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重迷雾中的路线斗争（四）

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华！ (七)

------重重迷雾中的路线斗争（4）                              

四、真实的历史

作者：九月十五（lujun1999）

上文说到，刘少奇为了达到象苏联赫鲁晓夫一样夺取党内最高权力的目的，不惜扰乱国家正常经济计划《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不惜造成几十万人民群众大批量非正常死亡。刘少奇的动力不仅仅来自于他对最高权力的个人野心，个人认为更多的还是他对马克思主义错误教条“生产力水平决定论”的深信不疑。因为刘本来就是作为党和国家的接班人培养，只要不出意外，他就能够和平的获取最高权力。毛主席为了避免苏联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没能接上班而被赫鲁晓夫纂夺最高领导权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不惜自己退居二线，而让刘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便培养刘的威望来确保刘能够按正常组织程序接班。毛主席没有想到的是刘的思想理念和赫鲁晓夫的思想理念实际上是一致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错误教条“生产力水平决定论”。所以，刘少奇行动中起决定因素的应该还是错误的教条主义而不是个人野心。

现在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已经出现了三个教条主义集团。第一个教条主义集团是陈独秀教条主义集团。他们所信奉的错误教条是“二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低，所以中国只能先发动第一次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然后才能发动第二次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第一次大革命中，党内高层认为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革命的主导力量是资产阶级力量，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力量只是起辅助作用，第一次大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我们只有等待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中国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组织、武装工农群众，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见之于《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电视连续剧《星火》中曹立秋和张特派员的对话就真实的反映了这段历史。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完全是由于党的指导思想错误所造成。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教条主义集团的错误指导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认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也完全推卸到共产国际错误指示、蒋介石叛变革命和陈独秀个人身上去了。其实，错误教条“二次革命论”并不仅仅是陈独秀一个人的错误认识，他反映的是当时绝大部分共产党人的集体错误认识。“蒋介石叛变革命”这个理由更加可笑，蒋介石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理人，他要搞的本来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使蒋介石清共、屠杀共产党人之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没有停止，“北伐战争”还在继续，“消灭各地大小的军阀，统一全国军令、政令”一直是蒋介石追求的目标。观其一生，蒋介石也没有叛变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二个教条主义集团是王明教条主义集团。他们所信奉的错误教条是生搬硬套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城市工农兵暴动，武装夺取政权”。同样，这个教条主义集团也不仅仅是指王明，还有高层、中层、下层的一大批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是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山沟沟里一个工人也没有，又怎么会需要指导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呢？“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曾经是他们最厉害的理论武器。电视连续剧《井岗山》就反映了毛主席同这个教条主义集团反复斗争的情况。秋收起义失败后，在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岗山的过程中，毛主席和师长余洒度的反复争论表面上看上去是“是否坚决执行中央和省委攻占长沙指示”的争论，实际上是毛主席同生搬硬套“城市工农兵暴动，武装夺取政权”的教条作斗争。这些教条主义者在高层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中层有师长余洒度、特派员周鲁、特派员杜修经、刘安恭。他们念念不忘的就是攻占城市。下层共产党员的教条主义者同样不少，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这些下层的“城市工农兵暴动，武装夺取政权”的教条主义者在中央派来的刘安恭的支持下，就把坚持正确路线的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官职给选掉了。好像这还是毛主席唯一的一次给下级罢了官。电视剧中，当刘安恭把李立三的计划告知瞿秋白后，瞿秋白评价说“疯了”。刘少奇在《肃清立三路缮的残余一关门主义冒险主义(1936年4月10日)》文中称“反党反列宁主义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哪里是反列宁主义？根本就是不管中国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列宁的“城市工农兵暴动，武装夺取政权”的路线。李立三就是一个纯粹的按照书本本搞革命的教条主义者。

第三个教条主义集团是刘、邓教条主义集团。他们所信奉的错误教条就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生产力水平决定论”，具体内容就是“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低，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先走一段时间资本主义道路，等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再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剥夺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再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表叙实际上就是文革初期毛主席对“走资派”的表叙。“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引自《在工业十条讨论会上的讲话》。可以说，“走资派”就是毛主席对刘、邓教条主义集团非常形象的概括。

