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真相与反思

一、文革发生的历史背景　　

在全球的现代化困境中，法国革命是自由革命的开端，他粉碎了政治特权对自由的禁锢，但很快陷入新的困境，资本特权很快填满了权力的真空，并制造出更恐怖的灾难。在传统政治特权统治下，士大夫们还以维护基本秩序为己任，而纯粹的资本特权下，政治却摆脱了自己的道德义务，变成一种纯粹的市场冲动，他可以轻易的将一个矿藏开采权，乃至一个放高利贷的特权的争夺，扩展为一场侵略战争，而名之为对自由的保卫。政治权力的市场化如同被解除封印的妖魔，再也无法阻挡，两次世界大战也应运而生。　　

在此背景下，俄国革命诞生了，他粉碎了资本对世界的控制，并以世界化大生产的高度，重新构建政治特权，赋予政治以发展工业化的重任，这就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以此构成了落后国家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赶超战略。苏联与中国的工业化如此，甚至韩国日本的工业化也是如此，只不过苏联中国凝聚这股战略赶超意志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韩国日本则是依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但是，国家资本主义制造出一个新的怪兽，控制这怪兽的不过是脆弱的意识形态，苏中的官僚集团的工业化赶超的压力越来越微弱，慢慢演变为一个鸟笼经济的秩序控制者，而韩日的官僚集团对资本家的控制能力也越来越微弱，他们逐步从工业化的驱动者，变成纯粹的权力分账者。国家资本主义下的民众，对工业化成果的喜悦，也逐步被分配不均的不平所取代，而不断冲击国家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而这种冲击本身又构成了官僚集团排斥工业化赶超义务的最好理由。最终如我们所知道的，苏联解体了，中国一夜回到解放前，韩国与日本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只余下几个巨型企业参与着美国人主导的金融游戏。　　

20世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世纪，他不仅构成了苏中韩日的工业化模式，更构成了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互动，欧洲社会民主党乃至美国民主党的崛起，都是由于国家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边缘国家的伟大实践，更准确的说，没有苏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就没有欧美列强内部资本势力对劳工的巨大让步，也就没有50－60年代的经济恢复，而苏中国家资本主义的解体，也构成了全世界新一轮对劳工权益的侵害逆流。　　

自由主义不是对国家资本主义的革命，而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他摧毁了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赶超的努力，构成了自我奴化的逆向种族主义寒流，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汉奸主义，是美帝国构建新罗马帝国的开路先锋。历史早已证明，放弃自主工业化就是一种民族自杀，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足以成为救赎的借口，个体的极端理性恰恰成就了集体的极端不理性，没有人可以一个人挑战世界，团结才是硬道理，自由主义的极端膨胀正是走向自我奴役的不归路，买办与专制的魔鬼联盟，正是自由主义最后的光辉。　　

国家资本主义的末路，不是自主工业化的末路，而是继续革命的开端，前进还是后退？成了最现实的命题。文革就是前进的回答，改革就是后退的回答，历史与我们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后退的小丑成了救赎的英雄，前进的英雄成了历史的罪人，只到退无可退走上这条逆向种族主义的绝路，我们才不得不回头正视我们以前一直躲避的问题，前进还是后退　　

二、文革的历史进程　　

解放战争的胜利，只是拉开了历史的序幕，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建设，从一开始　　

就遇到了麻烦。这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高度落后，工业化建设乃至整个无产阶级队伍几乎完全是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他不象苏联可以将整个农民变成农业工人，进而建成一个纯之又纯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在中国，必须首先通过土地革命将农民禁锢在狭小的土地上，在伴随着工业化的节奏而逐步转移农业人口，于是，就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城乡二元化体制。　　

但是城乡二元制的现实，事实上形成了工人阶级的特权地位，再加上党政集团对　　

农民对工人选拔过程的主导地位，客观形成了工人阶级对党政集团的高度依赖，以及无产阶级政治自觉的淡薄。中国的党政集团在一开始就形成了超越苏联体制的更强大控制力，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党政集团在生产领域专业素养的严重不足，他们的军人出身，无形中更增加了其简单粗暴的特征，故而在基本实现公有制工商业改造之后，他们更早的暴露出对技术革命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又进一步加剧了其简单粗暴的对群众所谓不觉悟的抱怨，一种官僚主义的潜在意识迅速上升。与此同时，革命的激情正在工农群众中荡漾，被解放的创造力正被持续的释放，一场波澜壮阔的技术革命正轰轰烈烈的展开，在这历史的瞬间，物质的匮乏，以及新政权统筹调度能力成了最薄弱的短板。而正不断膨胀的官僚主义，却正是人民群众最焦点的愤怒。　　

