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国行动，看民主精神复兴

    近些年来，“精英”二字听不绝于耳，视不绝于目。但对这样充塞传媒系统的字眼，我却不知为何物。近来我在中文网站上，看到部分作家、教授们发出了《关于处理西藏局势十二点意见》后，我才真正想知道“精英”是什么。因为作家、教授应该属知识“精英”的类别，于是，我翻阅了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以便搞清“精英”的名词解释。词典是这样解释的：1.精华2.出类拔萃的人。又特别注释一句：当代年青的精英。

     看到这样的解释，我纳闷了。二战期间的纳粹分子戈贝尔，是一个顶过博士帽的医学博士，但他没有因为医治病人的伤痛而闻名，却以“谣言重复一千次也会变成真理”而臭名远扬。难道戈贝尔也是人类的精华？？”出类拔萃的“精英”吗？

    其实，我并不想就什么是“精英”，“精英”从哪里来，“精英”为谁而存在，“精英”的对应物是什么，这样的大问题发表议论。我只希望哪位“精英”老师给我推荐一本“论精英”的专著，我一定重金购买，滴血拜读。但那必须是货真价实的，不能把熊彼特皮靴里的包脚布当旗帜，真理的排泄物作圣餐卖给我。

      对几十位“精英”老师，《关于西藏问题的十二点意见》，由于我身居国外，对情况不甚了解，没有发言权，不想从政治上说什么。只想就：“精英”们最关心的，也是我感兴趣的民主问题，尤其民主是什么的问题交换想法。

     民主是一个古老的政治话题。几千年来，有无数的学者、思想家、政治家以及臣民为之”竞折腰”。因为对民主内涵的理解不同，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所以，千百年来，有关什么是民主的探讨和论述浩如烟海，有人粗略地统计过，单对“民主”是什么的回答就有四百多种。我也粗略地估算过，有关“民主”是什么的论著，如果一页接一页地连起来，可以绕着地球赤道铺数百圈。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民主”是什么，至今还没有规范性的定义，包括西方那些民主专论的大师们，他们也是按照各自的理解混乱地使用着。

      只是到了近期，意大利的学者马斯泰罗内，在他的《欧洲民主思想史》的前言中，才谨慎地提到：民主更像是治者和受治者之间的某种关系。美国的民主专论学者乔.萨托利，在他的权威著作《民主新论》中，信誓旦旦地要给民主下个“规范性的定义”，其结果也是不了了之。但他比马斯泰罗内前进了一大步，他把民主中的“民”和“主”正式分开来看，并提出：社会优先于国家，“民”优先于“主”的民主原则，并进一步提出，没有这样的“民主原则”，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可惜的是，他没有沿着这一划时代的著名段语继续向前走，没有把民主区分为“民主原则”和“民主制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政治内涵，也没有进一步论证“民主原则”中的“民”与“主”的主从关系，以及“民主原则”与“民主制度”的辨证关系，更没有论证民主制度是为保证“民”先于“主”的民主原则而创制的。所以，在他洋洋数十万言的专论中，不可能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形态中，根本不存在“民”的利益先于“主”的利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为保护资本而创制的，不是为了保护“民”的利益而创制。谁是资本的拥有者，谁就是先于“主”的“民”，谁是资本的雇佣者，谁就不是优先于“主”的“民”。所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不是“民”优先于“主”，而是“资”优先于“主”，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不是民主，而是“资主”。“主”是为“资”而存在，是“资”的忠实奴仆。那些无“资”的绝大多数“民”，只是每隔几年用所谓的政治权利选出一批为“资”服务的“主”。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制度根本不属于真正民主制度的范畴。

     但是，这不等于说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一无是处。因为，不管是“资”先于“主”的政治制度，还是“民”先于“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都必须确立“主”的从属关系。衡量“主”是不是仆从的标志，就是看“主”手中的权力是不是为“资”或“民”服务的工具。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有着共同的逻辑关系，主要看权力是否被“主”窃为私有。为了防止“民”的权力或“资”的权力失窃，两种政治制度都要设定权力的安全阀，也就是建立完善的防盗体系。在防止权力失窃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那么，什么是民主呢？我认为：民主就是“民”（被统治者）与“主”（统治者）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民”先于“主”是民主的原则，是本质，保证民主原则实现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制。

