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最后的“人民公社”

广东仍有“人民公社”　村民从不担心粮价

一份研究资料表明：尽管市场经济已经融入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细胞，但全国仍在坚定地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约有7000多个。而在以思想解放著称的珠三角地区，广东省中山市南蓢镇崖口村，却以走“人民公社”之路而独树一帜。

上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安徽小岗村的、一场被命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体制革命已席卷全国。然而，崖口村当年却通过民主的程序决定继续走“人民公社”之路，并延续至今。

这个村庄古老建筑的屋顶和新建筑混合，被绿色的田野和数万亩的围垦土地包围着。这是崖口集村民20年之力，向大海要回的土地。

这些围垦出来的滩涂已大量作为养殖场出租（部分建起工厂），每年可为崖口提供数百万的租金收入，成为崖口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他们将这笔收入用于补贴农业生产、给社员和干部发工资、整修村里的公共设施，建设凝聚人心的寺庙。低调的实施着“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制度”。

人民公社体制，一直被视为是中国社会主义试验的负面案例。崖口人民的“公社生活”，各种证据似乎证明着，如今崖口集体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相互依赖和补充，以及民主决议程序的坚持执行，正闪烁着科学与和谐的光芒。

2008年4月27日，村民阿谭起了个大早。他穿过几条小巷，来到村祠堂公告栏前。公告栏上写着“八点开工，下北山界围鸭网、下田林斩田基”等字样，这是生产队长的开工通知。他如城市的人“打卡”一样，在“斩田基”一栏挂上自己的名字牌。

根据村里的规定，干完这些活儿之后，阿谭可以拿到20个工分。按照最近两年的崖口的工分值，这大概价值30元人民币左右。崖口村有3500多人，1700 多劳动力，其中有差不多600人靠在村里3500多亩的稻田里“挣工分”。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阿谭去年挣得了一万多点儿的收入，这在村里居于中上游水平，有的人可能与之相差数千元。外出务工、经商的崖口村民可从集体土地、工厂出租收入获得人均约5000元的分红。这个坚持公社体制的村庄已与市场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崖口的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也不大，成片的3000亩稻田，已经大部分交给了机械化操作。村民的劳作，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形式。但是他们必须认真的做这个形式——劳动行为，在崖口是神圣的东西。

“我们从来不用担心粮食涨价。”崖口村法律顾问谭顺宁说。根据该村的规定，任何参加集体劳动的社员，都有权使用“粮折”，年终时直接从工分中扣除，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自2001年起，对16岁以下儿童工和60岁以上（女55岁）老人的口粮，完全免费。但是，退出集体生产的村民，将不能享受这项福利。

崖口的农耕地，按照村民民主约定，是绝对不允许出卖或另做他用的——尽管它的位置和优越的风水，对资本力量的诱惑力巨大——这块土地，更像是整个村庄的命脉的根基，是维系村庄没有能力的人和老弱病残生存延续的最可靠保障。

在我们这几十年得到的印象是：凡是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村庄，村民一旦获得了免费的房屋、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就会失去了许多自由甚至是民主。这是曾经辉煌的大邱庄给人们的最惨痛教训，也是河南南街村最近公开给我们的例证。

但在崖口，如果阿谭想离开生产队外出务工，只需跟队长打个招呼即可。倘若他想要回村劳动，生产队也不可拒绝。不过，他只能回到他所属自然村的生产队，而不能在各生产队之间流动；回队申请只能在每年初进行，需要交100多元的生产工具费。以防有的村民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又回来挣工分。这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组织。

而一旦参加农耕，这一年就不能随便出入，因为会影响整个农业生产的进行。阿谭可以干完这一年，不想干了再退出，想干么干么去，想回来了。来年再报名。

崖口村的财务管理就像是一个 “透明的保险箱”，“你可以看见每一笔开支，但干部无法随意支配。每天村里集体开工的时候，没有一个社员讲，你今天要给我多少钱，才去开工。如果集体不值得信任，他们不会连今日收入多少工钱都不过问。”村民肖伯说。

30多年来一直担任崖口村党支部书记的陆汉满称崖口的做法是“双轨制”。即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双轨制，一个村庄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村庄以共同体形式进入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双轨制，农业生产效率低，投入高，生产期长，有风有雨有虫有病害，甚至还有人害。因此，村庄又要利用土地出租收入来扶持农业生产。

