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窜日记：抗战胜利日，北京街头见闻

     奥运期间，因为惧怕想象中的某种袭击，而多日避开人群。8月15日，也就是今天，恰逢是抗战胜利日，因有小事需入城办理一直未定日期，便决定就此进城一趟：一是办事；二是看看奥运风情；三是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纪念活动。心中念想：“圣战”的同志们，不要找麻烦...

     许久未进京城，没想到这次真的开了眼界：气派的东直门公交换乘大楼，巨大的内部空间和宽敞的正门，加上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人群让我感觉到一种震撼，犹如从没出过家乡的村民突然到了某个有着鳞次栉比高楼大厦的都市中心，气势上完全被压倒，百米高（目测）的大楼，数千平方米的空间，不知道要多少工人，多少水泥，多少昼夜......几千个亿的人民币真不是盖的。

     大楼正门出来后视野非常之好，对面的两栋高楼气势“磅礴”，马上让人有一种高昂的情绪，心气儿马上被拔高---自已也身在发达的大都市了！一种不可言表的都市人的自豪油然而生：虽然我不是北京人，虽然我只是看看这些高楼大厦的过客，但是依然有一种“咱家祖上也当过大官”的傲气。

     不过，楼不是原来的楼，人依然是原来的人。虽然因为诸多保安，联防，公安人员，人群不得不好好排队，按照次序上车，但是中国人多年以来深入骨髓的争先怕后的习惯，依然让长队不时的骚动，嘈杂...

     在门口，靠着警车，深吸了几口烟，看看来来往往的“熙熙攘攘”，喝口水，继续走路。

     办事途中，因为北京的地铁新线都已经开通，这个不堵车的交通工具自然成了首选（虽然北京现在是汽车单双号限行，但是听隔壁阿二师傅说限行的都是老百姓的车，路上车还是着实不少，由于我的某些信任感已经长期低落，因为就所以了）。

     方便！先进！我曾经在沪深多次游历，对原来的北京地铁系统深有不满，比如出了机场没有地铁，出了北京西坐地铁还要坐几站公交，地铁居然没有护栏（常常有谁谁跳入地铁的新闻），每次坐都离黄线远远的（不过实在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在地铁没来的时候拼命往前站，就不怕被挤下去...？）但是现在，可谓四通八达，去什么地方都是非常方便，既不堵又舒服，大空调开着，小风吹着...“房价能掉么？这么多的设施，这么好的交通，有人说北京房价会掉多少，不能吧！......”还没琢磨完，就被新上来的同志们挤到了角落，缩头缩脑的站着，期盼着早点到站......

     有点迷路...出了车门，看着不息的人流，不知道怎么走，伪装了自己纯熟的京片子，以南方式普通话向志愿者妹妹问路。微笑，解答，走路。

     办完事，心里轻松，慢慢在马路边溜哒。再次吸烟，在环保桶边遇到一遛狗的大妈，捡了不少瓶瓶罐罐。我看到桶里有一王老吉的罐子，就提醒了大妈一句，“那个不值钱，铁的，看这个雪碧的就能卖钱...”大妈乐着回答。无语，小时候还常常到处找些铁的大钉去卖钱买冰棍，现在都只要铝的和塑料的了...看来以后稀土会是热点。

     真情实感：没有英烈的牺牲，也就没有现在的安逸生活。抗战胜利日虽然没有看到纪念活动，但是老百姓能安乐生活就是最大纪念。

     热，饿，累。

     进地铁，一路甚觉和谐，大家相敬如宾，感觉甚好。途遇白人老者数个，未正眼看；某站遇白人美女一位，远观许久；再遇韩人一家，未正眼看，出，觉其中妇甚美，为其让行。至公交换乘大楼坐车。路行一半，听车头售票员大声呼吁给小孩子让座，许久，无人应。

     到家，天上满月抛光华，地下霓虹映迷离。

（附：虽然抗战胜利纪念日有多种说法，但8月15日，我觉得非常好记，就此为之。顺带附上资料：

　　不仅一般民众不清楚抗战胜利纪念日，担当舆论导向重任的中央电视台也搞错了。2004年8月15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全天滚动播出长达6小时的专题节目《抗战胜利纪念日特别节目：见证抗战八年》。普通媒体搞错的则不胜枚举。专家学者们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到底应定在8月15日还是9月3日而争论不休，似乎更多的人偏向于8月15日。

　　顾名思义，抗战胜利纪念日应与日本战败投降有关。7月7日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日，1937年7月7日，驻扎于华北的日本中国驻屯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18日为“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日，发生于1931年，日本随后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这两个日子均不是抗战胜利纪念日。

　　1945年8月14日，日本裕仁天皇颁布停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广播天皇诏书，宣布停战。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应为8月15日。

　　但在8月15日这天，日本宣布的是停战，而非投降，更未签署投降书。“停战诏书”通篇没有“投降”二字，只字未提侵华战争。把8月15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是个天大的误会和笑话。

　　1945年8月21日，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派遣，日本乞降使节、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一行四人飞抵湖南芷江，向中国军方洽降。同日，国民党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召见并训示今井武夫，指示投降准备事宜。

　　尔后，国民党政府将中国战区划为15个受降区，指定国军受降主官、日军集中地点和办理投降地点，以何应钦上将为全权代表。受降区遍布中国大陆、台湾及越南。此后，日军纷纷向中国军队和武装力量投降，在各个战区和战场举行了许多大大小小受降仪式。

以南京受降仪式为标志

　　规格最高、影响最大的是南京受降仪式。

　　1945年9月9日9时，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官学校大礼堂（现解放军南京军区大礼堂）（一说是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举行，受降席居中座的是受降全权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将张廷孟，右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投降席上有日本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陆军大将、总参谋长小林茂三郎陆军中将、海面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海军中将、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陆军少将等7人。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128万侵华日军向中国投降。

　　理论上说，8月21日，特别是9月9日也可以作为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不过法定的、更权威的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是9月3日。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上将代表日本军方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身份签字，接受日本投降。然后是包括美中英苏在内的9个盟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依次签字，接受日本投降。至此，法西斯日本战败投降，二战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出席受降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是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二级陆军上将。

　　1945年9月3日，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三天，以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6年国民政府形成决议，以每年的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此后几年，国共两党忙于内战，这个日子被淡化。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以战败国签署投降书的次日为胜利纪念日，符合国际惯例。例如，1945年5月7日，陆军上将约德尔代表德国，在巴黎附近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向盟军投降并签署投降书，于是5月8日就成了“欧洲胜利日”；1945年5月8日，陆军元帅凯特尔代表德国，在柏林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向苏美等国正式投降，因此，苏联和以后的俄罗斯及独联体各国将5月9日视为“卫国战争胜利日”。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颁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将8月15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8月13日，经各界人士建议，政务院发布通告，将“抗战胜利纪念日”修正为每年的9月3日。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发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继续沿用这一修改的纪念日。

　　1949年建国后，中国大陆很少在9月3日举行庆祝纪念活动，对这个重大日子鲜见报道和宣传。究其原因，大概是这个胜利的日子首先是由国民党政府宣布的，而国共两党及其两岸政府又长期相互仇视。久而久之，人们根本就不知道9月3日是个什么日子了。

　　由于政党之争，模糊了历史，模糊了本民族抗击外族侵略的胜利记忆，这在世界上恐怕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