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国际资本寡头统治与世界穷人革命

世界穷人革命：国际资本寡头跨民族国家统治的结果

——论国际等级秩序的统治造成的群众绝对贫穷是革命的助产婆

徐亮

2008.5.2

一个毛主义的革命潮流正在南亚形成“红色走廊”，在这片曾经被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本国印度教等级制统治的次大陆上，正在孕育着世界革命的希望。革命，绝不是革命的词句所能完成的，它必然体现为阶级的行动，无论它是暴力的，还是在绝对暴力为保障基础上的参与式选举。

马克思曾经认为，随着资本剥削的加重和财富的逐渐积累，工人将越来越贫穷。这一工人阶级绝对贫穷的定律一度被学者攻击为“谬论”，即使社会主义者也不能否认是马克思的“失言”。因为在西方，工人阶级似乎“富裕”了，中产阶级成为了社会稳定的中坚，作为第一、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也发展了起来，从而直接影响到资本论的一些主要观点。难道真是这样的吗？

美国学者施拉姆在其《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提到，毛泽东强调人和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毛泽东认为：“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历史似乎在证明这个观点，在西方世界的阶级斗争处于低潮的时期，第三世界国家阶级斗争形势却表现得异常尖锐。从中国革命在1949年的成功，到朝鲜、越南、老挝、古巴、柬埔寨等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成功，贫穷造成得阶级矛盾尖锐，直接成为了共产党走向暴力革命，社会政策极端激进的动力。那么这种贫穷真的完全是一个国家内部生产力不发展的结果吗，还是一种国际统治秩序的必然结局？

一、贫穷是帝国主义在民族国家之间转移矛盾的结果

以上过程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阶级斗争形势在两个世界里表现为非常不同的特征。在北方国家里，工人阶级处于生活安定的时期，中产阶级维持着社会的稳定；而多数南方国家里，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群众却处于绝对贫困中。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一组数据表明，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与最贫穷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已经从1913年的11：1发展到1973年的44：1，到1992年的72：1和2000年的727：1。这一事实表明，第三世界国家和第一、二世界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步呈现拉大的趋势，而且其速度呈越来越快的趋势。

财富的高度集中使得国际资本联盟能够以强大的实力控制全世界的舆论，支持各国的思想研究，援助形形色色的学术团体、机构和学者们，为世界各国人民虚构出一个无比美妙的世界未来。

同时“从这样巨量的超额利润中，可以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而各‘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正是在收买他们，用千百种方法，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方法在收买他们”。列宁的这些话被“忘记”了，而且是彻底、故意地“忘记”了。

可以说，国际资本寡头正是通过资本的输入和从超级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安抚国内的无产阶级，缓和国内的矛盾，制造出大量的“中产阶级”，从而将这些中产阶级的利益与对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加深的奴役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国内社会稳定设置了安全阀，而为国外的阶级奴役加大了严厉的程度。

1、帝国主义国内矛盾暂时隐藏起来，转化为国家矛盾。国际寡头同盟将国内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国家之间，特别是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政府重视自己国家人民的生命，并且积极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但是对其他国家却丝毫不手软。因为美国统治者深谙其中历史的原理。这些国际资本寡头的代理人联合在一起，建立起一个统治世界的同盟，打击那些清醒了的国家，将他们贴上“流氓国家”的标签，企图打倒一切试图与资本市场对抗的力量。

2、帝国主义国内的生产矛盾暂时隐藏起来，转化为国际等级秩序下被统治国家内的生产矛盾。国际寡头将制造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从而建立寄生的、吸血的经济。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韩国等国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将一些高污染、高危险、高劳动强度的工业转移到中国来，不仅转移了西方国家的工业污染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工业高端国家（西方）从工业低端国家（中国等）直接巧妙掠夺的经济剥削方式。他们带给中国的，除了资本对劳动的驱动力以外，还有贻害百年的环境代价。我们不要误会说，我们人民的生活确实有所改善了，正是他们的功劳，恰恰是由于他们的残酷剥削，才导致了我们的工人要白白地为他们付出更多的剩余价值的结果，而我们工人获得了改善家庭生活的收入，不过是他加倍劳动的结果，即是他劳动的结果罢了。

