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一九五八

难以忘怀的一九五八　　

一九五八年，我正在读小学六年级，这一年所发生的一些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1）          未来的美景令人心醉　　

下派到我们大队的工作组组长姓索，叫什么名字，不太清楚，社员们都称他为老索。村里三六九开会，老索总是給社员讲集体化的好处，讲苏联集体农庄庄员如何如何幸福：诸如“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电灯、电话、洋梨洋靶”，直说得我们心里痒碌碌的，真希望我们明天就能过上苏联集体农庄庄员那样的生活。“吃食堂”时，老索经常这么说：“各家的小锅，今天可用来炒白叶（红苕叶）什么的，明天就可用它来炒鸡蛋了。”在我那幼小的心灵中，幸福美好的明天似乎就在眼前。有一首歌，我们当时唱得特别起劲“人民公社好呀，红旗升上天，学文进学堂呀，习武把枪练。办工厂、修水电，公共食堂、代销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共产主义早实现呀！。。。。。”不仅歌词如此，事实上也的确出现一些新气象。如：青年人大多参加基干民兵，定时开展军事训练；为解决众多人不识字的问题，农闲扫盲蔚然成风；每个大队都办起了学校，适龄儿童可就近入学；不少生产队还办了托儿所和幼儿园。。。。。。还有一首“社会主义好”的歌曲，当时也非常流行。　　

（2）          我要探索方箱中的奥妙　　

听说圩里放电影，我连晚饭都末来得及吃，就屁颠屁颠地往圩里跑去。只听得动人的音乐声迎面传来，跑到电影放映处一看（在孟圩村的中部）原来声音是从挂在固定电影屏幕的一根杆子上的小箱中发出的。只听得锣声、鼓声、唢呐声，声声悦耳，“夫妻双双把家还”“十八礼相送到长亭”句句感人。我真呐闷：这个小小的黑箱子咋这么神奇？箱子中这个小小空间怎么容得下那么多的人？我前面看看，后面瞅瞅，除听到的音乐声响度不同外，出现在我眼前的还是那个黑箱子。作为一个小学六年级的我确实弄不明白，请教大人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小脑瓜子一直在左思右想，直到电影放映，还在遐想。这个印象实在太深，几十年过去了，所放电影的名字已经忘记，可那个小方箱，我却记忆犹新。　　

（3）          优良品种的引进使秋季获得丰产　　

一九五八年的午季收成很不好，收割下来的小麦，在秋粮未下来之前，就被吃光了，无奈的社员只得用瓜菜，甚至树叶充饥。然而秋季却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稻穗沉甸甸，大豆夹鼓鼓，地里的红苕个个像个小孩头。为啥午秋二季有这么大的差距，客观的说，除风调雨顺之外，应该感谢政府对优良品种的引进和旱田改水田试验的成功：原来本地红苕成条状，个头小，须根多，产量很低，成立人民公社后，公社从山东某处调来了红苕良种，经过精心栽培，秋季长出的红苕，个个如小孩头，极大地提高了红苕的产量；再说稻谷，原来此地只习惯于种懒稻（旱稻：如同中冬小麦那样的方法）公社成立后，推广种水稻，把原来靠近沟渠的那部分旱田改成水田，从他乡调运豆饼粉碎沤泡作肥料，果真获得了秋季水稻丰收。当年秋季，公共食堂在我村开张，食堂的主粮就是大米和红苕，和午季相比，社员多数较为满意。　　

（4）          弄巧成拙的“科学种田”　　

据我了解：工作组成员大多是从各个城市机关抽调出来支援农业的知识分子，说实在话，肚中所装的关于农业的知识并不多。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抓好农业的决心很大但实践经验却不多。下面两例，可见一斑。　　

为了提高红苕的单位面积产量，工作组发动社员深挖墒，即利用冬季农闲时间，将地表层中的有机土深埋地下，把深层中的老板土（有机质和肥料都很少甚至已含沙石的泥土）翻到顶层，说是经过严冬冰冻后变得疏松，可大大增强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土壤厚度，（每一墒足有一米多高），并把仅有的一点农家肥深埋其中。社员一冬天的辛勤劳作，迎来的却是五九年红苕产量的锐减（可能原因是：翻在上面的土壤有机质太少，又遇大旱，仅有的一点牛粪也没发挥作用）　　

