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的普遍幸福就是我当代中国的最大不幸！ ——答徐景安老先生、王占阳小先生

               私有制的普遍幸福就是我当代中国的最大不幸，

剥削阶级的普遍幸福就是劳动阶级的普遍痛苦！

               ——答徐景安老先生、王占阳小先生

                              杨连旭

                               2008/4/5

                                （一）

昨晚三两好友正闲谈，老友突然惊叹：

“杨连旭现在可是厉害，已经小有名气了！前些日子我在北京听了徐景安办的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讲座，其中还说到了杨连旭有篇反对他们普遍幸福社会主义的奇文，叫什么、什么来着……”

俺老人家慌忙答道：“是《以人民的名义剥夺人民，以改革的名义背叛革命》……”

“对，就是这个！人家说是篇奇文。”

“也被人改成了《修正主义者的真面目》了。俺并不是反对普遍幸福的社会，只是反对他们抽象的‘普遍幸福社会主义’……”

这时，另有一友问那老友道：“那人家也没问问你，这个杨连旭是个什么样的东西，竟敢反对我们？”

老友摇摇头：“没有。人家也不知道我认识杨连旭呀。再说，是人家在上边讲，我在下边听，那么多人呢！人家怎么能注意到我呀。”

接着，这位老友便介绍了一通，这徐景安如何了得、怎样邪乎。

原本呀，俺老人家以为，这徐景安只不过是个1980年代常见的那种不大不小年纪、半生不熟的水平、边升官发财边舞文弄墨、附庸风雅的官僚，比照吴敬琏、谢韬、高尚全等，这一干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修正主义名牌大腕可差远了。

待听了这老友的一番介绍才更加痛感俺们穷乡僻壤的山野匹夫真个是孤陋寡闻！

于是，今日出了家门便找到电脑搜查，一看，果不其然！这徐景安确实是十分了得！仅是年龄就不次于吴敬琏、谢韬、高尚全等好多，而且那也是名校毕业，尽管不务正业，改行政治经济，可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成了朝中的谋士、官府中的能人。

尤其是，人家徐景安老汉还曾在深圳充当过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开路急先锋呢。

现今，这老汉虽然是离开了官府，可却是资本家和学阀集于一身。仅此而论，就比那些依然还赖在党国这个妈妈的怀抱里吃奶、却又为资本家盗窃党国鸣锣开道的诸如吴敬琏、谢韬、高尚全等修正主义们人品高、本事大！

人家这老汉，有理论有实践，不像高尚全老汉等那样，只会搞些“改译”中央文件、开个什么“西山会议”、鼓弄商业保险等如此鸡鸣狗盗、偷鸡摸狗，人家徐老汉远胜过他们这些只会在朝中煽风点火、狐假虎威的“客里空”牌的修正主义者们。

人家这老汉，尽管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实现的升官发财，可毕竟现在是深圳徐景安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是名正言顺的资本家，由所在资产阶级本性决定，自然是顺理成章地要主张修正社会主义的。

如高尚全、厉以宁等，虽然也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实现的升官发财，可却不是名正言顺的资本家，总是被人指责有罪犯之嫌、惶惶不可终日，这才主张修正社会主义的。

可见，如此不呈之徒就是不如徐景安老汉本事大。

如谢韬、吴敬琏等，虽然至今还享受着毛泽东时代公有制计划经济遗存的待遇和好处，却又吃里扒外，专门为污蔑毛泽东时代、复辟私有制市场经济，摇旗呐喊、哗众取宠。

可见，如此无耻之徒就是没有徐景安老汉人品高。

所以呀，俺老人家此前还真就是小瞧了这徐景安这老汉，说了些不恭敬的过头话，现在不得不说：

失敬了，徐景安老先生；对不起啦！

想来，人家徐景安老汉，位高势大、学问大财更大，也不会同如俺老人家这样的穷乡僻壤的穷鬼们一般见识的。

不过，人家徐老汉那是真正主张自由平等的，对俺老人家这等山野匹夫反对“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奇谈怪论也是格外重视的，也确实在有关文章中给予了猛烈地批驳和辛辣的讽刺！

这也许是人家老汉在防微杜渐、也许是俺老人家的指责过于刻薄了的缘故，反正人家徐老汉是以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现为深圳徐景安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的身份，跟俺老人家自由平等的呢。

