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有改名的必要吗？

 “农民工”有改名的必要吗？　　

前些日子看了《南方周末》（8月7日）刊登的，题为《“农民工”的称呼可以休矣！》文章之后，我不由得发出了上述之问。众所周知，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民，或为了生计或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来到了工厂来到了城市打工——人们习惯地称其为“农民工”。这些非工非农、亦工亦农的特殊群体中，除了极少数人通过个人奋斗，最后融入城市之外；绝大多数人因受到城市的排斥，而一直处于不断的流动和迁徙之中。对这些工作在底层、生活在底层，而又无处扎根的社会人群，“农民工”的称谓，是他们真实身份的最恰当的诠释。　　

“农民工”这个被约定成俗喊了几十年的称谓，偌干年来竟然成了招惹争议的话题，在我看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在我们这个日趋冷漠的社会，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一个或几个热心人士站将出来，为农民工的“农民工”称呼打抱不平——他们在报纸和互联网上，或痛斥“农民工”这三个字眼涉嫌歧视，或向社会呼吁为农民工改名、正名（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面对热心人士心系农民工的一团美意，我实在不忍心给他们泼一瓢冷水、扫他们的兴致。　　

不过，依我个人观点看：农民工，还是顺其自然喊他们为“农民工”吧。如果刻意在“农民工”三个字眼上绕来绕去做文章、费口水，并无多少现实意义。说句不中听的话，这是舍本求末之举。　　

如果说，一个群体的称呼改得好听和顺耳些，就会提升其社会地位、就会免受旁人的歧视；我看，这也太牵强了些。我们就拿那些拣破烂、收破烂者来举例——多年来，人们称呼他们的时候，不是总爱免费赠送他们一顶“王”冠吗？你喊他们一声“破烂王”，是否就意味着对他们尊重了呢？换句话说，他们戴着一顶“破烂王”的“王”冠，是否就真的可以在人前人后趾高气昂了呢？　　

那位姚洋先生在其《农民工的称呼可以休矣！》一文中，提议将“农民工”改为“流动工人”，我看不改也罢。开句玩笑，别说是把“农民工”改为“流动工人”，即便改成更好听的称呼——诸如“农民王”、“农民爷”、“农民皇”、“农民帝”的，又怎么样呢？把称呼改得娓娓动听，就能改掉农民工受压迫被剥削的命运么？　　

名称的好听与否，其实并不重要——即不能拿来当衣穿，也不能拿来填肚子。在咱们的中国，人民群众原先有过一顶极漂亮的高帽子——“国家的主人”；这个称呼，够好听够神气的吧？但是，在“人民的公仆”面前，这个“主人”却并无主人的尊严和权力；相反，“主人”还要听命于“公仆”的使唤和差遣——因此，现在人民群众宁愿很现实地称自己为“草民”。虽然，“草民”或许也是一个歧视性的称呼，但是，相比于“国家的主人”这个华而不实的“头衔”，“草民”的称呼更让中国的老百姓心里有一种塌实感。我想，人民群众尚且低调自呼为“草民”；那么，对绝大多数的农民工而言，他们也同样不会介意别人喊他们为“农民工”的。　　

在此，我诚意奉劝：凡是有心为农民工仗义执言的热心人士，不妨为农民工实实在在的切身利益去大声疾呼、去大声呐喊——比如，怎么根治农民工工资被拖欠这个社会顽疾；比如，农民工的同工同酬问题；比如，农民工的国民待遇问题；比如，农民工的融入城市问题；比如，农民工的劳动保障问题；比如，农民工在与资本家的搏弈中如何维权问题；等等。　　

——帮人要帮在点子上。希望从今往后，我的同胞别再为“农民工”三个字费口水了。请多多关心农民工的衣食住行，多多关心农民工的柴米油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