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农民工失业潮或引社会动荡

农民工失业潮或引社会动荡

来源: 新华网

　　核心提示：合俊事件虽暂时平息下去，珠三角制造企业倒闭潮带来的劳动力过剩危机却只初露端倪。珠三角企业的倒闭和裁员浪潮才刚刚拉开序幕。可以预见，危机持续蔓延下去，农民工大军带来的不仅是失业和滞留的问题，追讨欠薪、游行示威等行为的扩大化，也难免埋下社会隐患。
金融海啸与民工失业潮

南风窗  记者 甄静慧

10月21日，东莞樟木头镇宝山工业区的合俊玩具厂外，俨然是一个小型招聘会现场：道路两旁、报摊、小食店门前都被厂家的招聘摊位所占据，多辆小巴停靠在大道旁，车身上贴着“立即参观厂房”的标语，还有不少抢不到摊位的工厂正在到处派发招聘传单——他们的目标是合俊集团破产后面临失业的7000多员工。

10月16日，樟木头最大的玩具代工厂商合俊集团向其总部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提出自行清盘的呈请，同时，其分别设在樟木头和清远佛岗的三家工厂亦告停产，其中樟木头的合俊和俊领两家工厂失业员工共7000多人，佛岗厂的失业员工也达到1700多人。

围绕在合俊外面的工厂的招聘已经展开了几天，但前些天却鲜少有人下定决心应聘，因为对这几千工人来说，比失业更重要的是被拖欠了三个月的工资及加班费，不少工人已陷入身无分文的境地。

面对愤而聚集示威的7000多员工，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展，樟木头政府决定紧急垫付薪酬，安抚工人的情绪。至记者前往现场当天，镇政府已向全部工人垫付了8、9、10三个月的工资及加班费，此前一直疑虑不安的工人们终于平静下来，并开始寻找新工作。

上午，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坐上清溪、大朗等地的工厂小巴离去，到了午后，聚集在厂外的工人数量已经见少。但仍有部分工人对大堆招聘传单视若无睹，神色彷徨。

合俊事件虽暂时平息下去，珠三角制造企业倒闭潮带来的劳动力过剩危机却只初露端倪。

产业转移下的动荡生存

樟木头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合俊，开往宝山工业区的路上，司机介绍：“今年以来樟木头倒闭的工厂不少，合俊旁边这家台湾工厂就是前两个月倒闭的，遣散了上千员工；清溪更是几乎每个月都有工厂倒闭，工人讨不到欠薪就阻断公路示威，每次都能让樟木头往清溪的公路堵上几个小时……”

而走在东莞虎门或者大朗镇工业区附近的街上，会看到许多随着工厂和工人离去而空置的厂房，以及失去消费群体而倒闭的店铺，每一扇紧闭的铁闸上都挂着招租的广告牌，然而行色匆匆的路人根本不会往那些招租热线看上一眼。

转移、倒闭的影子笼罩在珠三角上空已非一朝一夕。作为樟木头最大的玩具厂商，合俊的破产并不是珠三角制造企业倒闭危机的序幕，更不是终曲。但它因为规模之大，受影响人数之众而广受外界关注，从而把珠三角企业倒闭潮背后的弱势群体——农民工的命运摆在了公众面前。

“工厂倒闭、农民工失业等问题，不是产生于金融海啸时期，而是从珠三角拟定产业转移思路时就开始显现了。金融海啸不过是在短期内加剧了这一矛盾而已。”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表示。

在珠三角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大批实力相对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或者上百家企业成批地被转移出东莞、深圳等地，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大量农民工失去了原来的就业机会，辗转于这些动辙倒闭、搬迁的企业间流离失所。

只不过，曾经一段时间，农民工的这些不安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民工荒”论调之中。