荣幸啊，幸福哟！这不只是俺老人家个人的幸福呀，更是如俺老人家这样的山野匹夫们的普遍幸福哟！

                        （二）

遗憾呀，好友此番所说的在徐景安办的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讲座批驳俺老人家的并不是徐老汉本人，而是王占阳小先生。

这样一来，说出话的分量自然也就轻了些许的。

尽管如此，也足以起到让老友错以为俺老人家已经成名人的效果了！

要说俺老人家，那更是个凡夫俗子，也和修正主义者们一样，是追求功名利禄的，哪怕能获得一点点也是好的。所以，既然王占阳小先生此次给了个小功名，俺老人家要说：

     感谢了，王占阳小先生！

     幸福哟！ 一个山野匹夫也能成为老友眼中的名人，那是幸福的！就像毛泽东时代，自报家庭成分时，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以自家是贫农、下中农和工人为骄傲和幸福一样。

唯愿现今所有的人能尽快找回那已经失落了很久的普遍幸福的社会！

既然平等自由有如此的好处于俺老人家，那么俺老人家就要继续平等自由啦。徐老先生、王占阳小先生，得罪之处尚希海涵哟。

查本年3月28日有关网页《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四次会议纪要》，其中王占阳先生的发言在指责唐逸关于“假使以‘普遍幸福感’为社会目的，那么全民吃‘摇头丸’也可以达到”时，不仅揭发出了俺老人家是公开指责他们提出的“普遍幸福社会主义”的第一人，而且还在大段引用了徐老先生驳斥俺老人家的原文后，强调：

“显然，唐先生、杨连旭诸公是把普遍幸福理解成为了人人及时行乐了。他们甚至认为连摇头丸、毒品等等所带来的一时快感也都是“幸福感”，这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了。”

对此，俺老人家必须强调指出的是：

第一、俺老人家还没有唐老先生的水平呢，反对的可不是他老人家强调的“以‘普遍幸福感’为社会目的”，也不是王先生所言的“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这个命题，更不是徐老先生后来文中所改口的“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普遍幸福”，而是王先生和徐老先生在《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暨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讨会》上提出的“普遍幸福社会主义”这个命题！

俺老人家以为，在《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暨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讨会》上，在高尚全老汉提出“人民社会主义”、江平老汉提出“宪政社会主义”、吴敬琏老汉提出“公正市场社会主义”、谢韬老汉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同时，你们也提出了个“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因此你们也就同他们一样，有修正主义者之嫌！

但愿俺老人家判断错了，你们不是诚心搞修正主义的。果真如此，俺老人家向你们请罪啦！

要说，人家马克思老汉发现了公有制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人类进化、社会发展的规律，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后，也并没死乞白赖要求那个人必须信奉，更没拿枪动炮强迫哪个国家必须实行他们的社会主义，完全是姜太公钓鱼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意识形态。人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就是以公有制为本质特征、作基本标识的，就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其余由公有制决定的上层建筑、决定意识形态的特点，都只是公有制在各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与私有制社会不同的特征。

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基础的社会形态，虽然同以完全公有制为基础的相比，上下左右是差了点的，可那也是约等于社会主义的。

所以，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哪里来的什么“人民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 “公正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遍幸福社会主义”等等，诸如此类脱离公有制的五花八门、乱七八糟、不三不四的社会主义，统统都是修正主义，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奴隶主义！

既然如今是强调学术平等、言论自由，鼓吹社会主义没有错，宣扬其它主义也没有罪，连公开侮辱执政党的祖宗、开国领袖也都自由自在的，那么尔等自然也就可以凭借着个人好恶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创造出自认为满意的任何理论和主义。

既然如此，尔等就该放心大胆、肆无忌惮的推销自己创造的理论、发明的主义，与那马恩列斯毛一比高低，为我中华争光，却又何必给挂羊头卖狗肉，将自家的绞尽脑汁获得的发明创造专利权拱手让人，把自己的那个理论和主义硬贴上与之毫不相关、乃至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的标签呢？！

唯有一种解释：

社会主义好！

那么，社会主义为什么这么好呀？以至于反对它的人也不得不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从事破坏活动呢。

