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民族主义

毛泽东热的回归，恐怕不能100%的说成是左翼思想、共产主义理想的回归。即便最有才华的一些作者，笔下流露的也往往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乌有，这种思潮是很有阵地的。而应该不客气地说，这种思想也是极其有害的。

首先应该克服的，是看见别人批评民族主义时可能产生的愤怒心理，我希望看我这篇文章的朋友能静下心耐心看完，之后再发表你们的见解，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为什么我们要对民族主义采取批评的态度？首先应该知道，这绝非右翼立场。

当然，某些朋友恐怕还是会很愤怒。所以我首先提问两个问题。如果有人说“薛岳是抗日英雄；国军抗日也是有功的！”，一名真正的左派该怎么想呢？是不是因为薛岳抗日有功，共产党就应该对四渡赤水闭嘴不说（因为同样是薛岳，当年却是追击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指挥官）？是不是因为国军抗日有功，共产党就不应该和国民党打内战？

按照民族主义的思路想下去，这些结论是必然的！按照这样的道路走下去，结论就是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什么国际主义，什么共产主义，全都没有意义。

但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么想呢？

大家都知道新大陆的第一批征服者是西班牙人，而英国人只不过是步其后尘。当西班牙人占据了富有金矿的南美时，英国殖民者却只能在广袤而相对贫穷的北美安家。西班牙人的统治相当残暴，传教士卡萨斯因为难以容忍征服者对印第安人的迫害杀戮而愤怒的写下了《西印度毁灭述略》一书。这本书当然很有价值，但是恐怕却难入极端左翼的法眼。因为卡萨斯的良心，是来自上帝教导的“普世之爱”，而他的“对策”，则是呼吁西班牙国王限制征服者的权力，因为扳依了上帝的印第安人同样是西班牙国王的子民。

卡萨斯自有其局限，但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他的“对策”。请注意：成为西班牙子民的关键是信仰上帝，承认西班牙国王的权力。这里是不存在太多的文化因素的，印第安人不需要全盘接受西班牙文化，也不需要把自己改造成西班牙农民。在这里我们没看见民族主义。

事实也是这样，西班牙人在南美的残暴统治却没有激起有如北美那样的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革命，首先起来反对宗主国统治的是北美。直到美国独立近100年以后，甚至是在美国已经开始试图将南美经营为其后院以后，这里才爆发了革命运动，建立了一系列的民族国家。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西班牙人面对的是有如印加，阿兹台克这样的文明帝国。如果说北美的印第安人因为过于落后没有现代民族观念，那么南美这些庞大强盛的帝国为什么也没有这种观念呢？为什么西班牙的统治没有激起民族主义反抗，而英国的统治却能激起呢？

首先将目光转回更晚时候的欧洲。

直到法国大革命以前，欧洲的王室之间通婚依然是很普遍的，而且往往是一个皇族统治几个国家，比如哈布斯堡王室，西班牙和奥地利都是他们的领地，而西班牙和奥地利都是欧洲霸权的有力争夺者。这肯定让现代中国人感到不可理解，这几个国家的利益如何和国王的利益协调一致呢？但很奇怪，当时似乎没有人想到这一点，这种错综复杂的欧洲政治局势一致保持了下来，可以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才真正结束。

但改变一切的首先是法国大革命。当法国革命者砍掉国王的头颅时，他们所想的，是避免国王和外国（当然，这里所说的外国不是指民众，而是指国王）勾结在一起反对革命。而当路易的脑袋掉下的时候，实际意味着法国人已经和欧洲过去的传统一刀两断了。这个时候，法国人已经没有国王可以效劳了，那么该对什么效劳，该以什么样的概念来保卫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果实呢？