3、帝国主义的国内环境问题转移到国际等级秩序中的下游国家。这些国家国内的环境问题实际上是经济矛盾在世界范围内转移的结果。民族矛盾的实质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有意识转移国内阶级矛盾的结果，环境问题同样如此。我们所谓的环境问题，不过是西方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移高污染工业的结果。在发达国家内部制造出一个和谐、优美的环境的同时，还大言不惭地将这些优美环境适时地作为民主国家、发达国家的样板推荐到不发达国家，从而将这些国家引向歧途。我们不得不佩服，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智囊集团善于利用世界各国一切文明的成果，千方百计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服务，而这些策略手段的系统性、高瞻远瞩性，都是第三世界国家那些三两金子就能够收买的软骨头知识分子所不能理解、相信的。

4、帝国主义的国内意识形态转移到被统治国家内部就会成为极端的谬论。新自由主义的转移恰恰是为国际资本寡头利用为重要对立面的工具。这一思想的战略让我们想起了，古希腊城邦制度中，上层的奴隶主集团实行民主制度，但是在奴隶群体中却实行各个击破的政策。蒙古统治者灭亡南宋以后，将被统治者的汉族人划分为“汉人、南人”两种，实行分化瓦解的政策。美国在制约中国方面，试图维持中国的分裂，保持台湾的现状。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更是依据美国的战略意图分裂瓦解。国家的分裂体现着一种各个击破的思维，同样，通过在人民中间发展出一种多元、互相争论、互相掣肘的力量，那么人民就会在经济普遍不平等、经济普遍不自由的前提下保持一种虚假“自由”下的、实质上的“一盘散沙”，这种被外来国家经济统治、国内经济所有制以等级奴役形式出现的时候，这种“个人自由”不过等同于对抗奴役的“软弱无力”。因此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等级结构的被统治者地位，因此这些个人的自由要服从于人民的集体意志，将个人的自由放在国家之后，否则无论多么真诚的自由主义者都会在无意识中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个人的意志永远都无法超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造成的历史格局。

二、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的产生、富裕是以第三国家的普遍贫穷为前提的。

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同时，发展出与其劳动对抗、异化的形式，一方面是资本高度地聚敛财富，另外一方面却是工人消费能力的萎缩，萎缩到只能够维持其奴隶般生存地位的地步。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财富和庞大的商品就无法销售，从而造成了生产能力与商品的相对过剩，当这种过剩达到一定的规模，经济危机就发生了。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马克思的这个理论似乎被驳倒了。你看，现代西方社会的资本家努力开拓国内市场，尤其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增加，国内庞大数量的中产阶级成了商品的消费者，过去那种消费能力低下的无产者基本上消失了，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似乎消失了，从而经济危机的剧烈发生也似乎避免了。

不过，这只是一种潜在事实的表象：

1、西方国内的中产阶级实际上享受着第三国家同等统治阶级待遇。通过国际统治秩序，西方资本寡头在自己的国内用经济殖民地国家的超级利润制造了数量庞大的利益相关者。这批相关者从事的职业大多集中在商品流通、资本流通和资本代理形式（证券、股票等）的服务行业。如果我们不是有意掩盖这种形式的实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中产阶级从事的领域，实际上是为商品、资本提供管理、流通便利的辅助机器。中产阶级之所以必要，完全是由于资本寡头由于其庞大的资产在占有者与管理者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重大的解决方案。正是由于资本和商品的占有者在人数上是一小撮，因而他们只需要享受“寄生虫”一样食利的结果就能够维持其奢侈的生活了。那么，资本寡头在国际范围内建立的资产、商品网络就需要有人管理，因此在经济殖民地出现了买办集团，而自己国内的整个中产阶级无论其主观目的如何，都实际上沦为资本寡头列车上的一员，从而将自己的利益捆绑在资本的战车上。