好就好在，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自然也就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充满希望、充满幸福！

              （三）

其二、俺老人家可并不是“把普遍幸福理解成为了人人及时行乐了”的，更没有“甚至认为连摇头丸、毒品等等所带来的一时快感也都是‘幸福感”的，只是针对你们抽象的提出“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以多种可能做出了批驳。

不信，请看《以人民的名义剥夺人民，以改革的名义背叛革命》原文：

所谓“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个“开国际玩笑的社会主义”。

你那众人可千万千万别当真啊！据俺判断，那纯系是俩位教授急来抱佛脚、临时信口开河而成！

想想看，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暨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讨会那是名家汇集，竟然也还邀请了俩无名鼠辈，哪个还能不是受宠若惊呀。

大会一开，大师们个个慷慨陈词，真格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呢，无名鼠辈倘若一声不吭，不仅越发让人瞧不起，而且也失去了一次成名的机会，只好永远是无名鼠辈了。

没奈何，只好凑趣说几句。可又实在是没有独到之处，只得跟着大师们的基调顺嘴胡诌吧！

于是，也就有了“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这样的论调。

可是果真如此的话，那社会主义可就种类繁多、数不胜数啦！

卖淫得钱、嫖妓快乐、各得其所、两全其美，这可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那么我们就可以建设一个“娼妓社会主义”了吧。

现如今，我中国麻将成风，上到显贵富豪、下到农妇老翁，大多乐此不疲，那么依据“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这样的标准，我中华就该建设一个“麻将社会主义”了吧。

只是可不要忘记，殷人酗酒成性，纣王不仅不予约束，反倒自己也乐在其中，建成了一个酗酒社会；结果商朝被周人推翻，纣王丧命。

“金三角”那里最适合种罂粟！种罂粟、制鸦片、贩毒品是最“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那岂不成了“毒品社会主义”了嘛。

这样的“毒品社会主义”在我国好些地区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大有前途的呢！

可这样的“最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的社会主义能行的通吗？！

这样的修正主义，不要说世界人民，就是那些被谢韬老汉认为“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认可嘛！

由此看来，“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所谓“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必然导致我们与世界人民为敌，就是想让我们亡国呢！

王占阳、徐景安这俩个修正主义者，尽管还是无名鼠辈呢，可也毕竟是教授，通常不至于犯这等低级错误。

显然，是被当时的情形逼急了，结果就满嘴跑开了火车。所以，人们大可不必当真！

当然，由于当时还不知您等原来是如此的了得，轻视之词跃然纸上，此次引用，多有得罪，再次赔罪啦！

可不管怎样，原文毕竟证实了俺老人家可不是如你们所指责的那样“甚至认为连摇头丸、毒品等等所带来的一时快感也都是‘幸福感”哟。

咳，要不怎么说“肉食者鄙”呢！如今你们位高势大、财更大，就竟然连俺老人家文中长篇大论了的、那么浅显的意思都看不明白了。当年，你们没发迹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呀。那时，你们聪明机灵着呢！领导和爱妻的一个眼色、一个细微的动作，那就心领神会了。

哦，或许是以为俺老人家既非领导，更非佳人，人微言轻、无足轻重，不值得你们费心劳神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吧。

果真如此，也是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不过，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可要保密哟：

算命的说，俺老人家最近可是要当至少是省长那么大的大官啦！

哈哈，能升官，即便不发财也是幸福的；能升官发财，那可是最幸福的啊。

                          （四）

王占阳、徐景安这一小一老两位先生既然是那样醉心于“普遍幸福主义”，那么俺老人家也也就班门弄斧说上几句吧，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关于幸福，俺老人家在《道可道！》曾有过浅显的阐述：

人人都在追求幸福，那么什么是幸福呢？肯定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互不相让。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复杂得很呐！