绝不卖地是崖口村的基本生存原则。几乎每一个崖口村民的住宅门前，都供着一个土地神位。

数万亩用于出租的滩涂、土地是崖口公社得以延续的生命线。2004年，前来崖口村考察的南街村领袖人物王宏斌曾经感慨：只要崖口守住土地，日子就能过得很好，不像南街村3000多人口只有2000多亩土地，生产、建设十分艰巨和辛苦。其实，著名的南街村不是依靠靠土地，而是依靠国家商业银行和政府之力，数十亿的贷款和援助，修筑起来的一栋空中楼阁。但是，这么多年，崖口只卖过三次地，而这些都是为了国家交通等重要基础建设。

尽管如此，数十年来，崖口仍遭遇了数次大的卖地风波。陆汉满也直言，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最难处理的，就是部分村民被人家挑动，要求卖地。陆汉满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抵御一切可能的风险。最近几年来，珠三角的房地产业再次缔造出无数财富神话，崖口的生存模式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卖还是不卖，这在拥有数万亩土地的崖口再次成为一个问题。

（摘自《读报参考》第7期上作者江华彭进）

珠三角最后的“人民公社”

2008-05-29 14:53:55　 南方网　

 
http://news.21cn.com/guangdong/yaowen/2008/05/29/4780886_5.shtml

本专题撰文

囗南方农村报记者　江华　彭进　南方日报记者　周志坤　

实习生　翟旭钦　张钊

和历朝历代相同,当进入1980年代之后,中国一场新的革命,也从农民开始,不过他们采取了温和而且对中国有深刻影响的举动。

1980年代初,发生在安徽小冈村的、一场被命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体制革命已席卷全国。

然而,广东省中山市南蓢镇崖口村,在这个“革命、改革”的年代里,却通过民主的程序决定继续走“人民公社”之路,并延续至今。

有人说,这是珠江三角洲最后的“人民公社”。

它坐落在伶仃洋畔,临海远望,香港的大屿岛和澳门深圳的高楼大厦清晰可见。

可能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里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故乡,翠亨村与崖口比肩而邻。

就在这个沐浴了一个多世纪欧风美雨的地方,就在这个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已与世界经济紧紧联在一起的地方,居然会有一个叫崖口的村庄——至今仍奉行“人民公社”,“工分”、“口粮”、“供销社”、“生资部”是活跃在这个村庄的常用词汇。

对于崖口村,除了自2002年以来广东省内媒体的零星报道,人们似乎很难再查到关于它的详细信息。这些报道几乎不约而同地给它戴上“平均主义”、“大锅饭”等符号化的表现体制性落后的帽子。

一份研究资料表明:尽管市场经济已融入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细胞,但全国仍在坚定地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约有7000多个。

据称,其中河南南街村、天津大邱庄、江苏华西村等部分村庄,甚至因其红色典型形象而获得巨大的政治资源支持,创造了辉煌。但同时,也使他们招来了无数非议。

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广东,在以思想解放著称的珠三角地区,在这个香港的大屿岛、澳门的高楼,深圳的水泥森林触目可及的地方,为什么人们会坚持“公社”体制?它是另外一个大邱庄、南街村或者华西村吗?他究竟和其他的社会主义村庄的内核和外在,有什么不同?