通过分析这三个教条主义集团，我们就会发现，除了王明教条主义集团是生搬硬套列宁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城市工农兵暴动，武装夺取政权”之外，陈独秀教条主义集团，刘、邓教条主义集团，他们的理论实际上都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错误“生产力水平决定论”和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阶段更替的生搬硬套。我们知道，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不遭受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是很难从马列主义的教条中解脱出来。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内存在强大的反革命集团---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 教条主义集团的错误能够很快的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从而给中国共产党造成重大损失，也能使中国共产党迅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造成教条主义集团的垮台。陈独秀教条主义集团就是在六万多人的共产党员被杀得只剩下一万人的腥风血雨中垮台的。王明教条主义集团也是在丧失大片根据地中央红军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险境中垮台的。在搞经济建设的和平时期，由于国内不存在强大的反革命集团，或者说反革命集团势力很弱小，教条主义集团的错误无法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中国共产党很难走到生死存亡的绝境。这样一来，教条主义集团的错误就很难被人民群众、广大党员所认识。网上有一篇文章《王卓超回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一次谈话》（《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3期《党的文献》）就说到了1965年5月毛主席的这种担忧。“王卓超：主席认为，要发扬井冈山精神，首先要分清路线问题。毛主席很强调路线，这点给我印象很深。主席结合当年井冈山的斗争，说了这样一些话。他说，路线对头，也会出现打败仗的时候，有时候是敌人太强大，有时候是我们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能简单地以一两次失败、挫折来判断路线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越用越活。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8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就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看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的确难得多。陈独秀教条主义集团不过六年就土崩瓦解，王明教条主义集团也不过存在了八年的时间。而刘、邓教条主义集团从一九五六年反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反对大批量、大规模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算起，已历时五十余年，刘、邓教条主义集团的路线错误还没有被人民认清。不少人都拿“国家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提高了”来证明刘、邓教条主义集团路线正确。如果这三点能够证明刘、邓教条主义集团路线的正确。按照同样的逻辑，这三点当然也能够证明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7》等资料，建国57年来（1949-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5%，其中前29年平均每年增长7.4%。平均每年增长7.4%的速度当然可以证明“国家经济发展了”。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从1952年至1978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亿1700万吨，电力从70亿度（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度，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发展到了1亿零400万吨。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核潜艇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中国在1976年时的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这些数据足以证明在毛主席路线的指引下，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不仅仅是提高了，而是大幅度的提高了”。“人民生活的水平提高”可以从人均寿命的提高看出来，解放前人均寿命只有35岁，后来中国人的人均寿命达到了65岁。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得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的结论。工人的生活水平一直比农民的生活水平高，1957年职工人数为3100万，而1978年职工人数增长到9499万。可以说，二十年的时间内有6400万人从生活水平低的农民成为相对生活水平较高的工人，把全体国民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则人民生活水平是提高了。如果从1957年已经成为工人的单独个人的工资收入来看，则生活水平提高很少。1957年职工工资总额为190.8亿元，职工年平均收入为615元。1978年职工工资总额为568.9亿元，职工年平均收入为598元。年平均工资还下降了。一般来说，国营企业降工资的可能性很小，年平均工资下降的原因应该是新工人招收得太多整个拉低了年平均工资。既然新工人招收得这么多，以至拉低了年平均工资，那说明整个国营企业在大发展（只有企业在大发展才会招收大量的新工人），整个国民经济也在大发展。那个所谓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不过是赤裸裸的谎言罢了。其实，有大量的证据可以戳穿这个谎言，只不过人民群众失去了话语权没有办法来戳穿罢了。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说他崩溃，只要他出现危机，必然会出现通货膨胀下的物价飞涨、企业破产导致大量工人失业等现象。而这些现象在那个所谓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年代，大家根本就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当初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是个什么样子？物价飞涨，要用麻袋装钱去购买商品。大量企业破产，大量工人失业。难道共产党统治下的国民经济崩溃和国民党统治下的国民经济崩溃还是两套理论两套标准不成？如果“国家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提高了”能够用来检验路线的正确，那国民党更加有资格说“他们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根本就是一场闹剧，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本就是一群杀人放火的罪犯编织的谎言。”因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比大陆人民的生活水平高，台湾的生产力水平也比大陆的生产力水平高。

