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重天下——被人遗忘的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

轻重天下——被人遗忘的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

文/翟玉忠

一.序篇·命运崎岖的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

国人几乎妇孺皆知兵家《三十六计》， “借刀杀人”、“声东击西”、“美人计”等等简直耳熟能详。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经济激烈竞争的时代，国人却很少知道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

华夏族长期独大的经济实力、统一的政治环境，使中国古代三十六计隐身于《管子》轻重十六篇长达两千多年，直到二十世纪初世界列国竞争又起，商战近逼，梁启超等人才开始重视。但随着中国学术的西化，很快又杳然无息了。此三十六计清晰地分为国内经济管理（前31计）和国际经济战（后5计）两部分，依次为：

1.伊尹之谋；2.商汤之谋；3.士室之谋；4.杠池之谋；5.鹄鹍之谋；6.五吏之谋；7.水豫之谋；8.北泽之谋；9.北郭之谋；10.渠展之谋；11.癸乙之谋；12.怀夷之谋；13.素赏之谋；14.曲防之谋；15.置屯之谋；16.城藏之谋；17.耜铁之谋；18.曲衡之谋；19.石璧之谋；20．菁茅之谋；21.栈台之谋；22.纂茈之谋；23.籍谷之谋；24.谢物之谋；25.慧星之谋；26.城阳之谋；27.峥丘之谋；28.抗庄之谋；29.沐树之谋；30.囷京之谋；31.三原之谋；32.制鲁梁之谋；

33.制莱莒之谋；34.制楚国之谋；35.制代国之谋；36.制衡山之谋。

兵家《三十六计》直到1941年始由成都瑞琴楼发行，1979年无谷（姚炜）先生的译注出版后风行于世。据说毛泽东和一些共和国开国元帅看过《三十六计》后都说它有参考价值。那么这本书真如一些人所说，与《孙子兵法》一样堪称经典吗？

远远不是！首先，这本书的理论基础竟是《易经》，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计谋解语直接引用《易经》原文，其余也都涉及《易》理。比如三十六计第九计“隔岸观火”就解作：

“阳乖序乱，阴以待逆。暴戾怒睢，其势自毙。顺从动豫，豫以顺动。”

“豫以顺动”一语即出自《易·豫·彖》；中国兵学脱离卜筮的影响应在周初，这一点从《逸周书》和《六韬》中都能清楚地看出来。《三十六计》仍以《易经》作理论基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另外三十六计计名许多来自成语故事，甚至是民间俗语，其中不乏启迪心智的闪亮之处，有时却显得俗鄙。

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则不是这样，在春秋战国诸侯大争的时代，它完整的出现在《管子》轻重十六篇的后半部分，国内经济权谋集中于《轻重甲第八十》（12计）、《轻重乙第八十一》（6计）、《轻重丁第八十三》（13计）中、国际经济战权谋存在于《轻重戊第八十四》（5计）中。

比较起来，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出现时间比兵家三十计早得多，理论上比兵家《三十六计》深厚得多，又经过了中国诸侯竞争时代数百年的历史检验。

在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显学的时代，为什么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长期以来无人知晓呢？其主要原因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湮灭无闻的第一个原因是二十世纪初，西方经济理论进入中国后，在“西学为用”的口号下，中国人的经济思想全盘西化。即使今天西方经济理论已经摇摇欲坠，中国诸多学者仍在死胡同中徘徊，死不回头。

举例说吧，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本身是一种强调多维动态平衡的经济理论体系，关键的平衡就是货币与实物的平衡，陈云细化为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原则”，落脚点是“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的平衡”。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总结1956年的经济工作时明确指出：

“钞票是物资的筹码，发行钞票必须有可以相抵的物资。按物资的数量来说，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五年是增加了，但是却发生了供应紧张的现象，原因就在于财政和信贷多支付了近三十亿元……我们要有计划地使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放慢，使它低于消费品增长的速度，在两年的时间内填补供应不足的差额，使购买力和物资供应大体上得到平衡。”（陈云，《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34－43页）

《墨子·经说下第四十三》在诠释“买”时就谈到实物与货币之间的关系，与陈云的基本经济理念没有本质的区别。上面说：“币值和谷物价格是互相制约的。币值贱则谷物必贵，币值贵则谷物必贱。如果币值不变，而每年谷物又因丰歉有变化，结果制约每年币值发生变化。” （原文：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

《管子》在论述货币与实物的动态平衡关系时比《墨子》的论述详细得多。《管子》的作者提出货币是物资流通的渠道（ 《管子·揆度第七十八》：“刀币者，沟渎也” ），主张以市场为指针，中币黄金作为计量财用的标准。（管子时代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管子·乘马第五》：“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

紧接着，《管子》的作者便进一步论述了钱币与物资必须相抵的观点，认为货币太多、太少都会出现问题，所以要提前筹划。和陈云一样，《管子》的作者也主张抓住财政这个纲。1988年10月8日，陈云针对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指出：“永远不打赤字财政。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第366页。）

《管子》的思想和陈云思想惊人的一致，注重国家建设对币值和商品市场的影响。上面说：

“黄金是计量财用的工具。懂得黄金的道理，就懂得什么是奢侈和俭省。懂得奢侈与俭省，各项用度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国家用度过少，对举办事业不利；过多，对商品资源不利。因为，国用过少，则金价低了，金价低则各项事业不好办，故对事业不利。国用过多则金价高，金价高则商品太贱，所以对资源不利。等到商品消耗光，才知道不足，这是不懂得适量的原故；等到事业完成后，才发觉商品过剩，这是不懂得合度的原故。不懂得适量，不知道适度都不行。而要懂得它们，也是有规律的。”（《管子·乘马第五》原文：黄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

西方人没有以阴阳哲学范畴为基础的动态平衡发展观念，所以他们的经济学常常露洞百出。比如西方经济学根本不重视实物经济与货币资本的平衡关系，长期以来美国极不负责任的疯狂印刷货币，大量繁殖的金融衍生工具推波助澜，使美国的实物经济与货币的比率严重失衡。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约为3%，而广义货币的年均增长率约为7%，货币增长率大约是经济增长率的2.3倍。据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提供的数字，美国的实物经济不到20万亿美元，但是它的衍生产品达到500多万亿美元。今天的次贷危机显然是美国这一错误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

中国经济学者不仅失去了中国哲学思维方法，更失去了独立的学术人格，更别提中国本土宝贵的经济理论。今天美国货币政策的始作俑者，“印钞专家”格林斯潘竟成了中国经济学者眼中的“神仙”，国人利权大失却沾沾自喜，名曰“外汇储备增加”，哪管什么陈云的外汇平衡——这些学者多在大学里对青年学生讲课，全盘西化的学术不知还将毒害国民多久！

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被埋没的第二个原因是儒家长期以来倾向于将义和利对立起来，重义而轻利，这使得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得不到充分应用和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家最多只是账房先生水平的“理财家”，从春秋时的管子到唐朝的刘晏，从北宋的王安石到现代的陈云，大抵皆行轻重之术，他们居功甚伟，却几乎无一例处地遭到鄙视甚至恶毒攻击。

早期儒家就将义与利对立了起来，基本上都是通过对伦理道德的过度强调，借以阐述其自由主义的小农市场经济理想，这一体制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很相似，尽管前者是以井田制为归依，后者则强调理性的原子化经济人。

孔子的学生曾子在《大学》中，称“聚敛之臣”不如“盗臣”，认为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虽有贤能的人，却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原文：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后来，当内外交困的梁惠王向远道而来的孟子询问利国之策时，孟子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本能的反感。他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孟子·梁惠王上》原文：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从中国传统的“以义制利”，《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将利与义并重，指出财富资源是终而复始的生产消费，随四时运动而发展消亡。圣人总是统一用号令的缓急来掌握它，统一用政策的开闭来控制它，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夺取它，用仁义之道来支配它。（原文：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管子·白心第三十入》也说：“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

孔子之后儒家重义轻利，使得中国古典经济思想长期无人问津。特别是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核心《管子》轻重十六篇，从唐代的孔颖达（574~648，唐经学家，字冲远）到清代的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轻重篇尤复鄙俗”）多讥之。更是别说《管子》轻重十六篇的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了。

明朝朱长春（朱长春，字大复，乌程人。万历癸未进士，曾官至刑部主事）在其所著《管子榷》中竟认为，包含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的《轻重甲第八十》、《轻重乙第八十一》、《轻重丁第八十三》和《轻重戊第八十四》诸篇，《轻重甲第八十》还好些，《轻重乙第八十一》、《轻重丁第八十三》和《轻重戊第八十四》干脆都可以不要了，纯粹是连小孩子都骗不了的东西，哪里是什么王霸之术。他说：“按《管子轻重》十二篇，本义尽矣，虽伪犹有可观。所云《甲》《乙》七篇，又后之好事者借名剿说而演之。改头换面，附根生枝，至驵贾之所不屑，儿童之所不可欺。如是能为国乎？况于霸。议既陋鄙，文亦琐屑。修辞者取节犹可，施之于行，远矣。《己》集次天时，稍可观。余《甲》尚未谬，《乙》以下可废。”

清末外交家，《管子析疑》 一书的作者何如璋（1838—1891）与朱长春的评论近似，不过他看到了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与《管子》经济思想的有机联系，他说：“文乃后人所作，以释《国蓄》轻重之数。内有三五节文义稍精，余多重复。亦有浅妄乖事实者。”

西汉刘向编定的《管子》的确内容庞杂，但编排的严整却是历来为人所称道的，现存的76篇大致分为八类，即《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朱长春竟认为《管子》轻重十六篇近四分之一的章节“可废”，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实际上是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应用举例，是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

梁启超可能是第一个为《管子》轻重十六篇大鸣不平的人，他在《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论述《轻重戊篇》“弱四邻”五计时作注说：

“后人多有疑《轻重》诸篇为伪书者，孔冲远、黄东发（南宋学者黄震，1213~1281，字东发——笔者注）皆极力指摘之一，由此诸篇讹夺特多，几不能读。一由其所言经济学理极为奥衍，我国此学向不发达，故读者不能索解，即如此段所列诸条后，人谓为必无是理，岂知其为事所必至，理所固然者哉！”（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八十）

当今经济学已成显学，若学者再忽视轻重之术，岂不悲乎！耻乎！

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被人遗忘的第三个原因是《管子》一书传世很早，却少善本，历史上几成废书。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的子目大多消失了，再加上《管子》轻重十六篇常常以夸张的数字阐明事理，这些都增加了后世学者恢复这些经济权谋的难度。

《管子》早在韩非时代就有传本， 《韩非子·五蠹》中直接将孙子、吴起的兵书与《管子》并列，指出：“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司马迁也曾看到过《管子》一书，并介绍了相关主要题目。《史记·管晏列传第二》载：“太史公说：我读了管仲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和《晏子春秋》，这些书上说的太详细了！读了他们的著作，还想让人们了解他们的事迹，所以就依次编写了他们的合传。至于他们的著作，社会上已有很多，因此不再论述，只记载他们的佚事。”（原文：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又刘向《别录》云：“《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那么司马迁强调的这些篇目显然是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即“经言”和“轻重”两个方面的内容（《九府》一书亦当与经济理论有关，《史记》亦“轻重九府”并称）。而《经言》中的《牧民》、《立政》、《乘马》、《七法》、《幼官图》诸篇都是有子目的，《杂篇》中之《九守》也有，我们可以推想，司马迁看到的《管子》可能都是有子目的，今天的经济部分《轻重丁》中还残存着两个子目，即“右石璧谋”（石璧之谋）和“右菁茅谋”（菁茅之谋）。《轻重丁》中还有“峥丘之谋”一语。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轻重丙》不知何时亡佚了，这使我们怀疑中国古代还有更丰富的经济权谋，他们显然不会脱离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本文列出三十六则计谋的目的也经过了选择，甚至还能列成三十七计（比如因为与经济关系少，略去了《轻重丁》中“乘天威而动天下之道”那条，该条与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中“慧星之谋”“乘天灾而求民邻财之道”相类似）。笔者总结出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是要让国人体会到：中国经济思想谋略深矣、远矣！

二.原理篇·轻重理论的再生

他们要杀死经济学中的希帕索斯理论

公元前5世纪，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80~前500年）坚信“万物皆数”，宇宙间各种关系都可以用整数或整数之比来表达。这时他聪明而天真的学生希帕索斯（hippasus）发现，边长为1的正方形，它的对角线却不能用整数之比来表达。

这个发现摧毁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核心，知道希帕索斯开始向别人谈到了他的发现时，学派中的其他成员便将希帕索斯扔进大海，残酷的杀害了他。

而在发端于战国时代甚至更早的《九章算术》中，已经开始对开方不尽数“以面命之”，并用正方形的“面”来定义无理数；成书于两千年前的《九章算术》已经提出正负数的概念，而欧洲直到17世纪才出现负数概念？德国十六世纪伟大的代数学家史替费尔依旧把负数称为“荒谬”。

西方数学思想的极端落后是欧洲人的愚蠢吗？显然不是，决定人类知识边界的是东西方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在西方人的思想中，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具体的“物”，并企图透过这些个别的物发现背后完美的逻辑形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在买卖、赢余、收付这些日常事物中，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这些事物的整体关系，然后才关注具体的个别的“物”。

东西方数学上的差异同样适用于经济学领域，打开西方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你看到的首先是供给和需求、成本和利润以及其背后的均衡理论。那么人类经济产生的基础环境呢？民族国家经济社会系统中始终显示的巨大非均衡呢？人在经济生活中的迥异的能力呢？则不是西方经济学关注的问题。

最早发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先进性的是梁启超。他在1909年所作的《管子传》中明确指出，《管子》的作者就已经有了宏观经济学概念。（请注意，1936年凯恩斯才出版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凯恩斯的收入和就业理论的基础上，宏观经济学才逐渐发展成为当代经济学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事实上，直到今天西方的宏观经济学仍然不能像将《管子》一样环境和政治近乎完美地嵌入到经济理论之中——中国自古主张“政经一体”，《管子·轻重甲第八十》释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这一概念时说：“故申之以号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归我若流水，此轻重之数也。”

一百年前梁启超（1873~1929）《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写道：

“经济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自近代始也。前此非独吾国无之，即泰西亦无之。（虽稍有一二，不成为科学）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者起，天下始翕然知此之为重。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晚近数十年来，始有起而纠其偏匡其缺者，谓人类之欲望，嬗进无已时；而一人之身，匪克备百工；非群萃州处通功易事，不足以互相给；故言经济者不能举个人而遗群，而群之进化，由家族而宗法而部落以达于今日之国家。国家者群体之最尊者也，是故善言经济者，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学所为可贵也。此义也，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四六）

当世人看到：在曾经养育了人类的资源丰富的非洲古大陆上，还有太多的饥饿！

当世人看到：在科学和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的时代，仍是越来越野蛮的环境破坏！

当世人看到：在最繁荣的都市，仍然存在是巨大的使人失去生命尊严的贫富鸿沟！

人类开始寻找另一条经济发展道路以及这条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

两千多年前，以《管子》轻重十六篇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已经详细阐明这些问题，全世界的经济学家要么装着视而不见，要么将之贬低为“封建”理财学。一句话，他们要杀死经济学中的希帕索斯理论——中国古典经济思想！

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致命基因

今天，当中国诸多学者以近乎非理性的方式维护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完整时，他们似乎忘了，二十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经不住推敲的假设沙滩上的，是拙劣模仿动力物理学的结果。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表明，西方经济学不仅没有带来人类持久的繁荣，反而带来了二十年代的大萧条、持续的战争和严重得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环境灾难。上个世纪末叶，西方经济理论家们开始对新古典主义的大厦修修补补，除了凯恩斯主义，也引入了博弈论、系统论等新的理论工具，不过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西方经济学将环境纳入理论体系，关注社会经济系统内在的不平衡的趋势——十九世纪经典物理学的某些基本特性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巨大阻力。

1997年，埃里克·D·贝因霍克在《混沌边缘的战略》一文中详尽阐述了经典物理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十九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显然还没有意识到经济学系统不是经典物理学处理的静态的均衡体系，他们错误地因袭了物理学的知识路线。埃里克·D·贝因霍克这样写道：

“现代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利昂·沃尔拉思、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和卡尔·门格创立的，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世纪之交综合成为一套条理清晰的理论。为了使经济学更具科学性，沃尔拉思、杰文斯和门格借用了当时的领先学科——动力物理学的观点和数学结构。20年前，朱利叶斯·梅厄、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赫尔曼·冯·赫姆霍尔兹和路德维希·奥古斯特已经在动力物理学方面取得了突破，这就为热力学开辟了道路。早期的经济学逐个等式地复制了19世纪中期动力物理学的数学公式，并用隐喻的手法（并且错误地根据许多物理学家的看法）将其转化为经济学的概念。