而实际上，在产业转移升级的“阵痛”中，企业难招工是事实，大量农民工在珠三角打拼的过程中失去了生活的稳定感与安全感也是事实。

在合俊的厂房外，一名小伙子向一家玩具厂的招聘人员咨询：“你们厂的规模有多大？订单稳定吗？”虽然得到对方的热情回应，他还是犹豫着走开了。这家厂的基本工资和加班费都跟合俊差不多，条件算是不错，但他有点心悚：“一年前从家乡出来，到深圳做了两个月，工厂就倒闭了，只拿到60%的工资。后来去虎门做了一段时间，老板要把厂搬去江西，我不想去，就通过亲戚介绍到合俊来。想着这么大的厂总不会出事吧，结果做了三个月又倒了。现在不太敢进工厂，怕做不了几个月又失业，还不一定拿得到工资。”

一边是用人单位的拼命拉人头，另一边几位打工妹则商量着买车票回家的事：“最近倒闭的厂太多，没有安全感。先回老家过年，春节后看看情况再来。”

金融危机引发倒闭潮

合俊事件刚发生时，广东省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李卓明曾向媒体表示，合俊集团的倒闭只是个别事例，是因为其企业经营的内因出了问题，而并非行业经营情况出现严重恶化。

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樟木头镇副镇长徐鸿飞的证实：“合俊的老板前年进行多元化发展，搞采矿业，结果一直拿不到许可证。矿产的投资一分钱还没有收回来，又碰上了这两年的政策影响以及金融危机，最终逃不过倒闭的命运。”

然而，多元化也好，水灾也好，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依然是金融危机。

无独有偶，在合俊宣布破产的第二天即10月17日，另一家香港玩具企业百灵达也宣布关闭了宝安的工厂，1700多名工人被欠薪，厂区一度出现骚乱。

事实上，不管是“合俊”、“百灵达”还是其他代工企业，都同样面临着出口退税政策变化、《劳动合同法》实施、人民币升值及金融风暴等多重困境，两家工厂的境遇不过是珠三角众多出口加工制造企业的一个缩影。

就以处在风口浪尖的玩具行业为例：珠三角的玩具企业大多以OEM为主，自有品牌非常少，而且多数依赖出口欧美及日本。合俊在樟木头两家工厂的产品有70%以上销往美国，包括为全球最大的玩具商美泰公司提供OEM业务。

而受近期金融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恰恰就是美国、欧洲和日本。海关数据表明，今年来中国对美、欧和日本的出口同比增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今年4月以来，中国对欧洲的出口累计同比增长已连续5个月下滑，从年初的33.4%降至25.6%。

如果说此前在产业转移压力下，珠三角体现的是没有实力的小型企业纷纷倒闭的洗牌效应，那么合俊的倒闭，则开始显现出另一个趋势——大型代工企业也开始熬不过这个寒冬了，正如徐鸿飞所说，“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纯代工企业的规模越大，风险往往也越大。”

就在合俊和百灵达倒闭后的这一周，龙岗港声电子厂、宝安宜进利工厂、坪山创亿玩具深圳有限公司、西丽西洋服装厂等都纷纷传出倒闭的消息。

“合俊”式多米诺骨牌

大型制造企业的倒闭，所产生的意义与连锁效应，与小企业无声无息的消失不可同日而语。合俊集团与其背后的供货商、物流商之间的联系，如同一副休戚相关的多米诺骨牌，合俊一倒，后面又会有无数的小厂随之倒下。

供应商是合俊事件的另一个直接受害群体，他们被合俊拖欠的货款少则几万，多则上千万。玩具企业的上游供应商规模一般不大，抗风险能力也相对弱很多，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损失对他们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供货商也很惨，工厂欠了他们的钱，他们也只能欠自家工人的工资了。”有合俊员工回忆道，“前几天见到不少供货商当场哭起来。据说工厂欠了800多家供货商的钱。”

在宝安的百灵达厂区，供货商与工人间的冲突则更为激烈，工厂关闭后，闻风而来的供应商想冲进厂房搬取固定资产抵债，却被工人堵在门外，甚至发生肢体冲突。

大企业倒闭背后，有多少供货商会因为资金断裂而不得不步破产逃逸的后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一旦破产，最后又将有一批工人将面临欠薪、失业的困境。

