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毛泽东的复员坦克兵

一个毛泽东的复员坦克兵

长  虹

前  言

我不是作家，没有写过小说。我的文化水平不高，曾于1948年在重庆市二中念书，因成绩不佳被开除。下学期在巴蜀中学念书也是又成绩不好被默退。1949年在明诚中学念书又因成绩不好而留级。1950年上期在重庆东方中学混了一学期。1950年下学期进入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同窗好友都叫我“学贩子”。

我写这个东西的初衷是，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自毛泽东主席逝世几十年来，这个领域被人列为禁区不许讨论，而现在的电影电视文艺节目中出现的造反派不是红眉毛、绿眼睛，就是穿个军装裤儿都没穿伸抖，手提皮带只晓得斗这个斗那个的，一副打、砸、抢的形象，除了丑化还是丑化，以致经历过和没经历过的人们对这件大事的认识存在严重的分歧。我想，我们这些亲身参与者，有责任把当时的情况实事求是的告诉人们，是非功过让历史来检验。否则，现在三十多岁的年青人和今后的人们更无法得知“文化大革命”是郎个回事了。

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只能通过一个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复员军人，在人生艰难曲折的道路上的勇敢跋涉，加上自己的一些认识，来回顾文化大革命这段伟大的历史。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里重点写了重庆文革期间武斗的部分情况（不是重庆整个武斗）以及这个复员军人后来的遭遇。在那个火热的年代，为了捍卫无产阶级的江山，为了坚持毛泽东思想，为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变修，两派革命群众浴血奋战，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献出了青春和一生最宝贵的政治生命，他们无怨无悔与生活抗争着，他们不是傻子……

还必须声明一下，因涉及到某些问题，不是我有意要伤害某派的朋友们。只是由于当时那个历史环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驱使下，使我们有意无意地为那条看不见的黑线充当了保护的角色，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事至今天，回顾那段历史决非为了哪派争输赢，而是为了更准确地认识无产阶级斗争的艰难复杂。因此，读完此文若谁人感觉有伤害之处，还望朋友们谅解。

从坦克兵到工会干部

渝辉1951年7月响应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个受毛泽东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坦克兵。1958年复员后分配到重庆市运输公司修理厂当修理工。当公司党委知道这批进厂的军人中这位坦克兵，看了他的档案，就将他调到公司工会当文化教员。

渝虽然毕业于军事干部学校，但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庭，父母都是教书的，因受家庭影响自由散漫惯了，在军队中始终和一个步兵出身的指导员——党的干部——关系不好。指导员不懂坦克技术，没有文化，也看不起学生出身的城市兵，对渝辉这个军事干部学校的毕业生就没啥好感。1953年授军衔时，渝辉才得了个列兵，而他带的八个新兵都是上等兵。可见他与领导之间的关系。但渝辉受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党的教育，始终以共产党毛主席树立的革命英雄人物作为个人的标准，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座右铭，不为名，不为利，以致他担任军、师、团级干部军事教育学习班的教员后，军长在课后曾说：“小渝教员有文化有知识，课讲得这么好，怎么才是个列兵唷？”指导员知道军长这番话后，就把这个列兵换成了下士。其实，这个下士，发军衔时就有，但指导员故意要教育他，让他从一个最底层的兵做起，所以只给他个列兵。但渝辉并不看重这些荣誉地位。1953年，他的哥哥，一个空军部队的中尉军官，中共党员，来部队探望这个弟弟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拜望指导员，了解弟弟的工作、学习思想表现的进步情况。他问指导员渝辉为什么没有加入共产党。指导员说：“渝辉表现不好，不听话。”

其实，渝从小就是一个叛逆者，不想靠打扫卫生，出出公差，汇报一点别人的情况去入党，要入党就战场上见。

1953年间，一次，指导员在晚点名时宣布，明天苏联专家将来部队检查我们的坦克。他说：这个专家和你们一样的年龄，人家已经是专家了，你们现在学了点技术不要自以为就不得了了……。渝辉心里明白，指导员是在借题发挥讥谑他们，因为他平时管不了这些学生兵。当时在部队有这么一股风，大家隐约感觉中苏关系已不太融洽，而中国当时的兵工企业还非常落后，飞机、坦克、大炮还不能制造，部队用的武器都是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淘汰下来，我国用在朝鲜战争上的。毛主席是无偿地支持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而苏联给中国武器是要给钱给物资去换的。同时，苏联给我国的装备是非常破旧的，派到中国来的什么专家却是什么“上帝”，来中国指手画脚，住、吃都是非常高级的。有些专家带着婆娘娃儿一大帮，地方和部队的一些领导还把这样的专家奉为上帝，群众早就看不惯了。渝辉想：你指导员吹嘘这个专家如何不得了，我这个中国的普通一兵倒要看看他是如何不得了的。

第二天，这专家来到坦克团，上下都震动了，团长、政委以及全团干部都出来热情接待。渝辉一看，这个专家十八、九岁的样子，和自己的年岁差不多，看来，不给这个什么专家出点洋相不行。

坦克团派渝辉陪同专家检查坦克，渝将专家带到了一部破旧得老掉牙的T—34坦克面前，并发动了坦克，这时，坦克排黑烟，没有力量却有大量油烟由排气管排出。渝请专家指点故障在哪儿？专家说是水泵坏了，要把水泵拆下来。渝辉心里好笑，对专家说：水泵坏与不坏与发动机是不相干的呀。没想到，这专家年纪不大脾气可不小。听罢翻译的话，专家一下火了，一把将渝辉的头往坦克下按，嘴里还稀里哗啦说一大堆，看得出来是大发雷霆。渝辉也不卖账，以一个中国军人的气魄声称，不关水泵的事，这么点毛病都不知道还当什么专家。那苏联老兄当然听不懂。团领导急忙招呼渝辉：既然专家如此说了，就拆下水泵看看吧。渝无奈只好将水泵拆下。一看，水泵果然没坏，专家无话可说，支支吾吾就在团领导的陪同下吃午饭去了。这事被指导员知道后要关渝辉的禁闭。连长（一个原国民党军中的老坦克兵、中共党员）坚决不同意，说：“小渝没有错，是专家不行，怎么能关自己的兵的禁闭呢。”指导员没法，只好在晚点名时说：这个苏联专家不是坦克修理专家，是坦克枪炮、无线电的专家。我们有的人不尊重专家，要在全班务会上作检查。明天检查枪炮无线电，不能再出现这种事了，否则将严肃处理。

晚点名后，渝辉找到枪炮无线电工讲了当天的事情，大家都很气愤。也有意要出专家的洋相。第二天，炮工将炮栓拴死，专家不懂，连最基本的炮栓如何开都不知道，炮转不动，无线电如何收发更不知道。这个专家在中国以出尽洋相而告终。

渝辉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中国军人。

1958年，渝辉复员转业到了重庆汽车运输公司工会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工会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南下服务团分配来的工会主席，常年往来于市工会、交通工会等会议文件中，工会的具体工作，比如女工家属、劳动竞赛、劳保、文艺、体育宣传，乃至吵架、打架等，都找到工会，也只有渝辉一个人，职工的生老病死，文化娱乐，样样都要管。那时，因为工人是主人翁，工会干部是公仆，时时处处都得为工人的利益考虑。特别是一个复员军人，受党的教育，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工作中更是除了考虑的群众利益，根本没想到个人的利害得失。

1959年汽车21队一个女工因白血病在市一工人医院死亡，她的爱人找到公司工会，请工人的组织帮忙。渝辉当时才23岁，没经历过这样的事，也没有人可商量，硬着头皮代表组织到医院去处理职工死亡的事。

那个时候，医院里的护士们与渝辉的年龄也差不多，有意要为难他一下，就将停尸房的钥匙给他，要他自己去弄。渝辉接到钥匙心里砰砰直打鼓。怎么办？护士看到他的表情说：“啷个了？你一个当过兵的人还怕（死人）吗？”（渝当时穿的军服）渝很尴尬。是的，为工人兄弟姊妹的利益，这是党多年的教导，今天算是小小的考验自己吧。渝说：“我什么都没带，接到通知就来了。请医院借点东西包一下尸体好吗？”护士听了，态度也转了，好心地问道：你是哪个单位的？渝说是汽车公司工会的。护士马上讲：“我们护士长是你们单位的家属。”随即，她马上把护士长叫来。正好，护士长是公司机关办公室一个同事家属，借了两床被单，汽车21队派了个车来。渝拿到钥匙就到了现在急救中心马路旁边的防空洞的停尸房，将门打开。正值中午十二点，路上行人稀少，死者的爱人早在此等候。渝走进停尸房（防空洞）中漆黑看不见人，只见洞两边像抽屉一样，一格一格，每一格都躺着一个死了的人。渝看了几个也认不清哪一个是自己要找的工人。死者爱人却在外边哭哭啼啼不敢进来，最后还是渝把他叫进来才认出。这是一个21岁的女工，静静地躺在那里，脸色没有变，很安详，身体没有硬，非常柔软。她爱人提出：“渝同志请你把她穿的新棉衣脱下来好不好？人都走了，新棉衣烧了可惜了，今后娃儿长大了可以穿。”渝辉想，这小子想得出来！当时渝还没结婚，怎好意思去脱一个女同志的衣服？只好对他说：“别人都死了，让她穿得整整齐齐的上路吧。”渝一个人完不成裹尸的事，她爱人也不敢弄，只好到马路上去找人帮助。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婆答应帮忙，但要收20元钱。渝说可以，我们两人裹，一人10元。就这样，渝辉又为工人节约了10元钱。渝辉在工作上是认真的，这件事使他更深地明白，工会工作要作好是很不容易的。

1960年春节前夕，汽车22队干部、共青团支部书记刘先武在茄子溪驻站被火车挂死。渝辉代表组织一个人去重庆铁路局解决事故，与铁路局党委书记、工作团干部等七、八个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商谈。铁路方面讲：“这次事故我们表示遗憾，对不起汽车公司，请你们工会和党委多做些工作。人已经死了，赔偿都是国家拿钱，你们拿我们拿都一样，小渝同志多做政治思想工作，你们也是实行劳保的单位，你们办劳保付给他们家属一笔抚恤金就行了。”工作团等人发言无非是多作政治思想工作之类的话。渝辉说：“我受汽车公司党委和工会的委派解决刘先武的因公死亡问题，这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刘先武是汽车队团支书，工作积极肯干，要过年了，他还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他是在铁路上被火车挂死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公司党委肯定要做，而且已经积极地做了。但你们铁路是大企业老大哥，你们多担待一点，按劳保条例，因公死亡，他的小孩你们负责抚养到十八岁，丧葬费和其他费用我们负责就行了。”铁路本不想答应抚养孩子，经渝这样一说，他们也就接受了。汽车公司则按劳保给予刘的爱人最高抚恤费，善后得到圆满解决，工人群众非常满意。

1961年汽车21队工人王明生，因长期作油料有毒工作，肝硬化死亡。王的爱人找到渝辉哭诉说：“王明生去世，我在街道工业每月30元，六个小孩怎么活呀！”渝安慰她说：“别哭，有工会，不会不管的。你有什么要求我去给党委汇报，不会不管你的。”她说：“能把我家大小孩弄出去工作减少一个负担可不可以？”渝答应向党委汇报。当渝将这个情况汇报给党委和经理后，任经理说：“工会去了解一下他的小孩表现情况，写个报告给党委讨论吧。”渝听了后就写了个报告，说这个小孩十六岁读初中，表现很好，街道建议汽车公司将王的小孩解决工作（这个小孩当时实际还不满十四岁），顶替父亲名额参加工作。渝没有再去了解，他想的是如果有什么责任就自己承担了，因为这个工人家太困难了。平时，渝辉在职工困难补助中也注意照顾他家。王一家的困难解决了，千恩万谢地感谢共产党。

这样的工会工作在那个时代实在太多了，当时的工人知道，有事就找工会，工会的干部也认认真真地把自己当作一个公仆，比办自己的事还认真地办理工人的事。那个时候，工会工作在上级（市工会）党委的安排下，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不是上面捅一下就动一下。只要是为工人的事，先干了再说。诸如节假日带领公司男女球队在文化宫参加各种比赛，活跃职工生活，带文工队下车队、厂、站，代表党委慰问职工，组织女工、家属参观学习等等，样样都要抓，而且要抓好。渝辉在部队的锻炼和后来的工会工作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一生，即使现在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在生活上，在对待朋友上，都保持了一个复员军人，一个工会干部一心为别人，从不为一己私利蒙住双眼的优秀品质。

正因为有此品质，才有了渝辉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之后的种种。

文革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于1966年八月八日经党中央集体研究讨论通过，由此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绝不是某一个人凭脑壳发热想这么搞就这么搞起来的。

为什么要开展这场“文化大革命”呢？渝辉，也包括我们的理解是，因为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队伍是由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组成，是为了他们的生存解放而夺取江山的，革命胜利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工人当家作主人，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变成了统治阶级，手中有权掌握着中国的命运。如果这个代表这个统治阶级的领导集团不随时注意永远为工农大众的利益着想，就会蜕变为新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共产党就会变成法西斯的党，就要人头落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防止这样的事发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兴起的。无产阶级政党蜕变为修正主义，很多人不相信不承认，有人公开说言重了，现在的政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瞎操心，哪有啥子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唷，认为毛泽东主席的担忧完全是无中生有！后来，当东欧大大小小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个宣布下课，连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也轰然倒台解体后，事实已不容争辩地说明：当时，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远瞩，是看透了社会发展趋势的。在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强调指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共产党内，警醒共产党自己大大小小的官要永远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永远为劳动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根本上解决继续革命的问题。但是，革命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要革命就会有阻力，这个阻力就是来自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私心的势力，这个阻力相当大。

六十年代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等派出工作组进驻各单位，首先把矛头指向基层干部，包括搞“四清四不清”的干部，班组长都要人人过关，抛档案，把过去有点这样那样问题或者历史有问题的人、出生不好的人弄出来整。他们采取办学习班、关牛棚、大批斗等，搞得来人人自危。当时准备大抓一批，大杀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现在还有人提起那段时期都心有余悸，怪文化大革命批斗了他，关了牛棚，还含血喷天说是“造反派”整的，活天冤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即“四清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开展，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清运动被叫停。文化大革命中，当时造反派以工人群众居多，平头老百姓，哪个人的出生、历史、这样那样的问题，造反派哪里能知道呢？当党内走资派他们遇到危急之时，他们的保皇势力就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大权跳出来干扰破坏。他们抛档案制造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也就是阻力。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贯穿于整个文革始终，反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间的激烈斗争一直在较量着，后来的武斗也是在走资派的反动路线挑动下发生的。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人们对上级当官的不敢提意见，提意见就是犯上，犯上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而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叫“犯上”。毛主席针对刘邓的反文革路线，带头发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号召，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八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使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席卷中国大地。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党内走资派体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另一方面就是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以毛泽东为首的造反派，这是文革之初的“少数派”，也是1966年8月以后的造反派。这个派别在文革中始终处于挨整的劣势。在那个时候，你看吧，人人都戴个红笼笼，个个都宣称自己是造反派，都在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可革命阵营里鱼龙混杂，忠奸难分。言不由衷的，虚情假意的，跟着“洋人”造反的各种脸嘴的人都浮了上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各种人物的面目逐步清晰，各类“造反”派开始分化。当毛主席派的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单位支左时，一部分人的本质也都暴露出来了。毛主席号召部队支左，可有的人在错误思想指导下，实质上支持了右，镇压了革命，特别是在二月逆流和林彪叛逃等事件发生后，他们在全国掀起“大揪反军黑干将”，大揪“五一六”“三老会”，残酷镇压造反派，打击革命势力，重庆挨整的都是“反到底”，连反到底观点的干部、群众都不放过。造反派被关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名字多好听，可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有的被逼自杀，有的开除党籍开除工职，有的干部下放为工人，还有的被以各种借口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劳改和劳教至今仍有未平反纠正，更有的含冤去世。