“另一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欧文·费舍尔在1892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展示了物理学家的‘粒子’如何变成经济学家的‘个体’，‘力’如何变成‘边际效应’，‘运动能量’如何变成‘总支出’等等。虽然微观经济学在20世纪已经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它的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欧文·费舍尔和其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核心思想仍然在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回荡。”（科马里[美]，《信息时代的经济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75页）

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经典物理学将当代经济学带入了歧途，因为经济系统不是经典物理学处理的封闭均衡体系，人类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与环境持续互动的结果，用“稀缺性假设”假设远远不能涵盖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其次，经典物理学家的“粒子”也不同于“个体”，也就是说同质的理性经济人是不存在的。又由于经济是复杂的巨系统，正反馈机制会推动经济处于远离平衡的状态，这使得西方经济学传统的自由竞争机制会导致市场自动平衡和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观点显得不近情理。

二十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根本上改造新古典主义的核心部分，他们注意到经济系统不是一个封闭的均衡体系，更像一个复杂巨系统，他们在对计算机行业的研究中清楚地看到了收益递增规律，经济系统会存在远离平衡的状态。比如走在这一潮流前面的圣达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教授，他甚至发现自己的经济哲学基础是道家，但却不知道黄老道家已经有了自己完整的经济学思想——《管子》轻重十六篇。

人类应按照自然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时序进行生产（自然原则）

布莱恩·阿瑟必竟是一个没有受过东方文明教育的外国人，他不知道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存在是能够理解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就是一些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专家，也会似乎荒唐地解读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举例说吧：东西方经济学都承认资源的稀缺性，但与西方经济学不同，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没有只看到“商品”，而是将环境直接纳入经济体系之中，将自然原则作为经济理论的第一原则，即人类应按照自然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时序进行生产。

《管子》轻重十六篇确有一些错简重复，但仍是一个首尾呼应的完整理论体系。轻重十六篇开头就讲不违农时，按照自然季节生产的重要意义。《管子·巨乘马第六十八》以齐桓公与管仲对话的形式论述说：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经济的筹算计划。”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蓄，原因出在政令上。”桓公说：“为什么说国无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呢？”管仲回答说：“一个农民只能种百亩土地，而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内完成。”桓公说：“为什么说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以内呢？”管仲回答说：“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到七十五天地下解冻。地下解冻才可以种谷，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种，所以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现在君上修建扶台，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一直过了春天您还不下令停止，百姓就失去了春耕二十五天的时机，全国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征发一人的徭役，百亩地不得耕种；征发十人，千亩不得耕种；征发百人，万亩不得耕种；征发千人，十万亩不得耕种。春季已失去了那个‘二十五天’，夏天又再来征发徭役，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夏天误了耘苗，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这就叫做粮食、土地不断地丧失。种谷既已延误了农时，君上的官吏又在不停地征税，农民吃用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现今则被君主拿去了九成。此外，官吏收税还要求交纳现钱。这些便是暴乱之所由起和刑罪增加的原因。如随之以暴力镇压，就要发生所谓‘内战’了。”桓公说：“讲得好啊！”  （原文：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乘马。”管子对曰：“国无储在令。”桓公曰：“何谓国无储在令？”管子对曰：“一农之量壤百亩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桓公曰：“何谓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对曰：“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七十五日而阴冻释。阴冻释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扶台、五衢之众皆作。君过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则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谷失于时，君之衡藉而无止，民食什伍之谷，则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币焉，此盗暴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众也。随之以暴，谓之内战。”桓公曰：“善哉！” ）

《管子》轻重十六篇最后一章《轻重己第八十五》主要讲的是按季节推行政治经济政策的“月令”体系，文中开篇提纲挈领地指出治国的基础在“因四时理万物”的自然原则，上面说：

精神产生心，心产生规，规产生矩，矩产生方位，方位产生正中，正中产生时历，时历产生四时，四时产生万物。圣人根据四时产生万物的状态加以调理，治世之道也就完备起来了。（原文：清神生心，心生规，规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历，历生四时，四时生万物。圣人因而理之，道遍矣。）

可一些学者在研究《轻重己第八十五》时，竟然认为本章与经济内容不相关，乃是别篇逸简。连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都不了解，更不要说理解人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全貌了——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华文明时，常常不是说文解字就是断章取义，后者常常以“某某人经济思想”的形式出现。如果我们认为《管子》轻重十六篇只是管子的思想，那么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甘肃敦煌悬泉置出土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岂不成为“王莽经济思想”？中国学术体系是一代代先人层层累积的结果，一些学者们按西方私人著述的逻辑生搬硬套地研究中华文明，才会出现这样的不该发生的错误。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的自然原则要求将国家经济政策与自然规律相适应，一方面要按自然时序国家依法保护环境，另一方面按自然时序国家帮助人们积极开发自然资源，防止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剥削，二者相辅相成。这就是《管子》一书称之为“轨守其时，有官天财”。《盐铁论·力耕第二》桑弘羊所谓：“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

一言以蔽之，实现自然原则的前提条件是国家按季节调控市场需求，这在中国持久的农业社会是极为重要的，它与西方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大相径庭。《管子·山国轨第七十四》论证说：

桓公问管仲说：“不征收赋税而满足国家财政需要，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统计理财工作做得及时，又能管好自然资源，何必向民间征税呢？”桓公说：“何谓管好自然资源？”管仲回答说：“除春天是人民种地与服徭役的时节外，夏天就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秋天与冬天也都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这都是富民乘时控制市场的时节，这又是物价涨落、贫富兼并的时节。君主一定要注意掌握‘四务’。”桓公接着说：“什么叫作‘四务’呢？”管仲回答说：“大春，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夏，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秋，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冬，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春，安排农事的时候就计算好：春天的夹衣、夏天的单衣、竿子、篮子、绳子、青箕、口袋、筐子、竹盒、捆绳等物品，使用多少天，使用的人有多少。凡无钱的农家都可以租借这些工具器物：口袋、筐子、竹盒、绳子和公衣等。完工后归还公家，并毁掉合同。所以，劳力出自百姓，器用出自国家。春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耕种，夏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锄草，秋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收获，冬季最紧要的二十天不误整治土地，这就叫作保证按照农时进行作业了。”（原文：桓公问于管子曰：“不籍而赡国，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轨守其时，有官天财，何求于民。”桓公曰：“何谓官天财？”管子对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此皆民所以时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君守诸四务。” 桓公曰：“何谓四务？”管子对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缣衣、夏单衣、捍、笼、累、箕、幐、籝、筲、稯，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幐、籯、筲、稯、公衣，功已而归公，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谓时作。” ）

国家直接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是损有余补不足，目标是实现百姓均平（均平原则）

除了宏观经济理论，中国人思维方式注重事物整体关系的另一种经济学表现形式是关注财富的分配。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特别列出一节谈《管子》的“调剂分配之政策”：

“泰西学者恒言曰：昔之经济政策，注重生产；今之经济政策，注重分配。吾以为此在泰西为然耳。若吾国则先哲之言经济者，自始已谨之于分配……管子之意，以为政治经济上种种弊害皆起于贫富之不齐。而此致弊之本不除，则虽日日奖励生产，广积货币，徒以供豪强兼并之凭藉，而民且滋病。此事也，吾国秦汉时尝深患之，泰西古代希腊罗马时尝深患之，而今世欧美各国所谓社会问题者，尤为万国共同膏肓不治之疾。而所以药之之法，在我国儒家言，其主复井田。孔子、孟子、荀子所倡，与夫汉唐以来之均田口分田限民名田等政策皆是也。在泰西社会主义学派，则主土地国有。其尤甚者，主一切财产皆归国有。其意亦与吾国之井田略相近。虽然‘私有权’之为物，随世界文明之进化而起，相沿既久，而欲骤废之，其不能见诸实行，不待智者而决也。若管子均贫富之政策，则举有异于是。”（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五二）

梁启超生活的时代正在西方资本主义垄断势力大发展的时期，所以他比今天中国许多经济学家都能更深刻体会到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导致的危害。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写道：

“夫商业之自由放任过甚，则少数之豪强，常能用不正之手段，以左右物价，苦人民而独占其利。此征诸今世之产业组织而可知也。近世有所谓卡特尔（kartell ）者，有所谓托辣斯（Trust )者，皆起于最近一二十年间，而其力足以左右全国之物价，甚者乃足以左右全世界之物价。识者谓其专制之淫威，视野蛮时代之君主殆有甚焉。而各国大政治家，方相率宵旰焦虑，谋所以对待之，而未得其道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六二~六三）

那么，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是如何解决财富分配问题的呢？它认为，如果国家对市场经济放任不管，必然产生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进而影响社会系统的整体稳定。《管子》轻重十六篇不大厌其烦地提到这一点，并要求国家直接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是损有余补不足，目标是实现百姓均平，社会和谐发展。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指出：因为人的天生禀赋不同，市场中会自然出现巨大的财富鸿沟，所以满足于将发展经济，将“财富蛋糕”作大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怎要用发行货币的办法刺激经济都不行（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这样搞，2001年“9·11”事件后尤烈！）还要用政治手段调节能分配，这是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所谓“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这种思想正是西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所欠缺的，上面说：

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之“笼”来控制民间；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那样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算有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的交易手段。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么能算得上国家得治呢？（原文：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管子·揆度第七十八》中作者将巨大的社会贫富鸿沟称为“贫者重贫，富者重富”，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互相奴役（民更相制），与上面《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中“民下相役”同义，不过这里强调的主要是战争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核心仍然是国家要直接干预社会财富的分配：

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起兵进攻我们，对于凡能谋划利国定民的大臣，就要割地而封；凡能作战成功立名的大臣，也要割地而封。这样。实际上是天下在封赏您的大臣了，而不是您本人进行封赏。天下已经使您把十里土地封给大臣，而随着天下每一次动兵，又要把二十里土地再次“封给”富民商人。您国的富民不是您使他发财致富，而是天下使他们致富。邻国每动一次兵，都会造成您国的富民商人多发一次财，弄得贫者更贫，富者更富，这就是失准的必然结局。”桓公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出兵攻打我国，百姓放下农具，拿起武器出外打仗，那么，举国不能种地，这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造成的。国君在战时，早晨下令征税晚上就要交齐，百姓只好抛卖财物、粮食，折价一半脱手。商人买进而加以囤积，那么，国内的一半财货就进入商人之手。战争结束，百姓复归旧业，物价会回到战前水平。商人在此时售出他所囤积的财物，可以把国内市场一少半的货币积藏在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币值可以提高十分之三，货物价格可以下跌十分之三。商人就在这贵贱十分之三中买来卖去，国家财物将全部落入商人之手，国君是束手无策的。百姓贫富之间不断地互相奴役，国君无能为力，这些就是轻重的失准。” （原文：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谋厉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则是天下尽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动，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邻国富之。邻国每动，重富君之民，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失准之数也。”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则国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分而去。贾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师罢，民反其事，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重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间，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此轻重之失准也。” ）

《管子·轻重甲第八十》为了防止《管子·揆度第七十八》中所说的百姓“重贫”的出现，高利贷的发生，要求国家积极参与到农村的信贷中去，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农村金融市场反而因为“现代化”而萎缩了。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存在大量农村人口的国家来说，农村的发展长期以来都是第一位的。此篇将对农民的支持提高到了国家安危的高度，核心是国家控制农村金融体系，“利出一孔”，防止农民为商业资本集团所左右。《管子·轻重甲第八十》论述说：

管仲说：“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应剥夺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桓公说：“何谓一国而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呢？”管仲回答说：“现在国君收税采用直接征收正税的形式，老百姓为交税而急于抛售自己的产品往往降价一半，产品因此落入商人手中。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所以，商人乘民之危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枯竭。故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沼泽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业的。”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山林、沼泽和草地，是出产柴薪的地方，也是出产牛羊等祭祀用物的地方。所以，应当让百姓到那里去开发，去追捕渔猎，然后由政府供应他们。对百姓的爱护，能够像弟之与兄，子之与父的关系一样，然后就可以沟通财利，直接相互支援了。因此，再请君上拿出一部分余钱，把它分别存放在各个邑里。阳春，养蚕季节一到，就用这笔钱预借给百姓，作为他们买口粮、买养蚕工具的本钱。这样一来，国家对丝的征收也可以减少一半。如果这样做四方百姓还不来投奔我国，那就还要掌握好六个时机：春天的耕地时机，下一步的收麦时机，再其次的种芋时机，再其次的种麻时机，再其次的除草时机，最后是大雨季节将临、农田的锄草培土时机。抓好这六个时节的农贷，老百姓就将被贷款吸引到我们国都来了。善治国者，一向是利用轻重之术，掌握充足的钱物贮备，所以，事件发生不至于混乱。这而后才可以成就王业。”（原文：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干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此给之。私爱之于民，若弟之与兄，子之与父也，然后可以通财交假也，故请取君之游财，而邑里布积之。阳春，蚕桑且至，请以给其口食筐曲之强。若此，则絓丝之籍去分而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时制之：春日倳耜，次日获麦，次日薄芋，次日树麻，次日绝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时制之，臣给至于国都。善者乡因其轻重，守其委庐，故事至而不妄。然后可以立为天下王。” ）

防止贫富分化，人与人互相剥削的唯一手段是国家垄断经济资源（储备原则）

在《管子》一书的思想体系中，防止贫富分化，人与人互相剥削的唯一手段是国家垄断经济资源， 除了垄断自然资源，还要进行大量的商品储备。政府要防止自然灾害和私商投机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管子·轻重甲第八十》将储备原则和自然原则并列，指出治理国家的关键是“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论证说：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通权达变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天以天时水旱体现其权变，地以财物多寡体现其权变，人以能力高低体现其权变，君主以发号施令为权变。君主如不能掌握天的权变，人地的权变也无从掌握。”桓公说；“为什么不掌握天权，人地之权就无从掌握？”管仲回答说：“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夏禹在位时有五年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至有出卖儿女的。商汤只好用庄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夏禹只好用历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所以，君主对于天时水旱不能掌握防备，人力和土地财物也都无从掌握了。因此，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每年贮蓄粮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当于够吃一年的贮备。三十七年就能有相当于十一年多一点的贮备。每年贮蓄三分之一不至于伤害民生，还可以促进农民重视农业并勤奋努力。即使天灾毁坏土地生产，发生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有死于沟堑或沿街乞讨的了。这就是掌握天时以对待天的权变的办法。”（原文：桓公问管子曰：“请问权数。”管子对曰：“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桓公曰：“何为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管子对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檀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檀卖子者。故天权失，人地之权皆失也。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此守时以待天权之道也。”）

西方传统政治经济理论中总是趋向于将人看作无区别的“原子”，无论是“选民”还是“理性经济人”都是这样。而在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中，人与人总是不同的，不仅是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同，人的社会生活起点也不同，理性经济人这样的概念在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是存在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中的人是活生生的社会人，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帮助弱者，根据百姓均平原则调整组织经济生活，实现社会协调发展，除了一般的轻重之术，必要时可以用以工代赈的手段或采用直接救济的方法。

《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谈到用国家储备粮用以帮助穷困，以工代赈时说：

国君控制物价的高低，可以做到每年贮备粮食的十分之三，十年必有三年的积蓄。如果遇上大旱大水的灾年，百姓无法务农，则修建宫室台树，雇用那些养不起猪狗的穷人以做工为生。所以，修建宫室台榭，不是为观赏之乐，而是实行国家的经济政策。（原文：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五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谈到春季国家政策时，还提出要直接救济弱者，如果路上有乞丐，那么当问责于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宰相。当我们看到全世界最豪华的都市无所不在的乞丐，我们能将之看作一种历史的进步吗？《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中说：

民之无父无母者，叫作孤子；无妻无子者，叫作老鳏；无夫无子者，叫作老寡。这三种人，都应依靠官府生活。无论能做事或不能做事，都应按其自报的条件进行供养而不可遗弃。官府多收养者有功，少者有罪。所以，路上不能有乞食的。如有乞食者，就要归罪于宰相了。这是天子春天的政令。（原文：民生而无父母谓之孤子；无妻无子，谓之老鳏；无夫无子，谓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食，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遗。多者为功，寡者为罪，是以路无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则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如果说曾经称霸中国的齐国没有乞丐，那么一些人肯定会嗤之以鼻，不过说改革开放前中国几乎没有乞丐这些人倒是相信的，因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才三十年；今天我们确实能够清楚看到的是，《管子》的作者已经开始反对消费主义的和依附型的经济，前者是今天美欧国家典型的经济特征，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了刺激消费，其国家和国民的负债率都很高；依附型的经济是太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道路，历史证明这是一条绝路，特别是拉丁美洲，依附型经济已经成为那里的贫困之源。

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管仲》的作者强调积累（储备）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世界政治还没有统一的条件下，经济战仍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管子·事语第七十一》以“泰奢”这个虚拟人物的形式反对泰奢，即过度的消费主义，上面有：

