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的一篇书评

《南方都市报》的一篇书评
文/jiang0301

说起阶级立场，以“普世价值”为代表的一干人等当然持不同意见。“普世价值”中最具媚惑力的核心观念就是超越一切阶级性的“人性”，尽管这是虚拟，毕竟美丽。如果诚实地说“普世价值”是有阶级性的，那无异于是“狠心地”戳穿了他们的肥皂泡泡。

6月1日，《南方都市报》B38版有一篇《利用批评给自己画像的批评家》的文章。这是一篇书评，照理说没什么政治需要，应该最能体现“普世价值”的观念。可是，事实却是恰恰相反，在最没需要体现阶级性的文章里，在一篇并不重要的文章里，其浓烈的阶级性，依然如阵阵春风般扑鼻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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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孩子》、《在人间》、《我的大学》、《起义者》、《普通一兵》、《青年近卫军》、《火线》、《暴风雨中诞生的》、《共产党人》、《毁灭》……把我们最熟悉的法国与苏俄左翼小说家儒勒·瓦莱斯、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昂利·巴比塞、路易·阿拉贡的代表作书名串在一起,会发现其中贯穿的一个调子:现实主义的调子,好像还包含了革命者的一生。

　　今天我们都很难读进这样的小说,不管是出于励志还是为了消遣。原因之一是,政治冲突与战争已经淡出了我们精神生活的背景,面对各种可以并存的选项,我们的价值观比以前复杂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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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开首就否定了高尔基在中国甚有影响的几本作品，以及《普通一兵》、《青年近卫军》等红色作品，并且，代表所有读者发表讲话说，这些作品已经很难读得进了。否定这些作品的理由，表面看上去是“普世”的，没有阶级性的，是纯文学的评论。就是时代变了，这些战争作品随时间推移而自动失去吸引力。

《普通一兵》这本书我读过，讲的是苏联一个黄继光式的英雄的故事。作为艺术，这部作品似乎应是其中较弱的一部。不过，苏联的小说大多很好看，比如，那本《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也是很好看的，唯一的困难是苏联小说的人物，太长，不好记。

对《南都》的这篇书评，我首先怀疑作者是不是当代人，是不是生活在21世纪，或者，他是在无菌室里生活的。因为，恐怖主义分子拉登至今还没有逮捕归案。苏联解体导致的车臣战争，南斯拉夫解体导致的南斯拉夫战争。因为拉登而引致的阿富汗战争，因为911事件引起的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一口气还打了两场，还有两伊战争呢？作者仿佛对这些举世触目的事情都一无所知一样，竟然可以说战争已经淡出了我们精神生活的背景，以致于我是不得不怀疑他的精神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了。在二十世纪，短短的一百年里总共发生了几场战争？而二十一世纪，从进入的那天起至今，战争 一直就没停过。所以，作者说战争已经淡出我们的精神生活背景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是一句赤裸裸的谎言。

其次，假设“政治冲突与战争已经淡出了我们精神生活的背景”这句话不是谎言，而是事实，这也不表示作者对“今天我们都很难读进这样的小说”的解释是正确的。因为，在“政治冲突与战争已经淡出了我们精神生活的背景”下，外国人不知拍了多少部反映拿破仑战争的电影，而那部《亚历山大大帝》不是同样大受人们欢迎吗？而亚历山大的战争，离我们的时代就更遥远了。因此，以人们不喜欢阅读战争小说来解释经典不再受欢迎，说服力是不足的。

因此，这则评论其立场其实是有着鲜明的阶级性的，其论证，是虚伪的，不诚实的。比如，《青年近卫军》是一部战争小说，美国有部描写二战的战争小说《战争风云》在中国也很有名，作者却只是选择红色小说，内心不干净。大体上而言，这属于一篇“吐痰文章”。

最无耻的就是文章中一些议论了，比如，作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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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兰·巴尔特把莫泊桑、左拉、都德和后来的共产主义小说家同归为他贬低的一类的时候,他的立场也就鲜明了起来。他的文学批评处女作《写作的零度》,透出一种“兜底翻”的巨大野心,即撇开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写作技术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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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有多大的野心，事实总归是事实，在文学上，难道罗兰·巴尔特比莫泊桑或左拉更伟大吗？

2008/6/15

云也退□自由撰稿人,上海

　　巴尔特对左翼文学作品的评价

　　《童年》、《孩子》、《在人间》、《我的大学》、《起义者》、《普通一兵》、《青年近卫军》、《火线》、《暴风雨中诞生的》、《共产党人》、《毁灭》……把我们最熟悉的法国与苏俄左翼小说家儒勒·瓦莱斯、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昂利·巴比塞、路易·阿拉贡的代表作书名串在一起,会发现其中贯穿的一个调子:现实主义的调子,好像还包含了革命者的一生。

　　今天我们都很难读进这样的小说,不管是出于励志还是为了消遣。原因之一是,政治冲突与战争已经淡出了我们精神生活的背景,面对各种可以并存的选项,我们的价值观比以前复杂多了。在儒勒·瓦莱斯的时代,一场六月起义就能定型千万个普通灵魂,若干年后,他们及其阶级后代成为巴黎公社别无选择的死忠。瓦莱斯曾说,天才来自生活经验,“无论甜蜜的或是苦涩的墨汁都改变不了脉管中鲜血的颜色。”但那只能是一种经验和一种颜色,“文学上的红色分子”瓦莱斯和他支持的左拉站在一个阵营,共同服务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叫板。

