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达赖
民族主义。达赖
长平在《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文中最后提出:“dl喇嘛要求政府对他重新评价,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
新华网三亚4月12日电(记者谭晶晶 王英诚)国家主席胡锦涛12日表示,西藏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我们和达赖集团的矛盾,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分裂祖国的问题。
胡锦涛是在三亚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时作上述表示的。
关于中国西藏拉萨等地发生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胡锦涛强调,上述事件并不像某些人宣扬的是什么“和平示威”、“非暴力”行动,而是赤裸裸的暴力犯罪。对于这种严重侵犯人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暴力犯罪活动,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坐视不管。
这是政府对达赖的最新公开评价。我没有看到长平出来揭示真相,发表他的看法,而我同意这个评价,认为达赖是分裂祖国的一个集团头子,制造了这次拉萨暴乱,是犯罪分子,杀人犯。我认为,既然政府同意达赖的请求,已经与达赖的私人代表接触了,那就按照胡锦涛的定性定位吧。
本文主要不是谈达赖这个人的定性定位问题,而是继续上一篇《民族主义与卖国主义》谈民族问题,并与汪晖教授商榷。
我读了汪晖的《多元民族一体并存的中国》,他是根据中外“民族主义研究者”的观点,从“文明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知识”来“显示西方和中国对汉藏关系、民族——国家模式等问题的理解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我与汪晖观点不同,我是从马克思主义来认识民族问题。
汪晖说“民族主义的一个源头就是十七世纪以来的西欧民族国家”是对的,但是他说“这些主权国家的基础,是从神圣罗马帝国分裂出来的相对单一民族的君主国。基于这样的历史,欧洲的民族主义知识主要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明的民族,应该建立一个国家,不要和其他有独特文明的民族混在一起。这后来也是西方最主要的民族主义知识”, 不能解释西方国家的联邦制或邦联制,不能解释西方国家中有的也存在多种民族的问题,不能解释今天欧盟的产生,不能解释普遍的移民问题;同时也为西方干涉中国,支持“藏独”,分裂中国,精英们的“偏见论”,“沟通不够论”,提供“中西文化差异”辩护,掩盖了它的政治经济目的。
汪晖谈到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民族自决权》,但是他对列宁观点的表述是片面的。第一,汪晖没有讲列宁为什么承认“民族自决权”;第二,列宁只是“拥护一切民族有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同等权利和任务”,但不“就是认为一个民族应该成为一个国家”。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第三节“自决权的意义和它对联邦制的关系”中明确讲了:“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是权利。……这种要求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列宁紧接着说:“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同分离的完全自由愈接近,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关于民族自决权”这一节里还指出:“资产阶级在当前的战争中最常用的欺骗人民的手段,就是用‘民族解放的’观念掩盖战争的掠夺目的。”“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则应当无条件地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完全的(包括组织上的)统一而斗争。主张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在法律上分离的思想(鲍威尔和伦纳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是一种反动思想。”
汪晖介绍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提出的“中华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各得其所,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认同体”,仍然没有走出困惑。第一,“在这个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汉族是把多元凝聚为一体的核心”,美化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大汉族主义,同时忽视了蒙古族和满族建立的元、清两个帝国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作用。第二,“他认为,中华民族并不是56个民族的总称,而是中国境内56个民族这个总体”,其解释“因为这56个民族已经结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中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不能解释中国几千年连绵不断的民族战争。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史中的‘例外’”,并不是汪晖他们认为的“靠的是与西方大不一样的制度文化传统”。文化是个重要因素,但决定性的因素是经济。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史中的“例外”,在于中国资本主义不发展。56个民族“总体”之为中华民族,根本在于中国的特殊发展历史进程。以汉族为主的“中华帝国”的两千多年封建制度是历史的因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停顿地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决定性的现实因素。