桓公说：“秦奢教我说‘不修饰车帷车盖，不大量添置衣服，女工的事业就不能发展。祭祀之礼不用牲，比如诸侯依礼用牛，大夫依礼用羊，不如此，六畜就不能繁育。不能高建楼台亭榭，美修华丽宫室，各种木材就没有出路。’这种说法对不对？”管仲说：“这是错误办法。”桓公说：“为什么说是个错误办法？”管仲回答说：“这是定地管理的方法。那里天子管辖方圆千里土地，列国诸侯方圆百里，滨海的子国七十里，男国五十里，象身体上的胸臂一样互相为用。所以调节缓急余缺，即使粮财散在民间，也不致成为统一国家君主的忧虑。但是，领土狭小而还要起来与大国争强的国家，必须使农夫努力耕耘，成果归于君主，使妇女勤于纺织，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与民意，而是因为国无积蓄就不能用人，国无余财就不能鼓励臣下。过分奢侈的办法，不可用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桓公说：“好。” （原文：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数也。”桓公曰：“何谓非数？”管子对曰：“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赢不足，虽在下也，不为君忧。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桓公曰：“善。”）

梁启超以为，“管子之意，以为若使天下能为一家，则财之艳于此者还注于彼，虽稍奢而不为害。若犹有国界，与他国竞争，则一国之母财，必期于丰；而母财丰生于积蓄，积蓄生于俭，故以奢为大戒也。”（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载《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五一）

《管子》在的经济思想与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t 1789~1846）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李斯特认为，英国当时鼓吹的自由贸易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它的前提条件是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已经存在，而现实中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超截止国家边界的“大同世界”。自由贸易理论是以牺牲贸易伙伴利益为代价的，弱小国家不得不用保护性关税和其他保护措施来培育发展自己的工业，同英国抗争；平等的工业地位才是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以及各民族大联合的基础。李斯特在他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雄辩地论证说：

“流行学派（指当时流行的自由贸易理论——笔者注）把那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它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是已经存在的，然后由此推定自由贸易的巨大利益。这样就把因与果混淆了。就那些已经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备邦来说，持久和平的状态是存在的；由于这种政治上的联合产生了商业上的联合，由于在这样形势下的持久和平，才使商业联合对它们那样的有利。历史上一切的成例告诉我们，领先的总是政治联合，跟着发生的才是商业联合。由后者带头而由前者跟进的情况，简直举不出一个例子。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实行普通自由贸易的结果是不会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的，情形将适得其反，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强国的优势之下，作出这种结论的理由是极其充分的，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形势简直是万难避免的。要使一个世界共和国（按照亨利四世和圣皮埃尔神甫所理解的），也就是世界各国彼此承认有同等权利、放弃单独采取纠正行动的广泛同盟成为现实，只有多数国家在工业与文化、政治修养与权力达到尽可能近于同等的程度时，才能办到。只有当这样的同盟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时，普遍自由贸易才能发展；只有由于这样一个同盟的结果，才能使一切国家象现在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一样，享有同样大的利益。有些国家在文化上同那占优势的国家比起来还差得很远，但是那个国家决没有从上帝手里取得垄断工业的永久权利，不过在时间上它比别的国家占先了一步而已。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从这一点看起来，保护贸易制度可以认为是促进各国实现最后联合，也就是促进真正自由贸易的最有效方法，”（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1年11月，第113页）

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今天美国人鼓吹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大英帝国自由贸易的代名词，中国主张西化的人忘记了李斯特的教导，中国主张本土文化的人又忘了《管子》的劝诫，今天，一切主张资本管制的言论，一切主张建立本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人，一切贸易保护的做法都成了异端。大家人人争着跟国际接轨——在跟国际接轨的同时，我们至少不能割断本土文明的脐带，否则我们会贫血而死！

对于“佚田”主张依赖储侯外援，经济放任的思想，《管子》的作者则指出，对外依附型的经济是不可取的，只有国家有丰厚的物质储备，才能国富民强，战无不胜。《管子·事语第七十一》写道：

     桓公又问管仲说：“佚田对我说：‘善于治国的人，能够运用不归他所有的资财，使用不归他所有的人力，为什么不利用各诸侯盟国的外援来控制天下呢？’”管仲回答说：“佚田的话不对。那种善于治国的人，总是使国内荒地开发，人民就安心留住；仓廪粮食充裕，人民就懂得礼节。而且国无积蓄将受敌国围困，城防不固将受敌国冲击。内部不安定，就无法掌握天下。佚田的话是不对的。”管仲接着说：“每年贮备粮食一成，十年就是十成。每年贮备二成，五年就是十成。十成粮食由国家掌握五成，注意用蔬菜补助民食，就可以保住这五成常在政府手里。这样，看农业年景加强贮备，积年累月，国家若有十年的积蓄，就可以作到以富胜贫，以勇胜怯，以智胜愚，以用兵精妙胜不精妙，以有义胜不义，以训练有素的士卒战胜无训练的乌合之众，这全部制胜的因素都具备了。于是发兵如风雨，动作如雷霆，独出独入，无人阻止，根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所以佚田的话是不对的。”桓公说：“好。”（原文：桓公又问管子曰：“佚田谓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诸侯权以制天下？’”管子对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且无委致围，城肥致冲。夫不定内，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岁藏一，十年而十也。岁藏二，五年而十也。谷十而守五，绨素满之，五在上。故视岁而藏，县时积岁，国有十年之蓄，富胜贫，勇胜怯，智胜愚，微胜不微，有义胜无义，练士胜驱众。凡十胜者尽有之，故发如风雨，动如雷霆，独出独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权与。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

必须指出的是，《管子》并不是一味反对发展外向型经济，对于那些资源基础薄弱的国家，这是唯一的选择。对于土壤漏失水分，无法生产粮食的国家，《管子》主张发展林木业，制造用精美木器来换取其他国家的粮食。《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上有：“漏壤之国，谨下诸侯之五谷，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梁启超对《管子》作者因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制定发展路线的思想赞美有加，并以现代各国崛起的历史证明之：“彼荷兰比利时，皆以蕞尔国当列强之冲，而其天然之恩惠又极薄；而顾以富闻于天下者，经济政策得宜故也。即如彼英国，其国内之农产物，曾不足以资其国三月之民食，而不以为病者，彼能以其工艺下天下之五谷也。”（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载《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七一）

国家主导核心战略资源的市场经济

整个二十世纪的人类经济思想史贯穿一条主线，就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斗争。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管子》的作者一方面一以贯之的反对儒家以轻税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小农经济，另一方面反对对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实行计划经济式的管理，认为“官百能”、“发民”会使人失去积极性，而是对有各种有才能的人进行奖励（详见《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请问教数”部分）；管子的作者也不主张今天流行一时的混合经济，《管子》轻重十六篇提倡的是一种国家主导核心战略资源的市场经济，这与西方建立在私人企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全不同。

《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通过对虚似人物梁聚轻税思想的批判，指出政府必须集中财力，才能实现国家的强大。不过《管子》的作者反对轻税思想并不意味着主张重税思想，它更重视“轻重之术”。税收在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调节社会财富的作用显然没有西方传统经济学中的作用突出，难怪梁启超将《管子》以不收租税为原则的财政政策称之为“无税主义”。《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

桓公问管仲说：“梁聚对我讲：‘古时候实行轻税而薄征，这算是税收政策中最适宜而易行的了。’梁聚的意见如何？”管仲回答说：“梁聚的话不对。轻赋税则国家仓廪空虚，薄征收则兵器工具不足。兵器、工具不足则皮、帛不能出口，国家仓廪空虚则战士低贱无禄。对外，皮货和丝帛不能输出于天下各国；对内，国家的战士又处境低贱。梁聚的话显然是错误的。国君有山，山中产铜，可用铜铸造钱币。如能用钱币折算粮食发放全国俸禄，粮食就全都掌握在国家手里，粮价可上涨十倍。农民晚睡早起，不用驱使就可以成十倍地增加产量。这样一来，战士只要有从前一半的粮食俸禄，就可以为国效命；农民又晚睡早起而努力耕作不止。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人，不必直接用言语驱使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不必直接用言语利用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这样，使百姓没有不为他所用、为他所使的。梁聚的意见是错误的。”桓公说：“好。” （原文：桓公问管子曰：“梁聚谓寡人曰：‘古者轻赋税而肥籍敛，取下无顺于此者矣。’梁聚之言如何？”管子对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轻赋税则仓廪虚，肥籍敛则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诸侯之皮币不衣；仓廪虚则倳贱无禄。外，皮币不衣于天下；内，国倳贱。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以币准谷而授禄，故国谷斯在上，谷贾什倍。农夫夜寝蚤起，不待见使，五谷什倍。士半禄而死君，农夫夜寝蚤起，力作而无止；彼善为国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用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无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紧接着驳斥“请士”的“官百能”思想，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周官营手工业体制的解体。上面说：

桓公又问管仲说：“有一个名叫请士的人对我说：何以不对各种有才能的人进行管束？”管仲说：“何谓管束有才能的人？”桓公说：“就是为了使智者全部拿出智慧，谋士全部拿出谋略，百工全部拿出技巧。这样做，就可以治国么？”管仲回答说：“请士的话是错误的。俸禄轻，士人就不肯死难；币值低，士人就轻视奖赏；物价低，谋生易，士人就苟且偷生。国家有此三种怠情现象，还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把粮食的七成操纵在国家手里，只让三成在下面流通，谋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谋略，智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智慧，勇士也就不惜生命了。请士的话是错误言论，因为不懂得轻重之术，就只能叫作错误的言论。” （桓公又问于管子曰，“有人教我，谓之请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对曰：“何谓百能？”桓公曰：“使智者尽其智，谋士尽其谋，百工尽其巧。若此则可以为国乎？”管子对曰：“请士之言非也。禄肥则士不死，币轻则士简赏，万物轻则士偷幸。三怠在国，何数之有？彼谷十藏于上，三游于下，谋士尽其虑，智士尽其知，勇士轻其死。请士所谓妄言也。不通于轻重，谓之妄言。”）

不仅对士阶层，《管子》的作者还反对用计划经济的方法，征发百姓进行生产，认为那样会导致百姓对政府的痛恨，人心涣散。最好的办法是让民间商业自由发展，政府调节市场。《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在论及“官山海”的具体政策时，以铁的生产为例说：

桓公说：“衡对我讲：‘一个农夫的生产，必须有犁、大锄、镰、小锄、鎒 、短镰等工具，然后才能成为农夫。一个造车工匠，必须有斧、锯、铁钉、钻、凿、轴铁等工具，然后才能成为车匠。一个女工，必须有刀、椎、针、长针等工具，然后才能成为女工。请下令砍伐树木，鼓炉铸铁，这就可以不征税而保证财用充足。’管仲回答说：“不可以。如果派罪犯去开山铸铁，那就会逃亡而无法控制。如果征发百姓，那就会怨恨国君；一旦边境发生战事，则必怀宿怨而不肯为国出力。开山冶铁未见其利，而国家反遭‘内败’了。所以，良好的办法不如交给民间经营，算好它的产值，计算它的赢利，由百姓分利七成，君主分利三成。国君再把轻重之术运用在这个过程，用价格政策加以掌握。这样，百姓就奋力劳动而甘听君主摆布了。”（原文：桓公曰，“衡谓寡人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鉥，然后成为女。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无籍而用尽。’”管子对曰：“不可。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竟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杂之以轻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则民疾作而为上虏矣。” ）

管子这种公私兼顾的经营模式，不直接税于民的财政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民间将管子奉为“盐神”，至今香火不绝，足见管子经济财政思想影响之大。梁启超在《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对《管子》的铁官设置高度不满，却对《管子》制定的盐政高度赞美，不知何故。他可能受到了汉儒对铁官激烈抨击的影响（如在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举行的《盐铁会议》上），可当时汉儒同样攻击盐的专卖政策。梁启超认为管子是将盐税作为间接税最早的人，远早于西方各国，他写道：

此管子财政策之中坚也。以今语释之，则曰：盐与铁皆归政府专卖而已。铁官之置，使人民生事之具日啬，其法非良，故后世行之，不胜其敝。若盐，则自秦汉以迄今日，皆以为国家最大之税源。虽屡更其法，卒莫能废。即今世所谓文明国，其学者虽以盐税为恶税，倡议废止，然废者不过二三国。岂非以每人所课者极微，而政府所得者极丰乎？秦西各国之国税，前此皆以直接税为中坚。今则殆皆以间接税为中坚。盖负担之普及，收税费之节省，人民之不感苦痛，皆间接税之特长。若盐又间接税中最良之税品也，而首发明此策者，则管子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六七）

至少到汉武帝时代，管子的基本经济思想仍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贯彻。当时一方面抑制兼并，防止剥削（役利细民），维持百姓均平，另一方面将孔仅、东郭咸阳等商人吸纳进政府，让他们为国效力，其治绩是显著的。据《史记·平准书》载：

（公元前117年，汉武帝元狩六年）大农奏上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的话说：“山海是天地藏物的大仓库，都应该属于少府，陛下不为私有，命属于大农作为赋税的补充。请准于招募百姓自备经费，使用官府器具煮盐，官府供给牢盆。一些浮游无籍的人欲独占山海的利益，求取财富，奴役贫民取利。他们阻挠此事的议论，听不胜听。建议敢于私铸铁器、煮盐的，钛其左脚趾，没收其器物用具。不产铁的郡设置小铁官，隶属于所在县。”于是使孔仅、东郭咸阳乘着传舍的车子到各地去督促实行官办盐铁，建立官府，除授原来经营盐铁的富家为吏。（原文：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擅管山海之货，以至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

超越计划与市场的形而上的争论，我们看到了《管子》轻重十六篇中建立在中国哲学基础上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轻重之术。在二十一世纪的晨光中，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显得太古老，以至于长期内我们忘记了她的存在；她又太新生，以至于我们一时无法全面理解她。

三.权谋篇·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

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不是固化的“经济技术”，它变化万端，却大抵离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三原则：自然原则、均平原则、储备原则，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相对于兵学中的《三十六计》，二者有同又有异。

中国古典经济权谋与兵法中“三十六计”胜敌之道不同，除了《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中国古典外贸理论中的“五计”，大抵皆为强国富民之道。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又如同孙吴兵法，皆在事理人情之中。显而易见，如果计谋超过事理人情，凭空设计，则很快会被人识破。《三十六计·总说·按》中所谓：“且诡谋权术，原在事理之中，人情之内。倘事出不经，则诡异立见，诧世惑俗，而机谋泄矣。”

《管子》的作者遵循自然主义的人性观，人皆趋利避害的人情论，认为在经济上给予老百姓就会高兴，夺取老百姓就会愤怒，所以反对通过一味强行收税的办法，主张加上价格上的隐蔽性税收（租税），作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中指出：

人们总是相信爱己之人而死于谋求财利，这是普天下的通例。百姓又总是予之则喜，夺之则怒，这也是人之常情。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给予人民利益时，要求形式鲜明；在夺取人民利益时，则要求不露内情。这样，人民就与君主亲爱了。“租籍”，是强制进行征收的；“租税”，是经过谋划索取的。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避免强制征收的形式，保留他经过谋划的索取，这样天下就乐于服从了。（原文：夫民者亲信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

《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中也有类似的语句——《管子》尽管整体上结构严整，但轻重十六篇中仍有多处重复互见之文，使人感觉《管子》成书时并没有被细致地整理过。

梁启超认为管子的这种“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财政理论有太多的好处，且是世界历史发展之大趋势。他在《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写道；

“此管子无税主义之大概也。考其所以持此主义之理由，其一则以为租税妨害国民生产力也，其二则以为租税夺国民之所得也，其三则以为租税贾国民之嫌怨也。此三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今世言财政学者，亦不能具斥其非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六五）

又说：

“然则管子之财政策，以盐铁为主，而以矿产森林辅之，即财政学所谓官业收人者是也。前此东西各国之财政，大率以租税收人为中坚。其租税又以直接税为中坚。近今则非徒租税中之间接税代直接税而兴也，而官业收人，且骚骚乎夺租税收人之席。德国及澳洲联邦导其先路，俄罗斯日本等国步其后尘．若国有铁路、国有森林、盐专卖、烟专卖、酒专卖等，其条目也此类之收人日增，则各种租税可以渐减，管子所谓无籍而国用足者，庶几见之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六八）

 “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也影响到诸多权谋的设计；《管子》轻重十六篇《轻重甲第八十》、《轻重乙第八十一》、《轻重丁第八十三》中的经济计谋（《轻重丙第八十三》已佚、《轻重戊第八十四》中的权谋之术是关于对外贸易的），其中只有《轻重丁第八十三》有两个子目：“右石璧谋”和“右菁茅谋”，参照《管子》一书其他章节子目的体例，我们将这些轻重之术都加下子目，称为“石璧之谋”、“菁茅之谋”等等，以飨读者——