遗憾的是，中国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意识的淡薄，使其并没有充当起抑制官僚主义　　

的利器，而农民阶级虽然释放出巨大的活力，但却还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自己的组织，也无法承担起抑制官僚主义的重担。于是，一个无奈的现实发生了，官僚主义的抑制不得不依赖官僚系统本身的意识形态觉悟来完成，这就是毛主席不得不在党内发动一个又一个运动的缘由。这些政治运动不是毛主席天才的发现，而是党政队伍不适应这场深刻技术革命的无奈，然而这些政治运动虽然轰轰烈烈，却收效甚微，反倒促成了官僚主义情绪向官僚集团形成的飞速转变，为抑制官僚主义而展开的政治运动，反倒变成了新兴官僚集团抵制群众批评的报复利器，依靠官僚体制反官僚体制的努力，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于是，一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抵制官僚主义的斗争，就不可避免的浮出水面，这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并不是毛主席天才的发明，而是对现实无奈的反击。刘少奇　　

集团以桃源经验为模式，发动党专政机器深入基层，主动出击，四处抓对官僚主义的批判者，以及部分出身不好的替罪羊，制造出臭名昭著的52天白色恐怖。毛主席忍无可忍，被迫出手扭转这场歪风，并起用秀才帮组成文革小组，象群众宣传党的政策，鼓励他们勇敢的组织起来反抗官僚集团的迫害，用主人公的心态，去批评执政者，帮助他们改正问题，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这就是文革初期的“斗批改”。但正如前面所说的，中国的工人阶级还缺乏无产阶级的政治自觉，而农民阶级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这场群众的政治动员是非常艰难的，而官僚集团的反击也非常快，一开始，他们通过自己消息灵通的子弟，组成红卫兵，就如同他们的父亲在前几次转移斗争大方向一样，大搞血统论恐怖主义，但他们的倒行逆施，反而激发了普通群众的政治觉悟，使得造反派组织如同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当然，由于刘少奇集团的白色恐怖以及太子党血统派红卫兵的残暴不仁，使得这场群众运动从一开始就多了一些情绪化的内容，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斗争的大方向。抛开这些局限不谈，总之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中国自此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新时代。　　

太子党血统派红卫兵的进攻被抑制了，一场“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得以顺利展开，　　

而官僚集团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刘少奇当面质问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到底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而更可耻的是，官僚集团开始进行广泛的串联，并利用自己掌管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机器的强势地位，阴险的实行官僚集团的消极怠工，使得全国的生产在短期内不能正常运转，严重危及国计民生，并进而制造出全国性混乱，在此背景下，工业化水平较高的上海工人造反派被迫接管上海瘫痪的政权，自发的组织生产，并创造性的以巴黎公社的模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地方政权，这就是伟大的“一月革命”，而毛主席也向全国发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各地造反派组织在一月革命的鼓舞下，开始筹划着新一轮全国范围的大革命。　　

在此关键的时刻，官僚集团再也坐不住了，他们改变了消极怠工破坏生产的策略，　　

而进行疯狂的反扑，周恩来组织一帮老帅向毛主席公开摊派，是谓“二月逆流”，更可耻的是，他们开始在各地组织保守派群众组织，散发枪支，四处捕杀造反派积极分子。一场腥风血雨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迫在眉睫。对革命派严重不利的是，造反派各组织刚刚成立，而各保守派团伙也以造反派的面目出现，鱼目混珠，难以形成有效的联合，虽然在上海等工人阶级比较强大的地方，造反派可以取得一定的优势，但在更广阔的区域，官僚集团的组织能力，武装动员能力都强大的多，造反派处于严重的不利当中。在此不利局势下，毛主席不得不进行分化瓦解官僚集团的策略性斗争与让步，他冒险前往保守派重镇武汉，力保保守派先锋陈再道，并以此来稳定官僚集团的人心，削弱他们决战的战略决心，并被迫与周恩来派出的代表杨成武达成妥协，撤换造反派先锋王力、关峰、漆本禹，甚至任命保守派官僚领袖周恩来为文革小组组长，再请出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军事统帅林彪出面，以军管的形式隔离造反派与保守派组织，消除内战，并以“三结合”的方式，构建新的革命委员会政权，以此达到向旧政权掺沙子的目的，达到抑制官僚主义，保持政权人民性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毛主席加紧了对造反派组织的整合，以及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深入宣传，以红宝书的形式，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更深入的动员。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毛主席的妥协政策有一个根本性误判，毛主席错误的以为　　