“国家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不能用来检验路线的正确，那和平时期到底用什么来检验路线的正确呢？我们可以从毛主席的这句话“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总结出毛主席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是否正确的思想？这就是“维护还是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还是违背共产党的宗旨”。维护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维护了共产党的宗旨，就是正确的路线。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就会越来越相信共产党，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就会越来越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牺牲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就是错误的路线。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就会越来越不相信共产党，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就会越来越对共产主义的实现表现出迷惘和失望。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一条“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是继承了毛主席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是否正确的思想。建国五十年之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江总书记用这种特别的方式重提毛主席1965年讲话中和平时期判断路线是否正确的标准，并把他写入党章让全党学习。江总书记想做什么呢？不少左派同志攻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总认为一个不到一百字的表叙，哪里配称得上什么思想体系。个人觉得很遗憾。其实，任何一个时期的宣传都反应了当时社会最迫切的需求。现在，宣传得最多的是“科学发展观”，那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发展观念并不科学。“稳定压倒一切”宣传得最多的时候，实际上是最不稳定、矛盾最激烈的时候。“三讲教育”铺天盖地的时候，实际上是政治思想工作最为薄弱，领导干部最不讲政治的时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传最多的时候，那又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大家反过来想一想就会明白。

虽然毛主席在1965年就提出了“和平时期，应该如何检验路线正确的问题？”，并指出错误路线“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会违背共产党的宗旨”，但我们并没有看到毛主席系统的阐明“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的标准”。也不知道是毛主席没有说，还是说过但被人隐瞒了。改革开放后，毛主席很多讲话都被刻意隐瞒和封锁。我所看到的《毛泽东选集》也只写到了一九五七年。即使我们根据《毛主席在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的一次谈话》总结出把“维护还是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的标准”，那这条标准的实际操作性也不强。因为利益有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分。有时候，为了长期利益得到保证，就必须牺牲部分短期利益。我们就不能因为牺牲了部分短期利益，就得出路线错误的结论。更有错误路线用一些短期利益来收买人心，一但权力到手地位稳固之后就是疯狂的损害人民的长期利益。这样的一幕在改革开放后反复上演，以至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了大家公认的弱势群体。作为统治阶级中一员的工人、农民讨要本来应该正常发放的欠薪，竟然被人冠以“恶意讨薪”。游行、罢工这些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农民都享有的权力在社会主义中国竟然被剥夺。那“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个人看法，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不是天生就拥有的，那是因为劳动人民跟着共产党流血牺牲，打倒了反动阶级，成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人，夺得了根本上的权力。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来源于劳动人民根本上的权力。有劳动人民的根本权力就会有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劳动人民的根本权力就不会有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劳动人民可以为了长期利益牺牲短期利益，但绝不能放弃根本上的权力。就比如甲、乙、丙、丁合伙办了一家股份制公司，那甲、乙、丙、丁在这家股份制公司里所拥有的根本权力就是他们所拥有的股权，由于他们拥有这个根本权力，所以他们也拥有由此根本权力所派生出来的其他权力和利益。如共同经营管理公司的权力或者共同委托他人经营管理公司的权力，还有年终按股分红的利益。企业创建初期，为了让股份制公司迅速发展壮大，甲、乙、丙、丁可能牺牲短期利益如最初几年的年终按股分红，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获取这家股份制公司的长期利益。但甲、乙、丙、丁绝不能放弃他们的根本权力（即股权），放弃了股权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这家公司所带给他们的所有利益（不管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