《管子·轻重甲第八十》十二计

1.伊尹之谋

题解：伊尹是商初重臣，在商灭夏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尹之谋与兵法《三十六计》“美人计”有相通之处。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获取资源，“致天下之财”的方法。《管子》的作者认为，只有吸引天下财富，招引天下的人民，国家才能生存发展，所谓“故为国不能来大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想想今天之中国，利权大失，成了“世界工厂”；美国欧洲却成为国人趋之若鹜之地，甚至是“自由世界的天堂”，真怕“国将不国”了！

白话：

桓公说：“掌握轻重之策有定数么？”管仲回答说：“掌握轻重之策没有定数。物资一动，措施就要跟上；听到消息，就要及时利用。所以，建设国家而不能吸引天下的财富，招引天下的人民，则国家不能成立。”桓公说：“何谓吸引天下的财富？”管仲回答说：“从前夏桀时，女乐有三万人，端门的歌声，清晨的音乐，大路上都能听到；她们无不穿着华丽的衣服。伊尹便叫薄地无事可做的妇女，织出各种华美的彩色丝绸。一匹织物可以从夏桀那里换来百钟粮食。桀的国家是天子之国，但他不肯为天下大事忧劳，只追求女乐享乐，所以伊尹便取得了他的粮食并操纵了他的市场商品流通。这就叫作吸引天下的财富。”

原文：

桓公曰：“轻重有数乎？”管子对曰：“轻重无数，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故为国不能来大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桓公曰：“何谓来天下之财？”管子对曰：“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譟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篡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

2.商汤之谋

题解：原文中作“汤之阴谋”。明儒赵用贤（1535-1596）称：“汤以至仁伐暴，何必如此？是战国阴阳之说，非管氏语也。”近人马非百称“赵说迂拘可笑”。通过收买高级官员的办法实现政治经济目的，是古今中外战略家常用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常有一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向中国高级领导人“布道”，比如劝说中国持有大量美元，比如诱骗中国只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就会二十年超过日本等等。这恐怕是另类的“汤之阴谋”吧，只不过这里连钱都不用花，为中国精英集团洗脑就行了！

白话：

桓公问管仲说：“商汤仅用七十里的薄地，就兼并了桀的天下，其原因何在呢？”管仲回答说：“桀不许百姓冬天在河上架桥，夏天在河里渡筏，以便观赏人们受冻和受淹的情况。他把雌虎放在市街上，以便观赏人们惊骇的情态。商汤则不是如此。收贮蔬菜和粮食，对饥饿的人给饭吃，对挨冻的人给衣穿，对贫困的人给予救济，天下百姓归附商场如流水，这就是夏桀丧失天下的原因。”桓公说：“夏桀何以导致商汤达到这种目的呢？”管仲说：“女华，是桀所宠爱的妃子，汤用千金去贿赂她；曲逆，是桀所亲近的大臣，汤也用千金去贿赂他。内部有女华的暗中相助，外则有曲逆公开相助，暗地与公开计议相配合，而汤得成其为天子。这是商汤的机密策略。”

原文：

桓公问管子曰：“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对曰：“桀者冬不为杠，夏不束柎，以观冻溺。弛牝虎充市，以观其惊骇。至汤而不然。夷疏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天下归汤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汤得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华者，桀之所爱也，汤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汤事之以千金。内则有女华之阴，外则有曲逆之阳，阴阳之议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汤之阴谋也。”

3.士室之谋

题解：这里的“士室”指每里所置的里尉办公居住之处。士室之谋用行政手段垄断商品，人为提高商品价格获取财政收入，实现社会的转移支付。历史上这种作法常常遭到富人的反对，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支撑才能实现。如果单凭穿丧服，靠道德感化，是不可能实现“损有余，补不足”的调控目标的。士室之谋的目的是抚恤战士，是法家“显耕战之士”的直接体现。

白话：

桓公想对死难者的后代进行抚恤，他说：“我们国家，是处在四面受敌地位的国家，是依靠国外输入粮食的国家，又是虎狼野兽栖息的山区。现在每次战争都有死伤。对于死难者的孤儿，那些白发老人的孙子，对靠丈夫当兵过活的寡妇，没有东西救济他们，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我们国家的豪门大族：那些升大官、有采邑囤积财物的人们，国君若控制这些人的财物，市场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控制就下降；若把这些人的财物掌握起来，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掌握就下降。因为当大官的、有采邑的、富商、蓄贾、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都是我们国家的富豪。所以，国君要穿上白布丧衣到士室去，召集那些功臣、世家、当大官的、有采邑的、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对他们说：‘城防不固容易被敌人攻破，没有粮食贮备容易被敌人围困，天下各国都如此，齐国怎么能不加以考虑呢？你们各位大夫凡存有粮食的都不可自由处理。要用平价向你们收购。’接着就定好合同。粮食数量，不许他们夸大或缩小。这样一来，缺粮无粮的百姓，都闻风而纷纷买粮，买多的买少的，络绎不绝；远道的近道的，不推而自来。国内粮价坐涨达四十倍。国君就可以拿出四十倍的粮食来赈济孤儿寡妇，收养贫病之人，照顾穷而无子的孤老。使他们不至于卖身为奴而得到生活供养，也使他们不至于死于沟壑。这样，广大战士就会争先作战而勇往直前，不贪生惜命而为国效力，舆死扶伤，为国牺牲者可达到半数以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战士们并非好战而轻死，是轻重之术的作用使之如此的。”

原文：

桓公欲赏死事之后，曰：“吾国者，衢处之国，馈食之都，虎狼之所栖也，今每战舆死扶伤，如孤，荼首之孙，仰倳戟之宝，吾无由与之，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吾国之豪家，迁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故迁封、食邑、富商、蓄贾、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此吾国之豪也，故君请缟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迁封、食邑、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曰：‘城肥致冲，无委致围。天下有虑，齐独不与其谋？子大夫有五谷菽粟者勿敢左右，请以平贾取之子。’与之定其券契之齿。釜鏂之数，不得为侈弇焉。困穷之民闻而籴之，釜鏂无止，远通不推。国粟之贾坐长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贫病，视独老穷而无子者；靡得相鬻而养之，勿使赴于沟浍之中，若此，则士争前战为颜行，不偷而为用，舆死扶伤，死者过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战而轻死，轻重之分使然也。”

4.杠池之谋

题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光“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是不够的，还要学会利用他国的资源。古书《道若秘》上说“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显然《管子》的作者将商业放到了经济政策的核心位置。通过人为增加需求的办法提高价格，敛天下之财，是杠池之谋的核心所在。与西方常见的政策不同，这里需求的增加不是靠公共工程，而是靠加大物资（此处为牛马）的消耗，进行抬高这些物资的价格。

白话：

桓公说：“皮、干、筋、角四种兵器材料的征收太重了。由于重征于百姓而使市场上皮、干、筋、角的价格昂贵，这不是治国之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高桥深池，使行人站在桥东看不到桥西，站在桥南看不到桥北。”桓公说：“可以。”过了一年，皮、干、筋、角的征收减少一半。人民在这方面的负担也就减少了一半。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缘故？”管仲回答说：“桥和池平坦的时候，夫妻两人拉着车子，可以轻松地走百里路。现在高架桥而深挖池，东西南北的行人互相看不到对方，一旦天下小雨，十个人的力量也不能推车上桥；洼地遇雨，十个人的力量也靠不住。除了利用牛马的力量别无其他方法。牛马骡被累坏了，而且不断死在路上，牛马的皮、干、筋、角白送都没有人要。牛马的价格也必然上涨百倍。天下各诸侯听到这个消息，势必象流水一样赶着牛马到齐国抛卖。所以，高架桥而深挖池，正是用来招引天下的牛马而减少人民这项负担的办法。诚如《道若秘》所说：‘重视财物的生产，不如重视财物的收聚。’”

原文：

桓公曰：“皮、干、筋、角之征甚重。重籍于民而贵市之皮、干、筋、角，非为国之数也。”管子对曰：“请以令高杠柴池，使东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见。”桓公曰：“诺。”行事期年，而皮、干、筋、角之征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杠、池平之时，夫妻服辇，轻至百里，今高杠柴池，东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广泽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马之力所无因。牛马绝罢，而相继死其所者相望，皮、干、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马之贾必坐长而百倍。天下闻之，必离其牛马而归齐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马而损民之籍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5.鹄鹍之谋

题解：鹄（hú），天鹅；鹍（kūn），鹍鸡。《管子·权修第三》说：“教训成俗而刑罚省”，这不仅适用于政治，也适应于经济。通过重奖那些射猎飞得高的天鹅、鹍鸡的人家，驱使人们改良弓箭的质量，此真为不言之教！如果整个国家形成了某种好的风气，必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民族尚武，那么这个国家的军工业一定会更容易取得发展。瑞士人尚武，其军刀质量横绝天下即为一例。

白话：

桓公说：“我们的弓弩很多扭曲不好用的。我们向百姓收取重税，养活工匠，而弓弩反多扭曲碍用，这个原因是什么？”管仲回答说：“鹅、鸭的窝巢很低，鹍鸡、天鹅和大鸨则飞行很高。对于射有天鹅、鹍鸡的人家，请君上您送上玉壁去聘请他们。”桓公说：“可以。”过了一年，上面的弓弩供应没有短缺不足，眼前也没有随处奔走的闲人了。三个月解开弓衣检查，弓弩也没有扭曲不能用的了。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对于射有天鹅、鹍鸡的人家，您用玉壁礼聘，住在水草丰茂地方的百姓们知道以后，就都要越过平地去远方射猎。另外，没有三百斤拉力的硬弓，就不能射中鹍鸡、天鹅和大鸨。那些具有三百斤拉力的硬弓，如不使用矫正弓身的“棐擏”，它本身是不会正的。所以，三个月解开弓衣而弓弩没有扭曲碍用的，其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做弓的人家都熟悉这项专业的缘故。”

原文：

桓公曰：“弓弩多匡(车多)者，而重籍于民，奉缮工，而使弓弩多匡(车多)者，其故何也？”管子对曰：“鹅骛之舍近，鹍鸡、鹄、鸨之通远。鹄鹍之所在，君请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诺。”行事期年，而上无阙者，前无趋人。三月解医，弓弩无匡(车多)者。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鹄鹍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泽之民闻之，越平而射远，非十钧之弩不能中鹍鸡鹄鸨。彼十钧之弩，不得棐擏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医而弓弩无匡(车多)者，此何故也？以其家习其所也。”

6.五吏之谋

题解：大道无形，经济政策亦然。通过对尧时代五个功臣的纪念，一方面教育的世人，另一方面在祭祀中，以鱼为牲，扩大了对鱼的需求，国家增加了鱼税，这里礼与利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不可谓不精妙。西方经济决策者不是减税就是增税，不是放松银根，就是紧缩银根，相对于变化无穷的轻重之术，显得极为笨拙。

白话：

桓公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毁坏房屋。”又说：“我想征人口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让人们抑制情欲。”又说：“我想要征收牲畜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宰杀幼畜。”又说：“我想征收树木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那么，我征收什么税才行呢。”管仲回答说：“请您向鬼神征税。”桓公很不高兴地说：“人口、房屋、牲畜、树木尚且不能征税，还能向鬼神征税么？”管仲回答说：“行事合宜而乘势，就可以得到好处；谋事利用权术，就可以得到大助。王者善于运用时势，圣人善于运用神秘，使万事各得其宜。”桓公说：“作法如何？”管仲回答说：“从前尧有五个功臣，现在无人祭祀，君上您建立五个死者的祭祀制度，让人们来祭祀尧的五个功臣。春天敬献兰花，秋天收新谷为祭；用生鱼做成鱼干祭品，用小鱼做成菜肴祭品。这样，国家的鱼税收入可以比从前增加百倍，那就无需敛取罚款和征收人口税了。这就叫作举行了鬼神祭祀，又推行了礼义教化。既然如此，那么自己满足了财政需要，何必再向百姓求索呢？”

原文：

桓公曰：“寡人欲藉于室屋。”管子对曰：“不可，是毁成也。”“欲藉于万民。”管子曰：“不可，是隐情也。”“欲藉于六畜。”管子对曰：“不可，是杀生也。”“欲藉于树木。”管子对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则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对曰：“君请藉于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万民、室屋、六畜、树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对曰：“厌宜乘势，事之利得也；计议因权，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势，圣人乘幼，与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昔尧之五吏无所食，君请立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春献兰，秋敛落；原鱼以为脯，鲵以为殽。若此，则泽鱼之正，伯倍异日，则无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谓设之以祈祥，推之以礼义也。然则自足，何求于民也？”

7.水豫之谋

题解：水豫之谋显然属兵谋，何以进入轻重之术？唯一的解释是这样大的工程需要经济官员的积极参与配合，军事和经济实为不可分割的一体。马非百先生认为此事当是以汉武帝时代之事迹为背景，“隐三川，立员都，立大舟之都”即影射汉武穿昆明池练水军一事，而当时主管这一巨大工程的正好是管理经济的水衡都尉。专记经济事物的《史记·平准书》两次提到开凿昆明湖一事，上面说：“初，大农管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

白话：

桓公说：“天下各国，没有比越国再强的了。现在我想北伐孤竹、离枝，恐怕越国乘虚而至，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管仲回答说：“请君上阻住原山的流水，让大夫建筑游水大池，让人们跳水游水为乐。这样，越国还敢乘虚而至么？”桓公说：“具体作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三川、建圆形水池，还要修造能行大船的湖。这个行大船的湖应有深渊，深度达七十尺。然后下令说：‘能游者赏十金。’还没有用去千金，齐国人的游泳技术就不弱于吴越的人了。”桓公终于北伐孤竹和离枝。越国兵果然来了，筑堤屯堵菑水的曲处淹灌齐国。但管仲有善于游泳的战士五万人，应战于菑水的曲处，大败越军。这叫作水战的预有所备。

原文：

桓公曰：“天下之国，莫强于越，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恐越人之至，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君请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为乐，则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隐三川，立员都，立大舟之都。大舟之都有深渊，垒十仞。令曰：‘能游者赐千金。’未能用金千，齐民之游水，不避吴越。”桓公终北举事于孤竹、离枝。越人果至，隐曲菑以水齐。管子有扶身之士五万人，以待战于曲菑，大败越人。此之谓水豫。

8.北泽之谋

题解：万物相生相克，祸福亦然。火灾会使薪柴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增加。问题是，当代社会粮食及肉类价格的上涨受惠者不是农民，而是那些中间商和石化企业。中国政治经济的原则是“损有余补不足”，现在却常常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七十七章》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天道无私，其意深矣，几人能知！

白话：

齐国的北部草泽发生大火，火光照射到齐国的朝堂之下。管仲祝贺桓公说：“我国的土地将得到开辟，农民也一定有百倍的财利可得了。”当年的租税果然在九月就交纳完毕，粮食的收成也好。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任何万乘之国或千乘之国，做饭都不能没有柴草。现在北部草泽起火，柴草无以为继，这样，农夫从容装车出卖薪柴，一捆柴草可以价高十倍。春天得以耕种土地，夏天得以除草耘苗。这就是租税能在九月交纳完毕的原因。”

原文：

齐之北泽烧，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贺桓公曰：“吾田野辟，农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岁租税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万乘之国、千乘之国，不能无薪而炊。今北泽烧。莫之续，则是农夫得居装而卖其薪荛，一束十倍。则春有以倳耜，夏有以决芸。此租税所以九月而具也。”

9.北郭之谋

题解：合理的社会分工不仅会提高经济效率，还会调节不同阶层的利益，即 “调通民利”。不合理的社会分工会使社会出现巨大的鸿沟，最终影响整个经济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力量过于强大，劳工阶层的收入低下，消费能力长期无法提升，产品过剩的结果。如果不改善社会利益的分配机制，仅靠市场调节，那么现代西方经济学常常失灵是必然的。历史上行北郭之谋者如战国时鲁相公仪休，为了让农民和织妇更容易卖掉他们生产的货物，干脆拔掉了自家园中的蔬菜，烧毁了自家的织机。《史记·循吏列传》载：“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食茹（蔬菜的总称）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出售）其货乎’”

白话：

桓公忧虑北郭百姓的贫苦生活，召见管仲询问说：“住在北郭的都是编织草鞋的贫民，又以种菜为主要收入来源，有办法帮助他们么？”管仲回答说：“请下令，有百钟存粮的富家不得做鞋，有千钟存粮的富家不得经营菜园，住在城郊三百步以内的家庭不得自种蔬菜。这样失业的人家就可以得到帮助，北郭的贫民就可以打开产品销路。他们的劳动成果和菜园收入，都将由此有十倍的大利。”

原文：

桓公忧北郭民之贫、召管子而问曰、“北郭者，尽屦缕之甿也，以唐园为本利，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请以令：禁百钟之家不得事鞒，千钟之家不得为唐园，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树葵菜，若此，则空闲有以相给资，则北郭之甿有所雠。其手搔之功，唐园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10.渠展之谋

