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的道路

这两天看国际关系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感触很深。其实中共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教材，很值得一看的。像以前看过一段毛泽东军事思想专业的研究生教材，有醍醐灌顶之感，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看国际关系史，从凡尔赛体系到雅尔塔体系，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这句话的道理。帝国主义发起的战争，每次战争结束后战胜者总是残酷的对待战败者，同时战胜者之间也是争权夺利、互不相让。所以每一次在和约签定的同时，就埋好了下次战争的种子。就像美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者，倡导成立国联，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受到英法两国的排斥，失去了对国联的主导权，所以反而抵制国联。为了抗衡英法两国，美国又扶持德国，英国也为了抗衡法国而扶持德国，从而为德国提供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早在希特勒上台以前，20世纪20年代《洛迦诺》公约签订以后德国就走上了重整军备的道路。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完全是英美纵容扶持的结果。所以说，不消灭帝国主义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

看中共党史，则让我更加深刻的理解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程。拯救民族危亡、改造中国社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两大宗旨。这两大宗旨并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而是全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包括清政府、北洋军阀、民国政府、国民党都同样面对过这两个任务，但只有共产党完成了，所以成为了全中国的领导者。到目前为止，从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那一刻起，可以说第一个任务是基本完成了。但是第一个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台湾还在分裂政权手中，国土还没有统一，帝国主义势力还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国家仍然没有完全脱离最危险的时候。第二个任务，就是改造中国社会、实现繁荣富强，从建国以来始终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但迄今为止没有完成。实现繁荣富强最主要的途径是什么？关于这一点从建国开始党内从来没有大的分歧，就是快速实现工业化。关于工业化是现代文明生产财富和保卫自己的主要方式这一点我在以前的发言中已经论述过，此处不再重复。但在如何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方法问题上，党内却有不同的争执。这也是建国以来从公私合营、合作社、到三面红旗、大跃进、庐山会议、甚至直至后来文化大革命一系列政治问题的实质。大家知道，世界上主要工业国家，工业化的进程都历经了上百年的时间，而且是建立在剥削众多殖民地的基础上。而我们国家，当时国际国内所面临的环境（朝鲜战争、中印战争、珍宝岛、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自卫反击战、加上现在面临的台海战争），都不容许用如此长的时间实现工业化。可以说，战争的阴云始终笼罩着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容许中国实现工业化，现实就是这么的残酷。中国是一个从封建社会过渡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残余和思想残余丰厚。为了尽快争取民族革命的胜利、让民族尽快脱离濒临危亡的境地，当初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将大量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知识分子、农民、甚至是有革命倾向的地主、弃暗投明的旧军人，吸收进革命的队伍中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同路人”。而一部分人在参加革命以后并没有实现从同路人到革命者的转变。成分不纯必然导致思想不纯，这也是当初延安整风运动统一思想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如何实现快速工业化的道路在党内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从刚建国开始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发表“剥削有功”的言论，受到党中央（不是毛主席一个人，是党中央集体）的严肃批评，到后来“单干、合作社”，包括“大跃进、反冒进”，“食堂、不要食堂”，“人民公社、不要公社”“革命派、走资派”，“鸟笼理论、猫论”，“计划、市场”的争论，始终存在着不同发展思路的斗争。一种思路认为，在发展的过程中就可以同时而且应该消除差别，应该走个体无差别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这是一条更快更好的道路；另一种思维则认为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承认个体差别的存在，走别国差别化工业化的道路，即贫富不均的工业化发展道路，通过发展实现最终的无差别。简单的说就是一定程度理想性和一定程度现实性之间的差别。理想并非单纯的理想，现实也非单纯的现实。但不同思路他们的目的又是一致的，即实现国家的快速工业化，所以党内有分歧但从来没有大的分裂，且在面临外部压力时始终能一致对外，但这种思想上的不一致是始终存在着的。这就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毛主席临终前保留邓小平的党籍而且叫汪东兴把他保护起来，又没有把兵权交给四人帮。而其他的“阴谋论、夺权论、政治斗争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点和之前的一系列事件。

从斗争的过程看，理想主义一度占了上风，标志是“走资派”被打倒，以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在20世纪末中国将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化，这一论断在世界各国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并成为美国和中国建交的动因之一：中国在面临封锁和战争围困的前提下仍然即将实现工业化，而一个工业化的中国已经强大到美国不得不承认的地步。戴高乐建议尼克松既然封锁无效不如提早承认。可以作为旁证的是毛泽东在文革末期对尼克松子女赞扬中国时的答复：过十年你们再到中国来吧，那时候中国将棒极了！即使到今天，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这个论断的合理性，因为那是两个巨人在历经大跃进的挫折之后所作出的论断（实际上，分两步走的现代化第一步在70年代末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即使这种工业化也许是相当原始的工业化，但在这基础之上再实现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市场经济、发展外贸也要比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就历经转轨和改制的阵痛要容易得多。事实上，在70年代初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解除对中国的封锁之后，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像今天大多数人所想得那样封闭，而在当时世界处于领先水平的计算机科技（北京）、工业自动化科技（沈阳）、生物科技（牛胰岛素蛋白质合成）、数学科技（陈景润）、农业科技（袁隆平）等一大批基础学科领域的领先也使得中国有足够的与西方世界打交道的底气。一个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社会，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一个消除了一切丑恶现象、没有饥荒、没有贫穷、没有仇恨的社会，一个人人享有尊严、享有安全和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一个论语中的大同、佛教中的极乐净土、伊斯兰教中的天堂、基督教中的伊甸园般的社会，仿佛就要在20世纪末的中国土地上建成。但是，随着两个伟人的逝去，一段发展的历程画上了句号。

