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二论革命或将在资本主义复辟链条中薄弱环节的农村爆发并取得最后胜利

二论革命或将在资本主义复辟链条中薄弱环节的农村爆发并取得最后胜利　　

——左派的思想阵地斗争必须重视农村和中国工人阶级在何种程度上才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领导阶级

2008．5．11

笔者　5月9日　发表了《革命或将在资本主义复辟链条中薄弱环节的农村爆发并取得最后胜利》一文后，产生了一些反响。由于成文仓促，其中个别观点确实值得商榷。但是就其观点来说，笔者仍然坚持主要的方面，而且认为如果在这方面仍然宥于传统，会将左翼运动引向挫折。　　

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主义的最主要不同，就在于在工业国家，革命应当依靠工人阶级，工人当教育农民，恩格斯的《法德农民战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而毛主义则强调，在那些政治上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上处于资本附庸地位、文化上沦落为美国第N个州的第三世界国家，应当利用农民阶级普遍处于帝国主义资本残酷的剥削，因而处于全体性的“帝国主义农业奴隶”的地位中而产生的革命性，从而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将他们引导向社会主义道路上来。

笔者谈论的“革命或将在资本主义复辟链条中薄弱环节的农村爆发并取得最后胜利”谈论的并不是依靠力量问题，它并不试图在工、农联盟以外寻找其他的力量，而是试图改变作为工人阶级领导核心——左派的斗争策略，从而实事求是地采取毛泽东主义的路线，即：由城市工人阶级中的核心分子领导，将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转移到官僚资本控制较为薄弱的农村上来。所以笔者讨论的，并不是纲领问题，而是策略问题。

我们知道，正是在城市里，资本力量对工人的监督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现代化的科技手段都被用来监督工人，任何在工人中的组织活动都会遭到残酷的镇压。罗伯特•威尔在《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指出：“大规模的劳工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有时候取得地区性胜利，但是多数情况下工人领袖被逮捕，被抓起来”。

不仅如此，城市里的舆论几乎完全被右派传播媒介掌握了。左派一直在舆论的世界里苦苦挣扎，抗衡，但是由于左派处于无组织、思想鱼龙混杂没有统一政治纲领的“早期阶段”，所以最后的结果却仍然是发现自己不过充当了资本权力的“预警者”而已，甚至只是向官僚资本权力集团预先通知、提示了左派的行为动向的线索。

在这种残酷的状况下，将斗争适当地转移到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也许是一种方法上的转移。

一、左派不能满足于“预警者”的实际地位，而是要成为“革命实践者”

当资产阶级承认“批判能够促进资本主义进步，使资本主义能够保持青春”，当右派文人认为“和平抗议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期稳定”时，我就已经明白了，所谓现代西方共产党的选举，所谓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扩展，其遵循的根本上仍然是资本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包括经济过程和政治运行秩序，这就是资本主义不害怕尼泊尔共产党上台，不害怕社会民主党在瑞典等北欧国家执政的根本原因。

通过选举上台的共产党绝对不会破坏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因为这是它上台以及短暂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通过抗议使资本主义社会取得改良性进展的政党，会迷恋于自身这种安全可靠的方式，因而成为议会痴和资本主义的真正同盟军。他们起到的效果只是促使了资本主义向完善的方面发展。我们绝不是象那些极端分子一样，否认任何改良的积极作用，甚至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崩溃”为理由去发财致富。我们只是反对浅尝辙止和反对那些将斗争局限于运动的眼前利益的做法。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改变被资本异化的人，彻底颠覆旧的统治秩序。

如果左派只是满足于松散的联盟，只是满足于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获得一两声喝彩，而不能把理论的行动转化为系统性的共产主义思想灌输，那么它在未来的政治性事变中将被敌人轻而易举地消灭。左派的思想斗争必须转移到争取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上来，网络一旦遭遇封锁，将失去对群众的有效的影响。如果它“只是”迷恋于网络的传播，那么它就无法真正团结起一批改造世界的力量，那么他们就根本不配做马克思、毛泽东的理论继承者的称号。

从这一理论逻辑出发，左派必须研究使用最低代价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掌握群众的策略。“革命或将在资本主义复辟链条中薄弱环节的农村爆发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探索就是试图避开资本权力关注的焦点部位，将争夺群众的阵地转移到资本权力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从而更容易获得胜利的途径。这一转变首先要改变的，就是网络传播共产主义的依赖。

这一改变绝不是否认网络传播的作用，也不是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它的核心在于策略性的转移。

这一新式农村包围城市策略的核心是出于这样的基础：中国的最广大地区仍然是农村，70%以上的人口都是农民，那些遭受外资压迫最为痛苦具有革命性的阶层正是半工半农的“农民工”。尤其是思想上，由于农村接受城市里的信息过于缓慢，从而使那些毛泽东时期就奠定基础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没有被完全破坏。农村虽然是资本主义首当其冲的受害地区，但是绝对不是右派思想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地区。正是这种意识形态“解放思想”的缓慢性，将使农村容易复活集体所有制。

