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只是思想极端到自称为汉奸

从只是思想极端到自称为汉奸　　

――浅议某主流杂文家的蜕变　　

梁 新　　

最近，在网络上读到一篇帖子，其中引用了以前一位曾经蜚声杂坛的大杂文家焦国标的一段文字，令我瞠目结舌：　　

——“历史当然不可能再来一次。假如能再来一次，日本军队又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你猜我何以自处？我就会学习汪精卫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做千夫指的汉奸！”　　　　

——“你可能担心，假如中国做了日本的殖民地，咱北京故宫的珍宝还不都运他东京去呀？他想运就运吧，从北京运到东京，不过是换个地方，有什么呀？说不定比放北京还保险。”　　　　

——“如果当年美军拿下朝鲜半岛，越过鸭绿江，直捣北京城，推翻毛泽东的政权，像满人赶走李自成那样，后来的一切灾难都可以免除，现在中国大陆人民幸福和富裕的程度应该与今天日本、韩国、台湾人民不相上下，根本无须几十年后来邓小平再搞什么改革开放。”　　

——“为永远免除后患，我这边派几位中华民族的好汉，间道去陕西，偷偷地把黄帝陵给刨了，再派人到河南淮阳，把炎帝陵也给刨了，看他狗日的以后祭什么。”　　　　

——“中国的两弹科学家，被称为‘两弹元勋’。我不这么感激他们。我觉得他们是人类的敌人，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为不适合掌管两弹的人制造了两弹。”　　　　

——“等东亚恐怖主义（指中国政府）灭亡了，我建议美国考虑把中国切分成七个国家，让她回到秦统一以前去。”　　　　

——“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卖给美国作它的第五十一个州。”　　　　

……　　　　

其实，这是我孤陋寡闻、少见多怪而已，因为这不是焦先生的新作，而是他前些年的杰作，有人为了拿他作为镜子，再把他晒出来而已，而令我感慨的是，我曾经与这位大名鼎鼎的焦先生有过一辩之交。　　

10年前的2001年，当时的焦先生在杂文界已经是个非常有名的杂文家，我拜读过他很多针砭时弊的优秀作品，作为一个杂文爱好者，我对当时所有的能够发表那些好作品的作者都是诚惶诚恐、毕恭毕敬的，但是当时焦先生在某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也用上了“宁要……不要……”的句式，当时我根本不敢对别人进行任何怀疑，只是觉得欠妥，因为我们不是刚刚批判“四人帮”的“宁要……不要……”论，撇开政治因素不说，这种在逻辑外延上并非矛盾关系的概念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的观点本身就起码是片面的，因为除了他们“宁要”和“不要”的东西以外，我们还有可以选择的东西，他们所提出的东西没有穷尽所有的选言支。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投给《杂文报》，与焦先生进行商榷，结果商榷的文章由刘编在“读者”版上编发了，题目为《一概不要》，那也是我在《杂文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发出来以后，我一直有点忐忑不安，因为当时在我的心目中，写杂文的人都是些了不起的人，是得罪不起的。后来在杂文界一直都不见此人的踪影，我向其他文友了解，才知道他已经去了美国。　　

事隔多年，再次见到这一名字，竟然是这么一种情况，虽然有点“意料之外”，但是慢慢想来，也是“情理之中”。　　

首先，我认为，杂文作者之间的争论应该是思想家之间的思想碰撞，而不应该是敌对关系的国家的外交部长之间或者敌对政治集团的发言人之间的政治对抗，那种对抗形式的争论是没有任何结果的。而思想的碰撞，最起码应该遵循辩证逻辑或者形式逻辑，违背这些逻辑的不是诡辩就是谬论，例如，“四人帮”的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要“社会主义的苗”呢？当时我认为这位大名鼎鼎的焦先生只是思想有点极端，犯了跟“四人帮”同样的错误而已。　　