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和以走资派为核心的反动保守势力的较量，贯穿在整个文革直至毛主席逝世。在这个过程中，尤以文革高潮的1967年为最甚，走资派的保皇势力仗着手中强大的权力资源，公然将武装部保卫科等等单位搞民兵演习的枪支弹药提供给一派打击镇压另一派。这是走资派反动路线加给文革的巨大阻力，群众当时不明真相，毛主席逝世后，随着复辟时代的到来，方才恍然大悟。

从文斗升级到武斗

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始，人人都席卷到这场运动中来了。现在有人赶时髦地说他没参加文化大革命，他早就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等，纯属空话，言不由衷。当时对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批阅照办的文件，谁反对了的？王洪文当选副主席，共产党员们人人都举手赞成了的，现在有人不承认，中央文件白猫黑猫永不翻案你也发了言批判了的，怎么现在也不认帐了？大家都诚实一点嘛。

言归正传。

文化大革命初期是刘少奇、邓小平领导着这场运动。在他们制定的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指导下，王光美亲自带队指挥了清华的运动，把系以上的不少干部打成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戴高帽子，并召开万人大会斗学生是小流氓。在北京，由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以及各地官办的“工人纠察队”，到处打人抓人批斗人。他们的口号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把自己的老子穿的军装套在自己身上，以显示自己是革命的后代，是最革命的，袖口卷起露出白衬衣，手提皮带，戴个红袖章到处打、砸、抢，就是近三十年来文艺作品中的那种典型样子。一股强烈的形“左”实右之风影响到全国，上行下仿。毛主席从杭州回到北京，看见运动的现状和刘少奇给中南局等的批示：“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揪出来，应届高中毕业生经市委批准的可以批判斗争戴帽”，“中学老师要集体交待问题，不论学生、老师，只要反党的就要专政”。等等。这明显是要把运动引向邪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把矛头指向老师学生绝对是错误的。因此，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很快主持召开中央全会制定了文化大革命十六条，重新指定了文化大革命五人领导小组来领导这场运动。但这时北京那些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和保守势力的“工人纠察队”借“破四旧”，继续制造白色恐怖。他们抓人游街、戴高帽子、挂牌、罚跪、抄家等等，把四类分子撵到农村去，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给毛主席难堪，破坏文化大革命，以保护官僚集团的地位。当真正的革命群众发动起来，看透了他们的作为后，在北京中山公园向高干红卫兵和纠察队的“联动”保皇势力下了战书。联动的高干子女们清一色军服，袖口卷起，皮带提起，冲锋号助阵。重庆去北京串联的学生中，有部分参加了这次行动，一举将北京“联动”组织砸破。革命群众向保守势力宣战了。

1966年12月4日，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这个会完全是官办的，是保守势力那个体系搞的，到会者有极少数是造反派，绝大多数是官办的工人纠察队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个纠察队是各单位的民兵组织改建的，每人发个红笼笼，成分不好的，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是戴不到工人纠察队的笼笼的。当时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成员对共产党的感情深厚，对走资派的认识模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保守派有历史的原因。由此可知这个会将开成啥样了。

当时重庆的大学生和首都来的学生为了要进会场参加这个会，而跟组织大会的保守势力发生冲突。一些人抓起砖头、木棒、标语牌、旗杆作武器，一片混战，双方均受伤不少。为了大造舆论，增加气氛，宣传打死了人，要抬尸游行（没有实行），歌舞团李XX等还写了一首悼念战友的歌《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这是文化大革命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斗，正是这次武斗，使广大的群众看清了革命形势，投身到造反派里来，官办的工人纠察队和思想兵没多久就不了了之，迅速瓦解了。

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后，各单位的造反派都将单位的公章收缴，算是从走资派手中将大权夺过来了。根据中央的部署，重庆也成立了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但是，在重庆革联会的问题上，造反派内部发生了分歧。此时，因官办的红卫兵、工人纠察队等保守组织的瓦解，绝大部分加入了造反派的行列，少部分成了逍遥派。这个时候，造反派内部愈加复杂，可以说是鱼龙混杂，新的保守势力开始在红色政权中形成。围绕着谁掌权的问题开始发生争执，加上当时驻渝解放军支持一部分人，于是发生了重大分歧。支持革联会的成为八一五派，这派得到了驻渝部队的支持，而另一部分造反派要砸烂革联会，所以称为砸派（全市统称）。双方在市里和各单位展开了唇枪舌战，你撕我的大字报，我撕你的大字报，你砸我的广播站，我烧你的宣传车，新的分裂产生了。当时革联会或下面单位革委会管公章的人，都将公章拴在裤腰带上，生怕被对方抢去流动办公。

3月份，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到重庆来做工作，希望两派团结起来共同革命，结果因分歧太大团结不起来。张西挺大姐听见一派叫八一五派，一派叫砸派时，就说：砸派多难听唷，叫“反到底”吧，这就是反到底的来历。渝辉就是看到在造反派问题上有一股势力在暗地起着牵引的作用，譬如，在抄家问题上，抄谁的家，抄什么，为什么要去抄，造反派还不敢动，就有人指示，叫渝辉等人去抄一个经理的家。这个经理是国民党时期万县市公安局的局长，解放后，因工作需要让他在一个单位任职，每天上班是在心心咖啡厅等茶楼舞厅等待过去的同伙联系，是一个诱饵，也是一个死老虎，不去斗走资派，抄他的家就是为了做做样子，转移视线而已。渝辉看透了这种不斗走资派斗这些死老虎的把戏，他们是想把文化大革命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为走资派打掩护，这不是阻力是什么？于是，渝辉不再听他们过去那一套，在政工部门数十个干部中站出来砸烂旧机器，反对有人操纵革委会，成为“砸派”。

4月份，渝辉所在的交通系统（搬装公司，水上运输公司，省汽车公司，交通局，打包站，长航局，港务局），以及电力局、纺织局、军工、煤炭系统等单位的反到底在两路口电业局四楼召开会议，一致通过成立“重庆市工人总司令部”（即工总司），并选派了工作人员开始办理公务，决定将重庆反到底观点的造反组织联合进工总司。

1967年是多事的一年。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日本鬼子都未涉足的地方，解放重庆时都未曾听到过如此激烈的枪炮声的地方，居然爆发了空前绝后的人民战争。人们亲眼饱尝了在电影电视中都难见到的那种真枪实弹，饮弹身亡的真实场面。坦克，装甲车，榴弹炮，三七炮，轻重机枪，高射机枪，自动步枪，手枪等各种常规武器，以及小口径运动射击枪，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马克辛重机枪都抬出来了。从小规模的小敲小打，用竹片削尖到用钢钎、大刀、匕首到开枪。

5月1日，反到底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庆祝全世界工人阶级自己的国际劳动节，上午10点多钟大会主席团宣布，机制校八·一五和石油校向虎头岩下的第二技工校反到底下战书宣战，请求反到底战友支持。大会暂告结束，请有车有力量的反到底支援。散会后，基本上有车的都向大坪方向聚集，石油校八一五反扑过几次，终因反到底人越集越多，未敢大举进攻。这时的武器还是钢钎大刀之类，有小口径步枪还只能偷偷地射击，不敢拿出来公开亮相。

5月23日石油校八·一五与反到底内部发生武斗，武器是铁棒钢钎大刀，双方都请了外来力量支援，结果八一五学生邹茂林在混战中倒下。

5月下旬，重庆渝中区凯旋路红岩三中八·一五的中学生红卫兵，不知在哪里搞了一部美式吉普，在解放东路、西路一带横冲直撞耀武扬威，经常教训一下不同观点的群众，群众恨之入骨。反到底中学生在那里有个群力敢闯队就不信那个邪，老虎屁股偏要摸一下。一天，他们趁吉普车在解放西路飞驶过街时，一钢钎飞去正中一中学生的脑袋，尸体在解放碑交电大楼广播站门前示众，扬言要以牙还牙。

6月7日左右，北碚西南师范学院八·一五与反到底两派大规模武斗，两派均派人员助战，人多时未动手，支援人员不在时有摩擦。

6月23日，重医附小被八·一五攻打，房屋被烧毁，因反到底有外来人员进驻插手未有伤亡。

7月1日，八·一五派再次攻打重医一院伤数十人，《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在撤退时被八一五钢钎捅死。

武斗逐渐升级，支左部队在明抢暗送中将武装部、保卫科的枪给八·一五派使用。

7月7日早晨，长安厂、三钢厂等江北的反到底向二轻八一五和六中3211展开炮袭和轻重机枪的扫射，嘉陵江大桥、上清寺、曾家岩一带有击中斑点，所幸使用的三七炮弹系教练弹，不开花（不爆炸杀伤力小），仅留下千疮百孔。激战中六中3211和二轻八一五陈永洲等7人死亡。

这个时候，武斗已不是哪个单位的事情了，是以片为准，占据一个单位收集同观点的为一个点，用连二石将大门一堵，留一人巷进出就行。红岩机器厂内部两派摆开战场对打，半自动，苏步骑枪，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枪一齐上阵，打死黄习琨等九人，俘虏数百人。

化龙桥工业校7·25事件：八·一五纠集重大学生和外来力量攻打工业校，结果重大学生张全兴、唐世轩阵亡。在文革武斗中重大学生共死亡25人，尸体停放在校园内临时灵堂，由于天气温度40多度，尸体迅速腐烂，尸水遍地横流，苍蝇成堆，气味熏天。八一五将反到底的俘虏人员抓去灵堂给尸体驱赶苍蝇，最残酷的是喝尸水，如重庆交通机械厂反到底造反军的周远华（残废人一支手）被罚跪尸体后喝尸水（否则要枪毙）放人。

重庆的交通六月份就全面瘫痪，枪炮声彻夜不停，此起彼伏，就象过年的鞭炮声。杨家坪地区算武斗重点地区。空压厂的坦克、装甲车、水陆两栖汽车，均投入战斗。反到底攻打潘家坪高干招待所，被两挺重机枪交叉火力封锁，人们凭血肉之躯硬闯，死伤数百人。建设厂单身宿舍死亡人员上百人，停放在宿舍中，天气太热，尸体因武斗不能及时安葬发出腐烂的臭味，真是惨不忍睹。

北碚歇马场242部队属军事院校，两派斗争也如火如荼，真枪实弹毫不含糊，地方上的两派也渗入其中，武斗共死亡40多人。

长寿铁合金厂（反到底）不知在何处弄来一门榴弹炮，轻重常规武器早就武装起来了，目标是长寿化工厂（八一五）。这两个厂是长寿地区最大的两个厂，可以主宰长寿地区的形势，战斗一触即发，渝离开了不知后来打没打。

六月份重庆的水陆交通都中断了。渝辉因有重要的事必须去长寿化工厂。只好从重庆步行到南岸长生桥、木洞、扇沱过江到长化厂去。时值两厂兵刃相恃一触即发之时。工厂早已停产，人心惶惶。听渝辉是由重庆走路到长寿即将由原路返重庆时，纷纷请求与渝结伴同行，逃出这个是非之地。渝辉心想，群众不管他是什么观点，都是无辜的。遂带着这男女共30多人同行。其中大多数是八·一五派的。为了把这一伙人顺利带到重庆，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去避免武装冲突给他们带来的伤害（因为他们都不愿参与本是阶级弟兄的残杀），渝辉特别给他们打招呼，一路上少讲话，特别不能讲自己是哪一派的，因为路上比较复杂，有可能碰见两派的人，非常时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一路上他们都还听话，谈话不涉及文革中两种观点的事。一行人顺利到达第一目的地——木洞。在木洞旅馆住宿时，大家分散活动。吃晚饭的时候，有几个老兄在饭店吹嘘长寿化工厂八·一五如何如何，被一伙中学生模样的红卫兵盯住了，这几个老兄知道不好，赶紧逃回旅馆向渝辉讲明刚才发生的事。此时，那几个学生也跟踪知道了他们的住处，估计是属反到底的。渝辉为了避免事态的发展，安排女同志离开男同志远一点，并告诉她们将房门紧闭，有人喊门千万不开门，自己会应付他们的，外面无论发生什么事她们一律不要管。男同志集中在一间能容50多人的大房间里，渝辉打招呼，晚上一律听他的，不要乱动，大家早早上床睡觉了。晚饭时发生的那个小插曲，将会使事态如何发展，渝辉一个人有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应付这非常时刻，大家的心都是悬着的。在那个双方都红了眼的状态下，只要一涉及两派的事，包括夫妻之间都会争得面红耳赤，兄弟之间会争得大打出手，总之，自己一派是最革命的。至于同事之间、朋友之间若谈到观点就可想而知。所以大家根本无法入睡，提心吊胆等待着。

该来的事总会到来，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九点多钟，“匡镗”一声门被踢开，一伙人冲入室内，两三个人对付一个床，手拿大砍刀，匕首铁棍，总之进来的人将屋里的人按住，在里面一点的已有搏斗的响声。渝辉急忙招呼：“大家别动手，都是自己人！”一个手持电筒穿绿军装戴军帽的典型学生红卫兵跑过来问：“哪一派的？”武说：“我是工总司组织部的，这些同志是和我一起回重庆的，你们是哪派的？”对方说：“我们是九一纵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渝说：“都是自己人，别误会。”对方说：“你们中间有八·一五的，我们听到他们在饭店的谈话了。”渝说：“那是误会，他们是在摆他们厂里八·一五的事，不是摆他自己，我知道这些人全是反到底的，我打包票。”对方说：“好吧，既然都是自己人，撤了吧，走！”他们毕竟尊重工人老大哥，而且渝又亮出工总司的牌子，他们撤走了，避免了一场可能的血腥事件。

第二天清早走到凉沱。在路上顺路有几个农民和渝辉摆龙门阵，知道农民有船去重庆，渝请他们将女同志和小孩带走，经同意后带走十多人，因船不便多带人，只好分道扬镳了。这艘船原是一艘经常在千厮门河边装粪的船，农村早已开始使用化肥，城市改建千厮门那里没有倒粪的地方了，因此早已不装粪了。但是，这个时候重庆因武斗交通已中断，这支船去重庆干什么？渝辉有自己的看法，不过，“管他的唷，走着瞧”。白天行船在水路上，夜里船靠岸后大家就在船上席地而眠。

第三天下午船离重庆不远了，船头上站了一位老兄，身穿长衫，脑壳上捆了白头巾，俨然一个地道的农民。但渝辉饱经世故，看那人严厉的眼光总觉得他不是一般的人。屹立船头饱览重庆美丽的山水，又似乎心事重重，用眼光偷偷地观察渝辉等人。船渐渐进入铜锣峡望江厂水域时，一艘小巡逻艇上面有七八个手持半自动步枪的武装人员向渝辉他们的粪船靠拢，将白头巾的农民接走了。十多分钟后这支巡逻艇又返回粪船，直接询问渝辉是干什么的，渝答：“工总司的，你军工XXX也是工总司的，我是XX兵团的”。对方问：“XXX也是XX兵团的你认识吗？”渝说：“他是XX车队的工人，是我们下属的。”对方非常客气地留下一位人员带船停泊，并安排其他女同志的住宿。那时，望江厂整个是反到底的天下，八·一五派压缩到厂自来水蓄水池高地上。因是一个厂的，虽是两派也不好赶尽杀绝，依然保留那么一块地盘。到了晚上双方轻重武器仍然和重庆其他地方一样，乒乒乓乓彻夜不停。那粪船上接走的扮农民的老兄，估计是武汉来的造反派，虽然是一副农民打扮，但气质和打头决不是农民，瞒不过渝辉。这艘粪船敢在武斗时期往返重庆接人送人，船进入望江厂水域，军工反到底就来接人，说明这船上有电台联络，都是自己人不用多心。