二、农村包围城市是策略的需要

我常常以极为痛苦的心态看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有力量群体的瓦解过程。当工人群众在“保住饭碗”和“部分下岗”心态下分裂，当工人群众在“进城农民工抢了城里人的饭碗”下分裂，当工农联盟在“农民工打手驱赶示威工人”下分裂，当工人群众在右派、官僚分子的舆论控制中失去斗争的彻底性，当工人唯一能够组织起来的“工会”成为“吃喝玩乐”的官僚机构一部分，当工人在外资和内资的争夺中分别为各自的资方战斗时……。我感叹的不是工人在经济多元化过程中的自我瓦解，而是资本、官僚强大的舆论力量，他们将工人由想做主人变成了“只想保住饭碗，即奴隶也行”、“跪着工作也可以”、“无条件服从”的奴隶般的地位，但是工人却仍然梦想着“升官发财”，梦想着通过股票、房子等资本主义赌博式逻辑来取得资本家一样的地位。工人的理想已经被资本主义腐蚀的支离破碎了，剩下的就是想成为“有钱人”的资本逻辑。

同这种情况相对应的，则是作为工人领导核心——左派的缺席，左派不但没有任何“工人中去”的宣传、教育、组织活动，反而被迫只能以“学术讲座”的名义在有限的范围内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一种有重大局限性，随时都有可能被封杀的渠道。

在这种情况下指望那些受到资本欺骗、资本思想逻辑侵蚀毒害很深的工人们将斗争坚持到底是根本不可能的。工人接受的只有传统社会主义积淀，并利用这种意识形态的残余来与强大的官僚资本权力作斗争，但是他们面对的，是权力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它的屠刀。

城市处于官僚资本权力严密控制地区，在这样的地区左派如果想组织全国性的工人运动，或是工人抗议的全国化，无疑是异常艰难的。因此，就现状来说“不能将目前的工人群众称为完整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因为他们只是在经济地位上处于同一被剥削状态中。他们并没有被组织成一个阶级。被组织起来的，只是工人阶级的上层官僚。甚至工人官僚也不能组织起工人阶级来。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工人阶级在资本复辟后采取过任何有组织的抗议行动，甚至和平行动都没有”（《革命或将在资本主义复辟链条中薄弱环节的农村爆发并取得最后胜利》）。工人的反抗都只是局部的，局限在某一工人、企业里，但是全国性的、整个阶级的协同行动，不仅斗争没有，“甚至和平行动都没有”。

这一局面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环境何其相似。那时候，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集中于大城市，工人的任何局部的反抗都遭遇血腥的镇压，而农村是薄弱地区。毛泽东的党正是从农村地区进行了突破，从而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试图全面依靠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不过是一种幻想。学生的爱国行动很快就被“宋江招安”式地收复了。而工人阶级不过零星地表达了对爱国立场的支持。在爱国主义的几次行动中，工人似乎消失了任何声音。这说明在管理哦资本权力的严密控制下，工人们已经在政治上被压迫得没有喘息的余地了。

三、“预警者”的想法不过是幻想

我们满足于只是充当政府的“预警者”，这种思想的基础是对那些卖国者还持有幻想。

目前中日之间外交的突破大家都看到了，这一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以中国方面作出让步为代价的，而且隐性地是以中国方面承认“中间线”为前提的。从中间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外交方面的路径，那就是以国家主权为代价换取某一外国对其战略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不过是坚持邓小平路线的直接结果，“搁置争议，共同（和侵略者）开发”。

我们由此似乎理解了为什么之前会发生劝导北大学生“理性爱国”的政治性铺垫。这是在告诉北大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学生运动的中心：不要惊讶于我即将中日谈判行为中的任何妥协与退步。

这使任何支持“理性爱国”的人都感到震惊和遭受欺骗。这就是“理性爱国”的真相。那些纷纷发表“支持理性爱国”的媒体，不过证明了它们对这一欺骗立场唱帮腔的走狗性质。这一性质的内容就是：我们都要装作没看见卖国者的卖国行为，只要好好劳动，好好本职工作，继续为卖国者集团努力工作就可以了。

从这些举动可以看出，官僚资本权力不仅走向了彻底的卖国，而且试图将爱国主义诠释为对卖国行为的漠视、忽视上来。

官僚资本权力不仅叛卖了社会主义，而且叛卖了祖国。就是对这样的一个集团，我们很多人还在试图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试图去理解和支持这些政策。这就是一些左派分子脱离群众的直接结果。

如果我们只是把“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害虫，那么无疑就间接接受了右派思想的逻辑前提，那就是“依靠群众就是坏的”。

如果我们只是强调左派斗争单纯地依靠工人，那无疑会走向工团主义，并忽视了工人在中国不占据居民多数，工人的觉悟需要坚苦卓绝的思想斗争和理论灌输才能达到的前提，那么我们就根本不是马列毛主义者，而不过是天真的教条主义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