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整合的困境以及表现

　　在农村实地调查的一周时间里，给我最深刻的感受莫过于农村社区面临的整合困境与相对稳定局面的维系——情绪和实际上的干群矛盾，群众内部冲突的爆发，大家各自为政地维持着生计与经营；同时社区日常生活却保持着基本正常的步调，人们的面子交往仍旧繁荣兴盛。具体表现为：1、被访人A认为村干部从公共事务中谋取大量私利，老百姓根本不可能知道其中的秘密；2、被访人B说村里的事都是干部说了算，自己不想参与他们组织的那些虚事，不相信他们能为群众考虑做好事；3、被访人C谈到X户与Y户之间因为宅基地纠纷爆发暴力冲突，其中一家的户主被打成重伤，村干部袒护打人一方，事情不了了之；4、被访人D说村民S整天打扮地象妖精，有钱自己花就是不还帐，那种人活该穷；5、被访人E揭示村干部与村霸王之间瓜分村集体矿产资源的内幕，平常百姓难以有这样的机会，认为谈公平都是胡扯；6、被访问人F指出农户之间土地占有的极端不平等，有的农户仅有半亩多地，而有的农户却占有30多亩土地。7、被访人G说大家都明白农村这些事，但谁也没办法，过一天是一天吧，大家还都有口饭吃，这也算不错了。

　　以上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排除单个社区具体情况和因素之外，其中存在着一些普遍和共同的理论性原因，主要包括共同信仰的丧失、魅力型领袖人物的缺乏、社区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经济动机的激发与资源的不合理分配、潜规则的运行与渗透。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能够保持相对稳定，是与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范和毛泽东主席个人威望的塑造分不开的，但正是那样一种超前的理想化道德规范和暂时性的个人魅力两个因素作用的发挥，决定了它们一旦丧失必将给社会带来极大的震荡和冲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思潮从知识界开始发生转变，强调制度建设优于对个人的寄托，强调个人可以在不危害公共利益前提下争取个人利益；这一顺应当时群众意识水平的社会思想迅速在整个社会传播开来，并在思想扩展的惯性作用下很快超过了理论上界限，于是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被神话般地复制出来。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制度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社会群体之间开展多次的利益博弈才能取得成功；并且如果离开个别高尚领袖人物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即制度也需要人来建设），这将是一个充满血和泪的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一方面是无数“经济人”在社会大舞台上展开规模宏大的利益博弈，另一方面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的社会制度的虚幻化，于是一种微妙的潜规则自然地形成了——表面上倡导“起点平等、规则统一、自由竞争、先进带动落后”的社会规范，实际上权力、财富、声望、暴力等社会资本要素的主体相互支援，维持一种“即得利益群体控制社会实际规范”的局面。既然大家公认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那么在一个社会规则虚化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利用一切自己可以利用的手段谋取自己的私利了，每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是不同的，竞争的结果当然也千差万别：这是我国当前整个社会发生整体性断裂的意识形态根源，也是社会极端不公平的深层原因。

　　回到对所考察的农村社区整合问题上来，以上的抽象理论分析可以得到更直观的反映：广大农村群众的思想意识水平普遍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维持小私有制前提下的公平竞争+大公无私、清正廉洁领袖人物的引导”；但这种理想是封建小农时代诱发的一种悖论：自己不主动或没信心去建设新的社会制度却把希望寄托在个别领袖身上，而大公无私的领袖历来都是极少数并且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那么缺乏平等制度约束的利益竞争必然产生弱肉强食的结果。在我所观察的几个村庄里，民众的这种信念得到鲜明体现，他们把土地、矿山和其他公共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仅仅归结为干部的不当谋私行为，而不去追究这种不当分配的制度原因，甚至认为在当前这个社会谁当领导都不会去维护公平正义。得利者缺乏动力去改变社会运作的不合理潜规则，失利者不懂得如何建立新的社会规则；在没有公平规则的社会中，“经济人”的竞争只能留下赤裸裸的敌对情绪和行为；这种整合困境源自社会结构的深层，不是个别和特殊情况的体现。

　　在理解了农村社区整合困境的原因之后，其相对温和的外部表现也是值得注意的，其实这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大家都认为“谁当干部都会这样做”，这其中隐含的一个意思就是自己也理解干部谋私的行为（即自己如果在那位置可能也是如此），那么在对不公平的社会规则愤愤不平之余，民众从本能上也认定了一种无能为力的观点。既然自己也找不到寻求公平的出路，那么忍气吞声或利用现有的规则尽力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也就成为仅有的选择——这就是在农村社区团结面临巨大威胁的情况下仍旧能够保持大体平静的主要原因。

　　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社会团结的类型有两个：机械团结（以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为基础）和有机团结（以合理的社会分工为基础）；而我国当前的农村社会正面临着转型的关键时期，既缺乏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又没有健康和互补的社会分工体系，所以社区整合的困境是必然是出现的。传统文化的遗留促使人们维持着面子化的交往，保持着基本的相互理解和认可；同时物质利益的结构性冲突又必然不断地侵蚀这种团结的局面，一旦社会表演的饰物被这种冲突揭开，那么直接的冲突便暴露出来。社会的成功转型关键在于一种新的社会规范能够尽快得到民众的认同，并迅速代替老的规范来调节人们的相互利益关系；而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没有人有能力和勇气去构建这样一种新的规范，人们的利益关系只好由目前的潜规则来调节，必然的结果就是多数人成为牺牲者，不平等性和异质性高度重合，社会冲突很容易发生在一个断裂带上，社会安全阀机制是十分脆弱的。稳定与破坏两种社会力量的较量塑造了我国当前农村社会的秩序面貌，这就是社会转型的风险所在，也是寻求驾御这种风险的方式的理论前提。

　　一点总结性认识：社会制度规范和大众思想意识水平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因素，只有社会个体人具有相对的自由变动性；我国农村社会当前的整合困境本质上就是缺乏打破“恶性竞争”的突破口：新的规范制度没有建立，不能有效约束人的行为，同时人又没有动力或能力去搞制度建设，相对自由的个体人过早地被“经济人”假设清一色的同化了，于是大家得利之时乐于坐享其成，失利之时怨声载道，在一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念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指导下演义着人间的悲剧；不管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在心底里都已经默认了这样的规则，所以能够在表象上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局势，但一旦出现诱发暴力活动的导火线，社会将很快陷入混乱和瘫痪。面对农村社区整合的巨大挑战，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责就在于启发民众的思想，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引导政府的政策取向，增加自我改造和改良的思想动力；主动参与社会改革事业，利用自己的知识资本推动社会和解，为建设中国和谐社会做出一点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