黄沙坎遭伏击

黄沙坎位于四公里，到黄桷垭老厂那条公路的上半部。1967年以前，龙门浩到黄桷垭的路就是现在的龙黄公路，早先因为是苏联大鼻子来主持修的路，被定为“不合格的危路”，一直没有通车闲起的，上山都走四公里那边。这条公路蜿蜒曲折盘山而上，地形险峻。

四公里转弯那里有个技校和长江橡胶厂，是八·一五的势力范围，是黄山反到底下山到交通学院的必经之路，也是卡在下山之路上的一颗钉子。在重庆交通中断的情况下，从山上下来的车肯定是反到底的。虽然有时有车路过打打黑枪，也不过瘾，总想哪天搞整一下。机会来了！

七月的一天，山上下来了一车带枪的人，不用说是什么人，反正知道他们必定会返回黄山。因此，八一五纠集技校和长橡厂、南岸地区有武器的人员潜伏在黄沙坎一带，另外有一车人在山顶待命。

下山这个车确实是黄山反到底的人，到交通学院过江到建设厂取弹药的，取回弹药后原路返回到黄沙坎地区时，山上下来一个车，临近五六十米时突然开枪射击，上山的车上人们还没醒过神来，还在喊：“兄弟伙自己人”时，枪声大作，潜伏的人也开枪了，这才知道中了埋伏。清醒过来后，双方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残酷撕杀。幸好反到底刚取了弹药，又是亲一色的半自动连发，双方的战友满山遍野夺路且战且撤，多少无辜的生命留在黄沙坎美丽葱绿的群山中了。

收队返回黄山疗养院，紧急从望江厂木工车间赶制了30口棺材，拖回摆放在疗养院大门口停车的石洞中，这次动用了十一口棺材。战友的惨遭不幸，疗养院驻地沉浸在悲痛中，再也听不到平时的欢歌笑语，平时淡黄色的灯光，今夜变得更暗了。大家默默地为远去的战友祈祷祝愿走好安息！十一位反到底，就默默地躺在南山植物园对面山头的背后，现在由于资本家要开发，那里也不存在了。

市中区的巷战

七月，还是那个该死的七月。解放碑，这个人们非常熟悉繁华的地区。

重庆友谊商店楼上反到底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像颗钉子钉在那里，凝聚着全市反到底派的群众，也成为了反到底的一个精神支柱。当然，那里也有着雄厚的文攻武卫的力量。因为，市中区基本上是八·一五的势力范围，特别是29中有个战斗团，在市中区有恃无恐的打三个擒五个的，群众送了一个雅号“战犯团”给他们，可见他们很不一般。

一次，29中红一方面军即反到底的一个同学不幸被他们抓住了，观点不同不共戴天，被视为敌人。这个同学后来经拷打折磨致死，尸体被他们赤身露体藏在学校大门口那幢教学大楼毛主席巨幅画像背后。为了给死去的战友报仇，有一天机会来了。“战犯团”的人在中华路财贸俱乐部给一个兄弟伙搬家，虽然带了武器，但毕竟这些娃娃没有军事知识，以为在他们大门口的势力范围内，谁敢在太岁门口动土？他们忘乎所以了，没有放出岗哨警戒。车停在俱乐部大门口，兄弟伙各自忙着搬东西，时正值下午五点多钟，太阳还没有准备西下，火辣辣地发出淫威。人们还躲在凉快的安乐窝里，马路上行人稀少。一男一女两个中学生坐在那搬家车的驾驶座，也许他们俩是警戒的哨兵，也许他们搬累了在那偷懒坐一会，命运注定了，他们在那里谈笑风生的，可他们哪里晓得死神正一步一步地悄悄向他们走近。年青的同学你们哪里知道你们同伴干出了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们的同学正找不到报仇的机会，今天就要你俩来偿还。

29中红一方面军（反到底）邀约完蛋广播站的武装人员，从广播站后门分两路，一路从八一路，一路从民国路包抄财贸俱乐部，见搬家车驾驶室中的同学，冲上去毫不客气的扣动扳机，清脆的枪声震动了解放碑，路上的行人胆小的赶快躲进就近的屋里，胆大的又伸出头从门里往外观察，搬家的铁哥们闻声枪响追出来展开了巷战，袭击人员边战边退共持续了十多分钟，速战速撤，两个年青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在永恒的世界里了。

所谓“八．八海战”

重庆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的枪炮声就象过年放鞭炮彻夜不停此起彼伏。

八月八日，好久没下雨，晴空万里。太阳早早就挂在半天云里，照得重庆城每一个角落都火辣辣的。由于武斗，江面上早已没有船只航行，连最小的打鱼船都不敢出动。只有嘉陵江和长江的水在沙嘴那里汇合又悄悄的顺东而去，沿江两岸的船只静静地停泊在岸边，朝天门码头往日的繁忙景象已成为几个月前的往事，港口死寂无声，静静地，静静地，好象地球都停止了转动一样，真像一幅有热烈色彩的西洋油画。

九点多钟，从长江下游有三个黑点顺江上来了，一路划破江面不停的向朝天门上游移动，渐渐进入弹子石水域时，人们看清一艘是江陵厂的交通轮渡，一艘是101轮船和人民5号登陆艇。人民5号上广播不停的呼喊：“我们是去九龙坡的，不是来武斗的，请不要开枪。”

弹子石地区的八·一五早按捺不住了，管你是不是武斗的打了再说。一瞬间，轻重武器一起向几只船开火。停泊在野猫溪的人民8号登陆艇上面苏式马克辛重机枪也参加了围剿。一时枪炮声吼成一片，101和江陵轮渡也被迫进行还击，红色弹丸在几艘船只的甲板上跳跃撞击发出的火光清晰可见。三艘船仍然保持航向乘风破浪以最高的航速向朝天门推进。朝天门客运站楼上的高机也投入战斗。此时，人民5号广播向反到底发出呼吁请求火力支援。突然，从黄山的群山谷中飞出一串串粉红色的火球，划着弧线发出呼啸飞向港务局客运站大楼上正吐着火舌纠缠江中那几只船的的窗口。火舌被压下去了。停泊在野猫溪的那人民8号开枪开炮还不过瘾，准备起锚拦截。慌忙中，用斧头将前缆绳砍断，谁知后面没配合好，后缆绳没解开，致使人民8号登陆艇头朝外打横而沉没。与此同时，铜元局方面也开炮了，双方对射只不过是一阵阵欢送的礼炮而已。这就是所谓的“八·八海战”，这就是所谓的反到底舰队。

“海战”后，朝天门红港客运站门前花坛中间，美丽的黄桷树下面出现了八个坟堆。林彪等在全国搞“批清”运动大揪“三老会”和“五·一六”整造反派的时候，当时掌握大权的人们和支左人员纷纷向不同观点的造反派和群众算帐，有的人被开除工职，开除党籍，打成现行反革命。对这次所谓海战中喊出“请不要开枪，我们不是来武斗的”船上的反到底最基层的造反派头头也实施了抓捕，罪名是文革中中断了交通，打死了人。文革中断交通的帐怎么能算在他的帐上？武斗并非他一个人发动，打死了人，他又没打枪打炮，更不是指挥这次行动的，对方开枪开炮不处理，指挥这次行动的邓XX司令不处理，将王XX逮捕判刑六年关押劳改十一年半，至今不说个所以，公理何在？

火烧交电大楼

前面已述，解放碑友谊商店楼上有个“完蛋就完蛋广播站”，是反到底的重要喉舌，如北京来电，全国文革的动态和重庆的文革新闻都从那里发布，是反到底派的精神支柱，特别是广播员谢拜拜那张嘴，可以说出口成章不要稿子，就是与八一五红旗商店楼上广播站对骂也从不逊色，是反到底群众非常热爱的。每天晚上聚集到那里的群众成千上万，风雨无阻，不去听就不舒服。离完蛋广播站200米左右的红旗糖果商店楼上八·一五的听众就不是那么踊跃了。两个广播站就是唱对台戏的，每天除了广播本派新闻外，就唇枪舌战对骂，当然谢拜拜骂得艺术、骂得有水平一些，群众听起兴趣更大，象上瘾一样。后来和平电影院八·一五占领了楼上搞起了一个广播站，反到底在对面交电公司楼上也搞了个广播站。这两个广播站究竟是八·一五先搞还是反到底先搞谁也没注意到，总之那里突然就冒出了两个广播站来。这两个广播站水平当然比不上谢拜拜主打的完蛋广播站，成为了两派的对骂广播。新冒出来的两个广播站白天相互对骂，看谁骂得最凶最安逸，晚上就象战场上的狙击手打黑枪。

八月中旬一天晚上，事态由悄悄射击发展到公开的对射。八·一五从和平电影院这边组织敢死队身背炸药包，准备将交电大楼爆炸了。但和平电影院距交电大楼仅七八十米，是常规武器最有效的射程，当和平电影院的人在机、步枪掩护下，身背炸药包的敢死队从马路中间爬过来时，交电大楼的守卫者将墙壁打成洞（取掉一匹砖），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当背炸药包的匍匐到四五十米只要一枪就报销了，这么明火执仗的进攻那不就是肉包子打狗吗？撂倒了三个，后面的才不敢再来了。后来就用火力对交电大楼硬攻，火力很猛，其中就用信号弹射进大楼引起了五楼燃烧。当时大楼没有水，没有电，只得任其燃烧。守楼的人当然不敢从大门逃出去，只好将墙壁打穿，从青年路上面一家一家的打成洞撤出来，也就是一家一家的钻墙洞，从青年路上出来，枪丢在交电大楼中。钻洞经过的屋子，有的是群众的家，有的是伙食团，有的是办公室。这样，有的人抱一床席子，有的抱一床毯子，有的戴一顶草帽。交电大楼起火了，附近有群众逃命的，交电大楼反到底混在其中也就安全撤出了。大楼只是内部烧了，没波及到周边住房。

黄山遇袭

重庆市南岸区黄山有个黄山疗养院，解放前是蒋介石宋美龄和马歇尔躲日本飞机轰炸和夏天避暑的公馆。解放后那里便成为市里工人劳动模范和干部的疗养院。改革开放后，疗养院取消，又改成抗战遗址供游客参观了。

黄山疗养院坐落在松树丛中，冬天的腊梅，春天的桃花、樱花、玉兰，在各种花卉装扮下，万花丛中，可以称为鸟语花香。这里背靠五马湖，前傍老鹰岩，是观重庆全景和长江面貌的一个非常美丽的，适合旅游疗养的好地方。文革武斗期间为了远离是非躲避武斗，反到底的群众占据了疗养院，从不去惹八·一五。本以为可以在那里享受清闲安宁，结果树欲静而风不止，该发生的躲不脱，不该发生的扭到吠。

7月19日，人们经过一天的繁忙终于安静下来。晚上九点多钟，重庆火炉特有的淫威在疗养院美丽的树丛掩盖下，似乎已被人们忘记了。有的人早已进入梦乡，有的人三三两两围坐在一堆摆龙门阵。今夜疗养院特别安静，往日上新街和远处的枪炮声也没有了，好象重庆从来就没有过枪炮声似的。疗养院静静的沉睡在松涛的黑夜中。

轰！轰！突然两声剧烈的爆炸声，打破了安宁，撕破了黑夜，惊醒了沉睡的人们。接着是手枪和冲锋枪沉重的响声和半自动清脆的回击声。谁都清楚这打破宁静的敌情意味着什么，人们本能地拿起自卫的武器奔向枪声激烈的地方。原来是盘踞在上新街的八·一五有一个南岸区的武斗指挥部，他们在XX军的支使下，想一举端掉黄山疗养院。当时，黄桷垭有个枪械修理所，八一五得到暗示，在那里明抢暗送了军械所的武器，并组织了一个武工队，也有人称为敢死队的，共50人，清一色短枪，吃住在一起，每月发工资（22元一月）。有这么强大的军事打击力量，早就是摩拳擦掌的想显示他们的能干了。这个武斗指挥部分工很细，有司令，有参谋若干，有负责作战的，有负责文攻的（负责文攻的下属还有一个3211广播站），有负责保卫、警卫的，等等。

不过，天外有天，他们根本不了解疗养院的武装情况，虽是躲避武斗，但也不能只吃素，来而不往非礼也，也得有充分的自卫能力。这伙人趁黑夜的掩护，可以说是倾巢出动，调集了南岸所有的武装力量翻上老鹰岩，从五马湖进入疗养院地区准备偷袭，可惜他们事前短少了必要的侦察，不知道什么地方有暗哨，不知道口令，更不知道上岗值勤的人员手膀上捆扎了白毛巾。当哨兵发现他们手膀上少了白毛巾，喊口令，对方只好扔手榴弹，轰轰两声巨响，查哨的反到底钢二连的一名排长肠子炸出体外。战事打响后，反到底毫不客气的将偷袭的人员压缩到后山“三块石”一带，因系晚上双方都摸不清对方的情况，僵持在原地你来我往地互相射击。

偷袭不成本该撤退了事，这是他们所谓作战参谋和司令的失误，坚持到黎明。前沿阵地带口信说XX厂吕大汉受伤撤不回来，王师傅是吕大汉同厂的，当然义不容辞的去解救，而渝辉又是王师傅十六岁参军在部队的战友，是生死在一起的战友，王师傅和渝辉当然要上。俩战友一前一后来到疗养院的后山，战斗在那里激烈的展开。一夜不停的枪声也能想象得到战斗的激烈。穿过一片松树丛林就是一片开阔的山梁，大约有30米没有遮挡。红色弹丸像萤火虫样在天空乱窜，打在坚硬的石头或树干上发出吱吱声音，意识中感觉到这就是战场，这就是生与死的阴阳交界线，使人不寒而栗。但他们没有畏缩，也不能退缩，他们毕竟是经历过战争洗礼的复转军人。他俩一前一后冲过这开阔地带，来到最前沿的掩体，一条天然的长长的土坡后面，反到底的战友一字摆开与对面树丛的侵犯者展开殊死的枪战。吕大汉背部中弹，血早已凝固，受伤已是两三个小时前的事了。没有表现出任何痛苦的样子，手里仍然紧握着那支心爱的半自动。当王师傅接过手中武器后，渝辉义不容辞的背上吕大汉，准备撤离战斗。天色大放光明，夏季晴朗的气候，这一草一木都看得清清楚楚，双方的阵地距离这边山头到那边山头中间是深沟，相隔相距约100米，是轻重武器的最有效射程。此时，撤离危险太大，但阵地没有救护人员，抢救战友要紧，时间就是生命。没有考虑的时间了！渝辉背上吕大汉想爬上掩体的坡，吕大汉高一米七八，渝辉小个子怎背得动大汉？两次从掩体的坡滑下来。王师傅将枪递给渝，背上吕大汉爬上掩体，飞奔在开阔的山梁脊上。渝将枪接过，便用火力压制对方，使对面山头不敢露面射击背伤员撤离的战友。王师傅顺利的撤退下去了，渝完成了掩护也就收枪翻上掩体，狂奔在开阔地上。这时没有火力掩护，对面的机枪冲锋枪一齐扫射过来，一发子弹“哧”的一声打在渝的脚边，渝一个滚翻跃入一个土坡里，偷偷观察对方火力，并找机会再逃出这块战场。对面树丛中隐隐有两块巨石排成一个人字型，估计这就是什么“三块石”吧，既是三块石，肯定对方的重要指挥机构会设立在那里，正好有位老兄身穿新蓝色工作服，胸前纽扣没有扣，端枪正向这边瞄准，衣服在胸前飘荡，渝将自动步枪标尺推定到100，举枪射击。双方不客气的激战了一阵子。渝趁对方压子弹的几秒钟间隙，收枪撤回驻地。