按照同样的推理，那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权力是什么？个人认为，这个根本权力就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都归全体劳动人民共同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把这个叫做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其实，用“公有制”来概括“全体劳动人民共同所有”并不准确。因为根据中国的传统文化，公与私相对应，公家与私人相对应，公家实际上就是就有代表官府、国家的意思。“公有制”很容易让中国人产生“公家所有”、“官府所有”、“政府所有”、“国家所有”的歧义。个人看法，应该将“生产资料公有制”改为“生产资料共同平等占有制”，这样一来就不会引起任何歧义。唯一要做修改的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全体劳动人民共同所有”，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之上的。而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并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之上。私有企业还是一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辅助力量。所以“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全体劳动人民共同所有”这一原则还不能实行，只能实行“部分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共同所有”，有一部分生产资料还必须允许私人所有。这就要求把生产资料进一步细分为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加工品、技术资料。自然资源作为一种天然存在的生产资料，我们完全可以实行“一切自然资源生产资料都归全体劳动人民共同所有”这一原则。而对于“自然资源加工品、技术资料”这两种生产资料还只能实行谁创造谁购买谁就所有的所有制。全民资本投资的“自然资源加工品、技术资料”就归全体劳动人民共同所有，私人资本投资的“自然资源加工品、技术资料”就归私人所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可以完全消灭私人资本投资的“自然资源加工品、技术资料”私人所有制。这个现在没有办法确定。现在只能确定一条原则“不能用任何行政权力、不公平竞争手段来消灭自然资源加工品、技术资料这两种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只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全民资本用公平竞争手段来消灭这两种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那在现阶段生产力水平还并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中国，劳动人民的根本权力就变成了“全体劳动人民对一切自然资源共同平等占有的权力和全体劳动人民对全民资本投资的自然资源加工品、技术资料共同平等占有的权力”。

全体劳动人民对一切自然资源共同平等占有的权力和全体劳动人民对全民资本投资的自然资源加工品、技术资料共同平等占有的权力，并不意味着全体劳动人民就可以把把一切自然资源、全民资本投资的自然资源加工品、技术资料等生产资料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而是必须通过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平等占有公有制企业的股份”来实现。从生产资料上来分，公有制企业又可分为以天生的自然资源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企业和以全民资本投资的自然资源加工品、技术资料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企业。从地域上来分，公有制企业又可分为中央控制的公有制企业、省里控制的公有制企业、县里控制的公有制企业、人民公社控制的公有制企业（这一般又称为集体企业、社办企业）。中央控制的公有制企业实际上就是“全中国劳动人民共同平等占有股份”的公有制企业。“共同平等占有制”你可以把他理解成一种“公有制”也可以把他理解成一种“私有制”，但觉不是以前的那种“公有制”。中央控制的公有制企业相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自然是“公有企业”。但相对于单个中国人来说，他有权力、利益牵涉其中，他把理解成一种特殊的“私有企业”又何尝不可呢？如果相对于美国人、日本人来说，他们就会说这是全体中国人的“私有企业”。湖南省控制的公有制企业实际上就是“全湖南省劳动人民共同平等占有股份”的公有制企业。相对于全湖南省人来说，这是他们的“公有企业”。相对于江西省人、湖北省人来说，他们就会说这是湖南省人民的“私有企业”。长沙县控制的公有制企业实际上就是“全长沙县劳动人民共同平等占有股份”的公有制企业。相对于全长沙县人来说，这是他们的“公有企业”。相对于湘潭县人、岳阳县人来说，他们就会说这是长沙县人民的“私有企业”。甲人民公社的社办企业实际上就是“全甲人民公社社员共同平等占有股份”的公有制企业。相对于全甲人民公社社员来说，这是他们的“公有企业”。相对于乙人民公社社员、丙人民公社社员来说，他们就会说这是全甲人民公社社员的“私有企业”。判断一个企业的性质，主要就看企业的生产资料是否“共同平等占有”。如果是“共同占有”，但是权力、利益不平等则也不能说他是公有企业。对于局外人来说，他没有权力、利益牵涉其中，相对于他来说则肯定是“私有制”。只不过是谁的私有制，是一个人的私有制企业还是一群人的私有制企业而已。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共同平等占有制”是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全体国民来说的，全体国民都有权力、利益牵涉其中。但是，不能什么事情都由中央来做，为了调动地方政府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我们应该鼓励省、县、公社都大办公有制企业，允许一个地区率先发展。我们也把这些地方办的公有制企业称之为“公有制企业”。如果单个的省、县、人民公社都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搞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就会带动整个国家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改革开放前，就有过大公有制企业、小公有制企业之说。也不知道是谁搞出来的理论，反正我从老人那里听到过这种说法。我原来所在的国营企业也称之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但他实际上是我们市里办的市里管理，别说跟中央有关系，就是跟省里关系也不大。要说有关系，可能刚开始建厂的资金是上面来的财政拨款。听说我们厂也是1958年建的厂，刚开始也只有几十个人，经过毛主席的瞎折腾、经济崩溃的文革十年，终于崩溃成了上千人的国营企业。经过伟大的改革开放年代，国企大发展的二十余年之后，我们厂也发展成了零个人的国营企业，光荣的卖掉了。这个连省里都不参与管理的国营企业，居然因为中央管理不过来众多的国营企业而卖掉。以前觉得“抓大放小”还有点理由，现在想一想也只不过是骗人的借口罢了。中央一直就没有参与过省级国营企业、市级国营企业、县级国营企业的管理，怎么会因为中央管理不过来而放掉呢？