题解：在世界没有实现政治统一的现实条件下，国富才能国强，国强才能称雄天下。渠展之谋是《管子》作者“官山海”思想的具体体现，通过对战略资源的垄断，取税天下，如不竭之水。若中东国家得此术，也必可成“阴王之业”，怎奈，这些国家怀中有宝，却不能自卫，只能纷纷仰美国的鼻息。一个国家就算有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不通轻重之术，只能作世界的“矿区”或“工厂”，悲夫！

白话：

管仲说：“大地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有三个，齐国也在其内。”桓公说：“这话的涵义能说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楚国有汝河、汉水的黄金，齐国有渠展所产的盐，燕国也有辽东所产的盐。这当然是大地资源丰富的国家。不过楚国的拥有黄金，相当于齐国的拥有菑石，如果经营不好，运用不当，天下也是不以为贵的。若是我管夷吾拥有楚国的黄金，就可以使农民不耕而食，妇女不织而衣了。现今齐国既拥有渠展的盐产，就请君上您下令砍柴煮盐，然后由政府征收而积存起来。”桓公说：“好。”从十月开始征集，到次年正月，共有成盐三万六千钟。于是召见管仲询问说：“这些盐要怎样经营运用？”管仲回答说：“初春一到，农事即已开始，规定各大夫家里不得修坟、修屋、建台榭和砌墙垣，同时就规定北海沿岸的人们不得聚众雇人煮盐。这样，盐价一定要上涨十倍。”桓公说：“好。下一步如何行事？”管仲回答说：“请下令卖到梁、赵、宋、卫和濮阳等地。它们都是靠输入食盐过活的。国内无盐则人们浮肿，守卫自己国家，用盐特别重要。”桓公说：“好。”于是下令出卖，共得黄金一万一千多斤。桓公又召见管仲询问说：“如何用这些黄金呢？”管仲回答说：“请下令规定，凡朝贺献礼或交纳捐税的都必须使用黄金，金价将上涨百倍。运用黄金的高价收入，来折算收购各种物资，一切财富就全都归于君上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用财像从河海中取水一样丰富，又像不断地送来计算钱数的筹码一般。这就是大地资源丰富国家的事业。”

原文：

管子曰：“阴王之国有三，而齐与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闻平？”管子对曰：“楚有汝、汉之黄金，而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阴王之国也。且楚之有黄金，中齐有菑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毋耕而食，女毋织而衣。今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菹薪，煮沸火水为盐，正而积之。”桓公曰：“诺。”十月始正，至于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召管子而问曰：“安用此盐而可？”管子对曰：“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大夫无得缮冢墓，理宫室，立台榭，筑墙垣。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若此，则盐必坐长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粜之梁、赵、宋、卫、濮阳，彼尽馈食之也。国无盐则肿，守圉之国，用盐独甚。”桓公曰：“诺。”乃以令使粜之，得成金万一千余斤。桓公召管子而问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对曰：“请以令使贺献、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长而百倍。运金之重以衡万物，尽归于君。故此所谓用若挹于河海，若输之给马。此阴王之业。”

11.癸乙之谋

题解：北京师范大学的周桂钿教授区分了商家和轻重家，称商家总结商人的经营经验教训，形成经营理论。轻重家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学家，利用政权干预经济，调控市场，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抑制民间富商巨贾垄断市场、谋取暴利，保护平民利益。轻重家癸（guǐ）乙生于商业气息浓重的周地。《汉书·地理志》称此地人“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不好仕宦”。癸乙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节制资本（非剥夺资本），实现“散积聚，调高下，分并财”，可谓得轻重之术的精髓，所以此谋亦可以说是轻重之术的理论概括，值得重视。

白话：

管仲说：“现今主持国家拥有土地治理人民的君主，要注重四时农事，保证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才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现在君上亲身示范犁田垦地，开发草土，是可以得到粮食的。人民的口粮，每人也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保证。然而大街小巷为什么还有挨饿受冻的人呢？这是因为粮食被人囤积起来了。现在君上铸造钱币，人民用来交易，每人也合有几百几十的数目。然而为什么还有卖儿卖女的呢？这是因为钱财被人积聚起来了。所以，作为人君，不能分散囤积的粮食，调节物价的高低，分散兼并的财利，即使他加强农业，督促生产，无休止地开发荒地和铸造钱币，人民也还是要贫穷的。”桓公问管仲说：“现在我想调节物价高低，分散兼并的财利，散开囤积的粮食，否则社会上将会无休止地兼并，不停息地积累，贫贱、鳏寡以及老而无子的人们就将生活无着了。那么，这种‘散’和‘分’都有什么办法呢？”管仲回答说：“只有精通轻重之术的专家能解决这个分散的问题，请下令召见精通轻重之术的专家好了。”桓公说：“好。”于是束车五乘，从周下原接来癸乙。桓公与癸乙、管仲、宁戚四人坐定。桓公说：“请问关于轻重之术？”癸乙说：“向人民征税过重，就失掉人民支持；对各国诸侯多次失信，就没有盟国追随。”管仲与癸乙并肩而坐，问道：“我不向人民征税，用什么供养军队？不向人民征税，靠什么抵御邻国入侵？”癸乙说：“只有弄空豪门贵族的积财才行。弄空他们的积财则货物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则货物流入市场，流入市场则物价下跌，物价下跌则万物可以利用了。懂得万物可以利用而不用，财货就流失到其他国家，流失到其他国家，是本国的大害。”桓公说：“请问弄空豪门贵族的积财而使财货可以利用的作法。”癸乙回答说：“国内财货有余但战车不足，就责成卿和附庸诸侯提供出来。个人家资富足但不拿外事费用，就责成令和大夫提供。这样财货就可以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则财货可以流入市场，流入市场则物价下降，物价下降则财货可以利用。所以，懂得三种调节措施依据同一政策的人，才能够主持天下，不懂就不能主持天下。所以要把这种措施用号令明确起来，配合以缓急合宜的步骤，天下百姓就会像流水般地归附于我们。这就是轻重之术。”

原文：

管子曰：“今为国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今君躬犁垦田，耕发草土，得其谷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亩之数，然而有饿馁于衢闾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今君铸钱立币，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数，然而民有卖子者何也？财有所并也。故为人君不能散积聚，调高下，分并财，君虽强本趣耕，发草立币而无止，民犹若不足也。”桓公问于管子曰：“今欲调高下，分并财，散积聚。不然，则世且并兼而无止，蓄余藏羡而不息，贫贱鳏寡独老不与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数乎？”管子对曰：“唯轻重之家为能散之耳，请以令轻重之家。”恒公曰：“诺。”东车五乘，迎癸乙于周下原。桓公（因与癸乙、管子、宁戚相与四坐，桓公曰：“请问轻重之数。”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数欺诸侯者无权与。”管子差肩而问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车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邻国？”癸乙曰：“唯好心为可耳！夫好心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知万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夺于天下。夺于天下者，国之大贼也。”桓公曰，“请问好心万物之可因？”癸乙曰：“有余富无余乘者，责之卿诸侯；足其所，不赂其游者，责之令大夫。若此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策者能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策者不能为天下。故申之以号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归我若流水。此轻重之数也。”

12.怀夷之谋

题解：经济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最持久和最强健的力量，用经济手段增强民族的融合是本篇的主旨。今天一些西方人士将中国对西藏新疆的开发说成是汉人对这些地区的渗透，可谓愚蠢！老死不相往来何以和睦相处？马非百先生说：“此言四方之国皆各有其所宝贵之特产，如欲使其朝服，即当利用此等特产作为与各该国互相交换之媒介。否则远近无以相因，而国交亦不可得而睦矣。”可谓一语中的。

白话：

桓公说：“四夷不肯臣服，他们的叛逆政策怕会影响天下而使我受害，我们有办法解决么？”管仲回答说：“吴国和越国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珍珠和象牙作为货币。发和朝鲜不来朝拜，就用他们的高贵皮张和皮服作为货币。北方的禺氏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玉壁作为货币。西方的昆仑虚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良玉美石作为货币。所以，那种拿在手里或含在口里看不见而价值于金的东西，是珍珠；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吴越就可以来臣服朝拜了。一张豹皮，是价值干金的；用它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发和朝鲜就可以来朝拜了。揣在怀里或挟在腋下都不显眼而价值干金的，是白玉，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禺氏就来臣服朝拜了。发簪耳饰之类而能价值千金的东西，是良玉璆 琳和美石琅玕，用它们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昆仑虚就来朝拜了。所以，对这些宝物若无人主持管理，对各地的经济事业若不去联系，远近各国不能互利，四夷也就不会前来朝拜了。”

原文：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于天下而伤寡人，寡人之行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吴越不朝，请珠象而以为币乎？发、朝鲜不朝，请文皮、（兑毛）服而为币乎？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故夫握而不见于手，含而不见于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后，八千里之吴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怀而不见于抱，挟而不见于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之虚可得而朝也。故物无主，事无接，远近无以相因，则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六计

13.素赏之谋

题解：据《左传》，公元前567年齐灵公灭莱国，显然此计桓公伐莱事属假托。素赏之谋告诉我们，国家安全永远是国家的最高、最大的利益，国家必须尊重浴血奋战的将士，无论是在战争前的物质激励，还是战争后的奖赏，其目的都是通过表彰战士，激发全国军民的斗志，使军民一条心。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坚持“政经一体”，此计可谓是这一政策的注脚。

白话：

管仲向桓公报告说：“全年的地租金额将得四万二千斤黄金，请在一天内全部预赏给战士。”桓公说：“可以。”便下令准备鼓旗于泰州之野召集军队战士。桓公站在台上，宁戚、鲍叔、隰朋、易牙、宾须无都依次挨肩而立。管仲拿着鼓槌向战士拱手致礼说：“谁能陷阵攻破敌众，赏黄金百斤。”三次发问无人回答。有一战士执剑向前询问说：“多少敌众呢？管仲说：“千人之众。”“千人之众，我可以攻破。”于是赏给他一百斤黄金。然后管仲又发问说：“在兵接弩张的交战当中，谁能擒获敌军的卒长，赏黄金百斤。”下面又询问说：“是多少人的卒长呢？”管仲说：“一千人的卒长。”“千人的卒长，我可以擒到。”于是赏给他一百斤黄金。管仲又发问说：“谁能按旌旗所指的方向，而得到敌军大将的首级，赏黄金千斤。”回答可以得到的共有十人，每人都赏给一千斤黄金。其余凡自说能够在外杀敌的，都赏给每人黄金十斤。一早上的“预赏”，四万二千斤黄金都光了。桓公忧惧地叹息说：“我怎能理解这项措施呢？”管仲回答说：“君上不必忧虑。让战士在外荣显于乡里，在内报功于双亲，在家有德于妻子，这样，他们必然要争取名声，图报君德，没有败退之心了。我们举兵作战，能够攻破敌军，占领敌人土地，那就不只限于四万二千金的利益了。”五人都说：“好。”桓公也接着说：“可以。”于是又告诫军中大将们说：“凡统领百人的军官拜见你们时，一定要按访问的礼节相待；统领千人的军官拜见你们时，一定要下阶两级拜而送之。他们有父母的，一定要赏给酒四石、肉四鼎。没有父母的，一定要赏给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这个办法实行才半年，百姓中父亲告诉儿子，兄长告诉弟弟，妻子劝告丈夫，说：“国家待我们如此优厚，若不死战于前线，还可以回到乡里来么？”桓公终于举兵攻伐莱国，作战于莒地的必市里。结果是旗鼓还没有互相看到，军队多少还没有互相了解，莱国军队就大败而逃。于是便破其军队，占其土地而虏其将领。因此，还没有等到拿出土地封官，也没有等到拿出黄金行赏，便攻破了莱国的队伍，吞并了莱国的土地，擒获了他们的国君。这便是预先行赏的计策。

原文：

管子入复桓公曰：“终岁之租金四万二千金，请以一朝素赏军士。”桓公曰：“诺。”以令至鼓期于泰舟之野期军士。桓公乃即坛而立，宁戚、鲍叔、隰朋、易牙，宾须无皆差肩而立。管子执枹而揖军士曰：“谁能陷陈破众者，赐之百金。”三问不对。有一人秉剑而前，问曰：“几何人之众也？”管子曰：“千人之众。”“千人之众，臣能陷之。”赐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张，谁能得卒长者，赐之百金。”问曰：“几何人卒之长也？”管子曰：“千人之长。”“千人之长，臣能得之。”赐之百金。管子又曰：“谁能听旌旗之所指，而得执将首者，赐之千金。”言能得者垒千人，赐之人千金。其余言能外斩首者，赐之人十金。一朝素赏，四万二千金廓然虚。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识此？”管子对曰：“君勿患。且使外为名于其乡，内为功于其亲，家为德于其妻子。若此，则士必争名报德，无北之意矣。吾举兵而攻，破其军，并其地，则非特四万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诺。”乃诫大将曰：“百人之长，必为之朝礼；干人之长，必拜而送之，降两级。其有亲戚者，必遗之酒四石，肉四鼎；其无亲戚者，必遗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岁，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谏其夫，曰：“见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陈，可以反于乡乎？”桓公终举兵攻莱，战于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众少未相知，而莱人大遁。故遂破其军，兼其地，而虏其将。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赏，破莱军，并其地，擒其君。此素赏之计也。

14.曲防之谋

题解：与西方古典经济学不同，在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行政命令（“申之以号令”）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计是用行政命令直接剥夺富人，表面看来与《管子》作者主张的 “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原则不相符合。然而在战争、灾害或其他紧急情况下，政府征用、征敛是最快捷的手段，即使面临政治反弹的危险也要作。这里也不单是无偿征敛，还包含调节价格的轻重之术。

白话：

桓公说：“曲防战役时，百姓有很多借债来供给国家军费的，我想替他们出钱偿还，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请您下令：令富商蓄贾凡握有百张债券的献马一匹，无马者可以向国家购买。这样，马价一定自然上涨到百倍之多。这也就是说，国家的马匹还没有离开马槽，曲防战役的费用就足够偿还了。”

原文：

桓公曰：“曲防之战，民多假贷而给上事者。寡人欲为之出赂，为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令富商蓄贾百符而一马，无有者取于公家。若此，则马必坐长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马不离其牧皂，而曲防之战赂足矣。”

15.置屯之谋

题解：奇怪的是，本文提出的粮食统购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很少实行，但军队屯田政策却影响深远。历史告诉我们，粮食统购政策对于资本的积累是重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快施行了粮食统购政策，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本积累，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没有以西方血腥的殖民化和野蛮的奴隶制形式实现——伟哉！中华！

白话：

桓公问管仲说：“祟弟、蒋弟、丁、惠等四家功臣的后裔，我是全年得不到他们什么东西的，不能征收一斗一升的租税，这项收入要除掉。荒草地、盐碱地、盐碱水泽及高低不平的山地，我也不能征收到一斗一升，这项收入又要除掉。庄稼布满在边境十五里的平原上，但这是一些人强行耕种而自建的村落，对他们我也不能征收到一斗一升。这就是说，我的国家五分收入还不能掌握二分，简直是有万乘之国的名，而没有千乘之国的实。以这样的条件同天子并驾齐驱，同诸侯争夺地位，还有什么办法么？”管仲回答说：“只有在号令上想办法才行。”桓公说：“作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派遣军队去边疆屯田务农，但规定家存十钟粮食的可以不去，家存百钟粮食的可以不去，家存千钟的更可以不去。这样，去的人不会有百分之一或千分之十，而各家粮仓的存粮数字则全部被国家知道了。君上再根据各家的数字发令说：‘朝廷困难而财用不足，要按照平价向你们征购粮食。你们要按照粮仓的数字完全售出而不得减少。’然后，君上按照所值货币的多少来算清钱数付款，使国家不再拖欠购粮单据上的债务。这就使各家粮仓积藏的存粮全部归于国君了。这样，就可以作到九州无敌，国境安全无患。”桓公说：“罢兵归农，这些粮食岂不没有用处了么？”管仲说：“一旦天下发生战争，则贮备的粮食可以作为军粮；天下无事，则用来帮助贫困农民生产，这样，荒草地、盐碱地、盐碱水泽以及高低不平的山地就没有不开辟耕种的了。这些作法叫作在号令上谋取国家收入。”

原文：

桓公问于管子曰：“崇弟、蒋弟，丁、惠之功世，吾岁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咸卤、斥泽、山间（土畏）（土垒）不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缘封十五里之原，强耕而自以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则是寡人之国，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以是与天子提衡，争秩于诸侯，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唯籍于号令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于对曰：“请以令发师置屯籍农，十钟之家不行，百钟之家不行，千钟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数皆见于上矣。君案囷窌之数，令之曰：‘国贫而用不足，请以平价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损焉。’君直币之轻重以决其数，使无券契之责，则积藏囷窌之粟皆归于君矣。故九州无敌，竟上无患。”令曰：“罢兵归农，无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则积藏之粟足以备其粮；天下无兵，则以赐贫甿，若此则菹菜、咸卤、斥泽、山间之壤无不发草：此之谓籍于号令。”