     “民”和“主”就是对立的统一，统治者是被统治者的异己力量，是由“民”与“民”之间各自“为我”行为关系异化的结果，形成了矛盾的对立。统一是指，统治者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来之于“民”，回归于“民”，他不代表自身利益对“民”形成统治力量，他的统治力量只体现在为“民”的服务上。但统治者也是人，他们同样会产生“为我”的行为。如果统治者不以统治权力“为我”，他们的“为我”行为，不会对被统治者构成压迫和剥削的力量；统治者一旦将“民”的权力窃为己有，统治者的权力就变成了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暴力。“民”先于“主”的原则被颠覆了，变成“主”先于“民”的政治反动。“民”不仅有权喊出不满的呼声，而且有权罢黜统治者，收回被他们窃取的权力。如果“民”没有合法的表达民意的通道，社会就会发生动乱，这就是质变的矛盾运动。

     中国是封建统治很长的国家，不存在“民”用选票选举“主”的政治手段，但不乏“民”优先于“主”的民主思想。远到孟子“民重，君轻”的政治见解，小到“万事民为先”的歌词（电视连续剧《康熙微服私访》的主题歌）。中国是一个“民”先于“主”的民主思想宝库，而集大成者就是毛泽东。“民”先于“主”、重于“主”、高于“主”的民主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宝库的基石和精华，他的思想都是围绕这一基本原则展开的，也是为实现这一基本原则服务的。不管是进行战争还是建设，都是为了实现“民”先于“主”、重于“主”、高于“主”的基本原则。在政权建设上，他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政权的基石，“主”的行动指南。作为统治者的“主”，他们要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是何等的难呀！

      作为统治者的'主”他们也是人，是人就会产生“为我”的行为，“为我”者手中的权力，就会转化压迫“民”、剥削“民”的工具。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由于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保障。所以，“主”压迫“民”、剥削“民”的事件不断发生，这就使毛泽东想要的“民”先于“主”的民主政治发生逆转，这是爱民如己的毛泽东无法容忍的。所以，他就不断发动“民”对“主”进行直接监督和斗争。实践政明，用这样的斗争方式，并没有遏制住“民”先于“主”向“主”先于“民”的退化，相当一部份“主”成了压迫“民”、剥削“民”的官老爷。这就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发动全国的“民”，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辫论的“四大”形式，对各级统治者进行批判和斗争，直到后来由被统治者的“民”从统治者“主”的手里夺权，几乎全面摧毁了他亲手建立起来的权力体系，以实现他心目中“民”先于“主”、重于“主”、高于“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创制运动。毛泽东的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举措，实实在在地触动了被倒置的民主政权中那些“主”的利益。所以，在毛泽东逝世后，那些曾经窃权而又失权的“主”们，以百倍的决心将毛泽东的民主政治倒置为主民政治，再通过市场的掠夺手段，这时的“主”不仅拥有政治的统治权，而且还拥有财产的所有权，这样的政治制度已无任何民主可言！

      尽管有全民参与的社会主义民主创制运动暂时走到了低潮，但这场民主创制运动的原则是永存的。一个保证“民”先于“主”的民主制度一定会诞生！

     有了对什么是民主的界定和对全民创制运动的简单历史回顾，证明“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是国家的所有者。所以，“民”在任何时候表达他的爱国之情都不为过，爱国是国之主人的天然权利和义务，他们控诉分裂国家，控诉诬蔑国民的敌对声音，就像他们拿起武器保卫国家不受侵略一样重要。只有日伪汉奸才会咒骂抗日的国民。

     我为世界中的爱国志士而欢呼，我为国内青年的爱国义勇行为而高兴，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民之主体意识的觉醒，民主精神的复兴。只有这样的觉醒和复兴，“民”才能自己走上主宰国家的政治大舞台，才能把被颠倒了的民主原则再颠倒过来，只有“民”主宰的国家复兴，才是真正的民之复兴，国之复兴。

      “人民万岁！”这是毛泽东的全部心声。

                                                                                                             2008.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