政府号召合理密植，工作组紧跟不舍，不过在合理二字上发生了重大偏差。他们一味的强调密植。说是种下一粒小麦，哪怕明年收下两粒，产量也是翻了一倍。于是硬是把种小麦篓中的木塞全部拔掉，每亩一两百斤的麦种就这样的哗啦啦地滚入地下，结果因土壤瘠薄、天气大旱，长出来的麦苗大多枯萎而死，莫说成倍增产 ，连亩产百斤也不能达到。　　

（5）    了不起的小实验员　　

当时我还小，有的只是一味地效仿。生产队里种水稻，激起我种水稻的极大兴趣：我在我家的汪涯边挖一块地，四面筑堤（面积很小），注入水，插上秧苗，三、六、九的往其中注水、施肥，秧苗绿油油，实在喜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管理，长出了稻穗。遗憾的是一场霜冻，使我的辛勤劳作化为乌有。我心痛地跺起起了双脚，后悔自己错过了合理的插秧季节　　

与此同时，我还在自家的菜园中栽上了一熵红苕，说起管理，非常精心，隔三岔五地给它翻藤、松土，苕藤长得的确很是健壮，遗憾的是，红苕却长得很小。现在回忆起来，失败的原因可能是：过于肥沃的土壤、过于频繁的翻藤。　　

我还饶有兴趣地搞起了嫁接：将一根苕藤插在南瓜的藤上，捆绑结实，埋在土中，心中盘算着，要让土中长出南瓜大的红苕，在苕藤上结出硕大的南瓜，结果也以失败告终。　　

三项试验，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我聊以自慰的是，探索精神可嘉！　　

（5）          为啥丰产不丰收　　

在后王庄的东北约两里地处有一块碑，在哪里曾今生长着大片的红苕，红苕收获后，被种上了冬小麦。我们到徐贺上学（五、六年级，我就读于徐贺小学），必经此处。因此处有段弯路，我们往往超近，走直路过去。当我们双脚跨进这块曾今的红苕地时，隔三岔五地踢出一个又一个红苕，有时我们还把一些被踢出的红苕带到学校去。前文说过，五八年红苕的确大丰产，但却有近乎一半被埋在土里，没有及时的被收获归仓。原因何在？原来五八年，我们村被抽走了大批劳动力，到工厂去，炼铁去（五八年城市兴建的好多工厂需要大批的劳动力）故而使生产队的劳力亏空，当时又没有农业机械，老头老妈连白带黑的干，还是不能保证收割的质量。　　

（6）          解不开的疙瘩　　

有两个问题老是撞击着我的幼小心灵。　　

问题1：我父亲刚解放时就是我们村的村长，带领群众搞土改不辞辛苦；互助组、初级社乃至高级社，都是会计，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还干着大队的会计。忽然有一日，却把他编入坏分子的行列（据说是有人举报他贪污），和地、富、反、右一起在水田中劳作。这种一不立案，二不调查，三不核实就匆忙定罪的做法使我感到既为不解。两年过去了，直至父亲去世，也没见宣布父亲有何贪污罪行。　　

问题2：照我的理解：地主、富农在土改时已被剥夺了他们侵占的土地，其罪行也已受到了清算，而后只要遵纪守法，就可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样有这样和那样历史问题的人只要坦白的向组织作了交代并有了定性（还在坐牢和有现行的破坏活动分子除外），这样的人也应视为人民中的一分子；一般的右派人员（极右分子除外）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也不属于敌我矛盾，且多半受到降资降级处分，如果没有现行问题，也没有理由把他们入另册，也就是说，上述这些人，他们和具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坏分子不同，不能把他们统统视为牛鬼蛇神。然而在五八年，工作组的同志经常把地、富、反、坏、幼视为一伙牛、鬼、蛇、神，监视劳动，随意批斗。我在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九年了，如果一直这样地把他们和贫下中农隔离开来，对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显然是不利的。　　

一九五八年在我的头脑中是一个永远不可磨灭的年份。对我们国家来说是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刚刚开始的一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举起，国人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工业、农业、科教、文化各条战线真假喜讯频传，（你看那：江南正跳丰收舞，你看那：江北正唱幸福歌，珠穆朗玛红旗杨，天山牛羊满山坡，高炉遍地闪红光，新疆石油流成河）确实给年轻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见闻的增多，特别是五九、六零、六一三年苦难生活的煎熬，又切实感到五八年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给国人带来的切肤之痛；对我个人来说，顽强的求知欲望、旺盛的探索精神、对国事的不倦思考证明了我已经跨出孩童的行列，正在向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挺进。　　

节选自《一个草根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