它的未来可持续吗?……
 

有别于史上人民公社的村庄

村庄即景

这是2008年4月27日。

中午刚过的时候,家住祠堂边的谭伯接了个电话,电话是香港的亲戚打过来的,从他们快速的粤语对话里,可以感觉他们的开心。

在安静的村庄里,从半掩或者开放的门里望进去,许多村民在玩麻将。笑声不时传出来。

孩子们的笑声从村里的运动场上传来；村支书陆汉满的破单车,依靠在村大队部礼堂舞台旁边,会议室里,这个68岁的老头身边坐满了人,人人笑逐颜开。

如果不经人介绍,很难把这些客人和美国人联系到一起:这是侨居美国的崖口人回来看看自己的故乡,拜访老支书。

走在水泥铺成的村道上,一张张贴在墙壁上的性广告不时蹿入眼帘,一辆辆小汽车缓缓驶过；初夏的海风不时从平滑如毯的3000多亩稻田上吹来。

从卫星地图上看到,这个村庄古老建筑的屋顶和新建筑混合,被绿色的田野和数万亩的围垦土地包围着。颜色在阳光下鲜亮夺目。

绵延的海埂,将围垦的土地伸向大海,这是崖口集村民20年之力,向大海要回的土地。这由水变来的土地,如今成了村子的宝贝。

这些围垦出来的滩涂已大量作为养殖场出租(部分建起工厂),每年可为崖口提供数百万的租金收入,成为崖口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他们将这笔收入用于补贴农业生产、给社员和干部发工资、整修村里的公共设施,建设凝聚人心的寺庙。低调的实施着“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制度”。

人民公社体制,一直被视为是中国社会主义试验的负面案例。崖口人民的“公社生活”,各种证据似乎证明着,如今崖口集体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相互依赖和补充,以及民主决议程序的坚持执行,正闪烁着科学与和谐的光芒。

干多干少:是你的自由

4月27日,村民阿谭起了个大早。他穿过几条小巷,来到村祠堂公告栏前。

公告栏上写着“八点开工,下北山界围鸭网、下田林斩田基”等字样,这是生产队长的开工通知。他如城市的人“打卡”一样,在“斩田基”一栏挂上自己的名字牌。

由于是农闲,这天出工的社员并不多,只是600多个从事农业生产的社员中的少数。根据村里的规定,干完这些活儿之后,阿谭们可以拿到20个工分。按照最近两年的崖口的工分值,这大概价值30元人民币左右。

“不过,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较长,工分到底值多少钱要等到早造或晚造分配的时候,才能明确知道。”崖口村法律顾问谭顺宁说。

崖口村有3500多人,1700多劳动力,其中有差不多600人靠边在村里3500多亩的稻田里“挣工分”。　

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和最近两年的工分价值,阿谭去年挣得了一万多点儿的收入,这在村里居于中上游水平,有的人可能与之相差数千元。外出务工、经商的崖口村民可从集体土地、工厂出租收入获得人均约5000元的分红。这个坚持公社体制的村庄已与市场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有人把我们与历史上的人民公社等同起来,这是错误的。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看看我们的工分收入分配表就知道了。”谭顺宁说。

“粮折”与“粮食银行”

家里的米快吃完了,阿谭希望早点收工,好去村里的粮仓取米。

事实上,崖口的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也不大,成片的3000亩稻田,已经大部分交给了机械化操作。村民的劳作,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形式。但是他们必须认真的做这个形式——劳动行为,在崖口是神圣的东西。

阿谭没有磨洋工,要把自己份内的活干完才好,因此,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在中间的工休时间与伙伴们打扑克、讨乐子。大概10点钟的时候,阿谭完工,在通过队长的验收后,前往大队仓库,掏出一本类似存折的“粮折”领了“口粮”,并在旁边的打米机免费打米。

这一切都不用花钱,等早造、晚造季节结束,进行工分收入分配时,直接从中扣除。

“我们从来不用担心粮食涨价。”崖口村法律顾问谭顺宁说。

根据该村的规定,任何参加集体劳动的社员,都有权使用“粮折”,年终时直接从工分中扣除,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自2001年起,对16岁以下儿童工和60岁以上(女55岁)老人的口粮,完全免费。但是,退出集体生产的村民,将不能享受这项福利。

崖口的农耕地,按照村民民主约定,是绝对不允许出卖或做他用的——尽管它的位置和优越的风水,对资本力量的诱惑里巨大——这块土地,更像是整个村庄的命脉的根基,是维系村庄没有能力的人和老弱病残生存延续的最可靠保障。

有福利也有自由

在我们这几十年得到的印象是:凡是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村庄,村民一旦获得了免费的房屋、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就会失去了许多自由甚至是民主。

这是曾经辉煌的大邱庄给人们的最惨痛教训,也是河南南街村最近公开给我们的例证。

但在崖口,如果阿谭想离开生产队外出务工,只需跟队长打个招呼即可。倘若他想要回村劳动,生产队也不可拒绝。不过,他只能回到他所属自然村的生产队,而不能在各生产队之间流动；回队申请只能在每年初进行,需要交100多元的生产工具费。以防有的村民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又回来挣工分。这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组织。