16.城藏之谋

题解：城藏者，藏粟於城中也。用行政命令让民间储备，进而提高粮食价格，除了有益于增加农民收入，减少粮商的利润，实现社会平衡发展之外，还有一个本文中没有提到的效果，就是有利于国外粮食的进口。本计前一段的“滕鲁之粟釜百，则使吾国之粟釜千；滕鲁之粟四流而归我、若下深谷者。非岁凶而民饥也，辟之以号令，引之以徐疾，施乎其归我若流水”，与本节思想是相通的。

白话：

桓公说：“我想削减商人赢利而帮助农民生产，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粮价高，其他物资的价格就低；粮价低，其他物资的价格就高。两者升降的趋势相反。所以要削减商人赢利而帮助农民生产，就请把每釜粮食的价格提高三百钱。如此则荒地广为开垦，农夫也努力耕种了。”桓公说：“提高粮价用什么方法？”管仲回答说：“请命令大夫们都来存粮，规定卿和附庸诸侯贮藏一千钟，令大夫贮藏五百钟，列大夫贮藏百钟，富商蓄贾贮藏五十钟。内可以作为国家的贮备，外就可以帮助农民的生产。”桓公说：“好。”便下令卿诸侯、令大夫等人贮藏粮食。农民们大种其五谷，粮提高三倍，专事经商的商人几乎亏本，而农民得有百倍的赢利。

原文：

桓公曰：“吾欲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故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则请重粟之价釜三百。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请以令与大夫城藏，使卿、诸侯藏千钟，令大夫藏五百钟，列大夫藏百钟，富商蓄贾藏五十钟，内可以为国委，外可以益农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诸侯令大夫城藏。农夫辟其五谷，三倍其贾。则正商失其事，而农夫有百倍之利矣。

17.耜铁之谋

题解：耜（sì），古代农具名；不能用固定商品和劳动的价格（工资）的办法解决经济问题，《管子》一书的作者屡屡提到这一点，如《轻重甲第八十》开篇的“轻重无数”，《轻重甲第八十一》开篇的“朝夕（汐）不定”。遗憾的是前不久我们还用固定价格手段抑制物价上涨，这恐怕是“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的最后手段”了；农村金融是重要的，必须通过连带责任（本篇的“以什伍农夫赋耜铁”）的信用代款形式重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这方面再也不能照抄西方银行体系了！时不我待！

白话：

桓公问管仲说：“平衡供求有定数么？”管仲回答说：“平衡供求没有定数。平衡供求，就是要使物价有高有低，不经常固定在一个数字上。”桓公说：“那么，平衡供求的数字就不能调整划一了么？”管仲回答说：“不能调整划一，调整划一就静止了，静止则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则物价升降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各种商品都不能被我们掌握利用了。”桓公说：“那么，怎样掌握物价升降的时机？”管仲回答说：“一年有四个取得收益时机，分在四季。就是说，农事刚开始时，让农民按什、伍（居民承担连带责任的基层组织）互相担保，向他们预售农具，这叫作春天的时机。大夏将到，是织丝绸做丝絮的时节，这叫作夏天的时机。而到了大秋，是五谷全收时节，这叫作秋天的时机。大冬在室内劳动，是妇女纺织的时节，这叫作冬天的时机。所以，一年有四个取得收益时机，恰好分在四季，既然了解这四时的顺序，就可以运用国家号令，使物价有十倍、百倍的升降。所以，物价不能经常固定于一点。所以说，不同时期的平衡供求没有定数。”

原文：

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则何以守时？”管子对曰：“夫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故曰：农事且作，请以什伍农夫赋耜铁，此之谓春之秋。大夏且至，丝纩之所作，此之谓夏之秋。而大秋成，五谷之所会，此之谓秋之秋。大冬营室中，女事纺织缉缕之所作也，此之谓冬之秋。故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

18.曲衡之谋

题解：清末何如璋云“曲衡者非常数之谓”。皮、干、筋、角、竹箭、羽毛、齿、革是古代制造兵器的必须原料，是重要的国防物资，为了获取它们国家应想尽所有手段，当然也包括通过善待外国商人的办法。胡寄窗先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说：“在中国古代，纯粹从经济观点出发，公开鼓励国际贸易者，还只有管子作者。”

白话：

桓公说：“我国缺少皮、骨、筋、角、竹箭、羽毛、象牙和皮革等项商品，有办法解决么？”管仲回答说：“只有多方收购的办法才行。”桓公说：“具体作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为各诸侯国的商人建立招待客栈，规定拥有四马所驾一车的商人，免费吃饭；有十二匹马三辆车的商人，还外加供应牲口草料；有二十匹马所驾五辆大车的商人，还给他配备五个服务人员。这样天下各国的商人就会象流水一样聚到齐国来。”

原文：

桓公曰，“皮干筋角竹箭羽毛齿革不足，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数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管子·轻重丁第八十三》十三计  

19.石璧之谋

题解：计谋，必智者因事情人情所作，贵藏其机，使之密而不泄，成于无形。故唐尹知章注文中“彤弓”云：“彤弓，朱弓也，非齐之所出。盖不可独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犹藏其机。”此计“藏机”之处尚多，比如以朝拜天子名义敛财，以筑城阴里名义雕制石璧。而周天子只知彤弓、石璧之礼，不知齐以石璧宰制天下之谋。

白话：

桓公说：“我想西行朝拜天子而贺献费用不足，解决这个问题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请下令在阴里筑城，要求有三层城墙，九道城门。利用此项工程使玉匠雕制石壁，一尺的定价为一万钱，八寸的定为八干，七寸的定为七干，石珪值四千，石瑗值五百。”石璧如数完成后，管仲就西行朝见天子说：“敝国之君想率领诸侯来朝拜先王宗庙，观礼于周室，请发布命令，要求天下诸侯凡来朝拜先王宗庙并观礼于周室的，都必须带上彤弓和石璧。不带彤弓石壁者不准入朝。”周天子答应说：“可以这样做。”便向天下各地发出了号令。天下诸侯都运载着黄金、珠玉、粮食、彩绢和布帛到齐国来购买石壁。齐国的石壁由此流通于天下，天下的财物归于齐国。所以，齐国八年没有征收赋税，就是这个阴里之谋的作用。 以上是“石璧谋”

原文：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贺献不足，为此有数乎？”管子对曰：“请以令城阴里，使其墙三重而门九袭。因使玉人刻石而为璧，尺者万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数已具，管子西见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诸侯而朝先王之庙，观于周室。请以令使天下诸侯朝先王之庙，观于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许之曰：“诺。”号令于天下。天下诸侯载黄金珠玉五谷文采布帛输齐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财物流而之齐。故国八岁而无籍，阴里之谋也。右石璧谋

20．菁茅之谋

题解：菁（jīnɡ）茅（máo），香草名，古代祭祀时用菁茅滤酒去渣；马非百先生认为石璧之谋、菁茅之谋皆从汉武帝时事演绎而来，这里的“时事”指汉武帝时国家为了应付通货膨胀和财政危机，实施的造重币以回笼货币的政策。据《史记·平准书》：“（县官财力告竭）然而富商大贾有的蓄积财物，奴役贫民；前呼后拥，车乘百余辆；屯积居奇，封君对他们也都伏首低眉，仰仗他们供给物资。有的冶铸煮盐，家财积累到万金，而不帮助国家的急难，黎民百姓陷于重困之中。于是天子与公卿商议，另造钱币以足用，并打击摧折那些浮华荒淫的兼并之徒。那时皇帝苑囿中有白鹿，少府有许多银锡。自孝文帝另造四铢钱以来，已有四十多年，从建元年间以来，用度不足，县官往往在产铜多的山旁冶铜铸钱，百姓也乘机偷铸，数目很大。钱越来越多而且轻，货物越来越少而且贵。有关机构的官员说：‘古时候有皮币，诸侯骋享时使用。金有三等，黄金是上等，白金为中等，赤金为下等。如今的半两钱法定重量是四铢，而奸盗人等磨钱里以取铜屑，钱更轻薄物价更贵，远方用钱很不方便。’于是以白鹿皮一尺见方，饰以绣文，制成皮币，直四十万钱，规定王侯宗室来朝觐聘享，玉璧都必须以皮币作衬垫进献，然后礼仪得行。”（原文：……于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蹛财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则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鋊，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白话：

桓公说：“周天子财用不足，凡下令向各国征收，都不得诸侯响应，解决这个问题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长江、淮河之间，出一种三条脊梗直贯到根部的茅草，名叫‘菁茅’。请使周天子的官吏把菁茅产地的四周封禁并看守起来。天子总是要在泰山祭天，在梁父山祭地的。可以向天下诸侯下令说：‘凡随从天子在泰山祭天、在梁父山祭地的，都必须携带一捆菁茅作为祭祀之用的垫席。不按照命令行事的不得随从前往。”天下诸侯便都载运着黄金争先恐后地奔走求购。江淮的菁茅价格上涨十倍，一捆可以卖到百金。所以周天子在朝中仅仅三天，天下的黄金就从四面八方象流水一样聚来。因此，周天子七年没有索取诸侯的贡品，就是这个菁茅之谋的作用。以上是“菁茅谋”

原文：

桓公曰：“天子之养不足，号令赋于天下则不信诸侯，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江淮之间有一茅而三脊贯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请使天子之吏环封而守之。夫天子则封于太山、禅于梁父。号令天下诸侯曰：‘诸从天子封于太山、禅于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为禅藉。不如令者不得从。’”天子下诸侯载其黄金。争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长而十倍，其贾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归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贺献者，菁茅之谋也。右菁茅谋

21.栈台之谋

题解：《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有“请散栈（zhàn）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足见栈台、鹿台皆为储存财物之处。此计与石璧之谋、菁茅之谋有相通之处，都是通过人为扩大某种特殊商品的需求，抬高其价格，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只不过这里的商品不是石璧与菁茅，而是绣有“鐻枝兰鼓”花纹的美锦，其目的是直接扶助借高利贷的贫民；此计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精神，值得今天学习。

白话：

桓公说：“我需要办理的事情很多，只好派官向富商蓄贾和高利贷者征收赋税，来帮助贫民和农夫维持农事。但若改变这种办法，还有别的出路么？”管仲回答说：“只有运用号令来改变这种办法才行。”桓公说：“具体做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请把宾须无派到南方，隰朋派到北方，宁戚到东方，鲍叔到西方。四人的派遣一定下来，我就对他们宣布号令说：‘你们都去为国君调查四方各放贷地区的情况，调查那里负债的人有多少千家，回来向我报告。”’鲍叔驰到了西方，回来报告说：“西部的百姓，是住在济水周围、大海附近、草泽之地的百姓。他们以渔猎打柴为生。那里的高利贷者多的放债有千钟粮食，少的有六、七百钟。他们放债，借出一钟粮食收利一钟。那里借债的贫民有九百多家。”宾须无驰车去了南方，回来报告说：“南方的百姓，是住在山上谷中、登山下谷的百姓。他们以砍伐木材，采摘橡栗，并从事狩猎为生。那里的高利贷者多的放债有一千万，少的有六、七百万。他们放债，利息相当百分之五十。那里借债的贫民有八百多家。”宁戚驰车去了东方，回来报告说；“东方的百姓，是居山靠海，地处山谷，上山伐木，并从事渔猎的百姓。他们以纺织葛藤粗线为生。那里的高利贷者有丁、惠、高、国四家，多的放债有五千钟粮食，少的有三千钟。他们放债，是借出一钟粮食，收利五釜。那里借债的贫民有八、九百家。” 隰朋驰车到了北方，回来报告说：“北方的百姓，是住在水泽一带和大海附近，从事煮盐或在济水捕鱼的百姓。他们也依靠打柴为生。那里的高利贷者，多的放债有一千万，少的有六、七百万。他们放债，利息相当百分之二十。那里借债的贫民有九百多家。”上述所有高利贷者，共放债三千万钱，三千万钟左右的粮食。借债贫民三千多家。四位大臣报告完毕，管仲说：“不料我国的百姓等于一国而有五个国君的征敛，这样还想国家不穷，军队不弱，怎么可能呢？”桓公说：“有办法解决么？”管仲说：“只有运用号令来改变这种情况才行。请命令前来朝拜贺献的，都须献来织有‘鐻枝兰鼓’花纹的美锦，美锦的价格就一定上涨十倍。君上在‘栈台’所藏的同类美锦，也会涨价十倍。再请下令召见高利贷者，由君上设宴招待。太宰敬酒后，桓公便提衣起立而问大家：‘我需要办理的事情很多，只好派官在国内收税。听说诸位曾把钱、粮借给贫民，使他们得以完成纳税任务。我藏有“鐻枝兰鼓’花纹的美锦，每疋价值万钱，我想用它来为贫民们偿还本息，使他们免除债务负担。’高利贷者都将俯首下拜说：‘君上如此关怀百姓，请允许我们把债券捐献于堂下就是了。’桓公再说：‘那可不行。诸位使我国贫民春得以耕，夏得以耘，我感谢你们，无所奖励，这点东西都不肯收，我心不安。’这样，高利贷者们都会说：‘我们再拜接受了。’国家拿出栈台的织锦还不到三千纯，便清偿了四方贫民的本息，免除了他们的债务。四方贫民听到后，一定会父告其子，兄告其弟说：‘种田除草，是君主的迫切要求，我们还可以不用心么？国君对我们的关怀一至于此！’这套办法就叫作‘反准’的措施。”

原文：

桓公曰：“寡人多务，令衡籍吾国之富商蓄贾称贷家，以利吾贫萌、农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对曰：“唯反之以号令为可耳。”桓公说：“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使宾须无驰而南，隰朋驰而北，宁戚驰而东，鲍叔驰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请号令谓四子曰：‘子皆为我君视四方称贷之间，其受息之氓几何千家，以报吾。’”鲍叔驰而西，反报曰：“西方之氓者，带济负河，菹泽之萌也。渔猎取薪蒸而为食。其称贷之家多者千钟，少者六、七百钟。其出之，钟也一钟。其受息之萌九百余家。”宾须无驰而南。反报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处，登降之萌也。上斫轮轴，下采杼栗，田猎而为食。其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余家。”宁戚驰而东。反报曰：“东方之萌，带山负海，若处，上断福，渔猎之萌也。治葛缕而为食。其称贷之家丁、惠、高、国，多者五千钟，少者三千钟。其出之，中钟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驰而北。反报曰：“北方之萌者，衍处负海，煮泲水为盐，梁济取鱼之萌也。薪食。其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萌九百余家。”凡称贷之家出泉三千万，出粟三数千万钟，受子息民三万家。四子已报，管子曰：“不意我君之有萌中一国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国之无贫，兵之无弱，安可得哉？”桓公曰：“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号令为可。请以令贺献者皆以鐻枝兰鼓，则必坐长什倍其本矣，君之栈台之织亦坐长什倍。请以令召称贷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觞。桓公举衣而问曰：‘寡人多务，令衡籍吾国。闻子之假贷吾贫萌，使有以终其上令。寡人有鐻枝兰鼓，其贾中纯万泉也。愿以为吾贫萌决其子息之数，使无券契之责。’称贷之家皆齐首而稽颡曰：‘君之忧萌至于此！请再拜以献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倳耜，夏有以决芸。寡人之德子无所宠，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于心。’故称贷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栈台之织未能三千纯也，而决四方子息之数，使无券契之责。四方之萌闻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垦田发务，上之所急，可以无度乎？君之忧我至于此！’此之谓反准。”

22.纂茈之谋

题解：纂（zuǎn）茈（zǐ），紫色的绢；人类对经济现象的理解也是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两千多年前，《管子》的作者在论述以珠玉、黄金、刀布组成的货币体系时就指出，货币本身并非财富，而是控制财富的工具。《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中有：“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以平天下也。”西方国家经过重商主义阶段后，大英帝国及今天的美帝国都不再努力增加出口，增加货币财富。唯独今日中国，大力降低本国商品价格（名曰提高国际竞争力），将经济锁定于出口创汇，利权大失——不仅不合伟大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亦不合世界潮流——愿东亚大陆上不再出现另一个莱国！

白话：

管仲说：“从前癸度到一个国家，一定要从四面八方调查外国情况，天下各国物价高，本国也应高。如果各国物价高而本国独低，必然被天下各国把本国吞掉。”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从前莱国擅长染色工艺，紫色的绢在莱国的价钱一纯只值一锱金子，紫青色的丝绦也是一纯值一锱金子。而在周地则价值十斤黄金。莱国商人知道后，很快把紫绢收购一空。周国却拿出票据作为抵押，从莱国商人手里把紫绢收购起来，莱国商人只握有等于货币的票据。这是莱国自己失掉了收集起来的紫绢，而只好用票据收回钱币了。因此，可以利用就要利用，可以掌握就要掌握，这就是周人利用天下来控制天下的情况。这也叫作国家的平准措施。”

