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始末·工作组时期（二）

 
红卫兵运动始末

第二阶段  工作组时期（续）

4．部分学校发生的反工作组运动

工作组进校后，由于其表面宣称的支持文化大革命与来自上级党政领导的真实使命“灭火”不一致而处于矛盾的境地，不久即引起一些反校领导的学生的不满和怀疑。部分学生不满工作组口头传达而无白纸黑字文件的“八项指示”（包括北大在内的北京部分学校的工作组借口贯彻“八项指示”，还封闭了校门，禁止非本校人员出入），认为这是限制了师生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有人甚至援引宪法，认为学生应该享有言论和成立学生组织的自由，即使上街游行也是合法的。部分学生通过一些反常现象，怀疑工作组与原校领导“穿一条裤子”，怀疑工作组不是来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而是来破坏或压制文化大革命的，

最早喊出“工作组滚出去”的口号的据说是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时间是6月8日，离该校工作组进驻时间仅相隔4天。接着，其他许多学校也都出现了怀疑或者直接指责工作组的大字报，其中著名的有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于6月16日贴出的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谭厚兰等人于6月20日贴出的大字报《孙有渔把运动引向何方？》、北京师大附中学生陈永康、何芳芳于6月20日贴出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等，与此同时，一些学校的学生还刷出了大标语，如“革命不需要保姆！”、“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等。

但是，这些反工作组的学生们并不知道，工作组以及站在工作组背后的上级党政领导人早就张网以待，就等着“右派”学生们自已跳出来了。

5．工作组整“右派教师”和“右派学生”

从1966年的6月上旬起到7月中旬止，从北京到地方各城市的大、中学校中，出现了大量被工作组及派出工作组的上级党委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事件。按照习惯，这些事件通常依据其发生的日期而被命名为“六·×事件”或“七·×事件”。每当一个学校“抓出”这类“反革命事件”时，工作组就会动员全校师生将文革运动的重心转移到对“反革命事件”所牵涉到的教师和学生进行批判、斗争的方向来，所以，随着北京和全国各城市有越来越多的学校被抓出这类“反革命事件”，整个大、中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便转了方向，演变成了一埸工作组全面整“反革命”师生或“右派”师生的运动。

从时间分布上看，这类“反革命事件”出现密度最大的是6月下旬到7月中旬，其原因，一方面，各地工作组进校时间有先后，早则在6月上旬，迟则到6月下旬，从工作组进校到抓出“反革命事件”，总得有个间隔时间，而且，前述刘少奇对中共中南局、西北局请示报告上的关于在大、中学生中揪牛鬼蛇神的批示是在6月23日作出的，这一批示精神的传达，直接放开了工作组整“右派师生”的手脚。这一全国性的工作组整“右派”师生的运动延续到7月中旬便突然终止了，原因很简单，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断然制止了这一整“右派”师生行为的继续漫延和扩大。

从这些“反革命事件”的起因或内容上来看，通常只是因为某个学生贴了一张或几张批评或怀疑工作组的大字报，或者因为某些学生和青年教师搞了一次集会，或者因为某些教师或干部给上级领导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等等。

这一时期被工作组及其上级党委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事件非常多，普遍发生于全国各地大、中学校，这里只能列举几件：

全国最早被工作组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被工作组认定的“六·六事件”中为首的“反动学生”是一位名叫李世英的女大学生。从事件发生的时间上看，这几乎是工作组刚进校门就抓了她，这么高的效率是挺吓人的，因为从工作组进校到案发到定罪到迫得案犯自杀的间隔时间总共只有几天功夫。这位李世英遭到工作组的拘禁，并被戴上高帽子和另一些学生一起在校园内游街，工作组发动大批学生写大字报批李世英，骂她是“美女蛇”，6月9日中午，李世英从工作组关押她的房间窗户跳楼自杀，但未遂。

文革中在全国引起反响最大的恐怕是清华大学工作组整蒯大富事件。据蒯大富自己说，该学校与他同时被整的有800多人（见田炳信的《采访蒯大富》），规模很大。清华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当时是刘少奇亲自抓的点，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任该校工作组顾问，亲自坐镇清华。蒯大富被工作组关押18天，他和与他持同样观点的学生多次遭批斗。6月26日，清华园内举行大规模的“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当时与蒯大富一起挨整的学生中，有一人自杀身亡；蒯大富则宣布向工作组绝食抗议。