战斗持续到下午两点多钟，对方开始退出战斗，反到底穷追不舍，跑不赢的来侵人员将大量的武器，手枪、手榴弹、苏步骑枪，有一支苏式马克辛重机枪丢进五马湖。举手投降的男男女女各种人物约100多人，俘虏集中在市女中教室，11中的学生较多。清理审问后弄到球场坝举手晒太阳。有的还用叉头扫把的竹条掺俘虏，强迫俘虏跳“车水忙”（农活踩水车的动作）折磨对方。后来因这么多俘虏关押，吃住都不允许，只好陆续一批批释放，个别的留下审问。其中有位王、渝都认识的足球迷朋友，既然是熟人，难得相逢，今天你偷袭了我们，如果你们成功了，我们落在你们手里，那命运又该如何？今天既然上疗养院来做“客”，我们也得尽地主之谊热情款待才是。这个老朋友被关在宋美龄卧室的地下室里，既是熟人就开一开玩笑吧。一会将他带出来，说是审问，就是将一件衣服蒙在头上，问他为什么要参加八·一五，为什么要来攻打黄山等等，然后宣布他罪大恶极，立即执行枪决。在那时，人们是杀红了眼的，打死人是常事，他不知真相，加上枪栓拉得稀里哗啦响，那种心里感受，在生命将要终结，人的求生本能支持他高喊出：“我错了！我反戈，请你们不要枪毙我，我才结婚几天，我愿意留下来给你们写标语，搞宣传……”既然是开玩笑，肯定说：“不行，往前走，自己数一二三，数到十就开枪。”有人扶着他往前走去，并数着一、二、三……大家偷偷的笑。快数到十了，有人喊：“枪下留人，司令要亲自审问他！”又带回地下室。一天搞几次恶作剧，他似乎也悟出这枪毙的奥秘了。生活上没有亏待克扣他，因他毕竟是过去的熟人，我们之间又没有深仇大恨。观点不同不是我们之间的事，这是有人利用人们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对党中央的无比信任，两派谁都认为自己才是最革命的，挑动而打内战，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制造的。后来有车下山时将他送下山去了。这老兄再后来居然高升到市劳教委员会当官去了。

另外有位老兄就不走运了。被俘后在疗养院大门口，渝辉出车回来正好看见一大堆人在围观他。人们把攻打黄山的帐算在他一个人头上，众人都喊枪毙枪毙。他跪在地上，大喊大哭大叫：“不要枪毙我！”有个反到底工人模样的人控诉说：“认识他，他是江北牙膏厂的八·一五，又是群专大军（官办组织）的大队长，在江北嘴一带他凶得很，经常带起人在江北抓捕反到底的。我被他抓过，抓去厂里吊鸭儿浮水，背上用马刀砍了三刀。”说着将衣服脱掉，背上果然三条清晰的刀痕。群情激奋，人们高喊“枪毙！枪毙！”这时谁也控制不住场面，也没有人批准，也没有人支使，拖到大门外两声清脆的半自动枪响结束了他的小命。

偷袭黄山一仗，八·一五共阵亡九人，其中包括财贸八一五的头和南岸指挥部的作战参谋；反到底三人重伤，一人轻伤。

晚上黄山指挥部通知请王、渝第二天开车去交通学院有事，什么事当时没讲。第二天上午两位师傅准时将车开去八公里交院，当然是王师傅开车，渝辉就成了专职保卫，枪不离身。到交院才知道是长航的反到底观点的家属，在市中区那个窝子里受气撤出来了，去黄山避武斗的。请他们上车，共30多位，都是老年人和孩子。两人给他们讲，路上要通过四公里技校和长江橡胶厂八·一五的地区，大家把头低下来，不要暴露，以免发生意外，我们一定保证把你们送上山，不要害怕。一路上大家非常配合，一路无事。在通过技校转弯到长橡厂门口，早不来迟不来，事情就这么巧，汽车离合器拉杆开口销掉了，这意味着没有了离合器，变不了速不说，随时有可能熄火。在这南山的盘山蜿蜒崎岖道路上将会出现什么险情，将会是什么后果。不行，得立即排除故障。王师傅车一停，渝辉就跳下车抢占一个高地警戒，全车人的生命就在两师傅手上，如果长橡厂的那一派发现……渝辉推上子弹严密注视着长橡厂的动态，王师傅用几分钟的时间就将拉杆连接好，几分钟就像几个小时，紧张得两位师傅汗直流。王发动车叫渝上，渝示意车启动走，渝收枪追上车跳进驾驶室。此时想起刚才的紧张和情况的惊险，两师傅和全车人都笑了，会心的笑，愉快的笑。能这么安全顺利的完成指挥部交给的任务怎能不笑呢。

在疗养院大门口有一部人交公司的大客车，过去可能是战区使用过的，没有电瓶，没有手刹，也没有脚刹，想把它修理好后利用起来。王师傅开车在前面牵引，渝就在后面掌握，准备拖到黄桷垭下面找个厂修。车拖出疗养院，刚才转过第一个大弯，牵引的绳子就断了。这样只能像滑轮随它往山下滑，没有刹车太危险了。煤炭技校的学生小何非要来抢开这个滑轮车，他说：“你们师傅上有老下有小，摔下岩去划不着。”渝说：“你没有开过车没经验，这里太危险。”两个都不让，结果小何先坐上驾驶室。“好吧，”渝说：“你开，我陪着你，若有危险我喊跳车就跳唷！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上坡和平路车子不动，就推。王师傅车在后面，滑轮车在前面，东推西滑，已到了市女中，就是现在的二外那里，车速已很快的往黄桷垭闯了过去。那时正是十点多，文革武斗上新街没人敢下山卖菜，山下的人四面八方都到黄桷垭来买菜，人们在马路中间摆开了菜摊。因武斗也没有啥子车过路，人们放心在马路上做生意。滑轮车没刹车闯过来了，渝把头伸出窗外高喊：“车子没刹车，快点让开！”谁也听不见，谁也不理睬，谁也没有让开的意思。眼看一场车祸即将发生，怎么办？车象疯牛一样冲向马路中的人群。渝辉急得满头是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这个大客车加上惯性是多大的冲击力哦，要多少血肉之躯才能挡住它前进。30米，20米，渝突然想起手中的家伙，朝天砰砰砰一梭连发，买菜的卖菜的那时对枪声非常敏感，提起萝兜就跑开，车冲过马路缓缓停在邮电学院大门口，一场虚惊，究竟是为了什么唷？！

再到黄沙坎

黄沙坎在四公里至老厂那条公路的中上段。文革的时候山上的树木没有现在这么茂密，在四公里马路上可以看到在黄沙坎马路上跑的汽车。文革时在那里还有段战斗故事。

一九六七年八月的一天早上，渝辉送早餐到黄沙坎时看见黄山那门三七炮早已架在公路中间，炮是多久来的，渝辉不知道，炮是架在这里和谁交锋也不知道。突然山下一炮打来正好在三七炮的正上方坡上松树杆上，火花一闪，一声炸雷式的轰响，渝辉凭一个复员军人的经验感觉炮的弹着点太离奇，马上叫公路边的闲散人员撤到山包的掩体后面来。第二炮在三七炮的正下方公路边爆炸了，这是一个经过正规训练的炮兵在试射校正角度。渝正准备叫炮位上的人下炮，说时迟那时快，第三炮在三七炮的中间炮座上爆炸了，两个炮手一栽就摔下了炮位。人们蜂拥而上将炮手抬进掩蔽处。炮手俞XX头部只留下一个小洞，呼叫他没有任何反应，瞳孔也正在扩大，死亡已经毫不客气降临到他身上了。另一名炮手全身血迹斑斑，满身挂彩，但神智清楚，外伤无大碍，立即送望江医院。车飞驰得多快也没法挽救俞炮手年青的生命，他的孩子出生才几个月唷！那天，他全厂的反到底战友没有一人进晚餐，大家默默的在宿舍里静坐，时有哭泣声发出。想起头天晚上大家在晚会上欢呼俞XX唱个歌时，他说：“今天不唱，等明天战斗结束我一定唱歌给大家听。”好端端一位战友就阴阳相隔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你的脸庞，听你歌唱了。

这场炮战对方是穿的清一色白衬衫绿军裤。从弹着点来看决不是民间的老百姓所为。使用的是榴弹炮，装填炮弹三炮发射最多不超过五分钟，这是相当训练有素的职业炮手的漂亮手法。

一棵树之战

南岸龙黄公路上段有一个地方叫一颗树，是重庆市的一个制高点，能观看美丽山城夜景，现在开发商将其修建为休闲娱乐避暑的地方，中外游客来重庆不去那个地方观山城美景就太遗憾了。可人们谁会想象文革期中那里曾发生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激烈战斗。

八月，还是那个炽热的八月。二十二日凌晨四点多钟，紧急集合将大家从睡梦中惊醒，没有人讲话，大家刷刷刷穿衣着装后，跑步到院坝集合。深夜美丽的松涛被风吹动发出轻轻的低吟，大自然使人在紧张的气氛中感到一股凉气，仿佛又回到战争年代部队里一样。集合后汽车拖上三七炮和人员，悄悄的来到一颗树。那时候一颗树是一个光秃秃的土包，只因那大碗粗的一颗树孤零零的耸立在那个土包的顶上而得名。马路也似乎非常狭窄。这夜，黄山地区的所有人几乎全到齐了，这次是为专门惩治上新街的八·一五。他们多次侵犯黄山，黄沙坎炮战打死反到底战友，茶园八·一五的遭遇战偷袭反到底后从黄沙坎逃跑了，加上他们那个50人的武工队，这些事几乎都有他们一份。该治一治了。邓XX司令早已到来，小李子背一支冲锋枪跟随着司令还真象那样子。每人发一条白色毛巾捆在左膀上，这就是标志。大家做着战斗前的准备工作，三七炮就架在一颗树的土包边上，就是现在的停车场，那时没有这么宽。山风吹动着松涛，空气中散发出汽油的挥发味，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打响。

上新街笼罩在黑夜中，往日彻夜的枪声今夜就没有了，一切那么宁静。这是七八月份枪战以后少有的夜晚。远处传来一声声公鸡的报晓声，上新街在慢慢的苏醒，天边有几个星星还在那里张望，这正是人睡得最香的时候。山上的人感到了一丝凉意。黎明了，东方欲晓，透出湛蓝，几只野山鸽惊醒，从草丛中窜出盘旋在黎明的空中，时针滑到了凌晨五点半。

三颗鲜红的信号弹划着弧线腾空而起，三七炮轻重机枪对着山下八一五3211广播站倾泻，粉红色的火球，步枪冲锋枪的火星全部飞向目标，象放鞭炮一样响彻一片。人们象潮水一样涌向山下，上新街沸腾了，人们从梦中惊醒，3211广播站正强烈抗议“黄山砸匪血洗上新街，请革命群众密切注意黄山砸匪血洗我广播站”。才喊两声就跑了。山上的人几分钟就占领了广播站，跑得快的跑了，慢一点当时就撂倒了三个。先冲入广播站的人还被自己的炮火威胁着，所幸使用的是教练弹，不爆炸杀伤力小。他们灵机一动，将一床红色被面用竹竿伸出窗外示意占领了，山上一片欢呼。

战斗延伸，炮对准冰糕厂，又延伸到南岸公安局隔壁那个学校，八·一五上新街指挥部办公处，他们吃饭就在一墙之隔的公安局伙食团。反到底观点的群众端出热茶来慰问下山的战友，表示欢迎。有群众指点有4个八·一五躲进了防空洞。当反到底来到洞边喊话叫洞里的人出来时，那4个人在左膀上也捆了白东西，仔细一看不是白毛巾而是白布，这时对方冲锋枪响了，反到底一战士应声倒地，八一五顺势冲出重围，逃往冰糕厂，反到底尾随追到冰糕厂就被那派群众藏起来了。受伤的人员送回山上，其他人员继续搜寻。在重柴厂垃圾堆一反到底战士被折磨致死，赤身露体丢在那里，X司令亲自叫反到底的人将尸体背回黄山厚葬。

时针滑向十点多钟，人们喊：“八一兵团铜元局的打回来了，快上山。”大家纷纷往一颗树撤退。从海棠溪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山下的反到底基本退回一颗树时大家都喘了一口气。突然，从山下上新街串出一位穿天蓝色衣服的女士，从一颗树的右下方那面斜山坡往上跑，高机追随着她围剿，那时山坡上没有这么多树，光秃秃的黄土坡在强烈的太阳照射下，一个兰色的身影是那么鲜明亮丽。火花在她身边围着跳跃，山上的战友为她捏了一把汗，怎么办？眼看一条鲜活的生命在人们视线中即将消逝，谁也没法阻止八一兵团的高机的追击。有的人在喊：“卧倒！不要跑！“有的人在喊：”把衣服脱掉！“因为蓝衣服的目标太明显了，人们只能这样，这是目前人们唯一的关照了。她跑跑停停，有时滑倒了，渝辉占领那一颗树的制高点，观察得一清二楚。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她滑倒了，头上红红的。渝辉向大家报告：”完了，完了，打倒了“。大家都感到太遗憾了，过去几十秒钟，也许是她跑累了滑倒的，在休息，她又一跃而起又向山上狂奔，又向着生的希望的一颗树狂奔。山上的战友欢呼：“跑！跑”渝辉想起手上的家伙，真是惭愧，枉自还当过兵，不过也因为这武器不是好玩的，更不是对付阶级弟兄的，没有随时动用它的念头。此时此刻，为了一个鲜活的生命，为了一个阶级姐妹不被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杀害，渝推上了子弹，对着那高机开火了。高机随即转向一颗树，子弹打在山石上、树干上发出哧哧声。这时她完全明白了，当渝辉装填子弹，高机转向招呼她时，她就爬在山坡上休息一动不动。当渝打枪，高机转向一颗树，她就拼命地跑。如此默契的配合，渝换了四个弹夹的子弹后，她已跑到龙黄公路边上，再也没有力气爬上公路那道坎了。这一切情况渝辉看得最清楚，收枪后从公路内侧跑向她那里，匍匐到公路边将她拉上公路后，从内侧流水沟回到一颗树土包后面。人们跑来欢迎她，有人叫她付体芳（音，是南岸城建兵团反到底的），她的体力透支加上惊心动魄，已经说不出话了，身上全部起了鸡蛋大的疙瘩，一直发抖。