原文：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国，必四面望于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谓也？”管子对曰：“昔莱人善染。练茈之于莱纯锱，緺绶之于莱亦纯锱也。其周中十金。莱人知之，闻纂茈空。周且敛马作见于莱人操之，莱有准马。是自莱失纂茈而反准于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谓国准。”

23.籍谷之谋

题记：《老子》云“道可道，非恒道”，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政策，无论对外贸易还是管理国内经济莫不深入观察市场，经过比较研究，睹万物之情，行因应变化之术。而西方经济理论株守一术，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直到破产才休！尹知章注此计云：“君下令税人三十钱，准以五谷，令齐西之人纳三斗，东之人纳三釜，以赈西之人，则东西俱平矣。管子智用无穷，以区区之齐一匡天下，本仁祖义，成其霸业。所行权术，因机而发，非为常道。”

白话：

桓公说：“齐国西部发生水灾而人民饥荒，齐国东部五谷丰足而粮价低廉。想用东部的粮价低廉来平衡西部的粮价昂贵，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现在西部的粮价每釜百钱，每鏂就是二十钱。东部的粮食每釜十钱，每鏂只是二钱。请下令向每一口人征税三十钱，并要用粮食来缴纳。这样，齐国西部每人出粮三斗就可以完成，齐国东部则要拿出三釜。那么，一釜仅卖十钱的齐东粮食就全都进入国家粮仓了。西部的百姓也就可以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无本者国家贷予陈粮，无种者国家贷予新粮了。这样，东西两地得以相互补助，远近各方也就得到调节了。”

原文：

桓公曰：“齐西水潦而民饥，齐东丰庸而粟贱，欲以东之贱被西之贵，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今齐西之粟釜百泉，则鏂二十也。齐东之粟釜十泉，则鏂二钱也。请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谷菽粟决其籍。若此，则齐西出三斗而决其籍，齐东出三釜而决其籍。然则釜十之粟皆实子仓廪，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无本者予之陈，无种者予之新。若此，则东西之相被，远近之准平矣。”

24.谢物之谋

题记：“谢物”即因新需要而要卖出的旧物。在某一季节农民因生产生活需要大量卖出某种物资时，国家必须“物贱而买之”，以防止私商的投击行为。《管子·轻重甲第八十》：“且君朝令而夕求具，有者出其财，无有者卖其衣屦，农夫粜其五谷，三分贾而去。”《管子·揆度第七十八》：“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分）而去。贸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均言此意。

白话：

桓公说：“平衡供求的理财方法我已经知道了，请问关于国家的平准措施。”管仲回答说：“初春一到，沟渠堵塞不通，溪谷堤坝里的水泛滥成灾，内则毁坏房屋、墙垣，外则损害田地、庄稼。因此，国家应注意百姓为上交水利费用而抛卖的物资，并把它收购起来。夏季，兵车的帷盖衣幕供应不足。国家应注意百姓为上交布帛而抛卖的物资，并把它收购起来。秋季，盔甲兵器要修缮，弓弩要上弦。国家要注意百姓为上交丝麻而抛卖的物资，并把它收购起来。冬季，雇人做盔甲兵器，粮食供应不足，黄金赏赐不足，国家应注意百姓为上交粮食、黄金而抛卖的物资，并把它收购起来。国家把这些物资掌握起来以后，富商蓄贾就无法施其故技了。这就是国家的平准措施。”

原文：

桓公曰，“衡数吾已得闻之矣，请问国准。”管子对曰：“孟春且至，沟渎阨而不遂，溪谷障上之水不安于藏，内毁室屋，坏墙垣，外伤田野，残禾稼。故君谨守泉金之谢物，且为之举。大夏，帷盖衣幕之奉不给，谨守泉布之谢物，且为之举。大秋，甲兵求缮，弓弩求弦，谨守丝麻之谢物，且为之举。大冬，任甲兵，粮食不给，黄金之赏不足，谨守五谷黄金之谢物，且为之举。已守其谢，富商蓄贾不得如故。此之谓国准。”

25.慧星之谋

题解：此计与上文《管子·轻重甲第八十》“五吏之谋”中“藉于鬼神”有相通之处，都是利用当时人们的迷信恐惧心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的方法。文中所谓“乘天灾而求民邻财之道”；在科学昌明之世的我们看来，近乎荒诞，然观察星宿判断吉凶，于《管子》写定的汉代尤为盛行，《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中皆有多条记载。

白话：

桓公祭神完毕，管仲向桓公报告说：“地震是瘟疫的先兆。国家会发生不幸。发生风暴，也是瘟疫的先兆。国家若出现枪星，其国君必将受辱；若出现慧星，必然有流血之事。浮丘战役，慧星就曾出现，因而必须对付天下的敌人。现在慧星又出现在齐国地界，请下令召集功臣世家，并向全国发布号令说：‘现在慧星出现，我恐怕又要出兵对付天下的仇敌，存有五谷菽米、布帛彩绢的人家，都不得私自处理。国家将有战事，要按照平价由国家收购。’功臣之家和居民百姓都把他们的粮食、钱币与黄金呈献出来，无偿提供他们的财物来支援国家大事。这乃是利用天的灾异求取民财的办法。”

原文：

桓公终神，管子入复桓公曰：“地动，疫之灾兆，国有恸。风重，疫之灾兆。国有枪星，其君必辱；国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战，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见于齐之分，请以令朝功臣世家，号令于国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请有五谷菽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国且有大事，请以平贾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献其谷菽粟、泉金，归其财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谓乘天灾而求民邻财之道也。”

26.城阳之谋

题解：此计可总结为八个字：杀鸡吓猴，榜样力量。二者似乎并不矛盾。假如桓公不剥夺了城阳大夫的爵位并软禁了他，单凭言传身教，恐怕很难达到“推仁立义”的效果。历史上汉武帝也曾树立卜式这个模范典型，结果很不成功。注家多将“缪数”解释为巧术或诈术，事实上在这些巧术或诈术后面，亦有治国的真理——治国不能单凭德教，还要有力政，法教！

白话：

桓公说：“许多大夫都隐藏他们的财物而不肯提供出来，粮食烂了也不肯散给贫民。”管仲回答说：“请下令召见城阳大夫并对他进行谴责。”桓公说：“怎样对他谴责呢？”管仲回答说：“这样讲：‘城阳大夫，你姬妾穿着高贵的衣服，鹅鸭有吃不完的剩食，鸣钟击鼓，吹笙奏篪，同姓进不了你的家门，伯叔父母远近兄弟也都寒不得衣，饥不得食。你这样还能尽忠于我么？你再也不要来见我了。’然后免掉他的爵位，封禁门户不许他外出。”这样一来，功臣之家都争着动用积蓄，拿出财物来救济远近兄弟。这还感到不够，又收养国内的贫、病、孤、独、老年等不能自给的人，使之得有生计。所以，桓公推仁行义，功臣世家也就兄弟关心，骨肉亲爱，国内没有饥饿的人民了。这就叫作“缪术”。

原文：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财而不出，腐朽五谷而不散。”管子对曰：“请以令召城阳大夫而请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对曰：“‘城阳大夫，嬖宠被絺紘，鹅鹜含余粖，齐钟鼓之声，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远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饥而不得食。子欲尽忠于寡人，能乎？故子毋复见寡人。’灭其位，杜其门而不出。”功臣之家皆争发其积藏，出其资财，以予其远近兄弟。以为未足，又收国中之贫病孤独老不能自食之萌，皆与得焉。故桓公推仁立义、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亲，国无饥民。此之谓缪数。

27.峥丘之谋

题解：如果说前面“城阳之谋”是负面的榜样力量，那么峥（zhēng）丘之谋为正面的榜样力量。“教训成俗则刑罚省”，德治的力量同样不容忽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韩国面临支付危机，韩国的老百姓在街头捐首饰帮助政府还债，令人感动；不过历史上王莽也曾用捐献钱地的方法取悦天下，终夺大汉江山，《汉书》对此记载甚详。

白话：

桓公说：“峥丘那次战役，许多百姓都借债负息，以此来满足国家的急需，交上国家的摊派。我想恢复他们的生产，这应当如何解决？”管仲回答说：“只有实行‘缪术’才可以。”桓公说：“好。”便命令左右各州说：“要表彰那些放债的人家，把他们的大门一律粉刷，把他们的里门一律加高，”州长又报告乡师并拿着放债人的名册说：“国君将派遣使者下来拜问。”桓公果然派八名使者送来玉壁来聘问，说是给一点微薄的零用。放债者俯首叩头而询问说：“我们为什么得此厚礼呢？”使者说：“君令这样讲：‘寡人听到《诗经》说：和易近人的君子，是人民的父母。寡人曾遇到峥丘的战役。听说你们借债给贫民，让他们满足了我的急用，交上了我的摊派。使我的贫民春能种，夏能耘，而供给国家需要，这是你们的功绩。所以带着各种玉璧来送给你们，作为微薄的零用。你们真是等于百姓的父母了。”’放债的人家都就此毁掉了债券和借债文书，献出他们的积蓄，拿出他们的财物，赈济贫病的百姓。既然分散了他们积累的资财，故全国大大丰足起来，这都是峥丘之谋的作用。这个也叫作“缪数”。

原文：

桓公曰：“峥丘之战，民多称贷负子息，以给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复业产、此何以洽？”管子对曰：“惟缪数为可耳。”桓公曰：“诺。”令左右州曰，“表称贷之家，皆垩白其门而高其闾。”州通之师执折箓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给盐菜之用。称贷之家皆齐首稽颡而问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闻之《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峥丘之战，吾闻子假贷吾贫萌，使有以给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倳耜，夏有以决芸，而给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给盐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称贷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书，发其积藏，出其财物，以赈贫病，分其故资，故国中大给，峥丘之谋也。此之谓缪数。

28.抗庄之谋

题解：“抗”原为“杭”，据清人王念孙说校改，“抗庄”为两条并行的大街。本计的目的与《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城藏之谋”一样，都是为了减少商人的利润，实现百姓均平，《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所说“吾欲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即是本节中的“寡人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本计是通过发展娱乐业和第三产业的办法实现百姓均平，真可谓“缪术”

白话：

桓公说：“农民穷，商人富，我想要削减商人财利以增补农民，应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请下令疏通洼地积水，使它流进两条平行大街的中间。”桓公说：“可以。”行令不到一年，农民果然逐步富裕起来，商人果然逐步贫穷了。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疏通洼地的积水，使它流进两条大街中间，屠户和酒馆的油水就都流到水里来，蚊母鸟那样的大鸟和翡燕那样的小鸟全都飞集此处，宜于黄昏饮酒，这简直是一种水上的行乐。商人带着货物，销售则急于脱手，收购则急于买进，买卖未完而提早结束，离开货摊，捕捉蚊母之类的大鸟去了。刚成年的青年，也都争先恐后地挟弹怀丸往来于水上，弹打翡翠、燕子一类小鸟，直到夜暮方休。因此就出现商人贱卖贵买的局面。农民则相应卖贵而买贱，怎能不富呢？商人又怎能不穷呢？”桓公说：“好。”

原文：

桓公曰：“四郊之民贫，商贾之民富，寡人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为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决瓁洛之水，通之抗庄之间。”桓公曰：“诺。”行令未能一岁，而郊之民廓然益富，商贸之民廓然益贫。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对曰：“瓁洛之水通之抗庄之间，则屠酤之汁肥流水，则蚊母巨雄、翡燕小鸟皆归之，宜昏饮，此水上之乐也。贾人蓄物而卖为雠，买为取，市未央毕，而委舍其守列，投母虵巨雄；新冠五尺请挟弹怀丸游水上，弹翡燕小鸟，被于暮。故贱卖而贵买，四郊之民卖贱，何为不富哉？商贾之人，何为不贫乎？”桓公曰：“善。”

29.沐树之谋

题解：“沐树”就是把路旁树上的枝条剪去，以绝游息，农人皆务本业而农以富。此计与前面抗庄之谋正好相反，抗庄之谋是发展娱乐业以损富者之有余，沐树之谋是减少娱乐以补“衰然多衣弊而屦穿”百姓之不足，二者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为达到百姓均平，社会和谐。《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中亦有此计，只是文句不同，而《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是讲对外经济战计，沐树之谋出现在那里很可能是后来混入。

白话：

桓公说：“五方百姓太穷，多是衣敝而鞋破，我想使帛、布、丝、絮的价钱贱下来，有办法么？”管仲说：“请下令把路旁树枝剪去，要使它没有尺寸的树荫。”桓公说：“可以。”行令不到一年，所有五方百姓多数是身穿帛衣而鞋子完好。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当路旁树枝未剪时，五方百姓中，男女相好往来赶集的人们，散市后相会于树荫之下，闲谈而终日不归。壮年男女推车的，相会于树荫之下，游戏舞蹈而终日不归。父老兄弟相会于树荫之下，议论玄虚而终日不归。因此造成土地不开发，五谷不播种，桑麻不种植，丝线也无人纺织。从内部看，一个家庭就有此“三个不归”的情况，帛、布、丝、絮的价钱怎能不贵呢？”桓公说：“讲得好。”

原文：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屦穿，寡人欲使帛、布、丝、纩之贾贱，为之有道乎？”管子曰：“请以令沐途旁之树枝，使无尺寸之阴。”桓公曰：“诺。”行令未能一岁，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屦。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对曰：“途旁之树未沐之时，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来之市者，罢市相睹树下，谈语终日不归。男女当壮，扶辇推舆，相睹树下，戏笑超距，终日不归。父兄相睹树下，论议玄语，终日不归。是以田不发，五谷不播，桑麻不种，茧缕不治。内严一家而三不归，则帛、布、丝、纩之贾安得不贵？”桓公曰：“善。”

30.囷京之谋

题解：囷（ｑūｎ）本义为一种圆形的谷仓，大囷曰京。京囷连文，乃汉代人常用语，粮仓之意。本来建立粮仓，收藏粮食是老百姓分内之事，国家为了要人民积极储备粮食，给那些新建谷仓的人以奖励，这种“从天下民之利”的政策当然容易得到人民的拥护和响应。《管子·形势解第六十四》所谓：“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作者这里也说囷京之谋使百姓名实兼得，人们何乐而不为呢？

白话：

桓公说：“粮价贱，我怕粮食外流到其他诸侯国去，我要使百姓万民储备粮食，有办法么？”管仲说：“今天我路过市区，看到有两家新建了粮仓，请君上分别送上玉璧礼问之。”桓公说：“可以。”行令半年，万民听说以后，有半数以上的人家都放弃了日常事务而建仓存粮。桓公问管仲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说：“新建粮仓的两户人家，君上分别送上玉璧礼问之，名扬国中，国中无人不知。这两家对国君并无功劳而扬名全国，一下子功立名成；对个人又存了粮食，也可以交纳国家。一举而名实兼得，人们何乐而不为呢？”

原文：

桓公曰：“粜贱，寡人恐五谷之归于诸侯，寡人欲为百姓万民藏之，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过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君请式璧而聘之。”恒公曰：“诺。”行令半岁，万民闻之，舍其作业而为囷京以藏菽粟五谷者过半。桓公问管于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显于国中，国中莫不闻。是民上则无功显名于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则实其囷京，上以给上为君。一举而名实俱在也，民何不为也？”

31.三原之谋

题解：本计为诸多富国之计的最后一篇，因为下一章《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就开始讲合诸侯，化天下的经济战术。这里的“三原”是指富国必须先从原材料上着手。今天因为铁矿石由日韩大公司定价，价格疯涨，钢铁业严重受制于人，就是中国不讲轻重之术，不知终始的结果。《管子》的作者对轻重之术的总结值得中国执政者读百遍：“善为国者守其国之财，汤（荡）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为百。未尝籍求于民，而使用若河海，终则有始。此谓守物而御天下也。”

