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扶贫的八个问题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扶贫的八个问题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朱明熙

内容摘要：在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贫困原因最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自然成为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如何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从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传统等方面，而不是仅仅从“物”的经济层面，也不是单纯地将汉区的反贫困经验简单地搬到少数民族地区，避免扶贫思路的“简单化”、 片面化和绝对化问题，从而多方面综合，真正卓有成效地进行反贫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花大力气才能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是在多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八个方面的思考。其中，一些思考比较成熟，而另一些思考则还在思索之中。现一并提出，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以求共同思考。

关键词：少数民族  反贫困  自然生态  经济形态  文化传统 

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扶贫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贫困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但是，目前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大石山区、自然生态恶劣区的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其贫困面仍然较大，贫困程度仍然较深，贫困原因仍然较复杂，有些贫困状况仍然触目惊心。造成这些地区贫困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是：更加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更加落后的基础设施，更加薄弱的基础教育，更加落后的卫生医疗条件，更加原始的生产方式，以及相生相伴的特殊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可以说这些地区的农村贫困是一种集自然环境复杂性、生态系统脆弱性、经济发展边缘性、社会文化过渡性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深度贫困。以此反思我们以往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扶贫思路，就会发现存在不少“简单化”、 片面化和绝对化的问题和值得改进之处。

一、 单纯强调经济发展，而忽略了人的精神、文化因素问题。

如上所述，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贫困是一种“集自然、生态、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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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对若干国家级贫困县的调查研究及对策建议――对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的多角度透析》（项目号：04BJY041）的阶段性成果。

文化、传统”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深度贫困，因此，反贫困也应当是“集自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传统”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反贫困政策与措施。看不到这一点，只会使反贫困的种种努力事半功倍，甚至是功败垂成。

但在过去少数民族反贫困的实践中，我们往往更多地强调的是增加“物”的因素，而忽视“人”的因素，往往是见“物”不见 “人”。因此，一谈到扶贫大都强调如何加大资金投入，如何发展项目，如何改善基础设施，如何移民，如何转移农村劳动力等等，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却很少把如何促进当地社会、文化、传统的转型，如何发掘和利用当地社会、文化、传统甚至宗教中合理的精华，如何移风易俗，扬弃其糟粕，把改造人的观念意识，树立自强自立、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发展经济脱贫致富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在具体实践中往往是“好心办不成好事”。比如，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中，如何发掘其传统的文化、风俗以及民族习俗中好的东西来推进反贫困行动，这方面我们往往不太注意，也不善于发掘，甚至简单地一概以落后、原始加以蔑视和排斥。然而在现实中，事实上在生态环境保护、防治毒品、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尊长敬老、耻于偷窃、乡规民约、乡村和谐等方面的一些零星的少数民族自发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发掘和引入是可行的。另一方面，又如何在反贫困行动中改变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糟粕，比如，重利轻义的财富观；厚死薄生、奢办婚事的消费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生育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重血亲、盲目排外的人际观；视农为本、轻商贱役的生产观；宗教迷信、敬畏鬼神的宗教观；“等、靠、要”的消极度日观，移风易俗，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衔接与交融，倡导健康、良性的社会文化氛围，可以说是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二、 单纯强调发展经济，而忽略了生态保护问题。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扶贫模式由过去的“救济式扶贫” 为主转变为“开发式扶贫” 为主，并且也“一刀切”地普遍推行于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式扶贫”在改变这些地区贫困面貌中无疑是取得了重大成就的。但同时，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比如，过度放牧、挖虫草、药材和烂施农药化肥造成的草原退化、鼠害猖獗、土壤荒漠化；过度开垦种植、无序的甚至是破坏性的资源开发和引进污染工业所造成的生态破坏，洪水、滑坡、泥石流、干旱、水质污染等灾害发生的频率加大问题。据统计，凉山地区1950－2000年发生的140余次泥石流中，80年代之后就发生90多次，这种在某种程度上与开发式扶贫战略具有时间上的一致性的现象，不能不令我们反思现在的反贫困模式：开发式扶贫是否普遍适合于这些地区，开发式扶贫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协调，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到底应当如何进行，国家根据全国不同区域的自然生态条件及其影响所提出的四大功能区的不同发展战略又如何具体落实，这些地区农牧民的利益如何得到有效的保护？