而一旦参加农耕,这一年就不能随便出入,因为会影响整个农业生产的进行。阿谭可以干完这一年,不想干了再退出,想干么干么去,想回来了。来年再报名。

曾在崖口村进行田野调查的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正汉博士透露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之后,崖口各生产队出工人数经过逐年下降,该村社员在1993年达到308人的最低点。

此后,由于社员人数的下降,大队为确保土地的正常耕作,增加了对生产队的补贴,在生产队出工收入已与外出务工收入相差不大,村里又有“口粮”等福利吸引,大量劳动力又开始回归,目前共有600人左右留在本村工作。

“其实,哪天去上工、上什么工,也是由村民个人自主选择,并未强制村民必须天天去上工。同时,我们还要保证社员收入略高于周围务工平均工资,但又不能高得太多。否则,有可能会造成人员总量的大幅度波动。”谭顺宁说,“要让他们的生活比周围分田到户的农民更好一些。”

早在1977年,崖口村的村民代表会议就开始成为一项制度。记者看到,在该村各大祠堂前贴满了村委会换届选举公告,许多农民站在那里观看、讨论。

2008年崖口村的民主选举也在平静而无争议的过程中结束。一个坐在村委会大楼边大榕树下休息的村民面对询问,迟疑地说:“外面的人都说我们村子好呢!”

“这么多年来,每个月都要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并就村里的公共事务进行讨论。”

谭顺宁向记者出示了最近十多年来的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记录,包括2001年4月矛头直指村支书陆汉满和村委会干部的“大字报事件”等均明确在案。

陆汉满对这种丑事好事一股脑记入历史的做法并不在意,他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过去是什么就是什么。

崖口村的财务管理就像是一个“透明的保险箱”,“你可以看见每一笔开支,但干部无法随意支配。每天村里集体开工的时候,没有一个社员讲,你今天要给我多少钱,才去开工。如果集体不值得信任,他们不会连今日收入多少工钱都不过问。”村民肖伯说。

30多年来一直担任崖口村党支部书记的陆汉满称崖口的做法是“双轨制”。即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双轨制,一个村庄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村庄以共同体形式进入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双轨制,农业生产效率低,投入高,生产期长,有风有雨有虫有病害,甚至还有人害。因此,村庄又要利用土地出租收入来扶持农业生产。

崖口之谜透视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崖口公社的存在就像一个谜。它为什么要继续坚持人民公社?别人靠打红色典型牌赢得政策庇护,它靠什么过活儿?它的未来是否可持续?

为什么要走集体化道路?

在改革开放前,与广东各地的情况一样,崖口人对于偷渡到香港过上幸福的生活,充满了幻想。而大规模偷渡,使崖口大队在改革开放后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

统计资料显示,仅1955-1974年就有191人偷渡至香港或澳门,而1978-1980年,高达300多人偷渡出境。

农业改革分田到户的政策,给崖口出了道难题:崖口留下来的大多是半劳力和非劳力,他们若分到了田,单家独户无力耕种,村庄该怎么办?

为此,当1981年南蓢公社开始推广土地承包到户的时候,中山县委书记谢明仁说:“中山不搞一刀切,农民不愿分的,可以继续搞下去。”佛山军分区的领导也表态支持崖口继续走集体化的道路。当时,崖口是佛山军分区的一个民兵建设示范点。

陆汉满还提供了另一个解释。他说,村里有些财产是无法分的,卖掉又很可惜。1961年体制下放时,崖口村积累下来的家业由于要分到各自然村,导致卖的卖,拆的拆,例如解放前的市场,分给了几个队,结果市场被拆,各队搬砖瓦回村。分一次破产一次。

在此背景之下,崖口村召开社员大会,经过几天几夜讨论,最终达成了继续坚持集体化道路的决议,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对外解释崖口村的人民公社时,陆汉满数次强调,你有本事可以去做生意,或者去香港、澳门。但是,村中的弱势群体需要党和组织,继续带领他们去生产、生存。不能把村庄当成企业来办。