白话：

管仲问桓公说：“齐国的国土有多少里？”桓公：“方五百里。”管仲说：“平阴堤防及长城占地，有齐地三分之一，不是产粮的地方。海庄、龙夏一带的山地，有四分之一；海潮围绕、海水淹滞的土地，有五分之一，也不是产粮的地方。那么，我们还不是一个寄食于别国的君主么？”桓公惶恐地站起来说：“那么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掌握调节经济的号令，也可以作为国家的基础。君上若专务征收货币，富商就会操纵金融；若专务征收粮食，地主就会操纵粮食。但君上依靠号令，使左右四方的商品流通由政府掌握，那么，商品的生产我们就早已了解，商品的消费我们也早已了解，从而商品的价格我们也就早已了如指掌了。”管仲又接着说：“长城以南是鲁国，长城以北是齐国。在过去两国的不断冲突中，还要把交界上孤立突出的地盘让给鲁国。所以齐国山地还依旧是山，水地还依旧是水，满是生长着柴草的土地而已。”桓公说：“一个是解决‘寄食之主’的问题，一个是土地被削问题，对此还有什么办法么？”管仲回答说：“要掌握三个来源。”桓公说：“何谓三个来源？”管仲回答说：“掌握成品布先在原料麻上取收入，麻价十倍，布价就可能五十倍，这是理财之法。在丝织品上取收入，就要先在细丝上着手。甚至在细丝未成之前就谋取，再去抓丝织成品，就可以得到原价二十倍的收入。这样，就不必征收粮食税了。因此，在布上取收入就着手于原料麻，在粮食上取收入就着手于养桑蚕的山，在六畜上取收入就着手养殖六畜的郊野。取得收入于财物生产的最开始阶段，再加上善于运用号令就行了。”桓公说：“好。” 管子说：“如果在布价上取得的收入达到五十倍，君上以贵价之布出口，减去同外国交换的商品价格，这样，还比从前齐国的收入增加二十倍。善治国者，掌握本国的财物，用物价高低来刺激，用号令缓急来调节，就可以做到以一变百。他并没有向人民求索，而用财如取之大河大海，终而复始地供应不绝。这就叫作掌握物资而驾御天下了。”桓公说：“那么，没有可以变化为有么？贫穷可以变化为富么？”管仲回答说：“在物资尚未生产成形的时候，王霸之君就应当展开工作了。所以，向人们直接收税，人的抵制就成为重要问题；应用轻重之术从物价上收税，物的价格便成为重要问题了。”桓公说：“这话应如何解释？”管子回答说：“全国的物价若完全一致，则没有财物可图；举国的物价若相差为十，则将有百倍赢利。那样，我们将运用号令缓急来加以驾御，如左手转到右手，右手再转到左手，外内没有局限，终身没有大的过错。王霸之君，就是不直接求索于人，而求索于物资生产的最开始阶段，掌握好四时物价的高低与号令缓急就是了。泉源有枯竭的时候，鬼神有停歇的时候，唯有‘守物之终始’的事业，是终身用之不尽的。这叫作追究物资的本源。”

原文：

管子问于桓公：“敢问齐方于几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阴雍长城之地，其于齐国三分之一，非谷之所生也。海庄、龙夏，其于齐国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墆齐地者五分之一，非谷之所生也。然则吾非托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则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动之以言，溃之以辞，可以为国基。且君币籍而务，则贾人独操国趣；君谷籍而务，则农人独操国固。君动言操辞，左右之流君独因之，物之始吾已见之矣，物之终吾已见之矣，物之贾吾已见之矣。”管子曰：“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三败杀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泽也，薪刍之所生者斥也。”公曰：“托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对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谓三原？”管子对曰：“君守布则籍于麻，十倍其贾，布五十倍其贾。此数也。君以织籍，籍于糸（丝）。未为糸籍糸，抚织，再十倍其价。如此，则去五谷之籍。是故籍于布则抚之糸，籍于谷则抚之山，籍于六畜则抚之术。籍于物之终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布五十倍其贾，公以重布决诸侯贾，如此而有二十齐之故。善为国者守其国之财，汤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为百。未尝籍求于民，而使用若河海，终则有始。此谓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则无可以为有乎？贫可以为富乎？”管子对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则人重矣；以数求物，则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举国而一则无赀，举国而十则有百。然则吾将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内不踡，终身无咎。王霸之不求于人而求之终始，四时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终始，终身不竭。此谓源究。”

《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五计

题解：中国何以长期以来忽视经济领域不见硝烟的战争，以至二十一世纪的信息时代还有太多的人迷幻于“全球化”及“自由贸易”的玫瑰梦中，梁启超认为此心理之形成是由于中国长期大一统环境浸润而成。欧洲则不然，自古列国交锋，所以西方人注重商战。他说：

我国自秦汉以后，为大一统之国者千余年，环列皆小蛮夷。其文物势力，不足与我相竞，故谋国者于对外政略，莫或厝意焉。即有交涉，亦不过攻掠战争之事。若夫经济力之一消一长，能影响于一国之兴亡，此则秦汉以后之政治家外交家所未尝梦见也。欧洲则不然，彼自千年以来，皆列国并立，势均力敌，境壤相接，交通夙开，故其人之奋于商战也。（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载《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七十）  

当今世界最显著的事实上，地球村还没有实现政治统一，一个国家必须重视经济领域的斗争，并努力像管仲一样通过经济为手段作到不战而屈人之兵。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天下统一，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也反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主张国家调节财富的流向，避免有产阶级垄断公共权力及世界市场。

《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解释说：“‘经过计算筹划的物价标准，应当同各诸侯国的标准保持一致。各类商品，价格偏低则泄散外流，偏高则别国倾销取利。这便是对立国家互相倾销商品，理财家互相争利的由来。至于成王业的统一国家，控制住国内市场流通就可以了。’桓公说：‘何谓控制流通？’管仲回答说：‘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五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四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三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只够两人食用的。他们都是花费同样劳力种地的。掌握他们的农业生产与掌握国家的物价政策相辅而行，这就是国家理财政策在按时进行控制了。如果君上不用政策去控制流通，富民商人就会在下面控制，这样，国家的理财政策就落空了’”（原文：“乘马之准，与天下齐准。彼物轻则见泄，重则见射。此斗国相泄，轻重之家相夺也。至于王国，则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谓持流？”管子对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齐力而功地。田策相圆，此国策之时守也。君不守以策，则民且守于下，此国策流已。” ）

《管子》的作者将对外经济权谋总结为五个方面，包括在平衡供求上作战，在调节物价上作战，在物资流通上作战，在运用权术上作战，在利用形势上作战。认为这样就能作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管子·轻重甲第八十》中有：“桓公曰：‘轻重之数，国准之分，吾已得而闻之矣，请问用兵奈何？’”管子对曰：‘五战而至于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请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此所谓五战而至于兵者也。’桓公曰：‘善。’ ”

从整体上说，保存在《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中的这些经济战计谋的核心都是通过让他国发挥某种产业优势，利诱其放弃基础产业（管仲时代主要指农业），使其产业结构弱化。等到时机一成熟，就通过禁运手段强迫对方屈服。马非百先生以为，这些经济战术“均是以轻重之策灭亡人国之具体说教，而其中心思想，则只是一个阴谋，即运用‘天下下我高’之原则，将某种外国特产之国内价格提高到比出产国更高之办法，使其变成单一经济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已。”

《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中经济战计谋思想核心一致，但实现形式却变化多端，有的一国独战即可，有的需要诱使各国参与。有的花费巨大，有的则不费一文；这些计谋依次是：制鲁梁之谋，制莱莒之谋，制楚国之谋，制代国之谋，制衡山之谋。详述如下：

32.制鲁梁之谋

白话：

桓公说：“鲁国、梁国对于我们齐国，就象田边上的庄稼，蜂身上的尾螫，牙外面的嘴唇一样。现在我想攻占鲁梁两国，怎样进行才好？”管仲回答说：“鲁、梁两国的百姓，从来以织绨为业。您就带头穿绨做的衣服，令左右近臣也穿，百姓也就会跟着穿。您还要下令齐国不准织绨，必须仰给于鲁、梁二国。这样，鲁梁二国就将放弃农业而去织绨了。”桓公说：“可以。”就在泰山之南做起绨服。十天做好就穿上了。管仲还对鲁、梁二国的商人说：“你们给我贩来绨一千匹，我给你们三百斤金；贩来万匹，给三千斤。”这样，鲁、梁二国即使不向百姓征税，财用也充足了。鲁、梁二国国君听到这个消息，就要求他们的百姓织绨。十三个月以后，管仲派人到鲁、梁探听。两国城市人口之多使路上尘土飞扬，十步内都互相看不清楚，走路的拖着鞋不能举踵，坐车的车轮相碰，骑马的列队而行。管仲说：“可以拿下鲁、梁二国了。”桓公说：“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您应当改穿帛料衣服。带领百姓不再穿绨。还要封闭关卡，与鲁、梁断绝经济往来。”桓公说：“可以。”十个月后，管仲又派人探听，看到鲁梁的百姓都在不断地陷于饥饿，连朝廷‘一说即得’的正常赋税都交不起。两国国君命令百姓停止织绨而务农，但粮食却不能仅在三个月内就生产出来，鲁、梁的百姓买粮每石要花上千钱，齐国粮价才每石十钱。两年后，鲁、梁的百姓有十分之六投奔齐国。三年后，鲁、梁的国君也都归顺齐国了。

原文：

桓公曰：“鲁粱之于齐也，千谷也，蜂螫也，齿之有唇也。今吾欲下鲁梁，何行而可？”管子对曰：“鲁粱之民俗为绨。公服绨，令左右服之，民从而服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仰于鲁梁，则是鲁梁释其农事而作绨矣。”桓公曰：“诺。”即为服于泰山之阳，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鲁梁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绨千匹，赐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则是鲁梁不赋于民，财用足也。鲁梁之君闻之，则教其民为绨。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郭中之民道路扬尘，十步不相见，曳繑而踵相随，车毂齺，骑连伍而行。管子曰：“鲁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对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绨。闭关，毋与鲁粱通使。”公曰：“诺。”后十月，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之民饿馁相及，应声之正无以给上。鲁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绨修农。谷不可以三月而得，鲁梁之人籴十百，齐粜十钱。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三年，鲁梁之君请服。

33.制莱莒之谋

白话：

桓公问管仲说：“莱、莒两国砍柴与农业同时并举，该怎样对付他们？”管仲回答说：“莱、苔两国的山上盛产柴薪，您可率新征士兵炼庄山之铜铸币，提高莱国的柴薪价格。”莱国国君得知此事后，对左右近臣说；“钱币，是谁都重视的。柴薪既是我国的特产，用我国特产换尽齐国的钱币，就可以吞并齐国。”莱国随即弃农业而专事打柴。管仲则命令隰朋撤回士兵种地。过了两年，桓公停止购柴。莱、莒的粮价高达每石三百七十钱，齐国才每石十钱，莱、莒两国的百姓十分之七投降齐国。二十八个月后，莱、莒两国的国君也都请降了。

原文：

桓公问于管子曰：“莱、莒与柴田相并，为之奈何？”管子对曰：“莱、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铸庄山之金以为币，重莱之柴贾。”莱君闻之，告左右曰：“金币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国之奇出也。以吾国之奇出，尽齐之重宝，则齐可并也。”莱即释其耕农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农。二年，桓公止柴。莱、莒之籴三百七十，齐粜十钱，莱、莒之民降齐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莱、莒之君请服。

34.制楚国之谋

白话：

桓公问管仲说：“楚，是山东的强国，其人民习于战斗之道。出兵攻伐它，恐怕实力不能取胜。兵败于楚国，又不能为周天子立功，为之奈何？”管仲回答说：“就用战斗的方法来对付它。”桓公说：“这怎么讲？”管仲回答说：“您可用高价收购楚国的生鹿。”桓公便营建了百里鹿苑，派人到楚国购买生鹿。楚国的鹿价是一头八万钱。管仲首先让桓公通过民间买卖贮藏了国内粮食十分之六。其次派左司马伯公率民夫到庄山铸币。然后派中大夫王邑带上二千万钱到楚国收购生鹿。楚王得知后，向丞相说：“钱币是谁都重视的，国家靠它维持，明主靠它赏赐功臣。禽兽，不过是一群害物，是明君所不肯要的。现在齐国用贵宝高价收买我们的害兽，真是楚国的福分，上天简直是把齐国送给楚国了。请您通告百姓尽快猎取生鹿，换取齐国的全部财宝。”楚国百姓便都放弃农业而从事猎鹿。管仲还对楚国商人说：“您给我贩来生鹿二十头，就给您黄金百斤；加十倍，则给您黄金千斤。”这样楚国即使不向百姓征税，财用也充足了。楚国的男人为猎鹿而住在野外，妇女为猎鹿而住在路上。后来隰朋让齐国百姓藏粮增加五倍，楚国则卖出生鹿存钱增加五倍。管仲说：“这回可以取下楚国了。”桓公说：“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楚存钱增加五倍，楚王将以自得的心情经营农业，因为钱增五倍，总算表示他的胜利。”桓公说：“不错。”于是派人封闭关卡，不再与楚国通使。楚王果然以自鸣得意的心情开始经营农业，但粮食不是三个月内就能生产出来的，楚国粮食高达每石四百钱。齐国便派人运粮到芊地的南部去卖，楚人投降齐国的有十分之四。经过三年时间，楚国就降服了。

原文：

桓公问于管子曰：“楚者，山东之强国也，其人民习战斗之道。举兵伐之，恐力不能过。兵弊于楚，功不成于周，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即以战斗之道与之矣。”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公贵买其鹿。”桓公即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管子即令桓公与民通轻重，藏谷什之六。令左司马伯公将白徒而铸钱于庄山，令中大夫王邑载钱二千万，求生鹿于楚。楚王闻之，告其相曰：“彼金钱，人之所重也，国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赏有功。禽兽者群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齐以其重宝贵买吾群害，则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齐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尽齐之宝。”楚人即释其耕农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生鹿二十，赐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则是楚不赋于民而财用足也。楚之男于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钱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对曰：“楚钱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谷。钱五倍，是楚强也。”桓公曰：“诺。”因令人闭关，不与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谷，谷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籴四百，齐因令人载粟处芊之南，楚人降齐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35.制代国之谋

白话：

桓公问管仲说：“代国有什么出产？”管仲回答说：“代国的出产，有一种狐白（狐腋白毛）的皮张，您可用高价去收购。”管仲又说；“狐白适应寒暑变化，六个月才出现一次。您以高价收购，代国人忘其难得，喜其高价，一定会纷纷猎取。这样，齐国还没有真正出钱，代国百姓就一定放弃农业而进到深山去猎狐。离枝国听到消息，必然入侵代国北部，离枝侵其北，代国必将归降于齐国。您可就此派人带钱去收购好了。”桓公说：“可以。”便派中大夫王师北带着人拿着钱到代谷地区，收购狐白的皮张。代王听到后，马上对他宰相说：“代国之所以比离枝国弱，就是因为无钱。现在齐国出钱收购我们狐白的皮张是代国的福气。您火速命令百姓搞到此皮，以换取齐国钱币，我将用这笔钱招来离枝国的百姓。”代国人果然因此而放下农业，走进山林，搜求狐白的皮张。但时过两年也没有凑成一张，离枝国听到以后，就侵入代国的北部。代王知道后，大为恐慌，就率领士卒保卫代谷地区。离枝终于侵占了代国北部领土，代王只好率领土兵自愿归服齐国。齐国没有花去一个钱，仅仅派使臣交往三年，代国就降服了。

原文：

桓公问于管子曰：“代国之出，何有？”管子对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贵买之。”管子曰：“狐白应阴阳之变，六月而壹见。公贵买之，代人忘其难得，喜其贵买，必相率而求之。则是齐金钱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离枝闻之，必侵其北。离枝侵其北，代必归于齐。公因令齐载金钱而往。”桓公曰，“诺。”即令中大夫王师北将人徒载金钱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闻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于离枝者，以无金钱也。今齐乃以金钱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齐之币，寡人将以来离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处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离枝闻之，则侵其北。代王闻之，大恐，则将其士卒葆于代谷之上。离枝遂侵其北，王即将其士卒愿以下齐。齐未亡一钱币，修使三年而代服。

36.制衡山之谋

白话：

桓公问管仲说；“我要找一个控制衡山国的办法，应怎样进行？”管仲回答说；“您可派人出高价收购衡山国的兵器进行转卖。这样，燕国和代国一定跟着您去买，秦国和赵国听说后，一定同您争着买。衡山兵器必然涨价一倍。若造成天下争购的局面，衡山兵器还必然涨价十倍。”桓公说：“可以。”便派人到衡山大量收购兵器，不同他们付价还价。齐国在衡山收购兵器十个月以后，燕、代两国听说，果然也派人去买。燕、代两国开展这项工作三个月以后，秦国听说，果然也派人去买。衡山国君告诉宰相说：“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衡山国的百姓于是都放弃农业发展制造兵器的工艺。齐国则派隰朋到赵国购运粮食，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隰朋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天下各国知道后，都运粮到齐国来卖。齐国用十七个月的时间收购兵器，用五个月的时间收购粮食，然后就封闭了关卡，断绝与衡山国的往来。燕、代、秦、赵四国也从衡山召回了使者。衡山国的兵器已经卖光，鲁国侵占了他的南部，齐国侵占了他的北部。它自量没有兵器招架两大敌国，便奉国而降齐了。

原文：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术，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公其令人贵买衡山之械器而卖之。燕、代必从公而买之，秦、赵闻之，必与公争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贾，天下争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诺。”因令人之衡山求买械器，不敢辩其贵贾。齐修械器于衡山十月，燕、代闻之，果令人之衡山求买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国闻之，果令人之衡山求买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争吾械器，令其贾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释其本，修械器之巧。齐即令隰朋漕粟于赵。赵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闻之，载粟而之齐。齐修械器十七月，修籴五月，即闭关不与衡山通使。燕、代、秦、赵即引其使而归。衡山械器尽，鲁削衡山之南，齐削衡山之北。内自量无械器以应二敌，即奉国而归齐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