林彪会真心支持文化大革命，并将以此来依靠人民军队实现“支左”的政治任务，相对和平的瓦解保守派武装。但实际上，林彪却是个明哲保身的人物，他不仅不能实现毛主席“支左”的愿望，甚至也不能构成对保守派官僚领袖周恩来的制衡力量，林彪消极的对待毛主席的期望，使得周恩来可以通过政治局，轻易的调动军队进行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这就是“军委八条”以及“抓516分子”的种种运动。自此，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以失败而告终。接下来的进程则是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深入思考，以及毛主席对造反派成员的小心保护。　　

林彪的出逃，是文革宣告失败的最后钟声，毛主席辉煌的一生，进入到悲怆的晚　　

年，带着对历史的无奈，带着对造反派最后的道义责任，带着更深层次的思索，毛主席用不屈的灵魂，进行着最后的努力，虽然这样的日子，每一分钟都是对他的折磨，但是他没有放弃，他还要进行最后的奋斗，他以失败者的身份，用最后残余的威望，蔑视着对手的怯懦，而毅然发起了一场批林批孔的思想文化运动，因为他已经清楚的知道，文革的失败，归根结底是民众的不觉悟，民众不觉悟的根源在旧文化，在民众对知识分子集团精英集团的依赖上，只有打破这种依赖，才能有自身的解放，才可能建立马克思所说的新的无产阶级新的联合。他甚至不顾自己的名声，去请出官僚集团最心狠手辣最干练狡猾的对手，给他政治权力，去交换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也就是对造反派成员不秋后算账的政治保证，因为毛主席早已知道，这个无赖必将成为官僚集团新的领袖，他用自己的耻辱来追寻着对战友的责任，这是何等的悲壮，何等的凄凉。　　

文革最终以华叛徒的军事政变落下了最后的帷幕，但文革却早已结束了，7年前　　

就结束了，当毛主席说文革7-8年再来一次的时候，他就早已经结束了。当华叛徒自鸣得意的时候，毛主席却早以看到最后的胜利者是谁了，“羽翼已丰，横绝四海”这是毛主席对张春桥等同志的提醒，最后却变成了对华叛徒可耻失败的最好预言。　　

三、文革的经验与教训　　

1、  城乡二元体制与保守派的群众土壤。　　

继续革命的任务离不开城市工人无产阶级政治自觉的提高，但城乡二元体制　　

的存在，使得城市工人更愿意与官僚集团联盟，而放弃对普遍政治权利的追求，并以此借官僚集团之手，达到抵制农民平等的经济利益诉求的目的，虽然城市工人总是以维护整个国家的稳定来掩饰自己这种自私自利的潜意识，却丝毫不能改变这种城乡不平等带来的无产阶级政治意识异化事实。　　

在此背景下，城市工人的斗争总是很不彻底，他们与官僚集团的斗争总是虎　　

头蛇尾，最终被官僚集团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再慢慢的分化瓦解。甚至他们会被组织成保守派的别动队，而成为官僚集团的打手。　　

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市工人，就如同古罗马帝国的共和制度下的平民，也如　　

同西方核心国家的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缔造了帝国暴力的最核心的基石，帝国暴力秩序的瓦解，只有在取消城市工人相对于农民工的一切特权之后，也只有在罗马帝国的平民下决心不再为罗马而战之后，也只有西方核心国家的对外掠夺不足以支撑国内的民主福利之后，这种有限范围内的人道主义进步，往往并不是历史线性前进的先声，而是历史难以突破的障碍。　　

城乡二元制度一天不瓦解，城市工人阶级就一天不能成为革命的策动者，文革时期如此，现在也如此。建国后工业化的无奈之举，一开始就构成了官僚集团坚实的堡垒，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1、  工业化程度与国家资本主义补课　　

国家资本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过渡形态，其只能完成接管旧世　　

界的基本组织架构，最多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资源的集中调度，实现更高效的技术提升，但还远不足以充分调动个体积极性，进而推动一场更深刻的技术革命。这一历史任务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的继续革命来实现。但是，在工业化水平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却是难以跳跃的一个门槛，教育的普及，乃至新技术革命所必须的物质准备，都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　　