其实很简单！所谓幸福，那就是感觉好。无论是收入多少，还是住房大小；不管是爱情有无，还是爱人怎样；无论是地位高低，还是职业好坏；……

总之，无论客观怎样，不管别人怎看，只要是自己感觉好，那就是幸福的！

一时感觉好，那就是一时幸福；一事感觉好，那就是一事幸福的；一生感觉好，那就是一生幸福的；永远感觉好，那就是永远幸福的。

快乐着的就是幸福的，幸福着的就是快乐的！绝大多数人感到幸福的社会，那就是幸福的社会；绝大多数人感觉幸福的时代，那就是幸福的时代。

幸福的人们充满着爱！爱他人、爱生活、爱劳动、爱国家、爱人民……，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幸福着的人们的爱是幸福的爱、是伟大的爱！生活在幸福社会和幸福时代的人，无限热爱幸福的社会、无限热爱幸福的时代！他们愿意为幸福社会和幸福时代贡献自己的一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流血牺牲在所不惜，舍生忘死、视死如归。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三卷》记载：贞观元年时，关中地区闹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贞观二年，全国出现蝗灾；贞观三年发大水。太宗勤勉听政，并加以安抚，百姓虽然东乞西讨，也未曾抱怨。这一年即贞观四年即630年，全国大丰收，背井离乡的人都回归故里，一斗米不过三四钱，整个一年犯死罪的只有29人。东到大海，南至五岭，均夜不闭户，旅行不带粮，只是在路途上取食物人。

贞观六年即632年，死刑犯增至290人。这一年的岁末，唐太宗李世民大发善心，恩准假期，让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谁也没想到的奇迹发生了，次年9月，290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所有死囚竟然一个不差，全部主动回来受刑。

由此，这就不难理解什么是幸福的社会了！

再看看毛泽东时代，那些舍生忘死的英勇将士，那些战天斗地的工人农民，那些献了青春献子孙的科技人员，我们就不难理解什么是伟大的爱了。

既然幸福是社会的个人生活感觉，那么就无需听别人说长道短，只要自己感觉好就好！他人更是无需说三道四，。因为任何人也不能代替别人在社会上生活，也就没必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只要人人不损害别人的感觉又自我感觉好就好。

所以，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必须注重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感觉，不仅要从衣食住行方面，而且要从安全、娱乐、发展、文化、氛围、风尚各个方面让绝大多数人感觉好，感觉畅心爽快、感觉心满意足、感觉精神愉悦、感觉前途光明、感觉再苦再累也是甜。这就决不不仅仅是在物质文明方面，还必须在精神文明及非物质领域的各个方面，全方位提高多数人生活的综合质量和总体素质。

再进一步呢，俺老人家以为：所谓幸福，就是客观存在在主观存在上所产生的美好感觉。其中的要素是：

第一、客观存在，必须要有；否则，所谓幸福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第二、主观存在，必须要有；否则，所谓感觉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第三、主观感觉，必须要有；否则，所谓美好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第四、美好感觉，必须要是；否则，所谓幸福就成了麻木不仁、无的放矢。

也就是说，所谓幸福，就是客观存和主观这两个存在共振出的主观美好感觉。

那么，客观和主观这两个存在怎么样才能共振出来主观的美好感呢？其中的学问可就大啦。

关键是客观怎样存在和主观怎样感觉。

客观存在千变万化、丰富多彩，既由自身规律决定，又受主观存在的影响。江山万里、干旱洪涝、丰欠不定，这是自然规律使然；可一经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就旱涝丰收，这是主观存在的作用。

主观感觉千姿百态、形形色色，既有客观存在决定，又受主观价值的决定。“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客观存在决定的；“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这是主观价值的决定。

正是由于主观价值的存在，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以，不仅面对不同的客观存在，而且即便是面对同一个客观存在，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群的主观存在也会共振出不同的感觉。万水千山、雪山草地、饥寒交迫、生离死别的长征，对很多人来说是痛苦的，可红军将士却感到无比骄傲和幸福！正是此理。

主观价值是由客观存在和主观认识共同决定的，是变化发展的。同一人、同一人群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下，人生观价值观也会有所不同。所以，面对同一个客观存在，共振出的感觉也会不同。正因如此，许多国军将士在内战期间、在国军中贪生怕死、痛苦万状，可在抗日战场上、在共军中却视死如归、幸福无比。

所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社会教育引导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普遍幸福的社会只能来自于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地位的普遍相同和社会教育引导人生观价值观取向的普遍相同。

                          （五）

资源和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只能是少数人发家致富、享有普遍幸福，并剥削压迫造成多数人的普遍痛苦。

资本主义列强国的人普遍幸福了，可殖民地半殖民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却普遍痛苦着呢。