由于刘少奇的6月23日批示中表示：对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因此，前述北京师大附中的两位给工作组写大字报的中学生陈永康和何芳芳也成了“小右派”。这两位“小右派”是刘少奇女儿刘平平的同学，因为刘平平当时就是这所中学的学生，而且有资料表明，刘少奇当时直接通过刘平平关注着这所学校的运动情况。

这里再举一个发生在浙江省杭州市某重点学校的“七·×事件”。7月初的一个傍晚，该校两名青年教师吃完晚饭后，因宿舍里闷热，相约到校园走走（该校宿舍离校园很近），路上遇到几名学生，被告知有一些学生今晚要在某教室集会，出于好奇心，这两位青年教师便跟去听听。其实那次集会的到会学生只有20多人，会议内容也就是几名学生发言，表达了一些对工作组的不满和怀疑情绪，这两位青年教师在会上是否发言，已经是谁也记不清了。但是，不知是与会者中有人告密，还是工作组早就对这些学生们的行为进行了严密监视，反正当晚工作组就知道了这件事，并连夜向市委作了紧急汇报。几天后，工作组就正式宣布，将这次学生集会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将参加这次集会的两名青年教师定性为这次“反革命事件”的策划、操纵者，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这两位青年教师的拘禁和多次大规模批斗，其他与会学生也遭到迫害。

据对北京24所高等院校的不完全统计，文革的工作组时期，有上万名学生和数千名教师被工作组整成“右派”，至于北京各中学被整人数，以及全国各城市的大、中学校的被整人数，现无统计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类工作组以所谓“反革命事件”为借口整“右派”师生的现象普遍发生于全国各学校中。可以说，如果不是毛泽东于7月18日及时回京，这埸工作组整“右派”师生的运动将扩大到什么样的规模是很难估计的，可能会远远超过1957年反右运动所涉及的规模和人数。之所以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各学校的工作组进校后普遍沿袭“四清运动”中工作队的经验，暗中对所在学校师生全面进行了“左、中、右”的排队，同时还整了大量的“黑材料”。据文革后来阶段造反派红卫兵所获得的部分“黑材料”透露，有不少在工作组时期未挨整的人其实已经上了工作组的“右派”名单和被整了“黑材料”，只是因为工作组尚未找到整这些人的借口或机会而已，也是因为工作组不久即被毛泽东下令撤走，其整右派学生的行动尚未充分展开的缘故。文革后来阶段造反派红卫兵抢得的“黑材料”只占总量中极少的一部分，绝大部分“黑材料”后来都被中央下令销毁了，所以，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人曾经被工作组整了“黑材料”。这里顺便说一句，工作组时期所整的“黑材料”问题，成为影响运动后面阶段的重要问题，在运动后来阶段，各地多次发生的造反学生或造反派红卫兵冲击党政机关、公安机关，乃至军事机关，其起因均与“黑材料”有关。

6．关于文革中工作组整“右派”师生

（1）文革前期各地发生的工作组抓“反革命事件”行为是一埸全国性的有组织、有预谋的镇压“右派”师生的行动。各地的工作组及上级党委对所谓“反革命事件”的反应实在是太快了，往往离这些事件的实际发生时间只有短短几天，上级党委的定性结论就下来了，给人的印象是，工作组及其上级党委在事件发生前早就张网以待，随时在等待着学生们自己跳出来。联系到刘少奇6月23日在中共中南局、西北局报告上的批示，更能使人确信这一点。

（2）工作组给被整师生所定的罪状荒谬而不能自圆其说，罪证苍白无力。

当时在校的大、中学生，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尚未踏上工作岗位，无任何历史问题可抓；当时情况下，凡是敢给工作组贴大字报的学生，家庭出身通常不错（如上述的蒯大富、谭厚兰、陈永康、何芳芳等，出身都很好），工作组在这方面也找不到借口；至于参加文化大革命，那是党中央的号召，贴大字报，在当时是被公认的“四大民主”之一；至于运动前期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行为，只要北大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不被公开否定，反对校领导便无法构成罪名，所以，当时工作组能给被整师生定的唯一罪名只能是“反对工作组（或反对市委、省委）就是反党”，而这一条在当时实际上已经不大站得住脚了，因为全国已经有那么多的政界要人（如彭、罗、陆、杨等）被打倒，工作组就敢自称绝对正确？市委、省委、中央部委的负责人就敢说是绝对正确？从目的和动机方面论，这些学生都是尚未完成学业踏上社会的青少年，要说他们企图“反党夺权”，是很难说得通的。正因为如此，对当时中学发生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只要有教师牵涉其中，不管实际真相如何，工作组都尽量将这些教师指认为“反革命事件”的策划和操纵者，因为给教师定罪名总要比给学生定容易些。