2、第三世界，尤其是经济殖民地国家的中产阶级不过是一种幻觉。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产阶级是国际统治秩序中占据统治者序列国家所必然产生的一种现象。如果我们不能看清这一点，盲目地希望在国际秩序中处于经济殖民地国家内建立类似的阶层，那么其结果必然是培植出一批在国内商品、资本流通中单纯食利的“中间商”，其结果只是加剧国内劳动者的负担。

比如中国的生产领域，目前的结果是一个生产商，十个流通环节，千百个批发商，上万个零售商的荒唐局面。在第三世界国家，越是直接将商品以靠近出厂的价格快速送到劳动者手中，劳动者所承受的剥削越少。中国不仅完全将商品流通领域交给了私人资本，而且保护这种私人资本的权益以及在理论上能够创造价值的合理合法性。

这一点与西方上游国家依靠强大的资本、商品控制权创造出的中产阶级完全不同，中国这样的下游国家创造的“中产阶级”完全是在弱势的消费者和弱势的商品生产者基础上创造的。这双向的弱势使生产者和底层消费者都无法得到利益，而只是损害他们的权益。从这一点上，完全可以理解为，下游国家的市场运行机制中，生产者与消费者完全是隔离的，而且是人为被隔离的。在这种不透明的体制下，国家创造出的一批中产阶级，要么是依靠强大国家政权和国有垄断企业，要么就是依靠坑蒙拐骗，利用消费者对商品的“非万能知识”的蒙昧状态进行“流通领域的统治”。

3、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商品、资本力量试图借助于出口解决无限扩展的生产能力与越来越萎缩的国内居民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出口却直接被国际垄断资本利用，成为让国际垄断同盟内部工人阶级获得低廉商品的重要渠道，从而形成了跨国剥削。

如果单纯就美国国内的居民消费能力而言，其高物价、高税收、高收入之间的矛盾使工人阶级的生活处于脆弱的境地。但是中国低廉的劳动养活了美国普通居民，中国人只获得了利润收入中最低的部分，而其中的多数中间利润被跨国企业拿去了，即使这样，中国的商品到达美国也仍然处于物美价廉的地位，因而为美国人提供了高物价剥夺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的渠道。

4、西方国家依靠占据高端产业来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低端产业。通过国际交换的不平等，造成了以高科技为主的高端产业剥削第三世界工业、农业的局面。

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严重不平衡的状态。发达的生产力（尤其以生产工具为特征）为国际资本掌握着，从而掌握了直接市场的定价权。这种自由的生产力竞争如果是在一个自由市场的国家内部发生，那么就会形成生产力向前发展的趋势。但是这种生产力却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不平衡，就会直接造成发达国家垄断生产力的高端，严密控制高科技的流出，封闭生产工具的向前发展，而不发达国家就只能缓慢地进行生产力的研究开发，甚至在国际资本掌握其第三世界主要企业的情况下，更谈不上生产力的研究开发了。在这种局面下，资本寡头同盟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唯一动力就是他们与第三世界生产力差距缩小。为了减少研发成本，这些国家的寡头必然更加严厉地封锁生产力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同时从意识形态上压制第三世界国家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种上游国家占据生产力的相对制高点，而不发达国家占据生产力的低端的局面形成了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剥削。

以上的分析只是说明了一个显然的事实，即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发生、发展、存在是以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贫穷为代价的。这也是资本外围国家与核心国家所要阐明的世界经济真相。

三、贫穷是世界范围内国际寡头控制基本生存资料的表现

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中国，居民的基本生存资料价格都在飞涨，而那些奢侈品的价格却长期维持稳定。同时，粮食价格在世界范围内的上涨。粮食、住宅、医疗、基础教育这些都不过是维持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物价在生存资料领域的普遍飞涨，其实质上不过是国际寡头在国家范围内控制人民基本生存资料的表现而已。

