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权重式民主与人民民主之比较

经济权重式民主与人民民主之比较

―――关于对文革的几点反思，并由文革想到的权力规范问题

田忠国

经济权重式民主是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由不同股民构成的，由于股民的所占股票比例不同（资本权重比例），股民的权利也不同（权重权）。但是，如果国民破坏这个由经济权重比例构成的政权的话，就要实施专政，这种专政方式，马克思、毛泽东等称为资产阶级专政。对于这种经济权重式民主，有人称为“普世价值”。按照十七大报告中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道，坚定不移的选择了走人民民主的民主道路，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看来，人民民主才是中国的普世价值。但人民民主有什么特点呢？一、中国人民天生拥有平等的、对政治经济的参与权、管理权、创造权和分享权，并不因个人资本占有多少而改变权重。二、“世界人权宣言”上说，人生而平等，也就是说，平等是一种无条件的平等。从世界范围看，西方的经济权重式民主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按照民众的经济权重比例分配权利，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权重权，再进一步说，经济权重决定了政治权重，但人民民主与此恰恰相反，因为，人民民主的核心，就是人生来就对政治经济拥有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创造权和分享权”。三、对于支持、遵守人人平等原则，人人享有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创造权和分享权”的人，人民政权就给予保护，如果相反，也就是说破坏人人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创造权和分享权”的人，就给予有效限制，确保人人平等权的不被改变，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由此可知：一、由于不同的阶级，观点不同，普世价值概念也是不同的。二、经济权重式民主是和人民民主尖锐对立的，因为，经济权重式民主，因人的财富拥有量不同而权利不同，这就是权重，也就是说，你有多少财富就有多少权利，没有财富就没有权利，而人民民主，则不因财富变化而权重也随之变化，也就是说，亿万富翁和一分钱没有的人，拥有同样平等政治经济权利。三、票选权和“参与权、管理权、创造权和分享权”是民主的不同层次，前者是民主的低端产品，后者是民主的高端产品。由此可知，经济权重式民主是把普通民众，也就是没钱的人排斥在民主的高端之外的。而人民民主，有钱的和没钱的，则平等的处于民主的、高端平台上。四、人民民主最终的奋斗目标，是把票选与“参与权、管理权、创造权和分享权”合二而一的。但是，在中国前三十年的民主实践中，为什么只有民主的高端产品而没有民主的低端产品，也就是票选呢？或许，这与当时的官僚阶层的反对有关。有资料证明，毛泽东为破除这个官僚阶层对人民民主的围困，强行把民主的高端产品纳入到国家管理层面。五、同时，也有资料充分证明，在民主的高端产品不足以同官僚阶层对抗的时候，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用人民群众的造反权、夺权权，破解官僚阶层对人民民主权利的围困。六、如果不是戴有色眼镜，我们会看到，文革时的造反权和夺权权，是另一种票选方式，比票选更彻底的票选方式。七、由此可知，文革一方面为破解官僚阶层对人民民主权利的围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一场巨大的思想文化革命，重构中国人民的人民民主价值观念，并在社会上形成共同的价值秩序，进而把人民民主推进到有秩序的票选和“参与权、管理权、创造权和分享权”的融合为一。八、随着毛泽东逝世，人民民主的民主实践随之中断。中断的原因，一）、当时人们没有站在人民民主发展的高度，看到革命的最终目标。二）、在民主实践中，对部分人产生了伤害，随着这部分人重新上台，而这部分人没有站在国家发展的高度，客观分析文革的得失，而是从个人得失的角度，对人民民主进行了全面否定和清算。三）、人们只看到民主实践的代价，没有看到文革的民主实践的进步意义。