从1976年以后事情的演变来看，两个伟人没有为他们指明的道路选择到合适的继承者，或者说继承者不足以承担这样的使命。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现实派的合理性：既然千挑万选的继承者都无法保证其将这条理想道路贯彻下去，也说明了目前中国人民的觉悟并没有高到可以接受并维持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程度。一旦失去了伟人的监督人民就无法再继续维持其存在。既然如此，不如走一条现实的以目前人民觉悟和认识水平能够维持的道路，即使不那么完美，也许是并非最好但最实际的选择。

然而，在文革结束以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路并没有面临一边倒的形势，党内陈云等仍然坚持“鸟笼经济”的观点，这说明理想并非完全理想，仍有其现实的基础。而小岗村在发展多年以后面对和华西村、南街村巨大差距的现实，也说明现实也并非完全是现实。历经28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同时，也证明了其不足之处：经济进步同时巨大的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而这一切又大大抬高了经济发展的成本。这就促使中国共产党内部不得不对此进行反思，并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点。

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首要仍然是解决快速工业化的问题。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不容否认：世界第一的钢铁、水泥、粮食、家电、煤炭等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人均钢产量超过美国，抗美援朝时期美国钢多气少、我们钢少气多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中国仍然不是一个彻底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标志就是中国的工业化虽然已经进展到了重化工的阶段，国内仍然存在大量的非工业人口。目前中国还有农业人口大约6-7亿，按照当初“离土不离乡”、“国有—集体—乡镇三级企业”的设想，这些人都应该在其家乡当地转变为工业人口，可是现有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使其中的大多数只能离家外出打工，并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当初第一代领导人的远见：工业化最重要的是实现人口的工业化，否则这种工业化是不彻底的，仍然可能倒退。就像当初拉美国家经历的那样。反例有当初的日本和德国，战败后丧失了一切的设备、工业、资金、厂房，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又重新实现了国家的崛起——关键在于其国家人口已经实现了彻底工业化的转变。工业化最重要的不是厂房资金设备，而是人口的素质和社会组织。类似的有俄罗斯的例子。虽然上世纪90年代历经了几乎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灾难，俄罗斯公民的生活水准仍然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按照西方社会的观点，一个国家如果完成了工业化就几乎不可能再倒退，除非出现核武器导致人口大规模灭绝和智力大幅度减退的现象，在此之前仍有可能倒退为农业国或者资源输出型国家。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全民工业化，同时还面临新型工业化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技术发展，导致一批原有的旧工业面临淘汰和转移，同时服务业迅猛发展，成为新型工业的一部分。这样，中国就面临全民工业化和工业升级的双重困境。对此，中共中央也提出了双重发展战略：以跨越式发展和创新战略应对产业升级、以一系列政策和配套措施带动中西部农村实现工业化，以解决目前面临的双重困境。包括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安居工程、宏观调控、新农村建设、免除农业税、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泛亚铁路建设都是这一工程的一部分。从目前来看，实现以上目标需要20年的时间。另一方面，从现任政府的操作手法中也可以看出与第一任政府相类似的思路：即不管任何问题其优先性都放到低于实现工业化的位置，把当前不能解决或解决好的问题放到工业化以后再去解决。不是不解决，解决以不妨碍工业化进程为前提。采取这一决策的认识前提是：任何重大国际国内问题的解决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一定时间内解决一个主要问题就意味着其它问题迎刃而解；相反在一定时期内没有解决主要问题而是只解决了次要问题，很可能最终次要问题也得不到解决。类似的例子就是台湾问题，哪怕现在台湾独立了，只要我们完成了工业化，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把台湾收回；台湾反正开不走。如果我们中断了工业化进程，即使台湾收回了也得不到保障，因为我们并没有遏制下一场战争的实力，在下一场战争中台湾仍有可能分裂出去。帝国主义永远不会放弃以武力掠夺财富的途径，除非你的实力远远超过让它彻底打消发动下一场战争的念头。我们不仅要考虑面对现在可能遇到的战争，我们还要考虑面对将来可能遇到的战争。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残酷现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万年锁，也没有永久的和平契约，一切都要靠提高我们自己的实力去争取。当中国完成工业化以后，任何与中国为敌的想法都是自杀性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只是大的原则和方针，不应也不能成为我们行动的教条。在形势需要的时候或两者可兼得的时候，不打也得打。

当中国完成工业化以后，就有能力解决繁荣富强问题。2000多年前的管仲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孔子云：生而养之，养而教之。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区别就在于少数人的劳动可以养活多数人。当多数人可以被少数人养活的时候，多数人就不再为衣食所忧（前提是社会分配的公平，如果财富为少数人占有还是不行），可以把精力转向艺术、绘画、诗歌、音乐、文学、科技、发明、创新、建筑、社会、哲学、教育、社会进步等其他领域，而这些方面的进步累加到一起，就将创造出一个伟大的盛世文明。中华文明历朝历代的盛世以及西方的罗马、拜占庭、不列颠、美国等帝国，无不是以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构建出文化科学艺术社会进步等方面的辉煌大厦。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自豪的宣称中华文明的辉煌又一次到来。

然而，中华文明的发展绝不仅仅以繁荣富强为目的。中国共产党还承担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历史职责。历史上中国曾无数次达到过繁荣富强，如秦、汉、唐、明，然而然后呢？这就回到建国之初黄炎培问毛泽东的话题：如何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这个问题不回答，中国的繁荣昌盛始终是不稳定的。如中国这样的国家，没有世界的安全，就没有中国的安全。所以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中华民族自己。中国曾经在世界文明的巅峰和东亚秩序的维护者位置上待了2000千年，但1840年之后一切都被打破了。所以世界要迎来真正的和平，只有统一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