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天行政为谁家？

  逆天行政为谁家？　　

春 秋 行    08.11.12　　

三千零五十四年前，即公元前1046年，西疆姬姓小国周，代殷商而立，成为华夏共主，周王自号天子，此时，姬姓统治阶级精英分子是很清醒的，便有了“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警讯，甚至在周贵族内部下了禁酒令（《尚书》）。视民为天，民意即天意，它的最高境界，就是其后《礼记》借孔夫子之口，宣导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尽管在剥削制度统治下，仅仅是宣导而已。但这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人类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实上，二十世纪初的中文译者完全可以将共产主义译作“公产主义”，共产党名曰“公产党”。从某种意义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所以在中国很有“市场”，让当代剥削阶级精粹们惶恐不安，实乃其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基因里，千百年来多少起义者的旗帜口号，就叫作“替天行道”，这个“道”就是“天下为公”。　　

是人，还是神创造了历史？是中外文明史观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分歧。“人本史观”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的精华，也是无神论宇宙观的能动反应，它对立于形形式式的“神创史观”。到了近现代，就转化为：是劳动，即人民创造历史，还是资本，即资产阶级创造历史？资本，美霸列强为主体的国际垄断资本就是当今市场经济世界的“上帝”，所以，当今世界主流意识形态是“以资为本”的。近年执政党提出“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如果是想以此对立于“以资为本”的世界剥削制度主流意识形态，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可惜，却连上世纪初孙中山先生的“扶助农工，节制资本”这样响亮明析的口号都不敢也不愿喊出来，并且在政策实施、立法倾向和司法实践中，利用“人”的模糊概念，为三种人，即官人、富人、洋人谋夺利益。因而，甚至可以说，就理念而言，“以人为本”对比于3000年前封建领主阶级精英的认识，还是倒退了一大步。从现代政治经济学语义讲，它是那样的缺乏力度和面目模糊。 　　

只有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施政宗旨及其实践活动，才是历史性继承和伟大创新，它是那样的大义凛然和旗帜鲜明，以致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极难被阴谋者所窃用和作歧义解释。尽管这段革命实践遭遇剥削阶级复辟势力的疯狂反扑和亿万自发习惯势力的顽强抵制，加以其初始阶段必然的不完善性，而归于失败，但历史行进到今天，它的先进性和必然性已是不容置疑的。“执政为民”口号喊得震天响便是例证之一，但口号终归是口号，还得看它的方针、政策、法律及其施行效果。　　

民即天，劳动人民是人的主体——绝大多数，所以，人道、人权之根本，就是民道，谓之大道，是为天道。老子曰：“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为政无道，则劫不足，以肥有余，用时髦话说，就是D总设计师的“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论”，因为其乃逆天之论，视民如草芥，丧尽天良，见不得天日，所以千交代、万叮嘱“只能做，不能说”，即便公开时删去一个“小”字，变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宣讲时又加上“先富带后富”，也只能“做一半，说一半”，要如此这般地哄、瞒、骗、压：　　

“我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的提出是非常有策略的，在对外宣导口径上，这句话是存在如何正确理解的区别问题。这句话的实际说法，我看应该是也只能是这样的——‘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是他们这些人在富起来的阶段过程中有先有后’，但对外绝对不能这么说。”　　

“对于是否让一小部分人先于大多数人富裕起来，这方面一直有争论，在党内早就有过多次的斗争，但一直是主张共同富裕派占上风，他们也是一心想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的，只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短时间内不能够做到。他们靠政治思想教育，让大多数人接受了这样的理念，即：只有大家共同奋斗，甚至是牺牲自己这一代人眼前的生活物质享受利益，而为了后一代能过上幸福生活而吃苦受累也在所不惜。”
    “我们只能采取‘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对外就不要用‘一小部分人’，而用‘一部分人’。”“既然大多数人都有想富裕过好日子的潜意识愿望，我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就符合了大多数人的心理愿望也就会很容易地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只能说一半，不能全说。全说出去就坏事了，就没人听了，就没人信了。例如，‘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就是对外只能讲一半，而且不能争论，一争论底子就会露出来。”　　