三七炮还在公路上架着，总不能送给山下的人吧？！王师傅和炮手们从一颗树土包爬向公路上的三七炮，山下的高机就将炮团团封锁住。王师傅他们冒着密集的火花，眼都不眨一下，勇敢的将炮的脚架收起，高机子弹就象放鞭炮那样在他们身边跳跃，谁挨上一个火花就会丧命，勇敢的人们没有一个退缩，好样的！王师傅他们几分钟就将炮拖回土包挂上车，渝辉抢先占领驾驶室，准备发动车拖走炮，被王师傅和他爱人将渝拖了出来，将王推上驾驶室。他们说：“你娃儿还没见过他老汉，你郎个能上哦！”渝说：“我怎能让你妻子看见自己的丈夫去送死呢？”当然王是不会下车的。当时这种战友情谊，战友之间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在这生与死的关头又一次充分表现，这就是战友这个称号的伟大。渝将身上唯一的一件从部队发的军服脱下来挂在车窗上，衣服怎能挡得住子弹，这是战友的祝福，绿色军服是军人的骄傲，是战友的精神支柱。谁都知道车一启动就生死未卜，战友啊，祝你一路平安！车启动了，走吧战友。车拖着炮吊着二档冲出了土包，山下的轻重武器对着炮车围剿。渝辉高喊：“阵地上有枪的站出来！”带头第一个走出一颗树土包，就是现在的停车场马路边，有枪的人全部和渝站在一排，任随山下选择打人或是打炮车。大家对着山下高机阵地用半自动展开了对射，高机时而射向炮车，时而射向马路边这齐刷刷的一排亡命徒。没有一个怕死的，没有一个后退半步的，只有这样才能安慰战友的心，只有这样让死神来选择该要谁的命。从一颗树到山顶凉风垭，现在的老君洞大门（那时没这个门），这100米的公路似乎车爬了很久很久，这触目惊心的100米，车子终于到了，胜利了，胜利永远属于无畏勇敢的人们。大家收枪退回土包，从后山回到炮车处，大家欢呼，庆幸这与死神的搏斗。

黄山指挥部的作战参谋可能是望江厂的，大家叫他吕胖子，看见把炮拖来就吼：“你们把炮撤回来干啥子呀？”他以为我们是怕死不敢打。真的，文革中这种不学无术的也是大有人在，他们就想弄个官当当，什么作战参谋，瞎指挥。他叫他们望江的兄弟伙用绳子把炮放出公路重新架，正在那里指挥，放、放、放，山下的高机一梭炮弹扫射过来，只听“噗”的一声，一颗子弹打在作战参谋的胖肚子上，一栽就爬在地上了，瞳孔已放大，没什么反应了。王师傅开车往望江医院送，半路就永远闭上了眼睛。别人一上午跟死神“对抗赛”皮都没擦伤一点，作战参谋运气不佳，走来就“洗碗”了，还作战参什么谋，这是真枪实弹，不是演电影，不懂装懂是要付出代价的，来不得半点虚假。

从医院返回黄山驻地，天已近黄昏，一天的紧张战斗，饭也没有吃一口，体力早就透支，但总得回去，车灯没有了，在这山高弯急险要的盘山公路上，没有车灯怎么走，借了一支手电筒就上路。天已黑尽，渝辉只好坐在前保险杠，大灯处用手电观察指路，冲过一个接一个险坡，车子载着他们喘息着努力往“家”爬去。突然车底发出亮光，不用电筒都能行走了。不行，停车看看，下车后见车底盘发出明火，失火了！一天的疲劳全消失了，精神陡增，叫人吗，附近没人；灭火吗，没有工具没有水，这是国家财产，不能让火吞噬！两位师傅钻下车底用手去抓火，一把一把，再烫也得抓。这个车在40多度的高温天气下跑了一天，排气管烧红了的，传动轴也烫人，在那种情况下，只听到两个人的光背碰到排气管上的哧哧声，伴着皮肉的糊焦味，他们不顾一切默默的与火神斗。火熊熊的燃烧，两人眼看不行了，手抓不是办法。渝辉钻出底盘，想找一点能用的灭火家伙，爬上车厢里看，什么都没有。这时，只见一团明火从驾驶室和车厢连接处升起，走近一看，一床草垫（是白天车顶架机枪的草垫）在那里燃烧。渝一把将草垫抓出，火源熄灭了，车上的火也灭了。两位师傅瘫坐在公路上。尽管此时手上、背上到处烧焦，全身又酸又痛，又饿又累，酸甜苦辣各种味道都有，但保住了国家财产的喜悦赛过了一切。高兴，兴奋，这一天的经历多么难忘。这一天八·一五有22位战友，反到底有3位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永远永远再也不会享受到两位师傅此时的感觉了。

宽银幕的枪声

宽银幕电影院坐落在两路口往上清寺和解放碑丁字口的中间，是杨家坪方向到市中区和江北区的必经之路。文革武斗期间这个地方非常重要，是反到底造反军占据的地盘。

八一五的战斗指挥中心就设在枇杷山公园，与XX军的高炮阵地在一起，XX军的高级指挥员和这个中心的关系非常密切。儿科医院和市三人民医院驻扎的是八一五派，市中区基本是八一五的势力，宽银幕是卡在那里的一颗钉子。

就在上新街一战的那天，一辆军用吉普从鹅岭公园下来，在七孔桥那附近宽银幕的驻守人员就观察到了（那时高楼大厦没现在多）。在那个非常时期，管你什么车都必须停下看看，有没有可疑情况。高音喇叭发出停车的警示，这个车不听硬闯下来了。到了现在的急救中心，有人开枪朝天警告，车仍然不理睬往下闯，100米，90米，80米，……天王老子的车也得听命令，你不听后果只能自负。毛主席讲了的，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重庆，部队支持八一五派，连枇杷山的武斗指挥中心，XX军的什么参谋都给八一五出点子，一个鼻孔出气。此时，管不了那么多，砰、砰一阵乱枪，车停下来了。大家一看，打到的是一个军人的脚杆，这才知道是XX军的X参谋长。

这个时候，与枇杷山遥遥相对的上新街的枪声象开锅一样，估计X参谋是为此事去枇杷山的。八一五的武斗司令杨XX在枇杷山坐不住了，要想回上新街，X参谋不准他走，说：“我不派船你过去不了，让南岸的人去对付吧。”

八月份，XX军白X、兰XX接见八一五派武斗指挥部杨X泰（八一兵团军工的司令）杨X文时，白X说：“杨家坪地区你们也守不住，南岸的地盘也是别人的，市中区没有用，不行我就把炮团推上去。”

与此同时，反到底派在无线电台上召开了一次联席会，并决定收拾重庆武斗的局面，集中力量解决问题，准备从南岸开始，扫平南岸区后，解决杨家坪再推进沙坪坝，市中区和江北没多大气候就会迎刃而解。

八·一五派也不是吃素的，为取得战斗的绝对优势，准备搞几部坦克出来，砸派就只有望到。于是，由指挥部杨司令写了个领条去空压厂领了三辆坦克，但因无八·一五军需处的批文，动用了军用物资怕今后承担责任，又急急忙忙追到枇杷山，将坦克收回了两辆，剩一辆在市中区、沙坪坝显示了一下，光坦克没有弹药，东逛西逛最后追缴回去了。

九·五命令

全国各地战斗都是两派对搞，越搞越凶。党中央九月五日向全国发出停止武斗的命令。对重庆的武斗，驻军不好意思来收缴武器，他支一派压一派，大家根本不听他的。限令的时间已过，怎么执行中央的命令？只好搬出省革委来给反到底做工作，要求放下武器各回各自的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去。省革委张西挺大姐带工作组来重庆一个战区一个战区做工作。九月五日后的一个下午，黄山的人员列队在疗养院马路上迎接省革委工作组。车队到达时按口令“举枪敬礼”，车过后“礼毕”，真象当兵的样子，得到工作组的称赞说“纪律严密”。工作组由邓XX司令接待，后传达工作组张西挺大姐的指示：一定要服从九五命令，这是党中央的指示，是毛主席亲自批了“照办”的。没意见！党中央的命令执行就是！11日上午，黄山所有的长武器和三七炮装车（不包括手枪，有的人舍不得偷偷的藏下来了），开到重庆警备区去上缴了。

没有武器守着疗养院干什么？下山吧。听到的是反到底枪缴了，八·一五没缴，大家有一种上当的失落感。怎么办？又听说反到底交枪后上成都了，工总司的人都走光了，于是决定上成都。

反到底派的人纷纷拥向菜园坝火车站，车站一律是XX军的军人收票，手上拿的是皮带，大号电工启子，没票的少来，来了就是皮带伺候。这哪是兵，和造反派没什么不同，可不同之处就是身上那身绿军服。为了进站组织了第一梯队是女学生，军人挡住不让进，学生冲，军人挥动皮带打；第二梯队是男反到底，一拥而上喊：“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莫打人！”皮带被收缴了，人们比军人多数十倍。收票口后哗拉拉一片冲上列车。听说这是去成都的最后一班车，明天停开了，儿科医院，市三人民医院的高机对准了车站。这时车厢里车顶上站满了人，火车司机见此情形也没法开车。大概司机也是反到底的，非常同情这趟车上面的无票的特殊乘客。怎么办？他找到渝辉诉苦：“你看车的钢板都压弯了，车顶上的人在开车后就会摔下来的，这车过江津朱羊溪，八·一五在车站守到的，非遭不可。”渝辉只好给火车司机说好话，请他谅解，“车顶上的人我请他们下到车厢里，人多车慢点吧，过朱羊溪不要停车，冲过去吧。车上可能有手枪可以扛一下，有什么事八·一五的怪罪，你就说是反到底强迫你开车的”。后来车顶上的人下到车厢里去了，列车总算慢慢的启动了。通过江津地区时大家都非常紧张，作好应急准备，有情况共同战斗。列车顺利通过了朱羊溪，大家松了一口气。快到内江车站时，列车突然出现了险情停下来。大家一时又紧张起来，怎么会停车？司机讲，铁路上不知是哪一派的设立了路障，要停车检查。大家正提心吊胆，不知前方何许人也。对方持枪的人员喊话：“哪一派的？”渝辉考虑内江敢拦火车的应该是八·二六（反到底观点的），有人大起胆子喊了一声：“向内傻儿学习！”对方马上回应：“向洋砸学习！”知道是一派的，大家欢呼了！路障马上撤除，列车进到内江车站休息了半个小时，内江八·二六造反派提供茶水表示欢迎，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大家交流了对重庆目前的情况和对形势的看法后，挥手告别，互道珍重，那边不用再有什么担心的了，列车总算顺利到达了成都。

斗、批、改

1968年底，武斗彻底平息，回到各自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了。

人们互相庆幸地交流和分享武斗分离那段日子中各人的不同遭遇，无论是八·一五的还是反到底的，必定是一个单位共事多年的老同事了，经历过如此一场生死的洗礼，大家都有很多的感想和回忆。究竟这场武斗是谁造成的？渝辉总是在想，这其中肯定有一股势力在起着作用，但是，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却总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回单位后，本来有许多工作等着人们。但是，没多久，革委会通知，机关干部除抓生产的班子和革委会政工组的干部之外，全部都集中到杨家坪工业学院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这个学习班没有按市里各大系统安排，汽车公司属交通系统，但却与电业系统的电业局在一起。可能是为了避免彼此不是一个系统的人相互串联，造反闹事。进学习班后，军管会就严格宣布了“五不准”——不准回家，不准串联，不准会客，不准打电话，不准写信。渝辉感到，这些人不是黑五类，是两派的革命群众，是造走资派反的人，这么搞不又和文革初期刘XX那个工作组对待革命群众的学习班一样了吗！而且，这个学习班，从进去到解散两个多月没有上过一次课，没有听过一次报告，没有发过只言片语的学习材料。军代表三五天来学习班一次，只是叫大家各人斗私批修。斗什么私，批什么修，谁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因此，渝辉从进去那天起，心里就很反感。经历了文革的洗礼，现在不像文革初期了，当渝辉意识到这个学习班是针对两派的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时，他就不卖那个账了，天天回家。每次，军代表来了，学习班的群众从早上开始，轮番地向军代表提出公司的各种各样整改的问题，军代表没法回答解决，提问变成了质问，军代表出尽了洋相。因为都是造反派，军代表也没办法，但依然坚持所谓的“五不准”。如此学习班大家心里都烦，又不敢走。最后，还是渝辉当“天棒”，问大家：“敢不敢回去？”没人开腔。渝又问：“想不想回去？”大家异口同声说：“哪个不想。”渝辉说：“想回我就找车来接大家，大家敢不敢回去？”有人出来承担，何乐而不为？结果大家都同意了。渝辉打电话叫来公司的客车，学习班的人全部回公司机关上班去了，学习班也就不了了之。

说学习班啥也没干也不完全是这样。这些干部们关在那里“学习”时，一股看不见的势力一直在动作。市里将各单位批斗过的走资派悔改了的和死不悔改的统统进行了调整，这个单位的调到那个单位，那个单位调这个单位，且调来调去依然是一把手，有的还升了官，留下很大后遗症。渝辉所在的汽车公司也把群众意见很大的批斗过的提到公司当干部、当经理。如汽车22队刘XX，在当队长时即对工人缺乏感情，所以群众管他叫刘刮鬍，就这样一个人，也被提升到公司当了经理。群众有意见的23队一个八·一五派的驾驶员进入革委会政工组，既不会写文章，又不会画画，群众曾追查他盗卖汽车大梁，却调升到了公司宣传科当干部。渝辉则被从工会排挤到材料科。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机关政工部门（党群部门）数十名干部中，唯有渝辉一个人参加反到底，而且不讲情面，敢给领导写大字报。当然，渝辉也没有留恋那份干了数十年，已十分熟悉的工作，材料员也照样干得很好。

日常工作之外，渝辉保持了长期工会工作养成的关注工人生活的习惯。到材料科工作不久，一位女同志快临产了，她父亲是一位老搬运工人，老了守公司传达室，她就住在机关办公大楼楼梯下面。当时公司经理四、五个，书记两三个，上上下下谁都看见了的，可谁也都装没看见。渝辉看不过了，就找到新上任分管住房的刘刮鬍经理反映这事，要求给这个女工尽快解决住房。后来，刘刮鬍认为这事使他丢了脸，在后来的清查中不按中央文件办理，对渝实施报复，将其工资降为学工，还说是“拨乱反正”。

1970年整党时，要听取群众意见。汽车23队提出驾驶员周舫（原八·一五派的骨干）进入车队革委会后，利用职权盗卖汽车材料给武汉内弟拼装汽车跑地下运输一事，此案已被武汉市公安局和法院联合致函重庆汽车公司协助追查此事。工人们纷纷提出意见。可是，军代表在大会上不解释周舫盗卖汽车材料之事，反而要大家不准再提此事，强调谁“再提周舫事就是破坏整党，汽车公司池浅王八多”。但是，越不准提工人越要提，军管会也压不住“邪”了。汽车23队工人200多人到市委工交部向于汉卿部长反映此事。公司机关中层干部中的保卫科长、材料科长、业务科长等也提出汽车材料当时非常紧缺，是分配物资，不允许调拨调剂给外单位，军管会、革委会，没有一个人出面解释什么原因，群众追查也是应该的。所以，包括渝辉在内的机关干部数十人也参加了汽车23队工人向于部长的汇报。于部长亲自接待并肯定了大家向他反映问题是正确的，他一定要查清事实。大家在向于部长反映问题时都讲明白了自己是老工人或党员团员，没有吵没有闹。渝辉参加了反映问题，但没有发言。后来又参加了汽车23队造反派向四川省交通厅岳厅长（厅革委会主任）反映该案。在后来的清查运动中，这两次向省市有关部门反映非法盗卖汽车材料的行为却被认定为“围攻市委工交部和到交通厅告黑状”。

