，说起来改革应该是制度本身的自我完善，不是推倒重来。要说改革，毛主席才是真正的革命家，他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做了长时间的调查研究，最后成为公社、大队、小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核算，各负盈亏，这样人民公社逐步得到完善，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国农业就进入了稳定健康的发展时期。毛主席在教育、文化等等方面都有许多精辟的改革主张。所以对社会主义来说有两种改革，一种是毛主席所做的为了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另一种则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所做的把苏共改为“全民党”，把苏联改为“全民国家”的反动改革，结果走向亡党亡国。

其二，设计者们说：“毛泽东时代是闭关锁国，不搞开放，所以我们国家落后。这又是颠倒黑白，向毛主席头上泼脏水。众所周知，建国之初，是美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主动从中国撤出外交机构，拒绝与新中国往来，想把新中国饿死在摇篮里，不是我们不开放，而是人家不来，也不让我们去，这种局面也还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扭转的，经过长期努力，1971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又促使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使中美两国开始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随后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也才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样才有了交往。有利交往才有生意可做。毛主席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就说了“跟资本主义国家生意总是要做的。”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禁运封锁之后，在1973年，中国就从西方引进了十三条化肥生产线，这些设备投资以后，使我国的粮棉生产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必须注意，我们的开放是有原则，是立足于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开放，绝不是附庸化、殖民地化的开放。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比设计者讲得更透更深，也抓得更早，更符合中国国情，这难道不是事实。

其三，设计者说，毛泽东只搞政治运动，不抓经济建设，政治运动就是整人运动。这个问题在前面列举的许多材料已经谈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绝大部分精力都是用在抓经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上。“土地改革，农业互助合作，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面红旗，六十年代初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人民公社化运动，那一项不是经济工作或与经济有关。特别是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以及后来工农业建设方面的许多经验形成的方针、政策，哪一件不是毛主席在实践中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以苏为鉴”，根据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标志着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形成了系统而全面的思路。怎么能说毛主席不懂经济、不抓经济建设呢？现在一帮人按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依样画葫芦，自己不动脑子，结果搞得问题一大堆，这是在认真搞经济吗？至于当时的政治运动，除了清除潜藏在内部的敌对分子的肃反运动之外，诸如整风、反右、三反五反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总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和认识水平，扫除建设社会主义的阻力，当然运动中难免出现一些偏差，但要从大局认识就好理解了。刚建立政权的共产党，要战胜强大的内外资产阶级和敌对势力，要战胜几千年的传统思想和习惯势力，不下狠心，不经过艰苦的斗争过程是不可能的，否则中国早就变修了。改革开放以来，设计者否定了阶级存在，否定阶级斗争，不要政治工作，不提思想教育，只长经济，不长精神，结果怎么样了呢？2008年西藏3·14事件的教训还不严重吗？是到了认真总结的时候了。改革之初，设计者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制造出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扩大了阶级矛盾，造成社会长期动荡，这也是脑子缺少了“阶级”这根弦的结果。

其四，设计者说毛主席搞独裁专制，作风不民主。凡是五六十年代就在机关工作的同志，都会感觉到那时的党群关系、上下关系、同志关系都是十分亲密的。中央有重要政策出台，都是先向各级干部吹风，出台后又及时向各级干部和群众传达，所有干部都能经常阅读到中央文件，能及时了解中央的政策精神。在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各界共有一亿五千多万人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真是做到了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