经过以上分析，“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是否正确的标准”就已经出来了了。

一、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自劳动人民的根本权力，要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权力。损害劳动人民的根本权力来给予劳动人民利益就是错误的路线。这种“崽卖爷田”似的给予的利益必定不能长久。

二、劳动人民的根本权力就是“生产资料所有权”。根据中国生产力水平并不发达的特殊情况，现阶段劳动人民的根本权力转变为“对一切自然资源共同平等占有的权力”和“对全民资本投资的自然资源加工品、技术资料共同平等占有的权力”。

三、劳动人民的根本权力“生产资料所有权”必须通过“全体国民共同平等占有公有制企业的股权”来实现。“对一切自然资源共同平等占有的权力”可以通过共同平等占有中央控制的以天生自然资源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企业的股权来实现。“对全民资本投资的自然资源加工品、技术资料共同平等占有的权力” 可以通过共同平等占有中央、省、县、人民公社控制的以全民资本投资的自然资源加工品、技术资料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企业的股权来实现。

四、全体国民共同平等占有的公有制企业股权，不需要单个国民通过金钱投入获得，也不能通过投入金钱的方式获得。国民的股权自出生之日起自动获得，死亡之日或者丧失中国国籍之日起自动失去。股权不能转让。

五、由于全体国民拥有公有制企业的股权，派生出全体国民有共同经营管理公有制企业的权力或者共同委托他人经营管理公有制企业的权力。国民有权力通过各种组织形式参与公有制企业的管理。1961年毛主席要求建立的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的鞍钢宪法这一管理制度，仍然是国民参与公有制企业管理的重要制度。

六、根据全体国民共同平等占有的公有制企业股权，每个国民都有自动获得公有制企业投资分红的利益。对于同级的公有制企业对他区域下的每个国民所获得的企业投资分红的利益应该是一样的。中央控制的公有制企业分红相对全国人民来说都是一样的，并不管他生活在繁华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农村。各省控制的公有制企业分红相对各省内人民来说都是一样的。各县控制的公有制企业分红相对各县内人民来说都是一样的。各人民公社控制的公有制企业分红相对各公社社员来说都是一样的。对于一名社员来说，他所得到的公有制企业分红应该是公社集体企业的分红、所在县公有制企业的分红、所在省公有制企业的分红、中央公有制企业的分红之和。

七、要使国民分得越来越多的公有制企业分红，就必须经营管理好公有制企业。如果公有制企业都亏损了，那全体国民所拥有的股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也不可能会有公有制企业分红。

归根到底，上面所说的这种权力、那种制度，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发展壮大全体国民共同平等所有的公有制企业并使国民分得越来越多的公有制企业分红。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是否正确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看各级公有制企业数量是否越来越多、资产是否越来越大？国民所分得的企业分红金额是否越来越多。各级公有制企业数量越来越多、资产越来越大，企业分红金额越来越多，自然就说明路线是正确的。如果各级公有制企业数量越来越少、资产越来越小，企业分红金额越来越少，自然就说明路线是错误的。为了全体国民的长远利益，短期限制企业分红，而把资金投入新建公有制企业、扩大公有制企业资产，这个路线也是正确的。