刘德荣是江北两路车站的一个老工人，没有文化，站长代宫辉叫他代管理客票和部分帐目。一个没文化的人要管理好帐目确实有困难，因此，帐目总有差错，站长就说刘德荣贪污票款，刘不服就经常到公司请公司革委会讨公道，公司领导多次派工作组查帐，也不给刘讲清楚查帐的结果，刘仍经常找公司领导。渝辉也为刘的事写过大字报，向上级领导也反映，对与错公司领导应该给当事人一个交代，使刘放心，群众放心。就这个事，到清查所谓四人帮时也成为了造反派的罪状。

那个时候，在斗、批、改中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提了很多的合理意见，有的被采纳了，有的则被阳奉阴违地规避了。当时，慑于文化大革命的余威，工人有意见可以向上反映，可以贴大字报，走资派也不敢把工人群众怎么地，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很高，吨公里（这是行话）月月超额增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随着毛主席的去世，乾坤真的就变了。

厄  运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一颗照亮全世界的巨星陨落了。当毛主席他老人家宣告与世长辞，这个使全世界震惊，使全世界悲痛的日子，当人们还沉浸在万分悲痛，老人家尸骨未寒之时，中国却有多少事情悄悄地、迅速地起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渝辉，一个中国极普通的小老百姓，一个复员的坦克兵，一个非党人士，一个默默无闻的企业小职员，命运也随之来了个180度的大滚翻。

一九七六年十月宣布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大多数人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中确信新的党中央正带领人民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当然，这种欢腾人们似乎已司空见惯了，如党中央发动开展文化大革命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林彪坠毁在温都尔汗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平息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你办事我放心”的消息出来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当人们还在欢腾喜悦时，1977年4月，渝辉曾工作、战斗，赖以生存的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重庆公司召开了一个全公司职工参加的动员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员会的一个伟大的决定（渝当时感到无上的荣幸，重庆市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居然关照到他这个小老百姓头上来了，新鲜，这辈子还是头一回）。这个决定使他终生难忘，这个决定改写了他的一生，这个决定使他在全国欢腾的日子里欢腾不起来。这个决定称：“渝X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我市帮派头目周XX，黄X，杨XX等大肆拉帮结派，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粉碎四人帮后必须在全国清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经市委常委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批准在公司范围内对渝X进行点名批判。”同时宣布对渝实行“五不准”。他没注意听这个“五不准”的内容具体是啥子，反正就是不准乱说乱动交头接耳，不准外出，只许规规矩矩之类的，总之，从此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自由。也从此时，在公司范围内拉开了清查的序幕，对曾经给领导提过意见写过大字报的，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清算。会后，老同事，老上下级，老战友面对面的路过，大家都黑起一张脸，不敢理睬。从此人人自危，谁胆敢打个招呼用当局的行话就是“没跟这个四人帮划清界线”。渝便像禽流感瘟疫一样，人人都惟恐避之不急，远远的避开，渝被彻底孤立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届十中全会集体讨论研究决定开展的，是代表中国共产党集体的意愿，所发的文件是毛主席亲自批阅照办的，渝从未见过什么四人帮的文件，更未执行过四人帮的任何指示，怎么今天一下就变成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中的骨干？搞错没有？真是喜剧。正因为有这种想法，不相信自己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坏人，渝始终进入不了四人帮骨干的那个脚色。因此，晚上和往常一样，仍然象一个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权的人一样，大摇大摆从自己家里走了出去，进入重庆市友谊商店宿舍高长虹家。高也是文革的参与者——造反派，是中共正式党员，友谊商店保卫科长。渝跟高讲：“今天我被市委点名批判了，今后可能见不到面了，你可能也快了吧！”高说：“今天全市各系统都宣布了一批点名批判的人，这是第一批，后面还有，看来向造反派全面开刀了，还乡团回来了，我也快了。”渝深知高的德性，说：“你千万要注意保重，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怎么结局，我们一定要活着见面，就是打成反革命，今后在解放碑戴个黑笼笼扫街也不怕，我给你多扫一点，千万不要走极端哟！”渝这是专门给高打招呼不能自杀！可惜，没过几天，高长虹和重庆市造反派一样的命运，也失去了自由，用当权者的话说是“保护”起来了。五一节前，专案组在逼供时对渝透露高长虹自杀了。

第二天专案组找渝训话，说他不老实，宣布了对他的点名批判还进行公开串联。渝知道他到高家的行为已被隔壁那个八·一五派得知。这个人就是在在林彪清“三老会”“五一六”时，由当权派把渝从工作二十年的工会撵走，将他塞进去顶替自己的既得利益者，为了感恩而告密了。训话当时就宣布对渝辉实行隔离审查，升级了！渝知道，这也是迟早的事。

所谓隔离室类似私设的监狱，就是在公司楼上找一间办公室，将窗户用厚木版钉死封闭，人逃不出去那种。专案组怕渝误会，特别告诉他是为了保护他，为了他的安全，怕他跳楼自杀。废话！渝辉，堂堂正正一个热爱共产党热爱我们这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复员军人，会去自绝于人民自杀吗？真是笑话！

隔离期间，每天三班人24小时四只眼睛盯在渝身上，吃饭睡觉写坦白交代，上厕所几点几分，做的什么，一一记录在值班记录本上。失去了自由，没有个人隐私，没有个人尊严，不准看书看报，不准与外界人员接触，连眉来眼去都不准。更不准走出隔离室，不见阳光，比白公馆渣滓洞还严，那里每天还有放风的时间。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零九个月，直到一九七九年春节前夕大年三十，在党中央三令五申敦促不准私设监狱、私设公堂，要开始讲法制，要依法治国，专案组没法再拖延关押下去，大家（专案组看守共50多人）都想回家过年。这天开恩，一大早送渝去江北两路街上理发（渝后期关押在两路汽车63队地下室），当然有人押送。一年来第一次见阳光（渝早已把久违的阳光遗忘了），当时的心情太激动，尽管在严寒的冬天，太阳灰蒙蒙的从云雾里才露出半个脸，渝已感到它的温暖。一群心爱的信鸽在灰蒙蒙的天空中翱翔，尽管天空是灰蒙蒙的，但它们是自由的，自由自在的，自由啊！当一个长期失去自由的人面对如此的情景，心情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渝当时想喊：“我自由了”。一年多没接触过外面的人，看到街上的人，听到他们讲话的乡音是那么的亲切，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的亲切新鲜可爱。这天就宣布渝囚禁暂告结束，春节放假回家与家人团聚，节日后再到63队报到进行管制劳动。不幸的是，渝的左眼因长期不见阳光的囚禁而完全失明了。

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

（深夜大逮捕）

在私设那个监狱里，渝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通过专案组的人和外调人员的透露，渝知道了：高长虹自杀了，汽车62对朱本荣跳楼自杀了，汽车63队有个驾驶员喝镪水自杀了，华山玉XX，长安厂XXX，XXX自杀了……他们都是专案组“保护”起的。专案组没完没了的逼供，抛材料引诱揭发这个那个，强大的思想压力，精神压力，日日夜夜的写坦白交代，就是这些人走上绝路的原因。渝经常想：不管你怎么说，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集体决定的，中央没有一个人反对，毛主席亲自掌握开展的，我就不信这个邪，不相信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最后会热爱成一个反革命来。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太天真了。

大约在1977年6月间，有天下午家里人给渝辉送晚饭时，趁看守不注意，他妹妹做了一个手铐铐人的动作，渝当然懂起了。今天，就是今天，他的命运也到头了，反革命当定了，认命吧，好！既然如此也就认了吧！那天，他心里很不平静，想了想还有什么未完的事。一会，他妹妹来收碗时趁看守不注意，渝将事先写好的一张纸条塞在妹妹手里，纸条上写的“再见了，请将我的孩子养大，相信我决不是反革命，今生我不能感谢全家，来世也要报答”。这是渝想到的最后的事，条子带走后，感到轻松了，做好随时被抓的准备，静静的等待那一时刻的来临。

天渐渐的黑暗下去了，从囚禁他的地方可以看到公司的主要办公大楼。其他科室下班了，黑洞洞的，唯有保卫科灯火辉煌，人来人往，公司大车小车发出低沉的发动机轰鸣，随时准备出发抓人。空气中充满杀气，此时，渝辉突然想到电影中那些国民党和日本鬼子抓捕共产党的白色恐怖不就是这种场面吗？镇静。此时他这样提醒着自己，只是担心着生他养他的70多岁的老母亲。因他家窗户也看得见保卫科，她们早已知道渝今宵的命运，老人家怎么受得了唷？！从小父母就教育他们热爱这个国家和劳苦人民，在国家困难的时刻，抗美援朝时将两个最大的儿子献给了祖国（大哥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将成为反革命，今晚就将遭到逮捕，她会多难受啊。可渝自己明白，从骨子里从来没有半点反对共产党的意思，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始终在他心中，如果他们这个时候来抓他，不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位才怪了。喜剧，多么的喜剧唷！

晚上七点多钟，公司革委会一把手、党委一把手、清查四人帮的一把手苏振良，这个矮子，穿一双长统雨靴，手握一把三节电池的大电筒，双手背在身后，在囚室门口来回的走来走去。值班的看守由两个增加到四个彪形大汉，俨然如临大敌。渝有一种被拴在树桩上等待屠夫宰割的羔羊那种感觉。想起在文革中冲冲杀杀喊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保这保那，现在自己都保不住了。想起苏振良文革中工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怕工人打他，非要渝陪他去参加批判会，别人没打倒自己现在打倒了。好笑，历史咋开这么大个玩笑？！

时间在这么换位思考中悄悄的滑过去了，渝突然又想到红岩电影中那个猫头鹰，平原游击队中的那个松井，门外那个在来回移动的矮子形象和他们多么相似。八点多，九点多，十点多钟过去了，十二点时看守在喊吃夜班饭了，那矮子好久溜走的也没有注意到。渝感到奇怪为什么没来抓他？这夜全市进行大搜捕，飞驰而过的警车尖锐的锋鸣器、警笛声呜---呜的鸣叫，此起彼落没有停息。这时还没动手今天肯定没戏了，是上帝开恩了吗？紧张的空气一下烟消云散，他庆幸（只能算是今晚）躲过了一煞。这夜，他居然睡了一个非常安稳的觉，连噩梦都没有做，因为噩梦已经做完了。

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他70多岁的老母亲，年幼的小妹妹，只有几岁的孩子（老伴早被他们以揭发渝为借口关押起来了），他们在那亲人即将被逮捕为反革命的强大精神压力下度过了一个多么恐慌的晚上。渝五六岁的儿子从住家楼顶窗户爬出去在公司礼堂屋脊（有几十米高的屋顶）上，因为那里可以看到监禁他的窗子和渝。儿子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潜伏在那屋脊之上，只为了偷偷地看一眼即将被打成反革命的爸爸，直到安然无恙。多么可爱的孩子和家人唷！就这么小的孩子也被专案组喊去办公室训话，摧残孩子的幼小心灵。渝也是后来才听得一位朋友讲：你们公司屁眼好黑唷，大逮捕那晚上，十一次上报你的材料，十一次因反革命证据不足被打转回去了，所以那晚没抓你。渝这才知道那晚上，为啥那个矮子在监禁他的室外走来走去直到深夜是啷个回事。

那个时候，一夜之间的反革命成千上万，重庆市公安局收容所，转运站，监狱，总之可以关押犯人的地方都关满了。渝所在的公司是一个几千人的单位，抓现行反革命四个，劳动教养七个，戴反坏帽子的一个，不够以上资格档次的进单位学习班的上百人。总之是人人自危，凡过去给当权派提过意见写过大字报，批斗了的，自己认个错，否则那些反革命就是榜样。

大逮捕第二天，他们公司抓的人就在他那个小小监狱中大会师了（因公安局满员了），大家最惊奇的是他为什么没有抓，是不是他小子检举揭发认罪有功？渝自己也不明白，也说不清楚，只好把平时家里送饭来剩下的鸡蛋盐蛋分给这些难兄难弟，说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现行反革命（除了被判刑的）都从监狱里放出来，各回各的工作岗位上班了，历史给他们开了一次大玩笑。

人民群众的监督劳动

春节过后，渝规规矩矩的去汽车63队，就是过去关押他的地方，向党支部报到，实现专案组安排的监督劳动。说实话，监督劳动比一个人关押在私设监狱中轻松愉快得多，可以工作劳动，可以看书看报，可以自由的呼吸，可以和接触的人们敞开心扉自由交谈，更重要的是这个监督劳动的家伙群众并不卖帐，谁也没把他当成危险人物。分配在木工班劳动，工人们客客气气，老师老师的喊他，车队领导不闻不问，他的存在似乎与他们毫无关系，毕竟过去他是公司工会的干部，与他们有过平起平坐的经历，有的是先进生产者提拔起来的领导干部，工会与他们有过鱼水情嘛。工人们更了解他，没有人去监督他。

那时，除监督劳动外，还规定他这个管制分子不得回家。渝认为，既然三中全会后口口声声的要讲法制，又没宣布他是什么等级的坏人，就这么麻麻杂杂的要关就关，要批斗就批斗，任人宰割，凭什么管制我？我不买这份帐，上班不含糊，下班别人都回家了我也有家，该回就回不买他那帐。回自己的家也是公民的合法权利。这样就惹怒了专案组。

有一天，那个负责清查的头头来车队在广场碰见了渝，为了杀杀他的个性，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众多工人训诫说：“这段时间怎么样，有什么想法，为什么不服管制，听说你天天回家。”渝脑壳一热理直气壮的告诉他：“我没犯什么法，你们凭什么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凭什么不准我回家？三中全会后你如此对待一个公民，任意剥夺我的自由……”两个人话不投机了，渝准备和他开展一场辩论。他没有想到渝会如此嚣张，胆敢不服从他管教，那个曾是八·一五派的，在“批清”中将渝从公司工会挪出，他进去的人，为了在主子面前表现一下，急忙说：“苏书记开会了。”连抱带拖的将他拉走了，臊了书记的皮，群众有评论。

不久车队家属宿舍失火，听到呼救渝第一个扛上灭火器冲入现场将火扑灭，将腰扭伤，不得不去医院治疗。医生出具扭伤证明，建议做轻便工作，专案组硬说“小病大养”，送他去他们事先联系好的医院检查，医生再次证实有伤，专案组不得不从木工班调换到底盘工班，这是汽车修理行当最重的体力劳动，似乎照顾了他。工班长姓韩，是个老共产党员，工班的工人非常照顾他，不让他做重体力和艰难的工作，大家相处非常融洽。每个月专案组都要偷偷摸摸的到汽车队来做做样子，名曰了解他的监改情况。找到车队领导，他们说不了解，找些工人们又问不出所以然。有次叫监督渝劳动的工班韩班长去，保卫科长先亮出他的身份，说他是公司保卫科的，要韩班长汇报情况。韩班长说：“渝老师表现不错，工作任劳任怨，带病工作，你们把一个干部弄来这么处理对不对……”班长的话还没说完，保卫科那位专案组老兄一听话不对了，急忙说：“你不了解情况，算了吧，今天就谈到这里。”老班长回来就将这次谈话告诉了渝，并说我一听他是保卫科的，我就不卖那个帐，我还是党员，你们把一个干部弄来这么整。群众，毛主席讲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工人同志多么朴实可爱。从此专案组、保卫科再没来了解渝的监改情况了。