现在人讲补课论，其实，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在工业化程度低下条件　　

下的补课，而从国家资本主义倒退到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不仅仅不是什么补课，而是一种倒退，是一种自毁工业化前途，进而卖身美利坚新罗马帝国为奴的自我阉割之举。改革开放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乃是放弃自主工业化积累，并将工业化成果在轻工业中无节制释放的结果，就比如一个工厂，本来省吃俭用扩大再生产，却突然来了一个新厂长，不仅不再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而且变卖家产，到处用小恩小惠来安抚工人，当然工人就会感觉日子好过多了。当然，改革开放并不仅仅是变卖家产这么简单，而有一个重工业积累在轻工业释放的问题。　　

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本来是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就　　

是应这样的历史命题而出现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在工业化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将政治经济的主导权从职业专政集团手中夺取回来，让人民通过新的组织形态来推动这场崭新的技术革命，文革的过程，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而是一场人民与官僚集团的殊死决战，胜利者将战争过程中的一切灾难，乃至他们胜利后的反攻倒算，全部栽赃到革命者头上，而将他们的全部罪行，都用建国功臣，以及等级秩序维护者的身份加以粉饰。　　

工业化水平的低下，使得革命不得不在较长时期内对国家资本主义屈服，而　　

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制造出一个强大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又本能的去毁灭革命的火种，这乃是一切落后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历史难题。　　

2、  继续革命的时机　　

文革的失败，首先在于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城市工人对官僚集团还有着相　　

当程度的依赖，人农民则还很大程度的生活在皇民恐惧当中，而没有充分的组织起来，但官僚集团已经通过长时间的整合而具备了充足的动员能力。文化大革命来的太迟了，如果文化大革命提前十年进行，那么工人农民在革命胜利的鼓舞下，而变得万众一心，而官僚集团还远没有形成，不足以抗拒革命的冲动。　　

遗憾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革命，是一种全新的历史尝试，苏联的胜利与强　　

大也掩饰了自身的危机，没有人先知先觉的理解这一历史的大势，历史还在等待自身的充分展开。问题的出现，还是在公有化改造完成的技术革命大跃进时期，而此后的种种政治运动尝试，乃至与苏联修正主义的争论，才使得这一历史命题得以清晰的显露，文化大革命虽然来得迟了一些，并进而导致力量对比失衡而失败，但这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前人的血泪正是我们后人继续前进的基石。　　

3、  策略空间与战略决心的选择　　

以一月革命为最高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曾经也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以　　

巴黎公社的方式选举出新的革命委员会，但是，在面临官僚集团疯狂反扑的时刻，革命领袖毛主席却选择了妥协，放弃了一月革命模式的全国性推广，而以三结合的形式组织了新的革命委员会政权。　　

是什么原因促使毛主席做出这样的选择，目前还是一个未解之迷，但有一点　　

可以肯定，如果当时选择决战，就必须将文化大革命深入到人民军队中去，否则就无法抵抗官僚化军头的反扑，而文革在军事领域的深入，必然会在短期内形成一种混乱状态，而无法应对苏联的强大军事威胁。既然一是无法将文革深入到军队中去，那么纯粹政治领域的决战就不可能胜利，而徒引发官僚化军头的军事政变，二月逆流，乃至毛主席对林彪许世友等人勤王的动员，也正是此刻背景下不可或缺的内容。　　

这一决战可能产生的破坏，固然是毛主席担心的内容，但还不足以让毛主席　　

选择妥协，也许决定妥协的最后一根稻草乃是毛主席对自身策略运用能力的自信，乃至对策略运用空间的误判。　　

无任如何，毛主席还是过高的估计了革命热情对官僚集团的影响能力，他总　　

是温情的希望自己堕落的战友能够及时醒悟，而回到继续革命的怀抱，最终换来的却是一个接一个新的背叛。毛主席以保全官僚集团最猖狂的凶手陈再道为契机，并以撤换王关漆三位心腹大将为代价，瓦解了官僚集团最后决战的雄心，而妥协的温和派的林彪与官僚集团的领袖周恩来共同执政，在此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实现造反派与官僚集团的和解与妥协，也就是成立三结合政权。但是，毛主席所倚重的林彪说的多，做的少，根本没有形成与周恩来相互牵制的，不仅辜负了毛主席支左的重任，反而构成了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毛主席的策略不可谓不高明，但是，任何背离群众运动本身，而压宝在特定个人身上的行为，最终都将以机会主义的失败而告终。张春桥虽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杰出代表，然而毛主席对其的苦心培养，却使之更加脱离群众运动现实，张春桥就犹如脱水之鱼，只能在政治局苦命的挣扎，而无能为了。甚至我们可以说，即使林彪坚定的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深入到军队之中，军队支左的努力也一样无法实现，最多不过拖延官僚集团摧毁造反派政治参与能力的时间罢了。　　