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指出:“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是商品生产获得完全顺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因此,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最深刻的经济因素推动着人们来实现这一点,因此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大家知道,只要一个国家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还是宗法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特点,而商品经济和阶级分化又不很发展,那么上述的那种国家制度【指“亚洲式的专制制度”】就具有极大的牢固性。如果在国家制度显然带有资本主义以前性质的国家里,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的按民族划分的区域,那么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愈迅速,它同资本主义以前的国家制度之间的矛盾也就愈厉害,这个先进地区脱离整体的可能也就愈大,因为连结这个区域和整体的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而是‘亚洲式的专制制度的’关系。”
列宁已经把新中国建立前,“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史中的‘例外’”的原因,讲得十分清楚了,就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不发展,而且少数民族的经济落后于并依附于汉族。我所补充的是,至今56个民族能继续统一为中华民族而不分离,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停顿地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这道理如列宁所说:“对群众进行真正民主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的教育……才能保障俄国它仍旧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时,有最大的可能奠定各民族间的和平,而在产生分离为各个民族国家的问题时,又能最和平地(并且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损害地)分离为各个民族国家”;“居民群众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清楚地知道地理上和经济上联系的意义,大市场和大国家的优点,因此,只有当民族压迫和民族冲突使共同生活完全不堪忍受,并且阻碍一切经济关系时,他们才会赞成分离”。苏联和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多民族国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在于它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联盟。因此我断言: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那么,中国和中华民族必然分裂,或者是如列宁说的,由于某个民族的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自行分离,或者是外国进行的分割。我的这个认识,不仅来源于马列主义,而且根据于外蒙古独立和日伪满洲国等事实;根据前苏联的解体和南斯拉夫的被不断分割。由于篇幅等原因,我只是原则地提出这个观点和根据,余下的事情,希望汪晖和这方面的学者去作了。
最后,我要说明我在《暴乱、镇压,民族问题》文中提出的“藏族和汉族同属中华民族统一于中国。西藏独立问题,绝不是民族问题,不是藏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早已经用民族自治正确解决了;西藏独立是达赖要分裂中华民族,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要分裂中国,是中华民族要不要统一,中国要不要统一的问题,是国家问题。”
“藏族和汉族同属中华民族统一于中国”,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这是事实。一道闪电的文章《批判自由派的“民族国家”理论,兼驳杨奎松》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中华民族只指汉族,中国“是指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他用了大量的“华夷之辨”做论据,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他说“根据上下文‘外来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毛泽东不光指中华民族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民族,而且暗指匈奴、契丹、女真、蒙古、满洲都是‘外来民族’,否则谈何‘几千年’来的反抗外来民族的压迫?”本文不可能对他的文章作全面分析,只能指出他没有正确理解毛泽东是话,如“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这句话,显然说明中华民族不是单一汉族,而是多民族的联合体;
西藏独立问题,绝不是民族问题。首先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坚持马列主义,在政治上早已经用民族自治正确解决了;并且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形成了统一的经济体;合则皆利,西藏更能日益加速发展,分则皆伤,特别是西藏脱离祖国之后,不可能真正“独立”,将依附于其他国家,为他国所剥夺。所以, 西藏独立,决不是绝大多数藏族劳动者的要求,而是如列宁揭示的,资产阶级最常用的欺骗人民的手段,就是用“民族解放的”或“民族独立”观念,利用达赖等极少数上层分子,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来,成为欧美国家的附庸。近来媒体揭示的大量事实,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民族要不要统一,中国要不要统一的问题,是国家问题”,须要说明一下:如果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搞大汉民族主义,那么,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内蒙古独立、台湾独立等等,都会成为民族问题,为其他资本主义强国所利用。苏联和南斯拉夫就是前车之鉴。
我肯这是马列主义的观点,是客观的规律,希望有学者来发挥,写出深刻的东西来。
本文于三周前写成,因汶川地震而搁置,昨日读了汪晖《超越东方主义与民族主义》文,觉得还有发表的价值,就提交了。
爱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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