美丽的西山坪——我的天堂

提起重庆的西山坪，人们对那里就没什么好感。那里是劳动教养的农场，是流氓、小偷、扒手云集的地方，是社会的垃圾堆，是大染缸。但对于一个有深深信仰、有毅力的人来说，那里是一所社会大学，能学到书本上见不到的东西，教会你如何更深的洞察这个世界。

对渝这样一个参加了文革的造反派，关押批斗监督劳动他们都还没有过瘾，还觉得没把他整到住（没整够的意思——编者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庆在大逮捕中抓捕的大批现行反革命和劳教分子大都放出了监狱，虽然没给他们讲清是错抓了，误会了或者平反，麻麻杂杂的放出来了事。一九八零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们选择这天正是全中国人民家家户户欢度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之时，骗渝到公司开会，说领导要找他谈话。去了那里就强行将他扣留了，并抛给他一份重庆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一九八0年九月一日渝劳教（80）字第61298劳教决定书，以渝粉碎“四人帮”后不但不交代自己问题，反而态度恶劣不思悔改，为此劳教二年。

不交代问题的人能从专案组手心活着出来的人是没有的，公司清查运动期间就因这被逼自杀了四个人，渝只不过没有按专案组的意愿去诬陷别人，而是实事求是的，说渝态度恶劣不思悔改，确实岂有此理！劳教委员会不以事实为依据，不让人申辩，强词夺理，指鹿为马。譬如，说黄X把诬告省市委的黑信带去上海交陈阿大转王洪文，并与帮派头目多次密谋策划揪斗市委负责同志。真相是：信是黄X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林彪在全国搞批清运动，整“三老会”、“五一六”，在重庆是以廖伯康为首的老干部，牵扯到市里各部委的干部群众的“一号专案”材料。廖伯康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任重庆市委书记。这个信当时是为老干部呼吁，反映他们挨整情况，这个信究竟应该算功还是过？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揪斗市委负责同志前夕，中共四川省委给重庆市委办公厅电话记录称：“据重庆市委报告，杨茂林、孔庆业、刘祖国等三人将于七月二十八日召开大会批判鲁大东同志。这种做法是干扰当前集中火力批邓（小平）这个斗争大方向的，是错误的。省委希望你们积极做好工作，不要开这个会。”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干扰了批邓小平应算功或是过？荒唐！

当渝被戴上手铐步入宣布送劳教的会场时，渝高举手铐大声呐喊：“强烈抗议党委个别人对我进行政治迫害！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集体研究通过开展的，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就是过去给领导写大字报，提了意见，也没有什么错，四大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我没有打砸抢，没有迫害干部和群众，不属中央清理的四种人，他们私设监狱关押批斗，又监督劳动，现在又强迫我劳动教养……”。建国以来不管哪个单位搞处理坏人的公审会、公判会都要大造舆论，大造声势，这叫政治攻势，东风压倒西风，教育群众，震慑敌人，压倒坏分子的嚣张气焰，这次怎么样呢？会场没有大横幅，没有标语，没有人呼口号。怪了，会场上鸦雀无声，只有渝的抗议声，只有东风，好象今天这个会是专门来听他的抗议的。渝大约抗议了20多分钟，保卫科长（不是专案组那个）在他身后讲：“XX（渝的诨名），今天他们那些没来，他们又听不见，算了吧。”会场上有麦克风将此话扩出去了，到会的人都听到了的。渝说：“好了吧，今天就骂到这里，二年后咱们回来再骂，再见。”这时渝才注意到今天的会场人山人海的，各队、厂、站上都派了人参加，会场过道窗台上都挤满了人，会场里外宿舍的阳台上站满了人，看来他们是想以此杀鸡儆猴的。此时，人群中有人在喊老渝保重，有人在给他眨眼睛示意问候，渝的心暖洋洋的。谢谢同志们，谢谢人民群众！走出会场，保卫科的就将手铐拆除了，好象这只是演戏的道具，是公事公办，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只是重庆市公安局批了吃这碗饭就不得不走这个过场而已。会上在念对渝的劳教决定书后还讲了些什么渝也不去管它了，反正这场戏演完了。

大会后即将渝送去公安局看守所（转运站），是真正的犯人了。分到监室时已有十多人捷足先登。这时就象电影小说里面的场面出现了：新犯人进去要吃杀威棍（挨打），要吃穿心莲（用拳头对前后胸同时击打），骑摩托（骑在背上满地爬），看金鱼（在尿桶去看，将头按入粪桶中）。过这些关一是为他们取乐，二是整得服从他们管。

渝进去后牢门一关，全体一拥而上。领头的是一个瘦高个子（扒手），那家伙发问：“老头啥子案？”那时渝才四十多岁，只是几经关押审查，看起来好象很老了，被人喊做“老头”也不奇怪。渝毫不畏惧的反问：“你猜。”他说：“撬案，打顶的（盗窃）。”渝说：“不是。”他说：“撵滚滚的（扒手）。”渝说：“不是。”他说：“那是看女人解便的（流氓）。”（多文雅哟）渝说：“也不是“。随即将他的劳教决定书摸出抛给他们看。这些人看后，异口同声的喊了声“大哥！”流露出对渝的敬佩。就这样，渝免去了一场皮肉之苦。不知这些生活于社会底层而犯事的人是对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敬重，还是对政治犯的敬畏，不过，既然喊他大哥了，就得听大哥的。渝规定他们，在我们这个监室中不准谁欺负谁，各人吃各人那份饭，不准抢别人的东西，不听话的我喊打才准打，大家都赞成。后来分配进来的人，再没有哪个挨打的了。

从转运站到西山坪集训队，要经两个月的学习认罪认错后才分配到劳动队去。到集训队后，造反派队友一下就传开了。川剧团的张XX，化工公司的，沙坪文具店的，市糖酒公司的，长寿革委会的，万盛革委会的，纷纷拜访问候，两个多月的日子一幌过去了。到最后认罪认错那一天，中队长，一个老公安，不知劳教们为什么给他取了个“山羊“的诨名。他亲临渝所在的班坐阵，听取牢友们的认罪认错。渝是召集人，头一个发表了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集体决定发动的，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自己没有打砸抢触犯国法，劳教决定书上那些是他们不实事求是的强加于我的，我据理申辩他们就整我，诬我粉碎四人帮后不交代自己问题，态度恶劣不思悔改，强迫送我劳动教养的。山羊说：“那你是不认错了哟。”渝说：“错，三中全会定了毛泽东的错，我们小老百姓有好大个错，凭什么劳动教养？”山羊说：“好吧，不扯那些问题了，你不服可以申诉。”

就这样，渝顺利的通过认罪认错，分配到基建队劳动，当“红毛”——替干部管理劳教的。西山坪那社会大杂院，不偷的要学会偷，不扒的也要传染学会扒，弱肉强食，以大欺小。没钱没势的，就给凶蛮的洗衣洗碗，甚至洗脚。凶蛮的是“上八位”，在那里一个欺一个，弱的每次会见家属后得到家属送来的钱都得上缴给凶蛮的。譬如有一个“红毛”，据说他是重庆市一个很有名望的拳社的，“操扁挂”（练武术）的，又是干部委任的“红毛”，手锤大。谁不怕他？这个人在基建队吃遍了的，众人敢怒不敢言，背地里都来给渝这个“政治犯”投诉，说这个人真是西山坪一霸。

渝对这种恶霸早就看不顺眼，确实也想教育教育他。正好他手里从转运站上西山坪有一个班，十几个铁哥们。渝偷偷的召集他们开了个会，讲明要收拾这几付颜色，大家一致赞成。在厕所外面有块空地，靠近宿舍，一天，他们在那里碰见，讲明他欺压弱小，要修理他。这种“修理”将会断了他的财路，意味着他的生活从一个能呼风唤雨、吃香喝辣的“红毛”变成一个清贫僧。他为他的既得利益而挣扎，而他们则为了正义，双方展开了搏斗。打架在西山坪是家常便饭，可是打红毛倒是稀罕的，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何况这个人还是个操扁挂的，后面又有干部撑腰。一时间基建队轰动了，大家都来围观。干部们也惊动了，在办公室门口一看，是“政治犯”在闹事，看一眼也就不管了。这个人有几个小老幺，跟他跑龙套的，正准备上。渝说：谁敢上，一起打。渝的为人他们也知道，被渝镇住，只好悻悻然地躲开了。这个恶霸被教育后，收敛了不少得性，主动来跟渝拉关系，无非是请吃吃喝喝。渝知道，这些食品还不都是从那些劳教人员的亲人省吃俭用给他们的儿子、兄弟、丈夫送来的，能吃得下吗？因此，渝总是拒绝他的请吃。在那种环境下，在被那种环境的熏染下，没有毅力，没有一个坚强的思想基础，学坏就是一瞬间、一念之差的事。想想嘛，在那里叫劳改，不是度假，首先肚子就是一个大问题。早餐一碗稀饭一个馒头加咸菜；中午一碗饭三两；晚两个馒头一碗酸菜汤，渝只能吃早上和午饭，晚上的馒头就送给铁窗外的农民了。因为渝有个不好的习惯，在部队时就不喜欢吃馒头，所以在西山坪，就是饿也不吃。其他劳教有钱的可以从铁窗外面买农民的炒菜（鸡、肉等），或者半夜从窗子出去。窗子的秘密很多，有的是将窗子的铁棍锯断了的，平时看不出来，用时取开，人就可以钻出去偷鸡摸狗，摘没有成熟的水果回来吃。渝当然不会这么做。不过劳教们也不避他，毕竟他们有的才20来岁，是些孩子唷。有的是上班偷了点懒，有的是偶尔拿了别人的东西，走资派整他们就送来在这个大染缸中熏染，“毕业”后就将成为社会上的一个多面手、多功能的“师傅”了。所以渝总是对他们有点同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己不去学坏就行了。渝常想，这些人在外面教育教育就行了的，何苦非要弄来学坏？这些领导究竟站什么立场做这些事哟。

按说，劳动教养是针对的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三中全会后上面对管教干部的要求严格起来。但是西山坪的管教干部长期打骂体罚教育已习惯，一时收不了手，好象打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你是坏人嘛。冲突就在劳教和管教人员间发生了。

渝辉他们从转运站上西山坪那天早上开早饭后，全部在转运站的院子里集合等车子。劳教们规规矩矩的排队坐在自己被包上面，真象犯人一样。开始是规矩的，但时间稍长一点，这些一二十岁的小青年就脚不停手不住的了。此时一个“枪兵”（看守所的卫兵）摸出他身上的一根铁钥匙链，也许是他平时早准备好打犯人打惯了的，劈头盖脸的跑进劳教队伍中乱打。当时劳教们只有看到他发威，一时都呆住了。渝实在看不惯了就喊：“住手！不准打人！”这一喊全体劳教惊醒过来，大家齐喊：“不准打人！”转运站的公安、卫兵全体出动，枪端起忙喊：“坐下，不要喊！”俨然如临大敌要暴动一样。一个老公安对着渝喊到：“你是干什么的？”在他们的眼里，既然是劳教的肯定是有问题的，渝年纪大又带头吼，当然要找他。渝说：“不准打人。解放军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重复又问：“你是干什么的？”渝明白他的意思，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一般的规律是摸扒年青人多，老年流氓犯多。渝不能侮辱自己，说：“我是造反派，政治犯。”老公安一下就客气了。他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可以给我们提出，不要乱吼嘛！”渝说：“当时情况紧急，他冲进来就乱打人，三中全会后强调的是法，劳教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教育，禁止打骂。”老公安连说：“好、好，有什么你还可以协助我们招呼一下，我们回头教育他不准打人。”

来到西山坪后，队里也时有干部打劳教人员，特别是天热没穿衣服时，叉头扫帚的竹条条，掺在身上，皮开肉绽的。你敢打我就敢告你！一次，一劳教人员因出工跑出去玩，叫李明的管理把这个劳教人员打得皮开肉绽。渝帮他写材料告到场部。后来，上面被迫勒令李明全场做检查后调省二监狱去了。就这样，渝成了干部们的眼中钉，后来干脆把他弄出队去照看队上修建的工地，免得渝再给他们捅出什么漏子来。如此一来大家都眼不见心不烦，渝也成了个特殊的“散仙”。

西山坪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当夕阳西下，劳改的人们收队了，场外基本没人走动。干部怕劳教报复黑整他们，劳教收队后都关在院子里。能在外边走的，就是有点特殊的，如渝这样的散仙。那时，他的工作主要是管照工地，一个人可以跑到岩边看太阳下山，穿越在松树丛中，那轻轻低吟的松涛声和果树林使人陶醉的广柑花、橙花，能使人忘掉一切烦恼忧伤。黄花吃得不想吃了，堰塘里的田螺，松林中的蘑菇，天天都可以去附近农村赶场，鸡蛋、鸭蛋、鸡、鸭、鱼、肉，只要你有钱，应有尽有。照工地没人过问，随便人在不在，要回家下到河边过江就是澄江镇，公路边一站，公司的和专县的长途客车驾驶员谁不认识？这得感谢专案组关押批斗，渝家两口子都是四人帮，群众就是看稀奇也认得他们了嘛。所以，下得山来往马路边一站，他们都一脚刹车渝就回家了。三几天再回山上去看看铺盖被人拿去换了回锅肉没有。有次回去在解放碑，突然听得有人喊：“老渝！”开始渝还以为是西山坪的逮捕队。那人说：“你不认得我，我是XX军转业在汽车公司的，抓你那天，你把他们骂安逸了。你是我们转业军人的榜样，有骨气！”渝连说：“不敢，不敢，惭愧得很。”随即是一阵友好的寒暄。

西山坪确实是个好地方，一所社会大学，一个大染缸。渝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二年，疗养了二年。但很惭愧，渝自认在那所社会大学是一个坏学生，没有毕业，因为他一样手艺都没学会，回到单位等待他的则是新的考验。

连锁打击

回到单位，两年多的思想准备，本想一切都过去了，好好的去上班吧。报到时分配到汽车23队当工人，因为宣布渝劳动教养时就宣布撤销了他的干部职务。当工人也没什么，渝本来就出身于一个坦克修理兵，不怕劳动，干部能上能下。可是人事科长拿了一份1964年四川省劳改局的文件给他看（他不好意思给他宣布，叫他自己看），文件精神是劳教人员回单位后要拿3—6个月的学工工资，然后根据你的表现再评定级别。渝看后给科长讲：“中共中央‘两案’工作会议即1983年（9）号文件专门有规定，涉及‘两案’人员一般不得降低工资，若犯了严重错误必须降低工资的，不得超过两级，若超过两级的应立即恢复。你们应该按中央文件执行，这个文件是专门针对我们的。”科长说：“这是党委叫我们这么办的，我们没得法，你去找党委。”是的，人事科只有照上面吩咐办，渝不麻烦他们。

这里顺便提一下，1980年9月28日抓渝劳教时宣布撤销他干部职务，10月中旬才在党委会走过场，请委员们表态，算是在沉默中算通过的。对于处理一个干部可以先斩后奏，处理了再来报批，市委组织部又如何办手续呢。看来他们是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什么中央文件不文件。

