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为农民鸣不平的思想家

为农民鸣不平的思想家

                                ---选自《墨子智慧心解》第八章

                                                                                           达流

                                              一、善待农民就是善待生命

从生与死的角度，我想起了一个最简单不过而又老被人遗忘的问题：人生存的前提是要吃饭，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要是为生命提供能量的食物。

在今天，在我们多少有些为近年经济社会的进步而陶醉时，我们不要忘了“三农问题”仍然是当今中国最沉重的话题之一。

我们将生产粮食等农产品的人我们称之为农民（当然也包括牧民、渔民，这是统一以农民代之），他们，是人类的生存之本。按说，对从事这一项工作的人我们应充满了崇敬，我们应感恩他们的劳作。可在儒家为正统的中国文化视野里，农民被称为“劳力者”，最没有社会地位，最让人看不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打破了许多传统文化的桎梏，但农民的社会地位却不见有好转。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至今仍有许多农民亲朋。在我小时候，想过一辈子当农民吗？那是做梦都没想过的。直到现今，有多少农家孩子以出身农民世家而自豪的？我的答案是：几乎没有。有多少农民的后代奋斗拼搏的原始动因不是摆脱农民的身份？我的答案是：几乎全部都是。

粮食，生命之树的水土。农民，我们的衣食父母。

平民百姓和王公大臣至少在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都要吃五谷杂粮。

这个道理简单得过了头，所以常常被人遗忘。吃饱饭时忘记了灾年以凉水充饥，混成了城里人后就忘记了鸡鸭鱼肉是农民生产出来的。

为全社会提供粮食的人，却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往往又是最没有粮食吃的人，这真是对人类社会极大的讽刺。历史上，恭顺善良的中国农民屡次暴动，实在是饿极了的缘故。历代帝王，把他们推上宝座的是农民，赶他们下台的还是这些农民。

墨家学说有一个非同一般的特色：善待农民。替农民着想，为农民说话。尽量减轻农民身上沉重的负担，让他们能够有做人的尊严和平等的社会地位。

善待农民，就是善待生命。

看墨子是如何替农民说话的:

劳动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就没有好年岁。所以说财用不足，就要反省生产是否合农时，粮食不够，就要反省使用是否有节制。

用正常的差役，修治城郭，百姓劳累而不伤;用正常的田赋，征收租税，百姓费力而不苦。百姓所苦的不是这些，而是苦于官府大量搜刮财物。

百姓由于常年在外劳役而痛不堪言，国库由于君主奢侈而消耗殆尽，君主满足不了享乐，百姓承受不了痛苦。

所以国家遭到外敌人侵就会失败，百姓遇到凶饥之灾就活不下去。这就是只求自己享乐，不善待农民的罪过。

……  ……

好在现在的政府能明了农民的苦处，公元200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减或免农村孩子享受义务教育的费用。但愿这一顺天理、得民心之举能真正贯彻下去。不要出现这里免除了，那里又增加了；学费不收了，杂费却比学费要多好几倍了，诸如此类的一些怪事。

二、墨子认为怎样避免挨饿？

这些年人们的生活好了，在一些城市许多孩子吃成了肥胖症，对挨饿已没了什么概念，也就忘记了中华民族曾是一个经常挨饿的民族。

在历史上许多时候，要说中国人最怕什么?恐怕应该是怕饿。从祖宗先人开始，直到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对“饿”一直有着异常深刻的感受，对生与死的抽象玄思已让位于现实的饥饿体验。中国人的各种生死之道、处世方略、权谋伎俩，乃至文化习俗，都能找到与“饿”相关的痕迹。

西方人见面打招呼说:“你好!”中国人见面打招呼说:“吃了吗?” “吃了吗”成为最大众化的口头礼仪形式，表示对对方的友好、亲近和尊重，实在是饿怕了的表现。

中国人的烹饪技术享誉世界，吃的艺术无与伦比，各地有各地历史悠久的做法与吃法，成为本地民风民俗的重要景观。游览者每到一地，没有不狠狠地吃上一通的。外国人只知道中国人特别爱吃，却不知道中国人经常挨饿。因为时常挨饿，故一味紧吃慢吃、俗吃雅吃、文明的吃野蛮的吃，把玩的吃欣赏的吃，吃由是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乐此不疲的一种梦想，一种艺术享受和人生方式。

能够进人吃的境界的，差不多都是富豪官僚，经常挨饿的则尽是黎民百姓。富豪官僚猛吃，黎民百姓就猛饿，愈吃愈饿，愈饿愈吃，构成一种奇妙的景观。

为官之道，以让百姓吃饱为要。倘若饿殍遍野，为官者必自灭。

如何才能使百姓不挨饿呢?墨子认为：

一是明察、了解百姓的疾苦，关心他们的生活。墨子举一个例:

现在有背着孩子在井边打水的人，如果孩子跌落到井中，他的母亲必定赶快去把他拉上来。如今碰到灾年而百姓挨饿，道路边上遍是饥民，这种祸患比孩子跌落在井中还严重，更应该仔细明察。

二是与民同甘苦。

思想家替农民说好话的不只墨子一个，孟子甚至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深含哲理的话。可对思想家，不仅看他怎么说，更要看他怎么做。不仅要看他如何讲理论，更要看他如何提出具体要求。墨子深知，真正浪费财物的只能是为官者，君王必须带头节俭，才有实际的效应。在灾难面前，为官者不能逍遥在外，而应该共渡难关。《辞过》编里，他说：“君主应用度有节，容易满足。”在《七患》里，他对此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希望王公大臣能身体力行，为百姓减轻负担:

饥荒之年殃及人民时，国君应该撤消鼎食的五分之三，大夫撤消高悬的乐器，士人不再入学，国君上朝的朝服不再做新的，对诸侯的宾客、邻国的使节，礼宴不应铺张，撤掉驾车的四匹马中的两匹马，………脾妾不必穿丝织的衣服，以此告诉人民灾难到了。

我们不妨设想墨子在写下这些话时的心情，一定是饥民一幅幅哀愁的面孔浮现在他的面前，让他愤懑于胸，不吐不快。

如果墨家重视农业、善待农民的思想主张和情感倾向不是被打入历史的冷宫，如果中国农民的处境不象事实发生的那样过份悲惨，那么，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或许比我们曾经历过的要好许多，我们对生存和死亡的观念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

（《墨子智慧心解》，达流著，中国城市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各书店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