法兰西民族这个概念并不是这个时候才出现的，但是在中古它没有太多意义。法兰西这个名字来源于法兰克人，这是罗马帝国崩溃之时，并且是在比较晚的时候进入罗马帝国境内高卢地区（今法国和低地国家一部分，前1世纪被凯撒的军团征服）的一个处于游猎生活状态的部落。法兰克人的胜利并非因为他们太强，而是因为罗马太弱。当时行将崩溃的奴隶制罗马内战连连，加上臣服的民族起义，奴隶起义，游牧民和游猎部落入侵。罗马人甚至连家门都守不住，那里还有工夫守高卢？但是进入高卢的法兰克人毕竟是很少的，可以说是因为当地人民的接受，他们才没有被消灭（毕竟相对原始而不似罗马人那样腐败的他们只要不搞大屠杀就不太可能激起居民的反感）。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了一种源自泛日尔曼部落的军事首长制度在罗马帝国的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发展出了封建制度。欧洲中古时期从一开始就是排斥民族主义的，根据资料，在中古如果你要问一个人籍贯，那么他会告诉你教区的名字，这充分说明了中古的非民族主义性质。

但是现在，大革命之后，法兰西民族的概念将意味着过去法国国王统治下的，今天要抛弃君主制和绝对专制，走向近代民主制度的地区的所有人的集合。不难理解，当外国国王勾结起来要进攻法国，当莱因军战歌被创作出来的时候，这种民族认同很容易建立。法国土地上的人（也不是所有人，农民就不太乐意起来保卫“祖国”。尤其是普罗旺斯人和布列塔尼人还起来和政府对抗，支持国王。这在巴尔扎克的《朱安党人》中可以看见）找到了他们新的效忠对象：法兰西民族，法兰西国家。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思潮需要具备很多基础，比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最后及至启蒙运动所唤起的人人平等的意识。而我们应该联想到，马克思早就指出，只有在这种“人人平等”（而不是上帝的奴仆，或者代替上帝行使人间权力的封建主或僧侣的奴仆）思想充分建立起来的时候，以平等交换为基础（包括法律基础）的资本制度才能建立起来。而资本制一切的秘密都在于表面平等的交换和表面公正的货币基础上。所以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法国大革命才被马克思主义界定为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民主革命”。

美洲的情况其实就是欧洲的翻版。在北美，英国统治下的北美殖民地是资本主义式的殖民地。所以这里同样需要上述那些平等观念。当这里的资本家，地主和庄园主们不能忍受英国政府强制摊派在他们头上的税赋之时，革命的爆发是必然的。在英国你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反抗，因为资产阶级和国家之间是一个相反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国家维持自己的功能总是要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但另一方面，如果国家太弱，资本又会变得脆弱不堪（顺便说一句，恰好就是因为这个，资本制下的世界总是越来越“碎”——即国家的不断分裂!当然，某些国家，比如美国，是绝对不能碎的，因为它就是全球化时代的资产阶级的大本营。这一点上说，美国的民族主义其实是自觉不自觉地为资本制度服务的，在攻击这种民族主义的时候，却又把民族主义奉为绝对真理，难道不是很荒谬吗？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所说的国际主义和资本所宣传的“全球化”因此本质上也是不同的，虽然不是完全不具备转化的潜力，但这个就需要大量涉及政治经济学分析了，这里暂且不说）。没有英国政府，英国资本家真不知道该怎么攻打中国。东印度公司从来都不是一个私人公司，而是一个国家大力支持，同时也极大影响国家的公司。但是对于美国资本拥有者来说没有这些负担，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足够大的力量，英国政府把他们看作外人，他们对英国政府可没有那份“依恋”。

而在南美，情况完全不同，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压迫他们的西班牙人始终是一些军事贵族。他们和这些征服者的关系就和西班牙农民与封建地主的关系差不多；印加帝国也是建立在征服别的部落的基础上的，所以对于印加人之外的印第安人来说并不见得比西班牙人可爱；最后，印加皇帝的税赋比起西班牙的压榨似乎也看不出什么太大不同。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两个非民族国家的帝国碰在一起，结果也产生不出民族主义的新国家。

