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共产主义

儒家与共产主义

——读《何谓新儒家：在儒家道统基础上吸纳资本主义》有感

    大概读了一下刘永佶的《何谓新儒家：在儒家道统基础上吸纳资本主义》（以下简称《何文》），发觉作者对新儒家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一）我对新儒家了解并不多，但就我所知，新儒家中批判资本主义，赞成社会主义的不少。熊十力就是以“革命”、“民主”、“社会主义”之义来阐明孔子的外王学的，梁淑溟也赞成社会主义。

    徐旭生在巴黎大学留学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几乎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陌生观念，并且大多数人全相信它早晚总要达到的。可是他每与西方知识分子谈及此问题，百人中就没有一个人能相信人类会有大同之一日！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中国自古就有孔子留下的大同社会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做，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你看，孔子将大同社会描写得多么生动！因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认同共产主义的观念。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历来是以关心民间疾苦为己任的。在西方，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而在中国，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却认同共产主义理念。孙中山提倡“天下为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孙中山的追随者如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均分财富的理想。    （二）《何文》认为，当年梁漱溟不过是对陈独秀等人的批孔反儒进行反驳，是反对进步潮流的。其实梁漱溟提倡的是儒家活的精神，陈独秀们批判的是儒家死的东西（梁认为这些死的东西不能归罪到孔子身上，是后人僵化、变异的结果）。梁说：我并末觉得妨碍了他们（陈独秀、胡适们）的运动。梁其实是很佩服陈独秀的。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也并末将梁作为危险的敌人看待。梁同他们关系也并不差，其中同李大钊的关系最好。梁在晚年曾开玩笑说：奇怪，我同他关系这么好，他却从没邀请我加入共产党。

    我以为儒家学说（以孔学为主，也应包含部分佛学内容）最有价值的是其人生哲学。儒学在政治上的具体主张，会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得无意义，但其人生哲学，则要永恒得多。梁漱溟不认为他的主张是反新文化运动的，是反“科学”、反“民主”的。他认为两者恰恰是相辅相成的。“科学”、“民主”自有它们的领域，但它们不能代替人生哲学。科学、民主并不能完全解决下面的问题：人们的道德意识，人们对于完满人格的追求，人类的主体性、创造性，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人的安身立命的根据。儒家对这些问题的主张，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有说明，这里不再展开。

    （三）《何文》讥笑儒家讲“天道”、“本性”这些“迷信”的东西。其实这涉及本体论方面的内容，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有说明，在此再补充几句。

    爱因斯坦说过：人类的知识好比一个球体，球内是人类已经掌握的知识，球外是人类还末掌握的知识，球面是被人类感觉到的、正在研究的还末掌握的知识。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这个球不断扩大，球面不断扩大，被人类感觉到的末知领域也越多。这有点不可知论的感觉，但却是事实。每当认识了一件新事物，就会带来与此新事物有关的十个新问题。不认识这一新事物前，自然也不会知道还有这与此有关的十个新问题。承认这一点，承认人类有永远无法认识的领域，承认科学有其局限性，则当承认玄学自有其价值。本体论是玄学关注的问题。西方人要在外界找一独立存在的本体，而中国人则认为本体就在人心中。本体论、本性这些东西是有点玄，但你不能就此认为它无意义、是错误的。

    （四）《何文》认为“新儒家”的思想不过是在解放前中国居统治地位的官僚地主阶级，及解放后逃到台湾去的这个阶级的残余部分的利益和意识的表现。我则认为儒家思想真正的根在民间。儒家思想仅靠精英阶层的维持，没有民间力量的推动，是不可能绵延数千载的。相反，往往是精英阶层在破坏它。这正如卜伽丘在《十日谈》中所讲到的中世纪基督教的情形：教皇与高级教士胡作非为，他们在极力败坏它的名声；而基督教却在底层民众中快速传播，这不正证明它是一种伟大的宗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