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否定“东方社会主义”

不容否定“东方社会主义”——评《东方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研究》

“东方社会主义”，毫无疑问包括了曾经存在的苏联社会主义和195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以及朝鲜社会主义等。如果否定了他们的存在，修正主义的帽子就不是扣在考茨基之流的头上，而是要扣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头上。这样一个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问题，不能不辩论清楚。

否定“东方社会主义”，是从两个方向来进行的：

一个方向是直接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把它妖魔化为另类的东西。比如《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科学》2006年第三期）的作者，就攻击斯大林“他实际上也和资本家一样，否定劳动者在生产领域的主权和社会需要”，并且借罗.塔克之口攻击：“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普遍富裕的，是社会被划分为阶层而不是相对平等的社会主义，是普遍持久的恐怖而不是人的解放的社会主义，是民族沙文主义的而不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兄弟般关系的社会主义，是国家政权畸形膨胀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描绘的缩小等级差别的公社国家的社会主义。”

另一个方向就是干脆否定“东方社会主义”，比如我的一个右派朋友就对我说过“中国就没有过社会主义”；又比如《东方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见《乌有之乡》2008.7.20.）就“通过”“分析”“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过去被东方社会主义者称之为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实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研究》是“通过”什麽样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来的呢？这正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列宁是否“偷换概念”？

〈〈研究〉〉说：“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提〈〈‘补课论’批判〉〉中引用的列宁的两段话：‘（1）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但是谁也说不清楚这种一定的文明水平究竟是怎样的，因为这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历史发展情况中是不同的，即使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2）为什麽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笔者查了一下，“列宁的两段话”的原文是：“如果说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相当的文化水准（虽然谁也不能说，这个相当的‘文化水准’怎样），那我们为什麽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争得造成这个这个相当水准的必要前提，然后就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走向前去追上其他各民族呢？”

“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有文明的。好亟了。那麽，我们为什麽不能首先在我国创立这种文明的前提，即驱逐地主和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向社会主义方面进展呢？你们究竟在哪一本书上读过，说通常历史程序底这

类变态是不容许的或不可能的呢？”（《论我国革命》，《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1013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研究》说：“第一句话……，就这句话而言，显然是偷换概念了，这里是用事物量变的概念偷换了事物质变的概念。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文明的发展水平的确不一样，这一点不是自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才有的现象，人类社会的一切时代都有这个现象存在，但是，我们是不是由此得出结论说建立社会主义没有某种客观的标准呢？完全不是！机器大生产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文明的质的标准。”

《研究》指责列宁“偷换概念”，实际上就是指责列宁没有把“机器大生产”作为“建立社会主义文明的质的标准”。笔者以为，这种指责是南辕北辙：列宁只是没有把“大机器生产”当作民主革命和紧接着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准。不客气地说，这也正是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所指责列宁的。列宁在笔者刚才引证过的《论我国革命》中给予了坚决回击：

“他们死守着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学得烂熟的论据，认为我国还没有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如像他们中间某些‘饱学’先生所讲的那样，硬说我国还没有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他们任何人也没有想一想：一个国家的人民既然碰到了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难道他们为没有出路的境况所迫而不可以起来奋斗，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争得一些并非寻常的条件，以保证文明更进一步发展吗。”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准’。第二国际所有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开口闭口总在重覆这种烂调。他们把这个不容争辩的论调反复咀嚼，竟以为这就是估计我国革命时有决定意义的标准。”

其实，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在俄国也有相当程度：

“俄国革命则是开始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时期和阶级斗争已经发展的时期（一九0五年），此时俄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已比较众多，并且已被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已经和资产阶级作过多次战斗”（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一九0五年罢工的工人约有三百万，一九0六年有一百万，一九0七年有七十五万。这样强大的罢工运动是世界上所没有见过的。”“现时全俄工厂工人，矿工和铁路工人总数，至少有三百万，而且这个数目每年都在增长”（列宁：《革命的教训》，《列宁文选》第一卷第708—709页）。

请问《研究》的作者：俄国的无产阶级人数究竟要有多少才能达到“机器大生产”这个“建立社会主义文明的质的标准”呢？

《研究》对于“这第二句话”的回答是：“利用革命手段取得追上别国人民的前提是可能的，利用这种前提追赶上别国人民也是可能的，但是，‘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却是不可能的。”

《研究》的回答，实际上没有否定“这第二句话”：第一，“前提”就是“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你已经承认了“利用这种前提追赶上别国人民也是可能的”了；第二，你说“在当时物质条件下却是不可能的”，可列宁也没有规

定赶上的时间呀？！其实，《研究》真正想说的是：“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能否追上别国人民，问题在于建立的是否真正就是社会主义？”

（二）“旧的社会分工”决定论

我们已经看到，有些所谓精英，把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歪曲为私有制从而否定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所建立的社会主义。

《研究》却是通过曲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分工”的有关论述从而否定“东方社会主义实践”。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列举几段《研究》的话：