记者在百灵达厂外偶遇一位供应商，他声称早已知道厂区已被法院查封，24小时都有保安守着，不得内进，“但就是不甘心，过来看一下。”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百灵达即使破产清算，变现的资产也未必够付工人工资，供应商多半是血本无归。假如真到了那一步，也只能带着老婆孩子一走了之了——“对不起工人也没办法，自身难保。”

当我们发现金融海啸打乱了珠三角产业升级的步伐，珠三角企业的倒闭和裁员浪潮才刚刚拉开序幕。可以预见，危机持续蔓延下去，农民工大军带来的不仅是失业和滞留的问题，追讨欠薪、游行示威等行为的扩大化，也难免埋下社会隐患。

政府可以做什么

“这就是考验政府调控手段的时候了。”郑梓桢认为，合俊事件，虽然表面上处理完满，但其实却暴露了政府在农民工劳动保障问题上的预警和应急机制还存在着很大问题。

合俊集团2008年的中期财报公布早已显示，今年上半年集团亏损高达2.0561亿港元，总负债高达5.3230亿港元。而樟木头镇宣教办公室主任蔡建彬及副镇长徐鸿飞都亲口向记者承认“几个月前就通过税收、出口量等的变动发现合俊出了问题，也曾前往调查了解情况”。

然而，拖欠了工人三个月工资的合俊高层仍然在一夜之间走得无影无踪，留下一个烂摊子让政府和纳税人“埋单”。

“没料到高层会一夜之间集体逃跑”的说法显然难以服众。徐鸿飞曾向媒体表示政府面对合俊问题的无奈：“政府虽然发现公司有问题，但没有充足的证据也不能去抓人，况且抓人要走司法程序。”

然而，广东早就有为保障农民工权益而制定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提取制度，只是各地政府部门一直没有执行，执行的细则也不明晰。 其实，发现企业可能出问题，只需依法要求其提供员工工资保证金，就能未雨绸缪，预先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在合俊和百灵达事件里，政府100%垫付员工工资，充其量只能作为个别案例的应急措施，绝不能成为常规。

据悉，“合俊”倒闭事件发生后，东莞市拟成立工资垫付保障基金，以分担企业欠薪逃匿工人工资垫付的风险。而深圳宝安区则设立了总额为一亿元的欠薪应急保证金，同时建立劳动纠纷预警机制，对亏损的规模以上企业实施监控。

如果这一机制在整个珠三角真正顺利推动起来，起码能在失业潮大规模爆发前预先杜绝因薪酬纠纷而可能发生的种种社会动荡。

结构性失业

那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下，珠三角企业倒闭潮会否促使我国告别劳动力短缺的“民工荒”时代，进入以农民工“失业潮”为标志的劳动力过剩时代？

据香港工业协会预计，这一波的经济不景气中，光是珠三角就将有250万人失业。无疑，这些失业人员大多数将是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普工。

“过去的‘民工荒’本质其实也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部分企业过分压榨劳动者，劳动报酬远低于劳动价值，这些企业就应该招不到工人，是应该被淘汰的。中国人口的真正命题是劳动力过剩问题。”郑梓桢说，“从来没有‘民工荒’，只有‘教育荒’、‘法律荒’。”

如果把劳动力市场分为高级专业劳动力市场、熟练技术劳动力市场和初级劳动力市场三类，那么前两类劳动力市场在我国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第三类即普工则将会呈现供过于求。而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恰恰大部分都属于第三类。

在两家倒闭的工厂外面，记者看到的大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工人，有的看上去甚至只有十几岁。这些80后的外来打工仔、打工妹被冠以“新生代农民工”的称谓。

“高中读了一年，家里经济不好，干脆就出来打工了。”一位广西妹子羞涩地笑着说。跟她一起出来打工的同村伙伴有十几个，很多都不到20岁，都是早早就辍了学，“父母说上学花钱多，读完高中考不上大学没有用，考上了又没钱读，现在很多大学生一样失业呢，还不如早点出来挣钱。”