在对“普世价值”的争论中，我们发现，争论的双方并不是不要民主，只是有个要什么样的民主的问题。一方认为，经济权重式民主才是中国民主的发展方向。另一方认为，经济权重式民主是资本拥有者的民主，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因为人民大众有的有很少的资本，更多的则毫无资本，所以中国的民主，只有人民民主才是唯一可选的发展方向。一方认为，经济权重式民主在世界上已有了成功的范式，而人民民主在世界上的实践全失败了，所以必须走经济权重式民主。另一方则认为，民主实践的过程是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挫折不等于失败，就是经济权重式民主，也经过了无数挫折最终才形成了经济权重民主模式。

在这场关乎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重大争论中，两种民主观点的尖锐对立，恰恰证明中国不同阶级的客观存在，证明两个阶级的尖锐对立，但如何避免两个阶级由观点的尖锐对立，演变为暴力对抗呢？

一、人民群众要自觉的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既反极左，又反极右，特别要注意反右，因为，极右势力与人民为敌了。如果不把这股反人民的势力打下去，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而是任其胡作非为，自由掠夺，中国将会陷入全面的暴力反抗潮当中。中央权威在两股力量的冲突下大幅度削弱。如果到那时中央再收拾残局，一来可能很难，二来社会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有网友认为，反思文革、肯定文革，中国将会重新回到文革。我以为这是十分短视的，因为，反思文革是为了看清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方向，分析得失，寻找有价值的经验教训，重新寻找动态有序的人民民主之路。

但从世界各国的民主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民主价值秩序形成之前，没有坚强领导的民主实践，社会是会付出巨大代价的，但是，文革期间，正是有毛泽东的领导，中国在民主实践的过程中，代价相对较小。因此，我认为，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自觉的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才是民主实践的正确道路。

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国内发展和稳定，一手抓对外外交。当然，抓国内发展和稳定，必须从人民群众是政府的敌人的观点中转变过来，恢复到人民群众是国家和政府最坚强的基础、最有力的支持后盾的观点上来。人民群众的暴力反抗，若以毛泽东思想观点去审视，我们不难发现，人民群众反对的是贪官污吏，是党内的变质分子，一不是反对共产党，二不是反对政府，三不是为夺权，而是为纯洁党和政府队伍。从观点上根本转变了，解决暴力反抗潮也就抓住了本质、抓住了关键，通过加大对腐败分子贪官污吏的清理、打击力度，社会自然会走向安定团结。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个问题，不成问题，但为谁发展、为什么发展的问题，却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最大力量。为什么发展和为谁发展的问题解决了，中国就建立了坚固的、发展的、社会基础，反之，发展成果由少数人独享，只会激化社会矛盾，加快民众暴力反抗潮的到来。对外，在坚持和平外交的同时，也绝对不可放弃武力外交，正、奇并用，才能保护好国家利益，守住国土。

三、重构社会良知。任何社会、任何国家，精英一旦良知泯灭，就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报复式打击，因为，精英缺少良知的直接后果，就是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的开始，而社会道德沦丧、价值秩序的毁灭，必将引起社会动荡，直至酿成“政息人亡”的灾祸。道德毁灭的直接结果就是用生命重构社会道德和社会价值秩序。

当然，社会良知也是人类智慧的眼，可以发现各类隐而未发的社会危机，并能洞悉各种危机的因果关系，拿出可以从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但什么是社会良知呢？我以为，无私、纯洁，客观公正的看待问题，公平公正的普惠于社会各个成员的思想，就是社会良知。

四、构建良好的权力机制、民主机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有多大？这取决于是从理论层面来看还是从经验层面来看。”这是　郑永年　先生在“是谁“瓜分”了中国的中央权力”一文中开头的话。如果从理论上看，中国是个中央集权国家，但如果从实际上看，一个部门、一个地方，那怕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县级单位，从其可以不执行上级的一切指令的实际情况看，这些部门或地方，一个个成了“独立王国”了，他认为记者报道与己不利，就可以有权到京城抓记者，有的地方的地方官员，以为自己想到哪里哪里就是法，醉酒后的一句胡话也是最高指令，因此发展到听到任何不顺耳的话，都可以一声令下就把人投到监狱，更为可悲的是，在审判的时候竟然还能通过法律程序。有人说这可怕哪可怕，我以为，部门或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不把国家法律当回事，不执行中央决定的国策最可怕。　　