要说罪证，除了学生们自己贴出的大字报和大标语算得上“白纸黑字”以外，更多的罪证如学生在某集会上说了什么话，在私底下又跟谁说了什么话等，只能来自所谓“左派”学生的小报告，其中多有不实之辞，很难经得起当面对质。

重要的是，从6月1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来，《人民日报》及其他中央报刊连续发表了很多社论和重要文章，这些社论和文章的主旨都是鼓励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向资产阶级进攻的，其精神与工作组卖力执行的“八项指示”相悖，而部分学生对工作组的怀疑和不满也往往表现在反对“八项指示”上。所以，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们对照中央报刊精神，认为自己没有错。

综上所述，工作组在整学生和教师时，在道理上通常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只能利用手中权力对被整的师生实施拘禁、游街、批斗等高压手段，或者运用职权的影响制造虚假多数，动员大批群众对被整师生进行批斗或围攻式的“辩论”。但即使是在这类仗着人数优势而进行的围攻式“辩论”中，工作组及其支持者也往往落于下风，被受围攻的学生驳得无言以对。

（3）可能刘少奇等最初以为，只要通过工作组把带头闹事的学生或青年教师抓出几个，狠狠地整一下，全国校园里燃起的这埸大火就可以压下去，从而把运动纳入“正规”或者干脆结束运动（据有关资料，刘少奇曾在7月6日指示团中央和教育部门：“中学文化革命要在八月份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但没想到的是，这一时期校园的情势与1957年反右时是不一样的，工作组的高压手段，并不能把所有的学生都压下去，各地学校都出现了一些宁死不屈的硬骨头。

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抓的那些“右派”，多数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他们这些人的个性往往比较软弱，因此，1957年的“抓右派”时并未听说遇到很激烈的反抗，但文革的工作组时期所抓的“右派学生”就不同了。我在本文的序里讲到过，我国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在文革前所受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青少年中普遍洋溢着一种勇于为社会、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他们自幼就渴望成为革命英雄，而决不肯接受自己成为“反革命份子”的现实，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他们宁愿死；另一方面，这些学生认为，参加文化大革命无罪，他们在运动中的言行符合《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宣传的精神，相反，倒是工作组的所作所为与《人民日报》等宣传的中央精神相背离。所以，学生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自己为什么就变成“反革命”了？事隔许多年以后，有一些文革工作组时期被打成“右派学生”的人，还能回忆起自己当时每天晚上在灯下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反复阅读毛泽东著作和“中央报刊”社论的情景，而阅读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精神”的结果，总是能给这些学生以信心和力量，相信自己没有错，相信“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由于不知多少遍地反复学习《毛主席语录》和中央报刊社论、重要文章，当时反工作组的学生中有许多人练就了一项独特的硬功夫，可以随时熟练背诵、引用大量“毛主席语录”和中央报刊社论中的话，并且做到一字不差，这使他们在与工作组及其拥护者们的辩论中大占优势，这类辩论常常是围攻式或批斗式的辩论，反工作组的学生往往在人数上处于一对几十、乃至一对上百的绝对劣势，但当他们朗朗地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或者《人民日报》社论中的话来证明自己观点正确或批驳对方的观点时，往往能使对方哑口无言甚至惊慌失措。

有一首歌在这一时期被工作组打成“右派”的学生中广泛流行起来，这是文革前上演并被拍成电影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歌词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黑夜里想你照路程¼¼”，不少人当年是流着眼泪唱这首歌的。在我搜集到的资料里，还有一位当年因被工作组打成“右派”而被关押的青年教师写的一首诗：“怒海狂飙呼声急，一洗浮泥见青璧；盼到朝阳从东出，铁崖尽染红旗色。”

这一时期，全国各地不断地有学生和青年教师“赴京告状”，这成为后来红卫兵“大串连”的前奏。

（待续）