因此，在生态环境如此脆弱性的这些地区，如何在生态环境可能承载的条件下，发展经济，使当地农牧民能够脱贫致富，这的确是一个目前亟待解决的很严峻的问题。

三、移民问题。

面对这一挑战，我们采取的重要对策往往是移民。通过近20多年的移民扶贫实施的效果来看，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比如通过移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解决了一部分农牧民的生存问题。但从目前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却面临着相当大的问题和压力。

第一，大规模安排生态移民的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的短缺问题。比如凉山州昭觉县，通过“十五”期间扶贫，完成了居住在高寒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生存条件差的1460户、8200人的移民，但现在还有高山区和二半山区1.45万户、近6万人需要移民，目前却面临全县境内没有那么多土地可供这么大数量的贫困户进行移民的问题。以当地能够安置移民的低坝区来看，目前该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不到1亩，因此已无大规模地安排生态移民的可能性。二半山区耕地人均占有量虽高于低坝区，但是，从耕地质量和耕种成本来看并非优势资源，坡耕型、缺水型、瘠薄型、渍涝旱地型等中低产田成为该地带耕种面积主体（占85％以上）。如果移一部分民到外地，又移到哪个外地？如果分散移民到其他富裕地区，又由于是少数民族同胞，受语言、风俗、习惯、文化等因素制约而难以实现稳定移民。

第二，移民的“移得下，安得稳”的问题。从此前已经安置的移民情况看，移民的效果不太令人乐观。移民真正由此脱贫致富的比较少。原因是由于移民安置扶持力度不够，结果使相当部分的移民由于负债累累而陷入新的“移民困境”。据调查，昭觉县是按每户补助8000元进行移民，但移民后每户欠债2000～5000元，有的农户甚至为此背上沉重的高利贷。

面对这一困境究竟应当怎么办呢？其实换一种思路来思考生态环境压力与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是否会柳暗花明呢？比如说，仔细观察一下凉山彝族地区近10年减贫的情况，就会发现当地的减贫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国家90年代末期以来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其中高山区和二半山区的贫困农牧民大约有40％左右的经济收入来自转移性收入，其中相当部分应当是来自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国家补助。因此，这就启示我们，在当地高山区和二半山区，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或者生态保护补偿工程，通过国家补贴，引导农牧民还林还草，保护水土，达到既促进了生态恢复与保护，为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提供了青山绿水和生态屏障，又增加了农牧民的收入，进而实现脱贫致富，是否也是一条值得探讨的路子呢？其实，贵州晴隆种草养羊科技扶贫、世行的西南综合性扶贫项目，以及德国米索尔基金会针对凉山彝族地区高海拔的恶劣自然条件、气候和退化的生态环境，立足当地资源，援助开展的集参与式途径、生物多样性建设、传统文化的恢复与发扬、综合扶贫于一体的发展模式，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四、农民的大规模转移问题。

80年代初我们进行了农村改革，“分田单干”，这对于纠正过去一些极左的做法，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决粮食短缺和农村大面积贫困问题，应当说是功不可没。但好景不长，80年代中后期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偏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农民税费负担的加重，以及农民“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三农问题”日趋突出。于是，不少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不少有见地的政策建议。目前理论界实务界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农村人多地少，经济落后和“城乡二元分割”说。

这种观点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出发，认为：我国“三农问题”日趋突出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人多地少。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4亩左右，极度稀缺的土地资源和极度庞大的农业人口很难使农民在一亩三分田上富裕起来，农业产值目前仅占全国GDP的14％左右，也很难使当地基层政府通过税费筹资提供当地农民所需要的基本公共品；加之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基础设施等方面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分割”以及“重城市，轻农村”的不公平的制度与政策，使基层政府普遍缺乏必要的财力提供满足当地农民所需要的义务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品。因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主要是向城市、向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农民，最终通过土地规模经营来富裕农民。这同样也是目前政府提出的农村反贫困的主要措施之一。

这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土地资源短缺说”，或者说“人多地少说”。应当说，它的确是揭示目前“三农问题”突出的具有相当说服力的一种观点。

但这一观点也存在一些人们无法解释的困惑。即，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基础，尤其是农村经济基础那么薄弱，不管是农业产量和农业产值都远远低于现在，但那时政府和农村集体却可以提供基本上满足当地农民所需要的义务教育、卫生医疗、五保户保障、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品，而在农业产量和农业产值都大大增加，农民收入也大大增加，政府财力也大大增加的今天，为什么却反而出现农民“上学难，看病难，用水难、行路难、养老难、农田水利建设难”等问题呢？为什么在中国广大农村普遍出现“三农”问题，有人甚至说是“四农”（加上农民工）问题的时候，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刘庄、黑龙江的新十四村等村庄却不存在“三农”、“四农”问题，没有出现目前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上学难，看病难，用水难、行路难、养老难、农田水利建设难”等问题呢？问题的根源到底何在？这是许多农民的困惑，也是我们的困惑之一。