“这样，我们就发现，由于机器大生产并没有成为东方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那麽，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不可能消灭旧的社会分工。”“在旧式分工还不能基本消除的情况下，所谓靠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旧式分工还是主要生产形式的社会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仍然还是社会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专政。”

“很显然，在旧的社会分工还存在的情况下，所谓社会（全民）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可见，正因为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直到他们灭亡为止（也包括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笔者）都没有能够消灭旧的社会分工，所以他们就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

“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只能在旧式分工的形式上开始了他们的历史活动。正因为这样，私有制和剥削就仍然是这个社会的必然的产物。”

“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那东方过去和现存所有曾经宣布自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没有真正的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当然包括了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笔者）

从上述几段引文可以清楚的看出《研究》“旧式分工”决定论的观点。它为了论证其观点的正确，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两段论述：

“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

[《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7、26页]

我们只要把马、恩关于分工、旧的分工的论断与《研究》的几段话对照一下，就会发现是《研究》曲解了马、恩：

第一、“分工”与“私有制”虽然是“同义语”，“讲的同一件事情”，但不是绝对的同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面没有绝对的同一。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很清楚：“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笔者认为，一个是生产力的问题，另一个是生产关系的问题，怎能绝对同一呢？

第二、〈〈研究〉〉认为，只有消灭了“旧的社会分工”，才能消灭私有制。那麽，什麽是“新的”社会分工呢？〈〈研究〉〉认为的就是“大机器生产”。

那麽，“大机器生产”出现后甚至占统治地位后，私有制就能自然的必然的消灭吗？否！必须要有革命！因为“资本主义的应用机器的方式不得不继续实行旧的分工及其僵化的专门化”（〈〈反杜林论〉〉）。但遗憾的是，在〈〈研究〉〉的全文中没有看到革命的作用。

第三、消灭旧的分工，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笔者认为有两种情况：

“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再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3页）

“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7—38页）

要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上述情景，即消灭旧的分工，只有一个办法：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在落后国家里，比如俄国、旧中国，则必须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而《研究》却认为，在机器大生产不占主要地位的国家，比如俄国、旧中国，只能躺在“旧的社会分工”的躯体上，让私有制永世长存（“永世”二字的含意在后面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可以体会到）。你要进行民主革命，可以；但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使进行了，也“无一例外的都没有真正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种唯生产力论的变种，因为“旧的社会分工”也是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形式！

（三）“全球化”的“世界分工体系”

《研究》反复唠叨：“在旧式分工还不能基本消除的情况下，所谓靠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旧的社会分工还存在的情况下，所谓社会（全民）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是根本不可能的”，“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只能在旧式分工的形式上开始了他们的历史活动。正因为这样，私有制和剥削就仍然是这个社会的必然的产物”，等等。这就给人以假象，好象它是一个“旧式分工”的消灭论者。其实不然，它是一个“旧式分工”永恒论者！这有它说的话为证：

“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纷纷失败，资本主义纷纷复活的今天，我们只能说，现在的东方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坚决地推进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市场经济越是发展，生产的社会分工就越是全球化，东方社会就越是成

为世界分工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东西方经济就越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仅此

一点，就足以说明东方或者某个国家现在根本不再可能单独实现社会主义了。既然如此，推进建立一个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更加有利于工人阶级最终把社会推向社会主义社会。”

这里且不谈什么“东方工人阶级的任务”，单看“生产的社会分工”的“全球化”和“东方社会”“成为世界分工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就暴露了《研究》的用“大机器生产”来消灭“旧的社会分工”的虚伪性，而宣扬“旧的社会分工”永恒论从而要东方社会永远成为帝国主义“分工体系”中的血汗加工厂，才是它的真正企图！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一文的“分工和机器”一节中，严厉地批判了蒲鲁东的“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规律”的观点。蒲鲁东“把一个历史时代的分工和另一个历史时代的分工对立起来”；《研究》则把“旧的社会分工”与“世界分工体系”对立起来；蒲鲁东把“分工”区分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研究》则说“旧的社会分工”不好而“全球化”的“世界分工体系”却好得很：“东方社会”“越是成为世界分工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虽然现在“再不能单独实现社会主义了”，但却“更加有利于工人阶级最终把社会推向社会主义社会”！

这种鬼话谁信？只要“告别革命”，帝国主义的“世界分工体系”就将永存，东方的雇佣工人就将永世是雇佣工人！这不仍然是“旧的社会分工”永存么？！谁能否定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与雇佣工人的“分工”不是“旧的社会分工”？

结束语

“东方社会”“资本主义纷纷复活的今天”，使得一些人有胆量制造各种借口，明的暗的嘀咕当初共产党就应该放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为陈独秀翻案就是证据）；而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就不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初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和今天的各种“补课论”可为证）。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实质！但是，且慢：君不见1927年的大革命中，不正是由于陈独秀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千百万人头落地么！？难道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而爬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还能不要革命的领导权么？还不独立领导中国革命麽？而在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历经28年取得胜利后，能自废武功，把政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而自愿坠入十八层地狱么？！现在的一些少混子，一些所谓精英，跟着中外主子的屁股后面嘀滴咕咕，前景就那麽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