辍学打工—挣钱结婚—带孩子打工——这成了农民工家庭的一个怪圈。“我们的孩子，最后很可能也是重复着这条路。”已育有两个孩子的领班阿昌有点无奈，“不是不想让孩子读书，但农民工的孩子进不了城市的公立学校，民办学校又经常被关闭，更重要的是也交不起这些贵价学校的学费，只好把一对儿女留在老家。”父母不在身边，加上农村教育条件相对落后，这些留守儿童能够通过教育摆脱传统命运者少之又少，最后多半还是“追随”父辈早早辍学打工。

而与此相对的是，在内外交困的经济大环境下，以往大量雇用低水平劳动力的制造企业要么转移、倒闭，要么就只能瘦身过冬，或者狠下心来进行脱胎换骨的产业升级。

徐鸿飞对去年樟木头镇南大针织有限公司的产业升级进程非常满意。该公司本来有1800名工人，是典型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镇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下，2007年南大针织投入了5000万进行设备升级，不但产值增加一倍，而且工厂里1800多普工也缩减为400多技术工人。

显然，无论企业选择哪条道路，教育水平和技能较低的普工都将是首先被挤出产业升级进程的对象。在劳动力过剩的大背景下，未来更严峻的可能是结构性失业问题。

分化

然而，产业升级的步伐不可能因为“阵痛”而停下来，即便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依然会长期困扰着社会，农民工大军亦只能顺应形势，走向分化。

“我在百灵达已经工作了12年。”阿森是百灵达的一位老员工，在工厂干了12年，他不了解外面的就业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唯一担心的是以自己渐长的年龄还能不能迅速在珠三角找到新工作。有人劝他回家乡，他向广西玉林的老家了解了一下情况，“玉林普工的基本工资一般是700，只比宝安少200左右。但是那边的经济前景没有那么好，工厂也不多，容纳不了那么多工人，回去说不定比留在这里找工更困难。回家如果不打工，也不知道干什么好，家里早就没有地了。” ——一边是双转移，一边是金融危机，另一边则是土地改革，处在三岔口上的农民工感到无所适从。

“出路之一是通过培训进行技能升级。”郑梓桢认为，这是目前调整结构性失业最可行的途径。

早在2006年，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就已经在全省组织实施了“广东省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计划”与“广东省百万农村青年技能培训工程”：“农民工培训计划”的主要对象是已在本省城镇务工的农民工（含城镇户籍外来劳动力）；“百万工程”的主要对象是未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本省农村富余劳动力、新生劳动力和农村退役士兵。

“广东省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投入相当巨大，如果农民工有相应的意识，应该能从中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无可厚非的是，对于本省农村青年及外来务工人员，政策的侧重还是有所差异。

显然，劳动力过剩的压力不可能全部由珠三角城市消化，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应该有所作为。“出路之二是顺应产业转移趋势，从珠三角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的新兴厂区；出路之三是促进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化新农村的回流。”

不过，大多数农民工依然缺乏危机意识。21日黄昏，再度绕回合俊厂区，剩下的人已经不多。清溪一家工厂的招聘人员正准备离开，她对当天的收获很满意：“一共招了几百人。他们对薪酬要求都不算特别高，待遇差不多就可以了。”

“对工作的稳定性是有点担心，但还不至于找不到工作吧。很多工厂对普工要求不高，没有经验顶多少拿100元工资。”这是年轻失业工人们的普遍心态，“进修？免费的也没那个时间和精力啊，我们每天都加班到八九点，还是多赚点工钱实际。”他们不知道在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背后，已是暗流汹涌。

南风窗：对抗失业的战争
2008-11-08 
 
 
    当经济不景气来临时，解决就业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即成燃眉之急。对于政府而言，除了审慎应对之外，更具长期性、公共性且更能体现公平性事务，一是教育，二是减税。

　　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

　　世界经济本轮的衰退，仍在延续向下探底的颓势。而每次经济萧条必然伴随着大量失业。

　　中国，以世界上9.6％的自然资源，9.4％的资本资源，1.85％的知识技术资源，以及1.83％的国际资源等，要为占世界人口26％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毫不夸张地说，本来就是一场就业战争。眼下，8月欧元区失业率达到 7.5%，9月美国失业率已达6.1%，英国央行副行长宾恩则表示，“这是一生才有一次的危机，并且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摆在中国面前的这场仗，到底该怎么打？