困惑之二，目前发达国家的农民一般都只占人口比例的2～5％左右，许多发达国家早已经实现了农业的大规模经营，但是发达国家每年3～4千多亿美元的大量的、多方面的农业补贴能够说明它们的农业规模经营是成功的吗？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通过向城市、向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农民，最终实现了土地的规模经营，但却造成少数大地主发财暴富，而广大农民却流离失所，任人宰割，只能蜗居于贫民窟中，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这种农民转移，土地规模经营的模式能说是成功的吗？所以，温铁军在深入调查了全球50多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后，发出了以上沉重的疑问，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忠告和警告。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和深思：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子到底应当如何走？广大农民究竟应当如何脱贫致富？主要向城市、向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农民是不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康庄大道？如果是，那么大量转移农民，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大量提供就业岗位和城市的容纳量的现实可行性到底有多大？退一万步讲即便可行，那么是像目前这样让市场机制自动去吸引、调节，让无数农民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闯，碰运气，受欺负，还是有规划、有组织、有序地进行转移？又如何有规划、有组织、有序地进行转移？具体到像凉山彝族、甘孜藏族等少数民族农牧民的转移，还有一个语言、文化、素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的如何转换问题，比起汉族农民的转移问题更为麻烦。

此外，从20多年农民转移2亿多的现实来看，迄今为止，到底有多少农民真正由此而富裕起来？又有多少农民真正在城市定居下来？又有多少农民工避免了类似“黑窑工”、“黑矿工”等那样的恶劣得像奴隶一般，卑贱得像下等人一般的遭遇，以及层出不穷的“矿难”、“肢残”、“长期不涨的、甚至拖欠的微薄的工资”，以及人老病残后又只能无可奈何地回到农村的悲惨命运……？我们大规模的无序转移农民，最终会不会出现像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产生大量的贫民窟和游民，并形成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确实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一个大问题。

另一方面，广大汉区农村的现实又告诉我们，伴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的进城打工，许多农村出现“空巢化”、“留守儿童”，甚至出现“光棍村”、“婚姻危机”等问题；农业出现“副业化”、“衰败化”；农民出现“衰老化”和“女性化”，继续留在农村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妇女和儿童，务农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的作用愈来愈小，靠农业致富的希望愈来愈渺茫，因此，大都种的是“不淘神”的“懒庄稼”。但问题是农业还要不要发展？又到底应当怎么发展？相对有知识、有能力的青壮年都跑光了，谁来发展现代农业，谁来建设新农村？有的学者对此忧虑不以为然，认为生产要素就是要往收益高的地方集中，这正是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必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即便是今后缺粮了，我们不是有一万多亿的外汇存底吗，可以到国际市场上买粮呀。农村大量青壮年的进城打工，农村出现“空巢化”，农业出现“衰败化”，农民出现“衰老化”和“女性化”没有关系，今后随着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随着农民的大量进城，农业不是正好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的改造吗。我不知道这些人到底认真想过没有，经济比我国发达得多，人口比我国少得多，农业比重比我国小得多的发达国家，为什么宁愿赔本，每年补贴3、4千亿美元的“银子”，也不让市场自动调节农业；他们虽然高喊取消贸易保护，实现自由贸易，却始终不愿开放国内的农业市场，取消大量的高额的农业补贴，这究竟是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们深知“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一旦农业出了大问题，那么，国家的社稷安全也就岌岌可危了。而对于有着13亿多人口的我国来讲，此问题就更大，为政者不可不查。看来，布朗先生的“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呓语。

五、农业产业化问题。

产业化扶贫也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的反贫困的主要措施之一。其主要思路是，以当地资源条件为依据，实行“一村一品”，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养殖和加工业，使广大农牧民脱贫致富。其实施思路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公司为引导，实行公司加农户，龙头加龙尾，最终实现农业产业化。但这条农业产业化的路子到底能不能走得通？不错，在近年来的农村改革实践中，我们确实看到一些地区，如山东、内蒙等通过这种方式使一部分农民受益。但同时我们也大量看到公司整农户、坑农户、骗农户，使农民血本无归的事件不断发生。这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公司与农户往往并未结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而是各自分离并具有独自利益的经济主体，在经济交往的利益博弈中，由于博弈力量的极不均衡，结果往往很难避免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利用其博弈中的优势侵害一家一户的分散的力量薄弱的农民的利益，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更是资本的必然，而并非公司老板的良心太黑的问题。因此，李昌平说，公司老板如果能赚到超额利润，可能会分点给农民；如果只赚到平均利润，则不会分给农民；如果连平均利润都赚不到或者亏损，则会转嫁农民甚至“坑”农民。所以企图仅仅依靠这种公司加农户，龙头加龙尾的农业产业化的道路来富裕农民，是否真正走得通，许多如温铁军、李昌平的农业问题专家对此是表示怀疑的，他们更倾向和提倡的是建立如日本、韩国、台湾那样的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综合性“农协”。