“我们说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多数人会理解为所有其他人以后都有机会跟着富起来，这样就制造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有个奔头的境地。等到他们弄清楚搞明白不可能大家都富成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培养的那一小部分人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在全部人支持的环境下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富起来的任务了。他们一旦有了社会基础，有了经济基础，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力量，再要改变就已经不容易了。在这个问题上也曾有人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要求争论一下。提出争论的人特别对那个‘让’字有意见，认为如果这样提出的话，就等于说是我们以前不让人们富，不让人们过好日子，这等于否定了我们党建国以来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　　

“以前搞共同富裕，虽然大家享受到了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工作铁饭碗、治安环境好等好处，享受到不直接受资本家剥削的主人公劳动地位的责任感。但我们人民生活普遍的生活水平低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太多了。”　　

“我们就有必要学习西方和日本的发展方式，遵循他们的经济发展规律办事，补资本主义的课，走一段资本主义的道路。只要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保证国家政权在共产党的手里，避免与帝国主义在国际事务上发生冲突摩擦，避免战争，韬光养晦。”　　

“既然我们要保证外资企业、新兴私营企业能赚到钱，能够发展起来，我们在上交税率上就要给予他们一些优惠政策。国家在这些方面减少了收入，那么在社会其他福利上边就不能够像以往那样负担全民的劳保福利，公费医疗就要改革。”　　

 “关于富起来的人是否就是西方经常强调的中产阶级呢？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所要培养的富起来的人必须是大富起来的人，他们的富应该是发达国家的垄断大资本家，他们的富应该是富可敌国的富…中产阶级是什么样子的阶级，我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但我知道他们那些人的麻烦事特多，他们的人一多就管不了了…这将成为社会动乱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我们让他们赚钱，向他们让利（当然让利的对象还包括港澳台侨资和外资）他们就要遵守我们所制定的政策，依法缴税，不能做违法的事。”“在目前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也不能对他们提出太高的要求，我们又不能够讲得太清楚，因此只好依靠他们自己对政策的理解和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看他们是否能够做得合情合理，是否有能力将各方面的关系摆平而又不出漏洞、不出问题，是否能想出一些我们还来不及考虑到的问题，能够自扫门前雪。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出色成功人士，他们也将是我们最可靠的接班人。”　　

“至于富起来的人，他们将来要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我们就不要去管得太严太多了…我们大家应该达成共识了，不能再搞阶级斗争那一套了。”　　

共产党代表谁的利益呢？就是这“一小部份先富起来”的人。总设计师总结道：“对富起来的人…我们要研究他们的需求，研究他们的思想，保护他们的利益，根据他们的需求调整我们的政策，制定新的法规。要关心他们在政治上的成长壮大，及时发挥他们对国家发展的作用，给予他们更多的管理国家的机会，国家领导人的选拔也要考虑从他们那里挑选。”　　

“我们是否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呢？这是共产党是否能够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的关键。我认为，我们是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的。”　　

当然，这样逆天行政除了“只能做，不能说”、“不争论”、“不换思想就换人”外，还“要严格避免舆论导向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解为国家只为少数人服务，在社会上造成这句话是贫富差距的根源的认识。”就这样，“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应运而生了。为了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政策、措施、法律及其实践后果，巧妙地早早地就由赵紫阳集团智囊设置了两个名是实非的箩框，叫作“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以便将之都装了进去。以致于连多数国家实施的公务员财产公示、遗产税征收、对官家富人的有罪推断及自举证、工人罢工权…之类的寻常法律都被冷绝于千里之外。　　

这就是正在高举并被要求继续高举的“伟大旗帜”，也是“创新”“理论体系”的精义、纲要。执政党里健康力量在那“一小部份先富起来”利益集团逼迫下，也只能提出“以人为本”这样的中性口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