对于这种现象，我称之为部门或地方官员专制，因为，他们行使权力的时候，超越了国家规定的权力，其大无边不说，而且还胡作非为。有的民众说，过去是官匪一家，但官还遮遮老百姓的眼，现在连遮眼都不遮了。这话虽然有点绝对，但这不正透露出民众的一种真实感觉么。民众采取应对措施往往是凭感觉的理性做决定的。有人可能认为我胡扯八练，感觉怎么会有理性？但是，切不可忘掉的是，任何感觉，都是由长期的文化积淀形成的价值观念构成的，属于人类最高的理性范畴。　　

有人不怀好意的说，中央权力过大，应该把中央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但是，中央权力已经被利益集团瓜分了，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把中央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而是把精英特权阶层的特权关进笼子里，恢复中央的绝对权力，并在中央主导下，尽快推进现代权力制度程序进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制定权力制度，中央再不可以把制度制定权放给部门了。　　

因为，部门制定权力制度，只会限制中央权力扩大自己的权力，如果再由部门制定权力制度，不过又是一轮对中央权力的制度性“瓜分”。　　

如果一旦形成“瓜分”机制，再调头修改那就更难了。　　

权力机制的形成一是靠程序，二是靠制度，三是靠监督与纠偏。对于以上问题，我曾经写过很多文章了，再说就太俗了。但是有一点需要在此重复，没有程序的制度本身是对制度的破坏，因为，权力程序是权力运行的标准线路，而制度不过是对标准线路强制性规范而已。　　

　2008年7月31日　星期四　　

（因与网友争论的还是文革问题，故符于文后。）　　

改革是正常，属于社会的常态，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利益格局会不断发生变化，统治都会通过改革重新配置利益格局，从中国古代就开始了，不是从邓小平开始的，易经的革卦就是专论改革的。

但有一点邓小平肯定想不到，改革成了少数人制定掠夺规则进行掠夺的工具。

谁也没有前后眼，这也是没办法的。

至于毛夺刘权，假如你是刘，我是毛，我坚持普惠路线，因为，我以为只有普惠才能获得更多人的支持，而你坚持为少数人，造船不如买船等，你掌实权，我不掌实权，但我以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能普惠多数人、依靠多数人，在这时我建议白搭，最后连发言权都没有了，你说，我怎么办呢？也只能夺过你的权力，才能实践我的政治理想。

从这个角度上说，毛夺刘权是可以理解的。

我猜想，如果毛、刘都活到今天，看到今天的现实，刘一定会后悔，当时的想法，或叫治国权，如果没叫毛夺过来，中国早就和现在一样了。他对毛的梗梗于怀，至此便会冰释。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

这样说也不是说毛没有错误，因为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没错误的人，但大方向没错，一个人做到这一点就行了。我们还能要求毛什么呢？完人？象神仙一样？但在我的记忆中，神仙也是犯错误的，比如说，有一本唱本书说吕洞宾，在人家新婚的时候还听床哪。结果让新媳妇发现了，泼了一头尿水。

我的原则是，对一切人的观点，不论是赞成的反对的，甚至讨厌的，一不刻责，二不全否，三不全赞，认真的想想看看，有原则的吸收。

讨厌的，经吸收转化，也成我的了。

比如说，你的很多观点我都赞同，但对毛的观点不赞同，因为我有自己的看法。

按照精英的观点，我们应该成仇人，因为我不赞同你这个观点，而且反对，反对就是仇人，但我也不这样看，而是视你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赞同我以为我应该赞同的，反对我以为应该反对的。也就是这个原因，本地或外地，凡是和我认识的精英名流，大多数不喜欢我。

哈哈，人就是这个样，得失之间，全在自己一念之间的选择。

祝快乐

田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