六、开发式扶贫与救济（助）式扶贫问题。

开发式扶贫是我们20多年成功反贫困的一个主要思路和重要经验。但是在新时期是否应当根据贫困的实际状况，实事求是地调整我们的扶贫政策。对目前尚未解决贫困的农民是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为主，辅之以救济（助）式扶贫的方针，还是调整以救济（助）式扶贫为主，开发式扶贫为辅的方针，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大问题。近年来围绕这一问题的激烈争论就说明了这一点。古人说得好，“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过去20多年实施开发式扶贫，在反贫困方面我们的确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开发式扶贫方式就是不管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是必须坚持的脱贫致富的不二法门。因为开发式扶贫方式的应用是有条件的，简单说那就是要有适用的条件。比如，自然资源条件、人力资源条件和其它相关条件。你很难设想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在生产条件极其恶劣的沙漠地区实行开发式扶贫可以成功的；你也很难设想在老弱病残的农民中通过开发式扶贫能够使他们脱贫致富的。因此，开发式扶贫方式的成功应用是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的。条件变了，扶贫方式也应当相应地发生改变。也因此，新时期是否仍然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为主来解决尚存的数以两千多万的绝对贫困农牧民的贫困问题，不是取决于过去我们是否成功的开发式扶贫方式，而是取决于这两千多万的绝对贫困农牧民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能脱贫。如果主要是因为老弱病残等原因致贫，那么，开发式扶贫方式的应用就要打一个问号。也因此，扶贫方式是否应当调整的关键，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对当前仍然处于贫困的农牧民的贫困原因的深入调查和科学掌握，即对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第一手统计资料的掌握。

七、对市场机制的过度迷信问题。

一段时期里，我们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对市场机制抱有不切实际的迷信，以为中国的许多问题只要实行市场机制就可以统统圆满解决。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只讲，甚至只靠市场自动调节，而忽视政府的必要的计划调节，似乎只要讲政府的计划调节，就是复辟，就是倒退。即便讲政府的必要的计划调节，也是仅仅挂在嘴上说说而已，缺乏必要的具体的实施政策。表现在农业发展和扶贫上，我们主要是让数以两亿多的农户自己在残酷无情的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单家独户拼搏，让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闯，跟着感觉走，发展“特色农业”，政府也主要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去调节，结果经常出现农副产品“一少就涨”，城市受不了；“一多就烂市”，农民血本无归，欲哭无泪，“三农问题”日趋凸显的恶性循环。这是为什么？

这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二重性所根本决定的。国内外的历史和现实都一再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即微观效率比较高。因为，只要你实行市场机制，就好比穿上了“红舞鞋”，内在的无穷的致富欲望和外在的残酷的竞争压力便驱使你一刻不停地“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一刻不停地不断发明、创造和创新，一刻不停不断追寻产生利润的“猎物”。正是这一刻不停的“永动机”，推动经济不断发展，财富不断积累，从而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巨大的生产力。

但另一方面，正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把人们心中的发财欲望和邪念最大限度地调动出来，就像打开“潘朵拉匣子”一样，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为了达此目的，它会驱使人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马克思对此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表述，大意是：人们在发财致富的欲望和邪念的驱使下，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甚至可以冒杀头的危险。资本家为了谋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可以采取各种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手段，甚至坑蒙拐骗，黑吃黑，甚至贿赂官员，牟取暴利；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官员也是“经济人”，政治领域也不过是另一种政治市场，权力不过是另一种可以交换的商品。为了谋取官员自己最大的私利，他们可以利用权力，设租寻租，大搞权钱交易；学者也是“经济人”，学术也不过是发财致富的“敲门砖”，为了谋取最大限度的私利，他们可以不要斯文，不讲良心和道德，与权力和资本相勾结，对权力和资本摇尾乞怜，奴颜卑膝，歌功颂德，以博取一杯羹。这是其一。