再顺便说一点，美国革命的性质，决定了美国成为整个世200年来最彻底资本主义化的国家。

总结一下。实际问题就在于，民族主义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它是更隐蔽的政治目的——进而是经济目的——的一种意识形态掩护。齐泽克怪诞的，近乎不知所云的书中有一个相对清晰的不错故事，是科索沃战争的双方代表，以及一名奥地利和平主义者在奥地利电视台的节目中进行的论战：两名分属阿族和塞族的参与者先后陈述了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而奥地利和平主义者却苦口婆心的劝说他们不要再打仗，只要能坐下来商量，什么民族矛盾都可以化解。齐泽克讥讽的说，这时他看见两名前南斯拉夫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仿佛是互相询问：这个蠢货在说什么？他究竟知不知道问题何在？齐泽克说，从这一点上看，他倒是觉得南斯拉夫还是有希望的。最后他做出了解释：两者交换眼神充分说明了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化上的不可交流，民族主义只不过是政治和经济利益导致的战争的遮羞布。奥地利人很善良，他真的以为问题出在了民族主义上。但其实，民族主义矛盾不过是塞族和阿族操控的舆论——意识形态——而已。

我说过，我的观点：民族主义不是近代的产物。但是民族主义大行于世确实是近代的产物，这和民族国家的产生是分不开的。当国王被处决的时候，法兰西就不是一个王国了，法兰西不是属于国王的，而是属于所有法国人的国家。而在中国不管农耕民和游牧民的战争多么残酷，战争过后，生产恢复，历史的惯性就使得进入农耕地区的游牧民分化瓦解，于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渐渐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阶级矛盾。当然，即使是战争中，阶级矛盾也是存在的。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游牧民面对强大的农耕帝国时总是会逐步被击败，而面对衰落的帝国时却总是能长驱直入。

中国历史的法则就是不断地循环。我不太同意愚蠢小猪网友将中国古代界定为资本主义的观点，这里暂且不表，但是愚蠢小猪对中国历史的说明我大体上是同意的。为什么帝国会衰落？我认为关键是政府的权力减少了，而地方豪强的力量增强（类似今天新自由主义赞同的小政府，终究管不住公司这种集权制度中的权力机构）。豪强的力量增强就开始侵占土地，于是小农就陷入困境。一切变化都满足了地主的需要，但是根本上破坏了经济（今天所谓市场经济，发挥竞争优势，其实根本上不也是在破坏生产力吗？生产力不是指生产资本制下随时在贬值的货币的能力，而是指生产实实在在的“使用价值”的能力）。阶级矛盾导致了国家力量的下降，继之而起的才是民族矛盾——或者更准确的说，游牧民和农耕民的矛盾的上升。

毛泽东为什么伟大？我个人的意见是，毛泽东恰好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他有意识的抓住了时代的主要政治矛盾和经济矛盾，继之有意无意的（我不能确定他有意的成分究竟有多大。但是不管怎么说，没有他的宏观大略的眼界，任何“无意”都不可能存在）抓住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农民！

如果看过毛泽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必定会对他这段分析记忆深刻：“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明显的例摆在广东:哪一个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比较敛迹的县份，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经做起来有了大的农民群众加入了农民协会的县份。换句话说，即是哪一个陈炯明势力削减的县份，必是农民起来的县份。”