至于毛主席个人的民主作风如何，曾在毛主席身边当过秘书的师哲说过一段话，他说：“主席在党内作风民主，有一套工作方法。凡是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都是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常常先不规定会议的中心，大家可以敞开思想，随便发言，无论讲什么，他都耐心地听，从不打断，因而会场气氛十分活跃。”据吴冷西回忆：在大跃进，人民公社纠‘左’期间，毛主席多次作过自我批评，那时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认自己那一部分责任。后来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又作了自我批评，毛主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这难道不是伟人的博大胸怀吗？后来的领导谁做到了这一点。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毛主席十分谦虚，胸怀坦荡，从延安时期起，毛主席一直反对“毛泽东思想”，尤其反对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从1948年11月起，毛主席在审阅重要文件时把凡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删去，所以“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但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作用，丝毫没有影响毛主席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有人把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拥戴尊敬，说成是毛主席搞个人崇拜，搞独裁专制，我不禁要问了，现在的领导把自己看得十分完善，不但从来没有犯过错误，而且有“理论”有“观点”有“代表”，直往自己头上戴桂冠，也不问问广大人民认同不认同。人民有了意见，还一概不许争论，只许他说了算，从没有一点自我批评，这又能说是民主吗？

以上四点，就是当时走资派、设计者们心怀鬼胎，为了颠覆社会主义，大肆造谣，混淆是非，攻击毛主席，否定前二十九年，为改革开放制造舆论的主要内容。

与此同时，设计者们在组织上也采用许多手法：首先是平反冤假错案，这是很得人心的一点。本来真正的冤假错案任何时候都应该平反，但是把前二十九年的所有的“运动”都加以否定一风吹，这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运动”都是政治运动，是当时的党中央统一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运动中有的单位有的地区过了头，产生某种扩大化，有搞错了的不可避免，加以鉴别纠正就是了，但不能一风吹；这一风吹的结果，就是不分对与错，被冤枉的和没有被冤枉的，统统“解放”出来，有的当然就三呼万岁，故意为走资派另起炉灶冲锋陷阵，这些人就成了改革开放的基本队伍。

所以，改革开放之初，重要的是识人才，选干部，去阻力。前面说到了选人才最重要的是看他在前二十九年中有冤情和怨气；冤情越大怨气越高，他就越能理解改革开放而为之出力。至于抗日战争时期培养的一大批六十岁左右的老干部，虽然还年富力强，但这些人是毛泽东思想培养出来的，可能是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不能让他们当道，必须一刀切下去，名义是干部要年轻化、专业化，你们既不年轻又无专业，应该下来，又美其名曰这是“废除终身制”。

下一步就是为私有制探路。有人注意到改革开放的第一批私营企业主中不少人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或者有前科的；不少是亡命之徒，胆大敢闯，不怕担风险，这就可以利用他们为私有化开路作贡献。

这还不够，改革开放必须稳着来，就是要韬光养晦，摸着石头过河，不能一下亮底牌。有人打比喻，比如目的地是天津，不能直说是去天津，先说是去廊坊，到了廊坊，就说是去杨村，到了杨村离天津就不远了，目的准能达到。还有比如开车，你往右拐时打左灯，人民以为你是往左不是往右，就蒙混过去了。

说到韬光养晦，设计者一辈子都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就是韬光养晦发达起来的。比如他犯了错误受惩罚，他可以向领导发誓他已经永远记住错误，对处罚永不反悔，但时机一到，他居然成了一贯正确的人了。又如他倒霉时见了年轻领导，就说你年轻有为，还能为人民工作几十年，但时机一到，还不是纠集一批人就把这位领导轰下去了。所谓“韬光养晦，就是隐藏自己的真面目，避害趋利，以待时机。有走资派在敌伪时期十分可疑，但摇身一变成了烈士后代，居然窃取了高位。有设计者大言不惭地自称是人民的儿子，但只是他爹的儿子，继承他爹的衣钵。我想将来总有一天这些人的历史、家庭史总会大白于天下的。当年袁世凯不是也曾骗了不少人向他三跪九叩首吗，后来历史证明了他原来是个窃国大盗。解放后，人民只过了二十九年的好日子，而今改革开放三十年又重新把中华民族推向灾难之中，老百姓遭殃了，呜呼！奈何？！不过，我相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总是会前进的。住院时一个护士说得好：将来总会还要出毛主席那样的伟人，把过去的幸福社会再搬回来。

（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