后来，渝去找市公安局五处赵世维，讲明工资问题时，赵很生气的说：“公司郎个这么搞？这里都还没搞完那里又搞起来，我们找公司去。”他很生气说的“这里还没搞完那里又搞起”是指的什么意思？渝感到这里有名堂。他跟着赵回到公司，可能考虑到渝在场碰起不好说话，叫渝等着，自己先去说说。一会他灰溜溜的回来给渝说：“难办”，就溜了。从此公安局五处赵世维在路上碰见渝总是东躲西藏绕着走。渝理直气壮的找那个革委会主任，党委一把手，清查办总头目苏振良，他怕一个人来承担整渝的责任，就象原来工人批判他要渝陪他去一样，故作姿态，召集公司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经理书记，专案组的共八个人，俨然如临大敌，对付渝一个被他们关押批斗劳动教养，被他们打翻在地爬不起来的老头子。渝陈述了对降为学工工资的看法，请他们按照党中央的最新政策，而且是专门针对自己这类的文件办。苏振良首先表态：“中央（82）9号文件我们没有看见不知道，你生活困难可以去到车队上班后申请困难补助嘛。”渝说：“中央（82）9号文件你看到了也可以说没看到，你在搞清查四人帮专案，有关这方面的政策你说你没看见不知道？你们郎个不乱整呢！没看到我今天就提出来了，有了问题你可以请示市委你的上级噻。过去我们公司驾驶员颜长友，齐白石，XXX，XXX这些人犯流氓罪劳教回来工资分文不少，我在劳教期中伙食费30元一个月，小孩生活费36元，值班补助6元共72元，回来拿学工工资27元，怎么生活？还不如送我回去劳改！”刘刮鬍刘经理，粉碎四人帮后晋升为公司经理，主管劳工，一听就暴跳起来。他说：“过去我们没按文件办，工资全发，现在就要拨乱反正，从你开始！” 刘刮鬍也用了一句时髦的政治术语——拨乱反正。摆着1982年当年的中共中央专门针对清查人员的文件不执行，去执行十几年前四川省的地方文件，牛头不对马嘴，还说是拨乱反正。对流氓分子教养回来他们长期都是发原工资，而对一个参加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开展的，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运动的人就长期关押批斗，监督劳动，劳动教养，撤销干部，工资降到底，也太过分了！刘刮鬍他们把文革中受到冲击的气倾泄在渝一个人脑壳上来。随后，苏振良叫渝先上班，有困难可以申请补助。渝在工会工作几十年知道，困难补助，基层工会最高补助30元，还不一定每个困难职工月月都能吃上补助，叫先上班后申请补助不是说些空话是什么？苏振良还叫在场的人都表个态，其他的人沉默不语。苏最后只好对渝说：“就这样，你到23队去上班，不去的话，你要到哪里告状你就告去。”

从此，在市委、人大、公安局各有关部门信访处门口就多了渝这个上访户，这也是他们以工资政策的不公逼迫渝上访的。渝相信共产党，相信党的政策，曾五次上成都找公安厅，省委信访办，四次去北京中央信访局西南组，公安部，全总工会（他是工会干部），没有工资买不起火车票，就和所有的上访人员一样厚着脸皮上车，一般车到广元地区查票，当查到没票时就向列车人员和乘客们宣讲为什么去北京上访。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群众心里是清楚的，他们非常同情，送茶送食品。列车员告诉渝说，他们若被查到，就不能再带他们走，这是规定，但告诉渝可以换一趟车，就是前面站下车，后面兰州的车马上就来，上去就行了。人民群众是这么的通情达理，渝他们也不跟他们为难，下车又转车，而且是这些乘务员带他们去机务室等车去北京。公安部、中央信访局都接待并开出请重庆市有关部门复查，回来重庆市委一句话：劳教问题是公安局搞的，你找公安局去。公安局劳教委员会蔡长碧一句话：是市委喊我们这么处理的，你去找市委。如此来回踢皮球，小老百姓有什么法？你求爹爹告奶奶，他一句话你就跑断腿，什么政策不政策，他们要郎个办就郎个办。

1984年，市委信访办徐明恩处长终于开了一次恩，他与市清查办公室联系后，叫渝到市委组织部旁边找清查办的严克勤（音）处长，并带渝进市委大院去，渝想，就这么一点事，拖了两年，早给清查办联系复查不就完了？看来，这次他又想得太简单了。渝报着满腔希望认为几年的上访路今天总算走到头了，那些强加在自己脑壳上的事该了结了，因为这是重庆清查四人帮的最高指挥部，对于中共中央“两案”工作会1982（9）号文件，他是坚决执行的呀，绝不会乱来。渝此时非常有信心，也非常高兴的见到严处长，就好像见到亲人，也有点象落水的人见到一根救命稻草。可严处长见到渝就是一瓢冷水，他说：“你就是渝辉？你在学习班（一个人在私设监狱中，他很轻松的说是学习班），在江北两路车队我经常去嘛。你的问题我很清楚嘛，你还要翻案，你怎么翻得了。”一番官腔使渝的心一下就凉了，管你是亲人还是仇人，渝也不客气的打断他的讲话，说：“严处长，劳动教养决定的罪状是最有分量最压秤的是吗？我的劳教决定第一条是与我市周XX，黄X、杨XX拉帮结派大肆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你们把凡是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扣上篡党夺权的帽子加予打击。我不是革委会的主任、委员，连革委会的小组长都不是，我和哪个拉了帮结了派，夺了什么权？第二条参加了杨XX赴京汇报团的会议，在文革中参加过什么组织的会议也罗列为罪状是不是也太没话可说了。”赴京汇报团是收集林彪在全国搞‘批清’抓‘三老会’‘五一六’，整群众后不平反，收集挨整后没有落实政策的材料去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汇报，故名赴京汇报团。后鲁大东书记找杨XX谈了话就解散了，这也算是罪状？渝接着说：“第三条，说把黄X诬告省市委的黑信带去上海交给陈阿大转王洪文也不属实。信是林彪那个‘批清’运动整群众的材料，包括廖伯康，他是一号专案的一号人物，清他就是清市部局下面牵扯一大片的干部，粉碎四人帮后廖伯康是重庆市委书记，这封信为他们鸣不平，不是罪是功。再请看第四条，与帮派头目多次密谋策划揪斗市委负责同志，在批判鲁大东书记前夕，汽车23队工人陈道贵电话上问我，‘明天那个会你去不去’？我说‘要去’。陈说，‘他们组织了三个车和人明天去。’我说，‘这个会不要组织人去，各人要去，各人负责。’因此他们组织好了都没去，这就是我‘密谋策划揪斗市委负责同志’的态度。在此中共四川省委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五日给周XX、黄X的电话记录也讲召开大会批判鲁大东同志‘是干扰当前集中火力批邓（小平）这个斗争大方向，是错误的。省委希望你们积极做工作，不要开这个会议。’请看省市委态度多鲜明，排除干扰，引导群众牢牢掌握批判邓小平的大方向，省市委到底姓汪还是姓蒋？这样的省市委究竟是红或是黑，难道是诬告了省市委吗？那么干扰了批判邓小平大方向该是什么罪过呢？在是非面前与专案组讲原则、讲道理，他们讲不通就干脆扣上粉碎四人帮后渝不但不交代自己的问题，反而态度恶劣不思悔改的帽子，为此还劳教二年。这个决定太荒唐，不重事实，不要人讲话，这哪里是共产党的作风”。严处长意外的没有谴责渝，他说：“渝辉，现在组织上要讲实事求是了，你也要实事求是，过去错了的要承认，错多少承认多少，没有的不要抓起往自己脑壳上糊。过去说打游击嘛，现在看哪个去打了？没有嘛。”这些话久违了，听起来多好听，党要讲实事求是，没有的不要往自己头上糊（请注意现在是组织上要实事求是了），从来没有人如此关照，眼泪都要滚出来了。严说：“你回去吧，我给你们党委打电话请他们给你复查，好吧？”跨出清查办公室的门，渝笑了，十多年的盼望，严主任打个电话，只要实事求是，那些算什么错唷。大不了在文革中给领导提了意见，这算什么唷，渝想，我的问题算是熬到头了。

渝回到家里天天盼，日日等。每次去党委问市委来电话没有，得到的结果都是两个字“没有”。渐渐的，渝的心冷了，是党委不说真话，自己搞的自己来否定、来复查，还是严克勤骗了我？渝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总之感到又被调戏了。而且，从此市委信访的同志也开始理直气壮的拒绝渝的上访，说什么“不怪我们了吧，市清查办都没给你解决，我们没得法了。”市委大门不是你想进就进得去的，再也见不到严主任，也不知他究竟打了电话没有。

一天，渝在重庆日报上面看见一篇文章，标题大约是《肃清左的流毒，坚持继续革命》，作者张文彬。这不是我们的市委书记吗？渝看了后给重庆日报写了一封信谈对这篇文章的感想，请报社转张书记。几天后，张书记收到信后派市委党刊《支部生活》杂志的关秀镇同志到渝家里来看他。当时渝不在家，关老师留下一张小纸条和电话，叫他去市委找他。见到关老师后，他对渝说，你给张书记的信他收到了，因书记忙，委托他来看你，信上提到你被左的流毒影响，至今未落实政策的问题，中央有文件（就是中央[82]9号文）一定会得到解决，要相信党和党的政策。因张书记没有分管落实政策，所以你的问题还得坚持找信访处，由他们牵头就好了。当时渝非常感动，一个市委书记对一封信能如此重视，派同志来家里看望，虽然没有直接帮他解决问题，但他满足了，他感谢关老师，感谢张文彬书记，他也没有提任何为难领导的要求，仍然坚持找信访处。至今渝还将关秀镇老师约他去市委见面的那张两个指头宽的小纸条珍藏着，作为永久的纪念，作为在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帮助过他，鼓励过他的好人，他将永远铭记他们。

1984年7月，有朋友指点，中央信访局有位领导到重庆来了解中央（82）9号文件和（83）9号文件的落实情况，来人叫李景和（音），住在重庆宾馆南楼XX房。渝前去找了李景和主任，讲了重庆没有宣传贯彻落实（82）9号和（83）9号文件，群众根本不知道这两个文件和渝属于（82）9号文中的“两案”人员后，李主任听后非常生气，他说：“整人的时候白天黑夜的整，落实政策就东推西推。说，你要我怎么帮助你。”渝说：“请李主任把我的申诉材料带回北京去批转我们单位，实事求是的进行复查。”李说：“是的，我只有把材料带回去盖上戳戳才行，在这里讲话不行，哪个听你的。”事后，渝通过熟人了解到这个材料李主任批转到重庆交通局保卫科，因“清查”运动时汽车公司不属市交通局管，他们不了解情况将材料转给公司保卫科，专案组写了假报告说已经复查了事。

1982年7月5日，渝所在的公司曾以中共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重庆公司委员会渝运汽（82）党字第020号文《关于对XXX申诉信的答复》，认为渝的问题已复查了事。该复查没有涉及劳教决定中的任何罪状，不敢回答干扰了批判邓小平是功是过，不敢说省市委喊去批邓是红是黑，不敢说为廖伯康等老干部送的“批清”一号专案材料给王洪文是功是过，更不敢回答实事求是交代就是不交代问题，是态度恶劣，是不悔改，该劳教。当然，整人是要让他们来整的，但让他们来复查，来自己否定自己，煽自己的耳光，可能吗？让他们来自己否定自己，那入了党的升了官的得了奖励的专案组人员脸又放在何处？

下  课

渝辉原本深信中共中央“两案”工作座谈会议1982年（9）号文会实现的，没有放弃上访。劳工科孔X是八·一五派的，其母亲是市中区干部，他本人专案组成员，因清查有功奖励入党，在文革中也曾拥护过这个那个的，粉碎后他说他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角色。为了要表现他的能干，多次去渝家里代表组织给渝谈话，要渝上班，不要去上访，否则一切后果自己负责。什么后果？上访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渝不相信他们胆敢置宪法置共产党中央的政策规定于不顾。于是，他们在1983年7月27日作出渝汽运（83）字第046号文《关于XXX长期旷工给予除名处理的决定》，盗用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和组长联席会的名义，对渝实行除名处理。他们胆子就是这么大，他们就是可以践踏宪法给予人民的权利。劳教的错误前面已经谈过，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两次集体讨论通过的，是党中央的集体决定，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老百姓对中央的决定该是什么态度？现在来清算老百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渝始终认为，这些人凭什么劳教他？你那劳教决定中的罪状，不是罪是功。他们为了打击曾参加过那场革命的人，指鹿为马，不让人申辩，理屈词穷后，订一个“不交代问题，态度恶劣，不思悔改”的罪状就劳教二年，荒不荒唐？！即便是对粉碎后的中央1982年（9）号文件，他们也可以根本不管不顾，就敢闭着眼睛说瞎话：“不晓得，没看见”。他们是不是在跟中央唱对台戏？是不是给党中央脸上抹黑？渝给职工代表大会去的申诉，他们不敢向职工代表大会传达，不敢让代表讨论渝的申诉，而是盗用职代会主席团和组长联席会名义，剥夺渝的劳动权、生存权，也断送了一个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奋斗多年的人的一生。

困  惑

渝辉从1982年9月劳动教养回家后，因工作安排问题，没有一分钱收入，两个小孩念书全靠老伴一个人的工资支撑。他在上访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着。

1984年，当渝辉被省事除名后，生活实在太困难，只好边打工边申诉上访。当时改革开放商海非常活跃，有能力的人到处都需要。但有一点，工资是不好拿的，不论你是否有本事，坑蒙拐骗，钱到手分成，没有白吃的午餐，找不来钱就没有工资。像渝这样在部队受毛泽东思想教育，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工会干部，社会上那套也实在学不会，只有靠兄弟姐妹、战友、朋友的施舍度日，数十年自己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别看他在皮包公司拿出的名片都是副总经理、经理、业务经理。狗屁！那些都是空的、假的、骗人的，一分钱工资都没有。有很长一个时期，每天早饭都没得吃，只是中午在外面吃一碗小面，晚上吃两个烧饼。在如此的生活环境中，渝从不叫苦，生活上没有更高的要求。在最困难时，没有挪用过别人帐上的一分钱，真是好样的复员军人。本来，即便是在渝以前在工会工作时，每年经手动用的公家的宣传费、困难补助费、先进生产者奖品费等也有几十万，后来清查他时帐目一清二楚，抓不着他的任何把柄。后来在商海中，朋友信任他，几十上百万的货物交到他手里，他若是心一黑肯“跳楼”，这些钱也是够他养老的。可是，渝辉从来想都没有想过。到如今，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打工没人要，直到2005年，才在民政部门申诉，以在乡带病复员军人身份享受四、五百元的低保，还没有医疗保障。他不愧为毛泽东的好战士，一个响当当的造走资派反的叛逆者。

从渝记事的时候开始，就热爱我们这属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祖国，热爱这个属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热爱这个国家的工农大众。当一九五零年那个纸老虎的美国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渝义不容辞参军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最前线，把自己的生命、青春、热血贡献给了党和祖国人民。骨子里没有一星半点反对共产党的意思。从部队转业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就因参加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逝世后，就从关押批斗、监督劳动到撤销干部、劳动教养直至除名，从一个30多岁风华正茂的小伙子，一个热爱党的复员军人，一下就变成了一个无职无业的流浪老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政治犯，这在当初是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渝有时也想不通，怎么会如此这般呢？是自己在变吗？！还是社会在变？！自己怎么也不可能变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去吧？！现在，有些醒悟，也还有点稀里糊涂想不通。看来，也只能让历史来做这个结论了。谁在变的结论，也许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看到，也许今生今世也看不到那一天了，但他会在九泉之下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渝  辉2008年3月2日完成于山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