崖口村“人民公社”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社区居民互助联合体。根据曹正汉博士的解释,给那些欲弄潮商海的村民提供了一个“市场经济减震器”,以抵御失业风险、经商风险、养殖风险、养老风险、治病风险等。

从厚厚的有7.5公斤重的崖口村资料汇编里看出:陆汉满并没有被村民认为是不可得罪的人,人们对他攻击,他对攻击者也做出反击。纸上的火药味,依稀看到20年来崖口议会制度的热闹和公开。

从这里可以看出,崖口是有“宪法”的,这就是大多数人的民意,以及村庄为了那些没有能力的人所提供的最后防线——福利保障制度。

为什么要退工守农?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指出,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推行之后,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农村上层建筑却充当着有自收自支权力的地方政府的角色,但政府最早退出的就是“不经济”的农业。

但在中山算是较早就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崖口村,却在试办加工业之后把主力转向农业,同时其集体经营范围却不断地从工业和水产养殖等领域退出,转而利用市场进行资源开发,出租给外地商人经营,租金则在股份制改造之后在全村村民中间分配。

到2002年,崖口村集体直接经营的范围只剩下3000多亩稻田,和为生产单位、为生产配套服务单位(如农机站和谷仓)、为村民提供服务的单位和福利机构(如老人院和为退休干部服务的干部基金会)。

根据崖口村资料汇编,1985年该村将滩涂上的鱼塘全部出租给私人经营。此后,1987年12月28日,国务院批准珠三角开放区的范围由原来的17个县市,扩大为28个县市。

由于来料加工厂在珠三角越办越多,外商选择余地增大,崖口大队既要当经营者向外找外商和订单,又要当对生产进行管理,赢利难度加大。于是便逐步退出工业经营,把工厂租给外商经营,由其承担市场风险,并在1988年把主力从村办工业转移为开发资源。

大规模围垦,增加了26000多亩的土地资源。

陆汉满表示,随着对外开放发进入更深层次,港澳台湾地区和各国的大企业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他们拥有雄厚资本、高尖科技、国际市场,他们信息灵通,这种外资的引进势必选择在现代化、繁荣的大城市,他们需求更高层次的政治权力保护,他们对投资环境的软、硬件要求很高。

“这些引进对我们农村而言,是带有掠夺性的威胁。我们农村如何能承受得了?我们想也不敢想。”

据了解,当年,崖口共在加工业上投资了两千万左右,每年收入最高的时候是200多万。计算下来,刚好与利息相等。而且,环境还被污染了。

谭顺宁则称,进入90年代,农村在引进工业上只是小规模的,而且大多数需要农村土地资源一次性卖出,农民得益不多。

为什么绝不卖地?

绝不卖地是崖口村的基本生存原则。而“信奉土地公”的普遍,也旁证着他们对土地的的感情几乎达到了崇拜和依赖的程度。

几乎每一个崖口村民的住宅门前,都供着一个土地神位,它可以保佑一家平安、阻挡妖魔鬼怪。每个简陋的神龛,都刻上“某某社”的字迹,“社”,古代即土地的称谓。国家之别称,则为“社稷”。

数万亩用于出租的滩涂、土地是崖口公社得以延续的生命线。

根据最近十来年的统计数据,崖口村平均每年约有500人参加农业生产,产出345万斤粮食,分配给农业劳动者的资金总额是480万元。单凭那3000亩的稻田,显然无法支撑如此巨额的开支。

华南农业大学罗必良教授评论说,如果没有在市场经济中赚取利润来支持农业生产,崖口的集体经济无法运行。

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高福利国家的福利保障,往往也是倾斜于比较贫寒和弱势的人群。而我们国家的30年改革与发展来看,其工业化带来的巨额利润,也不断的向弱势人群倒流——这似乎都是放大过的崖口的翻版。

2004年,前来崖口村考察的南街村领袖人物、正在倒霉运的王宏斌曾经感慨:只要崖口守住土地,日子就能过得很好,不像南街村3000多人口只有两千多亩土地,生产、建设十分艰巨和辛苦的。

没有人体味到王洪斌当时的内心滋味,但是羡慕确实明显的表露出来——著名的南街村拥有土地,但是他们的村庄,不是依靠靠土地,而是依靠国家商业银行和政府之力数十亿的贷款和援助,修筑起来的一栋空中楼阁。