1、谁掌握资源谁就掌握着世界的未来，同时可以说，谁掌握着人民的基本生存资料，谁就掌握着这个国家的政治。

粮食的短缺促使了粮食价格的上涨，而粮食价格的上涨又加剧了劳动人民有限的货币购买力的急剧下降。我们知道，物价即使是上涨一点，对富人可能并不影响什么，但是对穷人而言，却意味着又下降了一点。穷人与物价是密切相关的，这说明物价永远是穷人的问题。如果国家不慎将中产阶层也顺带剥夺了，那只能意味着他们根本就不是中产阶层。

2、贫穷并不意味着居民手中只是简单地掌握了过少的货币量，而是同时意味着他们手中即使掌握了海量的纸币，却并没有同等的商品；或者意味着即使掌握了海量的货币，这些货币却不得不被投入到维持基本生存的资料上来。

比如一个拥有稳定职业的技术人员，他的每个月收入在5000元。从一般学者看来，他算掌握了经济自主权，他手中有钱了，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但是可惜的是，他不得不将大部分货币投入到住房、吃饭、医疗、教育这些维持其地位和基本生存的领域，这部分支出又不是他不得不支出的，从而又将他从一个表面的中产者在实质层面上异变为一个贫穷者。

3、基本生存资料的价格上涨，是统治阶级让老百姓为其经济失败政策买单的表现。由于吃穿住用行是人民不得不进行的消费，拿这部分经济领域来进行高位盘剥，是一种强迫手段剥夺居民基本收入的表现，它将人民从小康水平拉回到温饱水平，将温饱水平拉回到贫困的边缘线。

十七大期间，北京军事博物馆中的“复兴之路”展览，列举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水平增加的工资数。但是稍微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发现其中包含的谬误。改革开放初期人民币的购买力是很强的，那时候的一分钱足抵现在的一元钱，那时候月工资的50元，就是目前工资的5000元。通货膨胀将所谓的居民收入增长的谎言击落尘世，成为一种经济学上笑料，它的目标，只是欺骗无知和不明真相的人。

四、贫穷是21世纪革命的动力

以上的分析只是说明这样的一个事实：

1、贫穷绝不简单意味着物资的匮乏，它往往表现为可支配物质资料的匮乏，而无论它手中有多少货币或是名义上的可支配资料。

2、贫穷并不简单是本国生产力低下的结果。贫穷局面的出现往往是国际资本垄断同盟扶植经济殖民地政权进行掠夺的结果。资本下游国家供养了资本核心国家，从而直接养育了一大批貌似与工业、农业无关的第三产业“中产阶级”。

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绝不是去简单地否定革命或起义，在劳动人民伤痕累累的脊背上再架上一把刀。如果他真的有良心，并且真的是拥有独立的思想，那么他应当去象堂·吉诃德一样，去和强大的国际垄断寡头去做斗争。如果他没有这个勇气，只有欺负劳动群众的“独立”勇气，那么就请他们闭上他们的臭嘴。

3、贫穷是统治阶级“劫贫济富”政策的体现。在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普通居民的基本生存资料上涨了，但是工资却没有任何变化或者低于同等标准的变化，那么只能意味着国家正在剥夺劳动群众而使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受益，那么它的性质也就显而易见了。

南亚目前出现的国际毛主义运动潮流恰恰是国际资本等级秩序与南亚传统的宗教等级结合起来，空前压迫劳动者的产物。贫穷是革命的动力，但是这种贫穷恰恰是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和压榨造成的。

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加重，必然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将经济危机以更加深重的程度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从而促使其代理人与国内劳动群众阶级矛盾的尖锐，进一步增加了革命的可能。在这种形势下，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重新出现民族主义倾向并发生统治阶级内部的变动，也就成为必然的现象。

贫穷是革命的动力，但是这种革命如果没有共产主义的引领，只能导致政治上民族主义形式的独立和经济殖民地共和国。而贫穷之后如何解决革命意志的保持问题，避免市民生活的精神腐蚀，毛泽东的晚期已经做出了初步的探索。如果我们想避免红色高棉极左派一样的历史悲剧，我们就不得不重温马列毛的精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科学地、创造性地发展出一种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