其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市场机制是一架灵敏高效的经济调节器，而政府的任何干预不过是徒增不必要的麻烦、扭曲和腐败的说法，不过是存在于教科书上的一相情愿的假设，当不得真！因为，即便是西方的学者也认为那只是存在于理想状态的“完全竞争市场” 的假设之中，换言之，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这种“愿景”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首先，信息是不对称的，这就意味着，在市场交易的双方事实上是不平等的，掌握信息更充分的一方必然比掌握信息较不充分的一方占有优势。此外，市场交易价格反映的信息也是不充分的，市场交易价格只能反映当下的商品供求状况，并不能反映未来的商品供求变化，而人们的生产如果根据这仅仅反映当下的商品供求状况的价格来加以调整，结果便很可能造成商品供求不是呈收敛型的趋于均衡，而是呈放大型的振荡不定，这种状况在农产品市场（一些西方学者，如萨缪尔森，认为它是最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状态的。）的供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再比如不断爆发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等。复次，我们说市场交易价格反映的信息是不充分的，还在于市场交易价格并不反映或者并不完全反映经济行为的外部性，比如，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科学发现和发明等等。

其三，市场经济下资本为大，只要有了资本，没有劳工，可以雇佣劳工；没有技术，可以购买技术，……在市场经济中，只要有了资本这一第一推动力，“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尽管后来随着知识革命，似乎资本已退居其次，似乎知识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讲，并没有改变市场经济下资本是第一要素的法则。其道理很简单，劳工虽然重要，但资本如果不雇佣你，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枉然；技术再重要，如果资本不购买你，那也是一事无成。既然如此，那么，在市场经济下，资本雇佣你，那是你的福份，否则，你连挣钱养家的机会都没有；资本剥削你，那是天经地义，谁叫你没有资本呢？所以，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资本家全拿，那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产生的贫富差距也是很自然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天经地义，无可指责。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却掩盖着事实上的巨大的不平等和社会的不和谐。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你说的不对。今天的西方国家并不是这样，他们的工人农民都生活得不错，他们是“少有所哺，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他们是“从摇篮到坟墓”都不用自己操心，衣食无忧，生活富足。农村像城市，连牛都生活得悠闲自在。不错，今天的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情况大抵如此，但我们要说的是，此西方非彼西方！只要对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稍稍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20世纪以前，尤其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前的西方国家根本就不是这样。在20世纪以前，尤其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前,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我国今天的状况大体差不多，也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失业问题、就业问题愈来愈突出；社会的价值观被金钱彻底颠覆，坑蒙拐骗盛行，制假贩假昌盛，道德沦丧、私欲横流、金钱至上、腐败横行、权钱勾结比比皆是，……。正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工人农民的不断的抗争，不断的罢工、游行，甚至是用血的斗争才使得这一切发生改变，才迫使西方国家或者政府不得不进行必要的调节，限制和约束市场经济坏的一面，才逐步有了我们打开国门所看到的兴盛的西方。比如，八小时工资制，就是西方国家工人们通过若干次罢工、游行，甚至是用血的奋斗,尤其是美国工人的“五一”大罢工才获得的。类似的还有最低工资制，还有罢工权利，还有广大人民，包括妇女、有色人种的选举权，还有美国在1913年以后实行的若干“进步时代”的改革等等。尤其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所逐步实行的失业、养老、医疗、免费教育、低收入救助等一系列福利制度。据史载，当时罗斯福总统实行这些“新政”时，还被一些彻底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忠实卫士和大资本家攻击为实行“社会主义”。但正是这些改革才使西方资本主义避免了灭亡的命运，并导致了50～70年代西方发展的“黄金时期”。由此可见，自19世纪末期，尤其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来，正是西方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约束和控制，并引进吸收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的一些东西，才使得西方国家“腐而不朽，衰而不亡，垂而不死，没而不落”,而且愈活愈健旺。但是，此西方市场经济已非彼市场经济!西方的市场经济机制已经发生了部分质变。而我们当初打开国门看到了西方国家的繁荣，一些人（包括我自己）便认为西方的繁荣是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一心一意实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用不了多久，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现在看来，这真是对我们的莫大的讽刺！而这一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当初对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没有认识到今天西方的市场经济早已不是亚当·斯密所鼓吹的早期的“自由放任”的“彻底的市场经济”，而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有所约束、有所限制的市场经济。回想起来，我们当初对于西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何等的“小儿科”！真是“错把杭州当汴州”！