谭顺宁很自豪地说,这么多年,崖口只卖过三次地,而且是为了公益性事业。而这些都是为了国家交通等重要基础建设。

尽管如此,数十年来,崖口仍遭遇了数次大的卖地风波。

陆汉满也直言,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最难处理的,就是部分村民被人家挑动,要求卖地。

陆汉满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抵御一切可能的风险。中山市当地的公司老板曾表示,可资助崖口重建村里的庙宇、修路。陆汉满总是笑着拒绝。其中一个原因,用陆汉满的话来说就是“不敢踏入他的经济范畴,怕脱不了身。”

最近几年来,珠三角的地产业再次缔造出无数财富神话,崖口的生存模式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卖还是不卖,这在拥有数万亩土地的崖口再次成为一个问题。

该村还记录着一个载入村史、广为人知的”大字报事件”。2001年4月,祖籍崖口的退休干部杨某组织一个”崖口反腐败行动小组”,在崖口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陆汉满,称崖口干部不肯分田、不卖地,是在搞腐败。据说,此前早在1990年代相关上访信件就已传到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办公室。

这次事件以当地对陆汉满作出“两脚最黑,两手最白”(陆喜欢赤脚在村里进进出出)的结论之后,方告结束。

陆汉满说,“大字报事件”的背后就是有人想把崖口的土地卖掉。”但问题是卖掉之后,崖口村民将何去何从?下一代怎么办?我们应当将土地等同于子孙来看待,如果让你去卖子、卖孙,你肯定不肯。”

崖口的未来由集体决定

驱车行驶在崖口的滩涂堤坝上,谭顺宁十分自豪地说,经过10年努力,崖口村在其东部六公里长的海滩上围垦出了总面积约26000亩的滩涂,相当于把崖口的海岸线向大海中推进了2.5公里。

崖口的农业生产和对工业的主动拒绝,保护了这一片没有被污染的土地。让环保学家和植物学家激动万分的是,由于环境少受污染,沿着滩涂和围垦地边缘的水道出现了一公里之长的以娇嫩、富贵、对环境十分挑剔而出名的珍稀植物野生红树林。不远处,牛羊成群,在安详平静之中吃草、打鸣。白鹤在耕牛的身边走来晃去。

南蓢镇的“蓢”,其实就是红树林的意思。一个村民半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真有人拿着钱来征我们的土地,红树林是第一批抵抗力量。

在崖口开辟出的滩涂的另一边属于珠海。一路之隔,一个庞大的海滨高档别墅楼群已经竣工。许多挂着粤A、粤B等牌照的高档轿车停在快完工的楼宇之前,一些着高档衣服的女士带着宠物狗,欣赏正在装饰的堂和庭院。

很难说,这个安静的村庄,不被日益膨胀的地产商和利益集团纳入视野。

离此别墅工地不远,一座座巨大的轨轨桥墩正在兴建之中,机器轰鸣之声不绝于耳。

根据粤港澳大桥的建设规划,中山市将与香港、澳门更紧密地结成一体。

当这个已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古老村庄,与香港、澳门这种国际化的世界经济体结为一体的时候,崖口村必将发生色彩更为复杂的巨变。

对于崖口的公社体制,人们的争议和误解从未间断。陆汉满,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承认,即使是在崖口村党支部,反对声音也是时而有之。

陆汉满的儿子志农一直不想在大队出工,而更想经营和拥有一份自己的产业。他曾边在大队务工边经营自己的蚬场。现在,他又开始经营另外一门生意。在村民眼中,他是一个交游广、脑子活的现代青年。

但在青年一代中,也不乏谭顺宁这样的支持者,他表示崖口作为一个村庄,作为一个社区共同体,不能单纯地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

现代观念极强的谭顺宁同时还自信地认为,由于众多的崖口人已经进入市场社会谋生,他们在将来不会有太难于融入市场经济的问题。

尽管如此,这位受过现代大学教育训练的崖口人仍表示,崖口的未来会怎样,只能由未来的崖口人来集体决定。

“老支书陆汉满未考虑过外界广为关注的村级领导的接班人问题,因为他从不将村庄视为他的私有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