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一个老记者所见识的文革

陶东：一个老记者所见识的文革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且看陶东这个过来人、退休老记者的所见所闻和所思。　　

1966年下半年，正读初中三年级的我遭遇文革。开始是批“三家村”。后来有的师生觉得“隔山打炮”不痛快，找了几个出言不慎的老师当活靶子，时不时召开批判会，学校的运动开始了。　　

1967年，学校文革如火如荼，开始把矛头指向校领导和当地领导。后省委书记指示“抓右”，这种趋势得以短暂遏制。同年10月，全县选了一批“保皇派”师生赴北京取文革之经，我作为二代表之一，到县里参加赴京前的培训。赴京前夕的欢送大会上，我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向县委书记朗诵并递交了决心书。在北京，我县的200多名师生代表被安排到万寿路育英小学附近的中直机关餐宿，接受军训。餐宿条件很好，军代表张排长和蔼可亲。大约一周后，我们到西郊机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秩序较好，但由于大气灰蒙蒙的，加上隔得远，只隐隐约约望见毛主席的影子。在京期间，我们到天安门后面的城楼上、北京市委、北京大学等地参观，看了刚出现的“打倒刘少奇”等大字报，颇为惊奇。回到学校，校领导让我代表赴京师生，向全校师生汇报了赴京见闻。此时，校内又开始出现批判校领导和“保皇派”的大字报。　　

1968年，已推迟毕业的我们在学校时而“停课闹革命”，时而“复课闹革命”，校内外的文革“战火纷飞”，全国许多地方发生武斗事件。我们学校800多名师生，成立了4个红卫兵组织，互相搞口头和大字报攻击，好在基本没有武斗事件。但学校所在地，多次发生打伤“走资派”、“保皇派”和“四类分子”的事。这年年底，我们终于拿到毕业证书，离开了学校。　　

1969年初，我成了“回乡知青”。父亲不幸患了癌症，刚满18岁的我陪护他到省城治病。省城已没有武斗，秩序较好。从省城回乡不久，父亲逝世，我挑起维持全家五口生活的重担。生产队选我当了会计，自然要参加大队部的一些活动。农村生产大队也搞文革，但基本不误生产。我们大队没有“四类分子”，文革只批大队支书和大队长，只搞文斗不搞武斗，我是只看不斗。　　

1970年至1971年，各地党组织相继恢复，整党建党、吐故纳新成了主题。我入了党，先后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委员，主要在公社做党建、纪检工作。一年时间，办理了60多人的入党手续，恢复了20多个党支部，报送了处分5个党员的材料。这些受处分的党员，只有1个多吃多占，其他都是犯男女作风错误。一个才20岁的未婚青年，竟落实了4个人乱搞几十人的“性案”材料，真不容易！　　

这两年，我们县的好几个造反派头头被判了有期徒刑。林彪事件的发生，像晴天霹雳，震得我们新党员头皮发麻。　　

1972年初，我有幸成为正式的国家干部，进了县革委政工组组织组（后改为县委组织部），从事干部考察工作。按领导要求，在填写考察表时，重点之一是写明该同志在文革中是否经得起考验，是否参加过“造反”。　　

1973年，我被派往农村“办点”，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的农村，科技热已取代文革热，我成了半个农技员。　　

1974年至1975年，我成为县委农村工作队的一员，任工作组长，继续在村里与农民“三同”。白天劳动，晚上主持农民政治夜校的活动，累得够呛。领着农民搞“批林批孔”，开“赛诗会”，也很伤神。虽然重政治，但更重当年生产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1976年，我继续任工作组长，在另一个公社的大队“三同”。抓政治、抓生产依旧。年初周总理逝世，痛心。清明北京出大事，震惊。9月毛主席与世长辞，悲恸。尔后是“粉碎‘四人帮’”，更是大吃一惊……　　

文革宣告结束，我的农村工作队生涯也结束。此后几十年，我和一些同学、同事一直心事重重：　　

全国动乱怎么持续了十年呢？　　

十年文革是“浩劫”，那强盗头子是谁呢？　　

“四人帮”和林彪集团，是怎么混到一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