　　经济衰退遭遇多事之秋

　　国际劳工组织预计，在2009年底之前，世界金融风暴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可能造成2000万人失业，“这种局面将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虽然金融危机目前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像欧美那样显著，但中国银监会第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指出，全球经济下行的趋势还会继续，“新兴经济体无法独善其身于国际环境之外”。

　　德意志银行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国家经济滑坡将对华带来继美国华尔街危机后的第二波冲击，预计明年中国的电子、纺织和服装业等将面临更大的打击。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今后一两年内可能加剧释放。

　　而来自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数据则显示，全国今年上半年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而中小企业正是我国吸纳就业的主力军，75%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员都在其中实现就业，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必然导致失业率的增加。

　　中国今年的就业市场本来就不乐观。

　　10月2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保部)对外披露，9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与去年年底持平。根据人保部当日公布的数据，9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30万人，比去年同期还减少了5万人。单纯从公布的数字看，中国的失业率处于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但数据显然与人们对真实感知有所出入。

　　中国官方定期发布的失业率为“城镇登记失业率”，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不纳入登记失业率统计。如果把所有这些隐性失业全部纳入统计，失业率到底有多高，这个并没有具体统计，有学者估计接近8%甚至10%，也有学者认为仅仅5%。国家统计局2005年11月正式启动城乡劳动力调查制度，调查失业率能够较准确显示劳动力市场真实情况，由国家统计局进行调查，但并不向社会公布。

　　“十一五”时期，中国进入新的人口劳动力增长高峰，5年新增劳动力总供给将达到5000多万人，特别是高校毕业生人数会持续增长。但劳动力就业需求岗位只能新增4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在1000万个左右。

　　相关数据显示，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已由“九五”时期的94万人，减少到“十五”时期的8 0万人，并呈持续下滑状态，2005年，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只有63万人。即使按照“十五”时期的 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80万人就业来算，今年GDP的增长率应该不会超过10%，只能带动新增不到800万人的就业，显然离设定的1000万目标还有距离。

　　目前以高校毕业生为代表的新增劳动力正在取代下岗失业人员成为中国就业压力的最大来源之一。而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也会加剧就业压力。按照国务院的总体部署和要求，2008年是中国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政府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的一年。今年全年政策性关闭破产企业700多户，涉及职工120万人，完成今年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目标涉及60万人。这些任务都要在下半年完成。经济学家预计，这将会造成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经济增幅回落和自然灾害频发等不利因素的滞后效应将会在年底显现，就业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

　　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大都在5%以下，而中国这个比重还超过20%。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就业困境将是中国政府长久面临的难题。

　　刘易斯拐点初现

　　使就业问题变得更复杂的是中国正处于特定的发展阶段。

　　去年，中国社科院发布《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3/4的村庄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预期在“十一五”期间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

　　劳动力的这种由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在发展经济学上叫做“刘易斯拐点”。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刘易斯曾提出一个模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这些国家可以利用低工资、低成本的优势，开始经济起飞。但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力供给就不会是无限的了，低成本优势将消失。于是，经济拐点出现了，这就是刘易斯拐点。

　　其到来并非旦夕之事。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所谓刘易斯拐点并非一个确切的点，而是指一段时间，现在中国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的端倪。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所有转型时期的矛盾将进一步激化。

　　“刘易斯拐点”的经济学前提是发展中国家内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等到非农产业的发展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就会逐步变成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而不久前刚刚落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指出，中国已经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可以预计，在整个“十一五”及以后若干年，中国将进入就业结构大调整时期。

　　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一直存在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一些传统行业出现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而一些新兴的产业、行业和技术职业需要的素质较高的人员又供不应求。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登记失业率之所以比较理想，原因之一就是物流、仓储和电子商务等形成了巨大的就业规模，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淘宝网直接带来了20万个就业岗位，电子商务网站每年为我国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达11 0万个，第三方物流和配送行业也带来了上百万人的就业机会。影视动漫人才、动画绘制员、宠物健康护理员、室内环境治理员等诸多新兴行业也在吸纳劳力。