毛主席的策略成功，根本无法抵挡周恩来乱抓516分子的反攻倒算，当张春　　

桥江青这样的先进分子越来越醉心于政治局人员构成的时刻，周恩来已经稳操胜券了，再加上对官僚派军头的秘密串联，文革派纵然想保存一些革命的火种，也已经变得不可想象了，这也正是邓胆敢拒绝就文化大革命做历史总结的原因所在，甚至，毛主席得以安度晚年，也不过是周叶邓在稳操胜券条件下不一定必要的谨慎罢了。　　

策略的空间，离不开阶级力量对比的客观背景，牺牲群众运动达到在政治局　　

掺沙子目的，即使得到短暂的成功，也必将迎来更深刻的失败。对策略运用的熟练与自信，往往却成为背弃战略决心的祸根。气可鼓不可泄，一月革命模式的放弃，成了群众运动每况愈下的分水岭。如果说，列宁在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威胁下，作出了取消派别弱化苏维埃的错误举动，进而影响了整个20世纪历史进程的话，那么毛主席在苏联军事威胁下，作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深入军队的错误决定，则错过了最后的历史机遇。山必有缺，人无完人，这就是历史的无奈。　　

4、  生产过程中的民主秩序与阶级力量对比　　

国家资本主义过渡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无疑需要人民群众高度的自我组　　

织，只有人民群众的高度自我组织，才能凝聚工农继续革命的意志，才能制服政权机器这头猛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残留的皇民思想，乃至个人主义的盲动会背离工农解放的大方向，工农个体与官僚集团的结盟往往比整个工农队伍的团结收益更大，故而必须在生产过程形成一定的民主秩序，减少个体与官僚集团结盟的收益，并以此来促进工农的自我组织。　　

对城市工人而言，反对苏联模式的厂长负责制，健全并加强职工委员会权限　　

就成了关键，但由于工矿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职工委员会权限必然首先需要民主政治下自上而下的界定，文革期间的困难在于局势的混乱，导致无法完成这种界定，最终职工委员会被官僚集团利用，以全国物质调度者的角色，构成了将城市工人武装成保守派打手的指挥棒，城市工人以其部门及个人局部利益，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下官僚集团最忠实的维护者。　　

对农民而言，合作社乃至人民公社的形成，虽然打破了鸟笼经济模式对农民　　

的排斥，使得农民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了工业化的成果，但是，就其组织形态而言，农民被官僚集团控制的更加严密，物资的匮乏，劳役以及工分的考核，使得农民不仅没有形成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农业工人，反而更家接近于传统的农奴，成为被压迫的最底层。　　

要形成整体的工农政治利益需求，只有先自上而下的科学界定生产过程中的工农群众民主参与的权限，在此权限共识下，才能真正促进工农的自我组织，而不至于小集团的被官僚集团分化瓦解。农民的人民公社组织形态，一开始就是一种工业落后下的无奈，这种无奈虽然是低成本的工业化需要，却不是农民自我组织，并推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正确道路，农民的农业产业工人化，全国无产阶级一盘棋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唯一出路。　　

5、  上层建筑的民主秩序与造反派的整合　　

毛主席在现在妥协之后，并没有放弃继续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任　　

务，他在部署完妥协协议后，将希望放在了造反派的整合上，但令其极端失望的是，造反派组织乱成一团，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什么有效的联合。这其中，官僚集团的蓄意破坏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也许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一直没有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上层建筑的民主秩序平台来供造反派来运作，大家一直处于一种从理论到理论的空乏争论当中，理论的争论永远不会终结，而只会制造更多的分裂。　　

造反派在忙着争论谁是最纯洁的毛泽东思想，而政治局的构成则成为高层政治妥协的暗箱操作，毛主席用自己的威望，成功的在政治局搀杂了造反派的沙子，却无奈的成为了造反派的慢性毒药，对造反派的保护，恰恰成了造反派整合的最严重障碍。造反派的持续分裂，又造成了革命成果无法升华的状态，四大自由固然让人振奋，却无法提供进一步的政治进步动力，甚至成为了随时可能伤害自身的双刃剑。文革自此陷入了泥沼，而无法动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