这是地地道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首先，马克思在分析历史的时候，特别划出了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这足够说明马克思认识到了东方的情况和欧洲是不同的。进而他严格的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了西方。如果１９世纪，欧洲的主要矛盾——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上的矛盾——是在占据社会经济主导权的资本主义上的，那么毛泽东也准确的看到，２０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样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上的矛盾——是在农村（而决不像共产国际及其代理人天真又愚蠢的提出的在于“工人和资本家”）。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并不完全是在论证工人阶级应该起来抓住自己的利益，至少同样重要的是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不可避免，以及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自欺，欺人的资本制度。如果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覆灭的因素就蕴含在资本主义自身之中（阶级矛盾，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那么完全可以说，至少在一个时期中，中国的主要矛盾，以及蕴含于这种矛盾之中的未来道路同样被毛泽东发现了。这当然不同于马克思就英国做出的分析，但是从普遍规律的意义上来说，完全是符合中国，也符合马克思的。当然，也符合列宁所说的那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毛泽东本人的论述让我们看见了，中国的各种矛盾是怎么在农村聚集的。旧军阀，不过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们血腥残暴，不但在政治上反动（这里顺便提一点，马克思的哲学观，在我看来并非死板的“唯物”——一切向物质看齐。所以经济基础虽然是决定意义的，但是——借用恩格斯对于新唯物主义哲学的解释，稍微修改一下——经济基础只是在养活人类这一点上是绝对的，因为养活人类这点是绝对的，进一步影响人们很多行为，但是这些行为中很大一部分必定是政治的），在经济上同样的和他们在历代王朝的前辈一样，做着破坏中国经济基础的事情。而国民党，从一开始支持农民运动到后来反对农民运动，原封不动的保持旧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变成了不过是接替旧军阀统治的新军阀而已。蒋介石在中国根本问题上，至少在大陆时从来没有表现出“先进性”。在台湾进行土改，多少也是因为大陆土改政策的触动。当然，蒋介石在台湾可以行使极大的权力，而在军阀林立的大陆却不能。但是这又能怪谁呢？没有人要他去依靠美国，而不是依靠中国的人民。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中国的核心矛盾依然在于国内。日本的入寇恐怕未必比蒙古铁骑的入侵更猛烈（当然，不同的是落后的蒙古人不得不回到依靠中国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来。而日本如果统治了中国，按照资本主义的办法进行统治，长期的看恐怕会给中国更深的创伤。也就是说，日本入侵的最大灾难在于经济上），单纯从军事和政治上说，日本的入侵之所以上升为主要矛盾，还是在于中国内部的各种矛盾削弱了中国的力量。蒋介石确实抗日有功，但是蒋介石从来没有实质性的开始想要解决中国的核心问题，他那些占有地产，甚至省份的大员们永远不会去革自己的命。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大靠山美国，我想没有几个民族主义者会认为是中国的救星吧？这才是中国在当时的阶级矛盾。而不是像李立三，王明等人认为的，中国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指向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在中国抓阶级矛盾就是要“保卫苏联”。

所以，根本上说，毛泽东的伟大，根本上在于他抓住，并且致力于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像李立三，王明教条主义那样全盘照搬苏联或者德国经验；也不是像蒋委员长一样）。这一功绩，不是什么人当了下抗战英雄就能取代的。另一方面，中国的问题，过去首先是内部矛盾，现在依然如此。值此中华民族再次面临“最危险的时刻”之际，我同样赞同民族主义。因为没有民族主义，是不能救中国的。但是如果只有民族主义，而不去关注民族主义背后的政治和经济矛盾，同样是不能救中国的。

共产主义者必要的时候可以是民族主义者，但根本上必须是共产主义者。没有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就没有打败资本制度的希望。没有打败资本制度的希望，民族矛盾就不会真正解决。我前面已经说了：恰好是资本主义放大了民族问题；恰好是资本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了民族国家；恰好是资本制度不断在制造各国劳动者之间的分裂，并使他们站在战场上为资本制度而厮杀——同时，也这种厮杀也掩盖了资本制度的意识形态真相！

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非洲草原上游荡的角马群难道会在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国界？ 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让人类也不再在乎这种所谓边境的东西。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打破私有制度，从这个角度思考，上面这句话无疑是正确的。奴隶没有祖国，无产阶级没有祖国，自由的人也没有祖国。目前，祖国对于我们来说，是需要的，是反对新帝国主义的依靠和工具，但是这不意味着祖国这个概念玩世长存。它负有历史使命，但是它也会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们有的朋友总是在说“中日之间永远没有和平”，“中日永远都成不了朋友”等等，这样的话相当愚蠢。你们准备怎么对待那些宣称要“遵照毛主席的号召”，“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而战”的日本赤军分子？不管他们现在如何，至少当年他们是真诚的。穷根究底，中日的矛盾不是民族矛盾——如果纯粹的理解“民族”两字的话——而是政治经济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矛盾。长期的说，是私有制度和阶级分化下的矛盾。写作此文，希望能使民族主义思想变成进步思想的武器，救中华，救社会主义。而不是成为反动工具——大家不可忘记，纳粹主义就是及其倚重民族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