　　真正明显经历过刘易斯转折点的国家和地区，只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其他国家没有非常明显的转折。而相对于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来说，按经济发展阶段，中国大陆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似乎更早，转折速度也较快。

　　经济周期这一短期现象和人口结构变动的长期因素相互交错，使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就业之战更加难打。

　　中国发展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因此很多政策出现了变化，这也是今年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更倾向于保护劳动者利益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大的发展阶段来说，总有一些靠人口红利生存的企业要被淘汰掉。但经济危机的发生，使新《劳动合同法》某种意义上成为压垮一些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失业率达到改革以来的最高点。虽然随后中央政府采取了相当多的措施，这一失业高潮仍延续到2003年。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失业潮将持续多久，目前人们仍未可知。

　　每次危机都会带来社会动荡。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股灾引发庞大自杀潮，当天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0% ，在大崩盘发生的一个小时内，11个投机者自杀身亡，此后，自杀事件接连不断。1987年10月19日,华尔街爆发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崩盘事件，道琼斯指数一天之内跌幅达22.6％，数以万计的人精神崩溃，跳楼自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日本、韩国和香港男性自杀率上升40％。

　　中国现在受金融危机影响虽然仅仅只是初露端倪，但最近发生的一些社会案件在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中，已经多了另一种解读，那就是社会和生活的压力造成情绪失控。以往在高失业率的年份，中国城市的恶性治安案件通常频频发生。如何在危机显现之初，出台相应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稳定社会发展，将考验执政党的智慧。

　　“政策的出台还有一种市场信号的功能，企业与劳动力看到后会想，政府出台政策了，看来形势很严峻，国家可能会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于是持观望态度。这种心理预期可能会抵消国家政策。要测算政策产生的作用大，还是心理预期大。所以很多时候，靠政策调整的难度可能会比较大。”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国如是说。

　　政府的工作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就业的增长。二是通过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缓解就业压力，这可视为中观层面。三是帮助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就业，这可视为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能解决的就业岗位有限，非常时期，宏观和中观的政策出台是重中之重。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下，中国经济增长下滑、面临通货紧缩压力，当时中央及时启动了住房商品化改革，从而使房地产业成为中国此后10年内需扩大的主要着力点。10月22日晚间财政部及央行公布“房地产救市新政”，以期再次激活房地产市场，但和10年前不同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经过近几年的泡沫发展，已经到达崩溃边缘，在商品房大幅度降价之前，一般的财政政策恐怕很难改变人们持币观望的状态。

　　还有一种看法是可以借鉴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期罗斯福的做法，政府大量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加就业。杨伟国认为，“中国现在差不多处于工业化早中期水平，工业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还有投资空间，比如公路、机场、航线、地铁、公共交通、电力基础设施等等。”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看法，但很多专家同时也认为，经过30年的建设，中央政府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来减少失业，效果可能并不显著。

　　一种更为可行的办法似乎莫过于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在信贷、税收方面给予支持，提高其吸收就业的能力。7月28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通知，决定对从事个体经营的有关人员实行收费优惠政策，旨在鼓励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进一步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但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最关键的是从制度上消除政府各部门从部门利益出发与企业夺利的行为，这需要通过立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才可能真正解决。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重点推行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探索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等几项工作，以期在中观层面缓解就业压力。2008年1月1日，《就业促进法》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强调，促进就业是政府的重要责任，已经列入政府的考核指标。推进统筹城乡就业试点也在深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正在制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配套政策措施。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的就业制度安排正在向着普惠制过渡。

　　财政部门加大投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就业补助资金为260亿，而2003年的就业补助资金只有41亿。中央政府同时要求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也相应地增加就业资金方面的投入。