当然，富人有富人的苦恼和幸福、穷人有穷人的痛苦和欢乐。但是，幸福的层次不同、痛苦的级别不一样，穷人只有暂短的穷欢乐，有的却是终生的痛苦！

所以，在私有制社会中，社会教育引导人生观价值观取向的方法，就是中世纪欧洲和改革前的西藏、在农奴制条件下普及基督教、喇嘛教、让人寄希望于来生，诱导受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面对痛苦的人生摧毁任何反抗的念头。

唯有公有制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地位的普遍相同，消灭了剥削、没有了压迫，人人平等，人生观价值观取向的普遍相同，才是实现普遍幸福的社会。

想当年，中国人民就是为了“消灭人吃人”的、万恶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社会、创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跟定了共产党，前赴后继、流血牺牲！

社会主义中国一经建立，果然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举国上下、同甘共苦、充满理想、充满幸福。

正如邓小平的总结：“五十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吗？多好老百姓啊！我们要恢复和发扬这个传统。”

这样的普遍幸福的社会，在当代世界、当代中国，在私有制基础上能实现吗？不可能！唯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所以，普遍幸福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根本无需格外强调，更不用刻意制作出个什么“普遍幸福社会主义”。

当今中国，如人所述：“人间正道私有化”。由此，社会两极分化，贪官污吏当权、土豪劣绅横行、流氓文痞霸道，这些富人穷奢极欲、紫醉金迷，坑崩拐骗偷、吃喝嫖赌抽、普遍幸福，造成了经济发展依附于列强，全国成为出卖劳力和资源的“血本甩卖大市场”，社会生产力进步水平几乎停滞，越发落后于先进，多数人深受新“三座大山”的压迫，以卖身、卖淫、卖血、卖命为生……，普遍痛苦。真正是：

私有制的普遍幸福就是我当代中国的最大不幸，

剥削阶级的普遍幸福就是劳动阶级的普遍痛苦！

为此，仁人志士冥思苦想……

在这种情况下，脱离经济基础抽象地宣扬“普遍幸福主义”，最好的方法无非就是借助篡改《论语》、《庄子》等经典，以追求内心的淡定来实现苦中作乐的幸福，接受既存的社会体制，拒绝任何社会变革；也诱导冥思苦想的仁人志士面对堕落的社会、腐朽的体制，放弃任何变革的思考。

这不过是中世纪欧洲和改革前的西藏、在农奴制条件下普及基督教、喇嘛教、让人寄希望于来生，诱导受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面对痛苦的人生摧毁任何反抗念头的现代版。

 正因如此，俺老人家才当仁不让地批驳了王占阳、徐景安这一小一老两位先生提出的“普遍幸福社会主义”的命题。

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必须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必须是消灭剥削压迫、实现人人平等，必定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必然是人生观价值观取向普遍相同的普遍幸福社会。

当今社会，脱离了公有制基础，奢谈什么“普遍幸福的社会”，不是痴心妄想，就是别有用心。

 其实，针对徐老汉的批驳，俺老人家在《再论<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也做了反驳，其中道：

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徐景安教授，更是别出心裁，提出了个什么“普遍幸福社会主义”。俺老人家指出，依他的那个“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逻辑标准，那么就该有“娼妓社会主义”、“麻将社会主义”和“毒品社会主义”。

他还不服，说这是“荒唐的推理”。其实，他的不服也有道理。因为俺老人家的本意是说，因为幸福是一种感觉、好日子是相对的概念，所以抽象地谈论“老百姓幸福、老百姓过好日子”没有任何意义。

“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而是要消灭贫困，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斯大林全集》下卷，第337页）所以，说社会主义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生活幸福，这没错！但是，社会主义怎样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生活幸福呢？

其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其二、“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9页)用在高度技术

除此之外，在两极分化、剥削压迫不平等条件下的所谓幸福、在血本甩卖资源和劳力基础上的好日子，还是社会主义吗？不可能嘛。

只因为俺老人家以为这是基本常识、一点就透，且这个徐教授不过是个小角色，当时对他只是一个挂角将，也就没多说，不曾想他还真就竟然毫无常识。

再次声明：那时还不知您等原来是如此的了得，轻视之词跃然纸上，此次引用，又有得罪，又次赔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