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资本主义奥委会的反动传统

历史上资本主义奥委会IOC的反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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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国际奥委会的起源，它有一个种族主义，反共产主义和支持独裁政权的传统。

1896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是法国贵族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他想的不是一个群众性的全民的体育运动而是一个几乎完全是为'游手好闲的富人'和军官阶层而创设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如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贵族的眼里，下层阶级的人无法掌握'公平竞赛'的概念。与此同时，妇女也被视为完全不适合于体育世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观点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在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女运动员和男运动员之比是1比10。实际上比起4年前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在1936年的柏林运动会上有更多的非洲裔美国黑人运动员参加比赛，因为美国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使得体育成为白人的专利，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所改变。

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男爵是一个'伟大的法国爱国者'，不过他是德国纳粹政权的坚定的拥护者。1937年他逝世时，他把他一生的文学收藏遗赠给了希特勒的政府。在一个奇怪的注脚中可以知道，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逝世六个月后，他的尸体在瑞士洛桑被挖出，他的心也被挖出，并运到希腊的奥林匹亚。在有他的老朋友，一个纳粹官员并主办了1936年的奥运会的Carl Diem参加的葬礼中重新安葬在希腊。

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前二年，国际奥委会授予1936年的奥运会的主办权给柏林。不过，他们没有显示出任何遗憾，随后国际奥委会领导人——激烈的——为纳粹举办奥运会的权利辩护。由于新闻中出现了纳粹恐怖对待工会、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的报道，呼吁抵制柏林运动会增长着，尤其是在美国、英国、法国、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和荷兰。

1934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2 ％的美国人支持对该奥运会的抵制。面对危机，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派出其主席艾佛利·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到德国以评估按照'奥林匹克原则'该运动会能否举行。在现实中，艾佛利·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的任务是有意识地操纵破坏抵制运动，其间艾佛利·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就指责“犹太人和共产党人” 。在他1934年9月访问德国期间，他在三名纳粹党高级领导人在场情况下会见了犹太运动员，其中之一穿着整套SS制服并佩带着手枪。犹太运动员担心他们的生命安全而在这次采访中不敢说出任何批评纳粹政权的言论。艾佛利·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回到美国并强烈支持柏林奥运会。

后来成为国际奥委会主席（ 1952年至1972年）的艾佛利·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也是一个希特勒仰慕者并且是一个公开的反犹份子 ，他把Main Kampf作为他的“偶像” 。他的朋友，瑞典主要的资本家Sigfrid Edström从1946年至1952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职，他是另一个法西斯支持者 。1933年11月，由于抵制的问题很盛， edström曾写信给艾佛利·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说： “纳粹反对犹太人的影响只能这样理解，即如果你住在德国，在一些较重要的生意中，犹太人控制着大多数生意而且制止他人的进入…, 这些犹太人中许多出生身波兰或俄罗斯并且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人观念的思想。如果德国仍然想保持为一个'雅利安'的国家和话，改变这些条件是绝对必要的“ 。 [1934年2月8日edström给艾佛利·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的信，瑞典国家档案馆]

柏林奥运会后，那时作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edström 参加了纳粹党在纽伦堡的集会并且稍后宣布：“这是我所见过的一次最伟大的‘秀’，他[希特勒]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人们所知的最强有力的并得到强烈支持的个人。我肯定有六千万人都愿意为他死或为他做任何事。 ” 表示柏林没有失常，一年后，国际奥委会决定授予1940年奥运会给日本。由于战争，这届奥运会没有举行。国际奥委会的决定又一次为军国主义的极端反共的政权作伥，这从1931年军事占领中国的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暴行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认识。国际上，工厂主和资本家政客中有一个庞大的阶层看好德国、日本和其它独裁的法西斯政权并把它们视为'共产主义'蔓延的壁垒。只有当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的帝国主义的野心与他们自己发生冲突，资本家的'民主政治'才会诉诸'反纳粹'的花言巧语直至战争。与今天的中国并行不悖，国际上很大一部分资本家把当前的“仅仅名义上的共产主义”政权看作自己的希望所在，即保持中国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开放' 并且让它控制住其庞大的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工人阶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积极支持中国独裁政府主办奥运会的原因。

二战后，edström和艾佛利·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利用他们的国际奥委会的职位设法争取释放被定罪的纳粹战犯。最著名的是，他们为释放俄罗斯监狱里的Karl Ritter von Halt而从事活动，这个人直到战争结束前是德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而且是希特勒政权中的一个领导人物。1951年Karl Ritter von Halt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以此作为让苏联首次承认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交易的一部分。艾佛利·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在整个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任期内继续捍卫右翼的事业。他是参议员麦卡锡在20世纪50年代反共产主义政治迫害的一位热衷的支持者并且批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朝鲜的停战决定，艾佛利·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称之为“对在亚洲的所有的白人而言，这是一个可耻的行为” 。呼吁艾佛利·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辞去奥林匹克运动领导人的职位是汤姆·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1968年的'沉默抗议'中提出的一项要求（他们还要求恢复穆罕默德阿里的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

1980年，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可以说是掌舵的最强有力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他形容自己是“百分之百佛朗哥主义者 ” ——提及到了西班牙的前法西斯独裁者。由国际奥委会所发行的萨马兰奇的官方的传记对他长期的政治生涯一字不提——他其实是一个佛朗哥的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议会的法西斯副主席和体育部长。正是在这一时期，萨马兰奇发展了与阿迪达斯ADIDAS帝国的继承人霍斯特‧达斯勒（Horst Dassler）的紧密联系，霍斯特‧达斯勒（Horst Dassler）是那个时候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关键的幕后人物。在20世纪60年代，阿迪达斯鲜明的黑白足球是在萨马兰奇的帮助下谈判达成的合同下由西班牙监狱中的囚犯生产的。这种法西斯政权下强迫使用监狱劳动是——在一个较小的规模上——今天全球化的血汗工厂的生产链的一个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