　　经济发展战略有两种不同思路：一是增长优先论，这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二是就业优先论，这是以就业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几乎在所有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都选择第二种模式。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是属于第一种类型，但随着近年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大政方针的转变，和经济结构变革、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逼促，必然会向第二种模式转变。金融海啸，也许会加快这种转变。

外媒：中国对“失业潮”严阵以待

　　老家在江西的农民工陈静（25岁），最近因原本任职的广东纺织厂倒闭而辗转来到北京谋生。从广东转往北京幷非农民工最常见的选择，陈静的想法是：工厂肯定是没机会，但她去工厂前学过足底按摩，或许在首都还能找到一个服务业的岗位。 

　　她受访时说：“我们很多一起打工的都去其他地方找路子，南方到处是工厂倒闭，没办法。” 

　　相较其他人，刚找到工作的陈静算幸运的，因为还在职场中寻寻觅觅者大有人在。 

　　今年初以来，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加上政府推出《劳动合同法》等造成劳工成本上升等因素，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已出现企业“倒闭潮”。近期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到美国以至欧洲的实体经济，这一影响也正通过国际贸易传导到中国的出口制造企业，对后者的打击无异雪上加霜。 

　　在企业倒闭后，可能接踵而来的失业潮，正引起各方关注。 

　　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这一情况在今年第四季难以避免还将恶化。上个月15日，位于东莞的玩具代工商合俊集团倒闭，近7000名员工顿时失业。另一方面，不少没有倒闭的工厂也因订单减少而削减雇工人数。

　　官方10月27日通报的数据显示，9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30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5万人；登记失业率为4.0%，与去年底持平。与此同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年初确定的全年城镇新增1000万就业岗位的任务，前三季度已完成全年任务的94%。 

　　问题是，与城市人口不同，农民工在城里没有户籍，他们的失业统计不纳入城市失业率统计。换句话说，城镇登记失业率无法反映农民工因企业倒闭而失业的情况。同时，地方政府也不会优先考虑如何解决“农民工移民”的失业问题，因为解决农民就业不会提升地方政府的就业率统计，无法表现政绩。 

　　然而，没有准确数字反映的失业农民工，在实体上却幷非不存在。倘若大批农民工失业被迫无奈还乡，将影响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成为中央政府必须承担的隐性社会成本。 

　　这个现象已显露端倪。有媒体报道，广州火车站近日肩背手提大大小小包裹的农民工明显比以前增多。火车站提供的数据显示，虽然没有发现劳动力输出大省湖南、四川、湖北有明显的农民工回乡情形，但上月中旬以来发送旅客同比增加12.8万人。 

　　一些工厂倒闭时，老板突然人间蒸发，留下银行贷款、拖欠货款及薪水等一系列后续问题，则是工厂倒闭和失业以外，农民工须面对的困扰，再次凸显了弱势群体所处的不利处境。

农民工失业引发隐性失业潮使今年的失业统计变成数字游戏
 
 
日期：[2008年11月5日]
稿源：[南方都市报]

　　作为“世界工厂”主要载体的国内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一波农民工“失业潮”已渐露端倪。随着国内企业面临的外需环境等状况的恶化，今后制造业企业的“倒闭潮”进而农民工的“失业潮”将会愈演愈烈。

　　与1998年因国有企业改革形成的“失业潮”不同，这次失业大部分是隐性的，对象集中在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身上。他们在某一处失业，可以再换一处，或者回到农村。失业数据很难做出详细统计，也不会反映到城镇登记失业率上。

　　国家发改委此前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随着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逐步深化，这波企业倒闭潮仍将进一步恶化。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期表示，珠江三角洲的7万家港资企业中，年底时可能会有1/4，即1.75万家倒闭，引起87.5万人失业。

　　鉴于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还属于“起步阶段”，迄今为止，国内的就业形势并没有出现明显恶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披露的数据显示，1-9月，全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数936万人，为全年目标任务1000万人的94%.以此看来，剩下的6%就业目标似乎不难完成。但在完成就业目标的背后，是由大量农民工失业引发的隐性失业潮。这将使得今年的失业统计变成一个数字游戏。「据公开媒体资料综合整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