明白了“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是否正确的标准。”，我们再按照标准来检验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后两种严重对立的经济发展路线。谁对谁错呢？结果不言而喻。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在经济战线上给我们树起了两面红旗。“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 大寨代表着的是人民公社控制的农业集体经济和社办企业。大庆代表的是各级政府控制的公有制企业。《人民公社可以这样办？》一文说“种田，是不会种出十种福利来的，还是要靠工业生产哦。”给人的印象好象就是毛主席时期的人民公社只管种田，不办企业似的。先不说当初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为什么要改名人民公社呢？就是因为人民公社要工业、农业、商业全面发展，如果还叫农业合作社就不合适。当初还有一种意见叫国营农场也被否决，否决的原因就是农场不好包括工业、农业、商业全面发展的各个方面。就是大寨也绝不仅仅是种田而已。韩丁（于2004年5月15日去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长期支持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90年代初的一篇著作《The  Great  Reversal》（重访大寨：1987年）透露“因为从1983年以后大寨废弃了几家赢利的集体企业，同时不再继续维持曾使大寨闻名的土地高产和增加农作物产量的措施。遗弃的企业包括一个豆粉条加工厂，每年能获利10，000元，其副产品支持的养猪场可以获利20，000元；一个打铁和焊接的工厂，每年获利7，000元；一个酒厂，每年获利5，000元；还有一个养马项目，使用其他地区的牧场，每年能获利40，000到50，000元。这些总共每年92，000元的收入就再也没有了。曾用于豆粉条加工的巨大厂房和周围的猪舍现在都空荡荡的矗立在虎头山的山坡上。虎头山上其他的未利用或者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包括曾经用于养蚕的许多桑树，还有许多的胡桃树、柿子树，现在看起来，即使没有被遗弃也被忽视了。由于官方的说法是在过去大寨只注重粮食生产，所以今天的村里的领导人介绍一些早已经建立而还在生产的企业的时候，也说得仿佛是新建成的一般，就好像这也是改革的成果一样。这些包括：从前每年赢利2万元的砖厂（韩丁一家1971年在这里工作过），盈利1万元的豆油和醋加工厂，还有用于在公路上运送货物的拖拉机，年盈利1万元。”这些信息告诉我们，大寨这个人民公社有好几家社办企业。随着社办企业的发展壮大，自然可以使公社社员的生活走向富裕。1976年9月，江青到大寨就对陈永贵说：“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就是中国的未来，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如果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要砍掉的首先就是这面红旗，树立大寨，是经过长期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 果然，在邓上台之后，在一系列谎言的攻击下，大寨这面红旗被砍倒了，人民公社及社办企业也灰飞烟灭。大庆这面红旗相对来说不好砍，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企。不过这也难不倒那些一心想要整垮国企的人。首先给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优惠税收待遇，以不公平竞争手段给公有制企业造成经营困难。同时，大力扶持私营企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争夺公有制企业的市场。是不是扶持，就看他们是不是真心诚意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了。假打击真保护那当然就是扶持了。公有制企业经营困难了，然后就胡说是公有制企业的厂长经理的权力不足，要搞什么厂长负责制，要取消党委的领导。党委领导国营企业二十余年，没有什么问题。邓上台才几年，党委就没有能力领导国营企业了。再就是国营企业改国有企业，剥夺全体国民对公有制企业的所有权。同时也就剥夺了国企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监督行政的权力。毛主席1961年建立的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吸引广大职工参加公有制企业管理的管理制度，被扔进了垃圾堆。经过十余年的不公平竞争，中型、小型公有制企业终于陷入了困境。不是去改变公有制企业的不公平竞争环境，而是搞“抓大放小”消灭中型、小型公有制。人民公社的集体企业已经消灭了；县级公有制企业已经消灭了；市级公有制企业已经消灭了；省级公有制企业快消灭了。现在的目标则是特大型中央企业。消灭特大型中央企业的口号是“产权改革”和“股份制改造”。具体方法就是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稀释国有股份，然后通过国企整体上市和国有股股权转让来切断央企和国家的最后一丝联系，成功的消灭这些大型公有制企业。

毛主席的路线就是发展壮大各级公有制企业，带领全国人民共同致富，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刘邓教条主义路线就是消灭人民公社集体企业，消灭县级公有制企业，消灭市级公有制企业，消灭省级公有制企业，消灭特大型中央企业。不管他们在消灭公有制企业的过程中找了多少借口，这就是一条错误的路线。自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以来，革命并非一帆风顺，三个教条主义集团的历史贯穿了整个党的历史，其中有无数的挫折与错误，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前人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又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犯下各种错误的革命前辈？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一段真实的历史即将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是否有勇气来面对？我们作好准备了吗？

lujun1999

20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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