　　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在稳固自己的地盘时也造就了它的敌人,1848年革命见证了这种对立关系激化的顶点,马克思与恩格斯从中看到了未来世界的主题,那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但是在此前后,哪怕是资产阶级的敌人雨果和左拉,文人的写作语言本身仍然是工具性的,都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下进行。只有到福楼拜的身上,敏锐的文学批评家才看到了法语文学里程碑式的嬗变:古典正在进入现代,那种文字与描写对象的机械对应,那种讲究无原则忠实于客观现实的写作,正在天才的福楼拜笔下暗暗地起着变化。这些文学批评家说,古典的现实主义写作无论如何精湛,都乖离了写作的本质,写作应该是个人主义的——正如现实主义绘画把景物描摹得再逼真,也要随着摄影术的发明而显出无用功的一面,要把绘画艺术扭入新的航向,还得靠强调主观感受的印象派。

　　当罗兰·巴尔特把莫泊桑、左拉、都德和后来的共产主义小说家同归为他贬低的一类的时候,他的立场也就鲜明了起来。他的文学批评处女作《写作的零度》,透出一种“兜底翻”的巨大野心,即撇开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写作技术的考量,也不怎么耗费文本细读的工夫,单纯地从高度抽象的“写作的本质”的角度,纵论三个多世纪以来的法国文学史,讨论法语写作是怎样从古典走向现代的。他跟他崇敬的萨特一样讲究语言的“不及物性”,他说文学行为是完全“不及物”的行为,是模棱两可、有无限的诠释余地的；相应的,真理是不可得的,随着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下降,写作的形式与内容逐渐发生了分离,写作的核心价值落在了形式之上。

　　显然,左拉和瓦莱斯是逆潮流而动者,在连他们的敌方阵营都开始扬弃自己的传统时,他们仍然充当了旧文学的守墓人。而二十世纪的那些左翼作家则更是一条胡同走到黑,“共产主义的作家们成为唯一心安理得地支持资产阶级写作的人”。

　　巴尔特的这些观点或许可以解释我们今天对左翼文学作品的强烈不适,后者在意识形态多元的全新的写作环境下,还穿新鞋走老路,紧抱着一种意识形态不放。当法共文艺理论家罗杰·迦洛蒂在圣-琼·佩斯的诗作中看出三大洲受苦的人“与人类史前史决裂的伟大意志”,在卡夫卡的作品里辨别出揭露异化的“现实主义”时,我们觉得他实在偏离了文学的真实价值。当年苏联官方的文学要员还就卡夫卡是否属于“颓废派”与迦洛蒂有过一场论争(类似的论调直到八十年代初还在我国的文化话语中投下阴影),现在看来的确幼稚得可笑。

虚无成了批评家的墓志铭

　　巴尔特的文学批评里根本看不出批评之于原创的“第二位”性质,更多的时候他利用批评给自己画像:一个怀疑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有时甚至自说自话的批评家个体。他跟他崇敬的萨特有同等的写作抱负,但路径却截然不同:萨特赋予“散文”这一属于批评家的写作体裁以引导读者的崇高地位,但萨特格外强调读者参与的价值；他从“处境哲学”出发,认为每个人都受其所处情境的限制,批评家有义务向读者揭示情境,帮助他们更好地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巴尔特却走得更远,如茨维坦·托多洛夫所说,“他对所有思想都抱着漠然的态度”,他只经营自己的主观认知,不太顾及读者的接受；批评是一种阐释,但这种阐释能生成一个独立于文本之外的整体,他不以求取真理为目的,自然也看不上那些完全拘泥于实打实情境的现实主义小说,因为“真理”总是生成于具体的人类行为,又在各种意识形态话语之中得到释读。

　　巴尔特执着地讨论着形式,让我们觉得,跟他谈论文学的现实关怀、社会或政治的责任感,就像跟阎王爷讨论夫妻关系一样,他会用一种看得比谁都透的姿态文不对题地告诉你,终审权握在他的手里,他不必去关心其他标准、其他命题的现实存在。萨特说真正的写作只有在无阶级社会中才有可能,巴尔特的论断异曲同工；但萨特终究把写作与阶级斗争的诉求联系在一起,巴尔特口中的“革命”则完全是从形式到形式的,两位大师所称的“写作”竟是如此不同。巴尔特眼里的写作从来恪守严格的中立主义,只是在说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时才不得不冷笑几声:他大概觉得那些人实在太可笑了。

　　然而,可能更好笑的是,巴尔特自己居然总想写小说:布朗肖能写,萨特能写,为什么他就不能写?他在1978年的一次讨论会上说,他“一直热望描写他所热爱的人”,但事实上,他只能以《米什莱》或《恋人絮语》的思想断片的形式享受写作的快乐。想象一下,他将怎样不由自主地摧毁刚刚展开的虚构翅膀,他将怎样给每一个新生的人物贴上尸检报告?他固然不能当“被革命者”,而在给纪德、瓦雷里、蒙泰朗、布勒东等等一切致力于寻找语言状态的新颖性的作家指定了归宿(“语言的解体,写作的沉默”)之后,他也自绝于小说实践之外了:虚无成了批评家的墓志铭。

　　布朗肖也好,罗兰·巴尔特也好,这些现代法国文学批评家都在作品中埋入了一个大大的“我”字,纯理论的思维与写作让他们得以自由地目空一切。托多洛夫慨叹,巴尔特最动人的话语是在相伴一生的母亲去世后说出的:“我所失去的,并不是一个形象(母亲),而是一个人。”死亡对于他,对于所有人而言都过于具体了,如果可能,我宁愿翱翔的天才永远不要以这种方式降回凡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