而随着这些年来国内某些深层次的矛盾的暴露，某些东西逐步浮出水面，我逐渐看清楚了一点，思想的极端极容易走向行为的极端。焦先生从当年的按照“四人帮”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到后来的自称要“学习汪精卫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做千夫指的汉奸！”时间间隔虽然只有几年，然而彼此之间只需要捅破一张窗户纸而已。　　

近年来，在中国的网民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左右之争，而最近发生的孔庆东之骂，更是把这种矛盾推向了一个高潮，对于这一点，角逐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培博一语道破天机：“应该联合我们的盟友和中国国内的支持者。他们是被称为互联网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将带来变化，而这样的变化将扳倒中国”。但是，凤凰网的调查统计数字却表明，支持孔庆东的网民占多数。　　　

在争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概念，就是“汉奸”。　　

提起“汉奸”，这是众多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在60多年以前发生的那场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有一些中国人帮着侵略军来对付和屠杀自己的同胞，以至于后来有日本人退出了一个令他们疑惑不解而令中国人无地自容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那么多汉奸，汉奸的人数甚至比入侵者还多？这个问题甚至在逼着我们思考，假如现在某个法西斯国家或者法西斯军事集团再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会不会还有汉奸出现，对此，焦先生和焦先生们已经明确作出了回答，而这不是别人给他扣的“帽子”，而是他自己堂而皇之地给自己戴上并且招摇过市的。　　

面对对方送过来的汉奸的称呼，那些持同样或者相似观点的人有几种态度：一是焦先生们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二是一部分人的不能接受，认为不应该仅仅因为他们某些观点上的相似就对他们扣上这样的帽子，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也是爱国者；三是一部分人其实从骨子里跟焦某的观点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他们不愿意被称为或者起码在现在不愿意被称为汉奸，他们现在还需要一层在目前能够掩盖实质的外衣。　　

对于这三种人，我们应该理性地加以区别对待，对于焦先生，我们应该感谢他自己跳出来充当反面教员，这种反面教员是花钱也请不到的，他的跳出来有利于一些人反思自己在干什么，也有利于广大民众看清楚一些人的本质。对于第三种人我们需要的是揭露其实质，当然这种揭露不是简单的扣帽子，而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有说服力的论证。而对第二种人，尤其应该理性和慎重地区别对待。　　

在第二种人中，好些人是没有害国害民的故意的，他们或者是出于历史的恩怨，或者是过于偏执地迷信某种观点，他们甚至认为他们是出于爱国爱民才这样做的。他们往往只有比较过激的言论，这种言论被主流媒体称为“异质思维”，他们一般没有实际上的破坏行为，广大民众和爱国志士与他们的矛盾应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矛盾，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解决思想上的分歧。我们在与这种人进行问题争论的时候，应该把他们与第一、第三种人严格区别开来，不应该轻易地给某些有“异质思维”的不同意见者扣上汉奸的帽子。这种扩大打击面的做法只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一些并没有敌对之意的人推倒敌对势力那边去，壮大他们的力量。　　

但是，矛盾是可以转化的，比如那个焦先生，当年他的某些观点可以算是“异质思维”，而此前，他还发表过不少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意见和观点，转化应该是从产生极端的思想开始。按照常理，人们争论问题的时候，彼此之间应该有某些共同点，或者说彼此都认同的是非标准，那样的争论才有可能有结果，而当年的焦先生在按照“四人帮”的思维方式提出自己的新的“宁要……不要……”的观点时，他的观点已经突破了是非标准，而是以自己的政治倾向性为标准来评价事物，正是因为有了这一转化，才有他后来一头扑进外部敌对势力的怀抱，才会有本文开头引用的他的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观点。　　

现在，在杂文界，仍然有各种各样的的思想碰撞，凡是那些按照一定的共同点进行的争鸣，都有可能求同存异，达成一定的共识；而凡是那些突破求同存异的底线，固执坚持某种极端的思想，或者把思想碰撞上升到政治对抗高度的，就极有可能由思想的极端走向行为的极端，在这方面，焦某就是前车之鉴。

本人博客请点击http://blog.sina.com.cn/u/1342890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