因此，对市场经济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运用政府必要的调节手段，缓解市场机制的副作用，促进经济、社会、新农村建设乃至扶贫事业的科学发展，这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

八、 对“私有化”的过度迷信问题。

90年代末期以来，面对日趋突出的“三农问题”，有些学者开出的药方是在农村实行彻底的土地私有化。这实际上是他们的一贯主张，就如同城市改革中的国有企业改革一样。一谈发展经济，就只讲改制、私有化，发展民营经济，甚至鼓吹土地私有化，似乎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有效率，而公有制经济天生就是“低效率”。但是，彻底私有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和“贫困问题”的灵丹妙药吗？如果是，那么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不就早是土地私有化的“小农经济吗”？那么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我们看到农民富裕起来了吗？没有，从来没有。我们常常看到的却是农民因为天灾人祸，土地被兼并而民不聊生，流离失所，甚至愤而揭竿而起，造反不断。如果是，那么“分田单干”的旗帜――“大包干”发源地的小岗村为什么后来没有富裕起来，反而要到集体经济搞得好的南街村去取经？“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俊昌为什么要说，“大包干” 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但却不能使农民致富？如果是，那么在全国农村普遍产生“三农问题”时，坚持集体经济的华西村、南街村、刘庄、以及最近宣传的黑龙江的兴十四村为什么却没有“三农问题？不仅没有“三农问题”，而且农民生活较之实行“分田单干”的村庄普遍富裕，有的还很富裕，甚至大大超过城里人？如果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农业发展中，不仅给予农民大量的政府补贴支持，而且还往往通过支持各种合作化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如日本、韩国的农协，美欧的各种合作社，以色列的基布兹等，与市场经济对接，而不是让农民单家独户自己闯市场？为什么巴西总统卢拉特别强调，农业合作化是巴西中小农民的唯一出路，并将合作化确定为农业发展战略。这一切的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们认为，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因为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一再证明，要真正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要真正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要真正有效进行新农村建设，恐怕还是要通过走合作化的道路，才能把如同汪洋大海般的一盘散沙、势单力薄的小农真正组织起来，才能比较好的解决小农经济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人们常说，一根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则不容易折断。人心齐，泰山移。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因为，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证明，农业合作化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好处：

1.利用合作组织的集体力量与大市场对接；

2.农业合作化更有利于现代化农业的发展；

3. 农业合作化更有利于农村农田基本建设、水利设施建设、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

4. 农业合作化更有利于国家的支持。

如果农业合作化是我们缓解乃至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和农村贫困的根本出路之一，那么，如何进行农业合作化？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除了鼓励少数像孙大午这样的具有崇高理想和牺牲精神，并有实力的企业家带领农民搞合作化的方式以外，恐怕大多数农村还是要依靠当地的党政组织，尤其是像王宏斌、吴仁宝、史来贺、付华廷等这样的有眼光、有魄力，并具有大公无私思想的乡村领导带领农民搞合作化。我们在调查中也同样发现，凡是扶贫工作搞得好的村，往往都存在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有一个好支书、好村长，即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利用新农村建设和扶贫的契机，大力改造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和村委会，通过建立和完善乡村民主制度及治理结构，使他们真正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科学的发展观，引导广大农民在自愿基础上走合作化的道路，共同富裕。

当然，具体怎么走，这条路究竟能不能走得通，还需要在新的条件下通过大量艰苦的试点和实践来证明。

不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曾经讲过一段高瞻远瞩的话，他说：“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集体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农村发展的—系列文件，《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

（2）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以及发改委、农业部、教育部、卫生部、科技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

（3）《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期评估报告。

（4）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1月版，以及他的其他文章。

（5）温铁军《我国农村发生高利借贷的问题、情况与政策》中经网“五十人论坛”2001年6月7日，以及他的其他文章。

（6）柯炳生《加入WT0与我国农业发展》经济日报2002年1月10月第13版，以及他的其他文章。

（7）晓清《主要发达国家农业补贴透析》中经网、联合论坛200l年1月21日。

（8）王绍光《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读书》2001年第8期，以及他的其他文章。

（9）陈锡文、韩俊、于建嵘、林毅夫、陆学艺、朱玲、潘维、邹恒甫、赵磊、党国英、贾康、白景明、苏明等人的有关文章。

（10）西奥多·舒尔茨、阿玛蒂亚·森、刘易斯、迈克尔·托达罗、缪尔达尔等的论著。（11）历年的世界银行年度发展报告。

                                       2008.2.18.于光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